人人都说和子女一碗汤的距离最幸福，71岁的我，却觉得远离子

那份从未寄出的天气预报

一碗凉了的汤

我叫魏国敏，今年七十一。街坊邻里都说，老魏师傅有福气，儿子魏东出息，是市里有名的建筑设计师，儿媳妇林琳也是个知书达理的好姑娘，孙子乐乐刚上小学，机灵得像只小猴子。他们的新家就在三个街区外那个叫“香榭丽舍”的小区，开车过来，不堵车的话，也就一刻钟。

用现在时髦的话讲，这叫“一碗汤的距离”。意思是，从儿子家端碗热汤过来，到我这儿，汤还冒着热气。人人都说，这是老年人最幸福的距离，既不互相干扰，又能随时照应。

可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快一年没喝过儿子送来的汤了。不是他不送，是我不要。

就说上个礼拜天吧。下午三点多，门被敲响了。我从那台吱吱呀呀的老旧“牡丹”牌收音机旁抬起头，就知道是魏东。只有他，还保持着这种老派的、不轻不重的敲门节奏，不像收水费的，也不像社区网格员。

我慢吞吞地挪过去开门，魏东提着一个保温桶，站在门口，脸上挂着那种我熟悉的、略带讨好的笑。“爸，林琳炖了排骨汤，给你送点过来。”

我没让他进门，就堵在门口，身子把门缝卡得死死的。我瞥了一眼那个锃亮的保温桶，摇了摇头：“拿回去吧，我刚吃过午饭。”

“这才几点啊，您就吃午过了？”魏东的笑容有点僵硬，“晚上热热喝也行啊，这天儿冷，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

“我晚上吃面条，喝不惯这油腻腻的东西。”我的声音干巴巴的，像院子里那棵掉光了叶子的老槐树皮。

魏东的眉头拧了起来，这是他耐心告罄的前兆。“爸，您怎么又这样？林琳炖了一上午，特意给您盛出来的头一锅。”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话要是传到儿媳妇耳朵里，又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是非。可我的嘴比脑子快，话说得更绝了：“她有那闲工夫，多看看孩子的作业。我这儿，用不着。”

魏东的脸彻底沉了下来。他把保温桶重重地放在我脚边的鞋柜上，发出“哐当”一声闷响。“行，我放这儿了。您爱喝不喝。”说完，他转身就走，皮鞋踩在水泥楼梯上，发出愤怒的“噔噔”声，一声声，都像踩在我心上。

我听着他的脚步声远去，直到楼道里彻底安静下来，才缓缓关上门。屋里，那台老收音机还在沙沙地唱着评弹，吴侬软语，咿咿呀呀，说的都是些才子佳人的故事。

我走到鞋柜边，弯下腰，提起那个保温桶。入手很沉，还带着温度。我拧开盖子，一股浓郁的肉香混着玉米的甜味扑面而来。汤色奶白，上面飘着几粒鲜红的枸杞。我知道，这是林琳的用心，她知道我老眼昏花，特意放的。

我没有碗，就这么抱着保温桶，走到厨房，拧开水龙头，把一整桶热气腾腾的汤，尽数倒进了下水道。排骨和玉米哗啦啦地滚下去，堵住了滤网。我用筷子，把它们一块块夹出来，扔进垃圾桶。

做完这一切，我靠在冰冷的瓷砖墙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一个千斤重担。

我不是不爱我的儿子，也不是跟儿媳妇有仇。我只是觉得，我和他们之间，隔着的不是一碗汤的距离，而是一片海。这片海，无风无浪，却能淹死人。所以，我宁愿他离我远点，越远越好。

那台不响的半导体

我的家，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墙壁是那种刷了绿漆的墙围子，上面泛着黄。家具是厂里统一发的，贴着木纹皮，边角都磨损得露出了里面的刨花板。屋里最值钱的，可能就是那台二十一寸的“长虹”彩电，还是我老婆淑兰在世时，我们俩攒了半年的工资买的。

魏东不止一次说过要给我重新装修，把这些老古董都扔了，换上全套的现代家电。他说：“爸，您这屋子，比我办公室的储藏间还旧。”

我每次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住了一辈子，习惯了。你那些新玩意儿，又是遥控又是触屏的，我玩不转。”

其实我真正舍不得的，是这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沾着淑兰的味儿。她走了快十年了，可我总觉得，她就是出门买个菜，一会儿就回来了。她回来要是看见家里变了样，会不高兴的。

