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文庙“是亦为政”匾额探析

六安文庙

“是亦为政”

到过六安文庙的人，无不被那厚重的文化积淀所吸引。漫步其间，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在明伦堂内，高悬着一块金光熠熠的“是亦为政”大匾，每每引人驻足。

来源探究

我以为这块匾额原本就悬挂在文庙明伦堂内，直到有一天看到它出现在文物藏品的名录上，才对它的身世产生好奇。后经走访和查阅资料发现，此匾最初悬挂于苗家厅堂，文革期间被收置于原六安县政府西边老屋，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文化馆(文物工作组)工作人员慧眼识珠，作为可移动文物收藏起来。可能是为展示其精美，亦或是发挥其教化作用，工作人员将它悬挂于文庙的明伦堂内。

匾额为实木材质，长3.6米，宽1米。正面通体贴敷金箔，历经岁月仍显华贵庄重。边框精心雕刻着象征君子气节的竹子图案。文字采用阴刻填漆工艺，即在木板上刻出凹槽，再填入黑漆或朱漆。在金色底的映衬下，“是亦为政”四个大字尤为立体醒目，熠熠生辉。此匾本身是一件祝寿的礼物，却因其承载的深刻儒家思想和精湛工艺，最终在象征地方文教中心的文庙找到了最契合的归宿。

文字考释

匾额文字内容详实，可分为纪年、寿序正文、落款三部分。

右上纪年：“中華民國十四年嵗次乙丑姑洗月榖旦”。意为：中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岁在乙丑年，姑洗月(农历三月)，吉日良辰。

中央大字匾文：“是亦为政”。意为：(修身齐家)也就是参与政治了。(语出《论语·为政》)

左侧长篇寿序及落款：“苗公廼斌年登七十鄉人士聚而謀一語以為壽或曰公席豐膴長子孫其為福且壽無待贅祝宜他擇則有言者曰公性厚正治事有條理惜乎不得位以展其抱而公之家庭雍雍穆穆以孝友相尚此孔子之所謂是亦為政也摭以壽公不亦可乎僉曰可哉乃顏諸公之堂本邑绅商学界仝人恭颂郡人汪蘅洲謹跋王溥泉敬書”。

意为：苗廼斌先生年届七十，乡里的士绅朋友们聚在一起商议写一句祝寿的话。有人说：“苗公享有丰厚的福禄，子孙昌盛，他本身就有福气又长寿，不需要我们再赘述祝福了，应该选择其他方面。”这时就有人说道：“先生品性敦厚正直，处理事情有条有理，可惜没合适的机会施展他的抱负。然而先生的家庭和睦庄重，成员之间互相推崇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品德，这正是孔子所说的‘(这样)也就是参与政治了’!选取这个道理来为先生祝寿，不也是可以的吗?”众人听了都说：“好啊!”于是就把这句话题写在苗公家的厅堂上。由本地的士绅、商界、学界人士共同颂赞敬赠，同郡人士汪蘅洲撰写跋文，王溥泉书写。

通过上面的文字，可以得出这样的核心观点：苗廼斌先生虽未居官位施展政治抱负，但其治家有方，家庭和睦，孝友传家，这种齐家之道本身就是儒家所推崇的“为政”实践，完全符合孔子“是亦为政”的思想。这比单纯祝福福寿更有文化深度和褒扬意义。同时也体现了苗公在当地德高望重，深受各界敬仰，反映了民国初期地方