魏东不懂。他和林琳的世界里，东西坏了就换，旧了就扔。而我的世界里，东西坏了，得修。

就像我书桌上那台“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那是魏东上大学那年，用他自己挣的第一笔奖学金给我买的。那时候，我最喜欢晚上拧开它，听一段单田芳的评书，或者马三立的相声。那沙沙的电流声，比什么音乐都好听。

可它在一年前就坏了，拧开开关，只有一片死寂的沉默。魏东来看我，说要给我买个新的，能连蓝牙，能听网络电台，功能多得吓人。

我拒绝了。“不用，我自己能修好。”

从那天起，修好这台收音机，就成了我生活里顶重要的一件事。我把它拆开，对着里面那些密密麻麻的线路板和零件，一坐就是大半天。我的眼睛花了，手也开始抖，焊锡丝总也点不到那个比米粒还小的焊点上。有时候，一个电容掉在地上，我就得趴在地上，用手电筒照着，找上小半个钟头。

邻居老刘来看我，总劝我：“老魏，你这是何苦呢？让小东给你买个新的，不就几十块钱的事儿吗？”

我总是笑笑，不说话。他不懂，这台收音机对我来说，不是几十块钱的事。它是我和儿子之间，为数不多的，还带着温度的念想。我记得他把它交到我手上时，那双眼睛里闪着的光。他说：“爸，以后我不在家，让它陪您解解闷。”

我必须修好它。修好了，就好像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还没有被如今这个叫“魏总”的忙碌中年人所取代。

有一次，魏东又来看我，见我还在跟那堆零件较劲，他叹了口气，从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包装精美的小音箱。“爸，别折腾了。这个给您，我教您用，很简单。”

他开始给我演示，怎么连接手机，怎么搜索节目。那小东西发出的声音清晰、立体，一点杂音都没有。可我听着，就是觉得不对劲，像是白开水，寡淡无味，没有我那老伙计沙沙声里的人情味儿。

我没等他说完，就把那堆零件往桌子中间一推，发出“哗啦”一声响。“拿走！我说了我不要！我的东西，我自己心里有数。”

魏东被我突如其来的火气吓了一跳。他愣在那里，举着那个小音箱，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我们父子俩，就这么僵持着。空气里，只有我粗重的喘息声。

最后，他还是把音箱默默地收回了包里。“爸，您别生气。我……我就是看您太费劲了。”

“我乐意！”我吼了回去。

那一次，他又是不欢而散。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我坐回桌前，看着那堆冰冷的零件，忽然觉得眼睛发酸。

我不是在跟一台收音机较劲，我是在跟我自己，跟这不饶人的岁月较劲。我怕啊，我怕有一天，我不光修不好这台收音机，我连自己是谁，魏东是谁，都给忘了。

你连双干净袜子都没有

我和魏东之间最大的一次争吵，是因为一双袜子。

那天是我的生日，他跟林琳带着乐乐，提着大蛋糕和一堆礼物来看我。我本来挺高兴，难得的四世同堂。我把乐乐抱在怀里，小家伙身上有股好闻的奶香味，软软糯糯地喊我“爷爷”。

林琳在厨房里忙活，魏东陪我说话。他看着我穿着的袜子，眉头又拧了起来。那是一双灰色的棉袜，一只的脚跟处，磨出了一个洞。

“爸，您的袜子都穿成这样了，怎么不扔了？”他说着，就从带来的礼物袋里翻出一大包崭新的袜子，“我给您买了新的，纯棉的，吸汗。”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嘟囔了一句：“还能穿，扔了干啥。”

“这怎么还能穿？都露脚后跟了。”他不由分说，蹲下来就要帮我脱掉旧的。

我猛地把脚缩了回来，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你干什么！我自己来！”

我的反应过激了，魏东和在厨房门口探出头来的林琳都愣住了。乐乐也被我的声音吓到，在我怀里缩了一下。

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魏东站起身，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无奈，有心疼，还有一丝被冒犯的恼怒。“爸，我就是想给您换双袜子，您至于吗？”

“我自己的事，不用你管。”我把乐乐放到沙发上，站了起来，声音不大，但很硬。

“我怎么能不管？您是我爸！”魏东的音量也提了上来，“您看看您自己，这日子过得叫什么日子？东西坏了不让换，饭菜凉了不让热，现在连双干净袜子都没有！您是不是非得把自己折腾出病来，我们才省心？”

他的话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乐意！我没病！”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一个人过得好好的，你们别来烦我！都走！带着你们的东西，都走！”

我指着门口，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林琳赶紧过来拉住魏东，低声劝他：“少说两句吧，爸今天生日。”

魏东的眼睛红了，他看着我，像是看着一个不可理喻的陌生人。“好，好。我们走。爸，您要是觉得我们烦，我们以后不来了。您自己保重。”

他拉着林琳，抱起被吓得快要哭出来的乐乐，头也不回地走了。那个漂亮的生日蛋糕，还静静地放在桌子上，连包装都没拆。

门“砰”的一声被关上。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坐在沙发上。桌上的蛋糕盒子上，印着一家三口幸福的笑脸。我看着那笑脸，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

魏东不知道，我不是舍不得一双袜子。我是乱了。

就在那天早上，我准备出门买菜，在抽屉里翻了半天，找出来的两只袜子，竟然不是一对。一只灰色，一只深蓝。我盯着那两只颜色不同的袜子，在穿衣镜前站了足足十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忘了，我忘了我昨天换下来的袜子放在了哪里，也忘了新的袜子放在了哪个抽屉。

我的世界，正在一点点地失序。东西开始不听使唤，记忆开始出现漏洞。我害怕，怕得浑身发抖。我怕魏东发现，怕林琳发现，怕他们用那种同情的、怜悯的眼神看着我。

我魏国敏，在厂里当了一辈子的高级技工，再复杂的图纸，再精密的仪器，到我手里都服服帖帖。我怎么能让他们看到我连一双袜子都找不齐的狼狈样子？

我宁愿他怨我，气我，觉得我是个不可理喻的孤僻老头。也比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正在变成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的废物要好。

一个不需要地址的信箱

那次争吵之后，魏东真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

我的世界，彻底安静了。也好，我对自己说，这样就不会露馅了。

我开始执行一套更严格的生活秩序。我用一个笔记本，记下每天要做的事情：早上七点起床，吃药，做早饭；八点出门散步，买菜；下午修理收音机；晚上七点准时看新闻联播。

我还多了一项秘密任务。每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我都会坐到书桌前，拿出一张信纸。我从报纸上，把第二天的天气预报，工工整整地抄下来。温度、湿度、风向、空气质量，一样不落。

抄完后，我会在下面加上几句叮嘱。

“明天降温，风大，让你媳妇把你的厚围巾找出来戴上。”

“后天有雨，下午三点转中雨，出门记得带伞，别仗着年轻淋雨。”

“空气不好，告诉乐乐别在外面玩太久，他的气管弱。”

写完，我把信纸仔细地叠好，塞进一个牛皮纸信封。在信封上，我写下魏东的名字，却没有写地址。然后，我把信封放进床头柜下的一个大铁盒子里。

那个铁盒子，是我年轻时装工具用的，现在，它成了我的信箱。一个不需要地址，也永远不会寄出的信箱。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这是我唯一能和他保持联系的方式了。或许，这是我在跟自己脑子里那个正在不断吞噬我记忆的怪物做斗争。我每天抄写，每天叮嘱，就好像在向那个怪物宣告：你看，我还没忘。我记得我儿子的名字，记得他气管不好，记得他总是丢三落四。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铁盒里的信封，越积越厚。我的记忆，却越来越薄。

有时候，我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愣，想不起来这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头是谁。有时候，我会把盐当成糖放进稀饭里。最严重的一次，我出门散t步，却忘了回家的路。我在小区里像个无头苍蝇一样转了两个小时，最后还是邻居老刘发现了我，把我送了回来。

老刘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担忧。他说：“老魏，你给小东打个电话吧。你这样一个人，不行。”

我固执地摇头：“我没事，就是年纪大了，偶尔犯糊涂。”

我知道，我瞒不了多久了。那个怪物，已经快要把我整个吞噬了。

终于，在一个深秋的午后，该来的还是来了。

那天，我正在修理收音机，手一抖，烙铁烫到了桌上的一摞报纸。火苗“噌”地一下就蹿了起来。我慌了神，第一反应不是去灭火，而是扑过去抢救那个装着信封的铁盒子。

等我抱着滚烫的铁盒冲出满是浓烟的屋子时，整个楼道都惊动了。老刘端着水盆冲了进来，邻居们七手八脚地帮忙灭火。

火不大，很快就扑灭了。可我的家，一片狼藉。墙被熏得漆黑，桌子烧掉了一个角，那台我修了快一年的收音机，彻底成了一堆焦黑的塑料。

我失魂落魄地坐在楼道里，怀里死死抱着那个铁盒子。老刘在我身边坐下，叹了口气，从我口袋里摸出我的老人机，翻出魏东的号码，拨了过去。

我没有阻止他。我知道，游戏结束了。

魏东来得很快，几乎是飞奔上楼的。当他看到一片狼藉的家和我这副模样时，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爸！您怎么样？伤到没有？”他冲过来，蹲在我面前，抓着我的胳膊上下检查。

我摇摇头，说不出话。

他的目光，落在了我怀里的铁盒子上。“这是什么？这么要紧？”

老刘在一旁，用一种我听不懂的眼神看着魏东，说：“小东，你跟我来一下。”

他把魏东拉到楼梯拐角，两个人低声说了些什么。我看不清魏东的表情，只看到他的身体，从站得笔直，到慢慢地弯了下去，最后，他用手捂住了脸。

过了很久，他才走回来。他蹲在我面前，眼神里没有了愤怒，没有了不解，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巨大的悲伤。

他伸出手，轻轻地碰了碰那个铁盒子。“爸，能让我看看吗？”

我的手松开了。

他打开了盒子。几百个牛皮纸信封，像一群受了惊的鸽子，散落在他脚边。他捡起最上面的一个，颤抖着手打开。

那是我昨天刚写的。

“魏东：

明天，晴转多云，8-16度，西北风3-4级。天气干燥，多喝水。你那个老胃病，别吃太凉的东西。

——爸”

魏东捏着那张薄薄的信纸，肩膀开始剧烈地抖动。他抬起头，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爸……”他哽咽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看着他，脑子里乱糟糟的。我好像认得他，又好像不认得。我只觉得，这个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的男人，让我心里很疼。

我张了张嘴，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天……要冷了，”我说，“你……你记得，加衣服。”

爸，我们一起修

我最终还是被魏东接去了他那个叫“香榭丽舍”的家。

我的老房子，被一场小火灾烧得面目全非，也烧掉了我所有的伪装和固执。魏东没有给我重新装修，他说，等春天来了，他要亲手把那里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住进新家的第一天，我很不习惯。屋子太大了，大得空旷；太干净了，干净得没有一丝烟火气。智能马桶、感应水龙头、中央空调……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手足无措。

魏东和林琳没有一丝不耐烦。他们像教小孩子一样，一遍一遍地教我怎么使用这些新奇的玩意儿。林琳不再炖那些油腻的汤，她从书上学了很多适合老年人的清淡菜式。乐乐放学回家，会跑到我房间，给我念他刚学的课文。

他们谁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过“病”这个字。他们只是用一种沉默的、温柔的方式，把我包裹了起来。

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糊涂的时候越来越多。有时候，我会把林琳叫成淑兰。有时候，我会对着电视里的人说话。

但魏东总有办法。他把我那些宝贝——烧坏的收音机、发黄的相册、用了几十年的工具箱，都搬到了他的新家里，专门给我收拾出一个房间。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我坐在阳台的摇椅上打盹。魏东轻轻地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他手里拿着的，是那台被烧得只剩下骨架的半导体收音机。

他把收音机放在我们中间的小桌上，然后从我的工具箱里，拿出镊子和焊枪。

“爸，”他低声说，“这东西，一个人修太费劲了。”

我睁开眼，有些迷茫地看着他。

他拿起一块烧焦的线路板，指着上面一个细小的点，说：“这个地方，我总也看不清。您以前眼神最好，帮我看看，这根线应该焊在哪里？”

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在他身上，也照在我身上。暖洋洋的。

我凑过去，眯着眼睛，看了半天。那块线路板在我眼里，就是一团模糊的黑疙瘩。可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指，点在了其中一个位置。

“这儿。”我说。

魏东笑了，眼睛里闪着光，就像很多年前，他把这台收音机交到我手上时的样子。

“好。”他说，“那我们一起修。”

他把我的手，轻轻地放在了他的手背上，两只手握着同一把焊枪，慢慢地，靠近了那个细小的焊点。

窗外，是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窗内，是我们父子俩，和一堆来自旧时光的、破碎的零件。

我忽然明白了。

所谓“一碗汤的距离”，或许指的从来就不是物理上的远近。而是在你最无助、最不堪的时候，他愿意蹲下来，走进你的世界，陪你收拾一地的碎片。哪怕明知道，有些东西，再也修不好了。

我靠在摇椅里，看着窗外，天很蓝。

我想，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不用写天气预报了，因为那个需要看天气预报的人，就在我身边。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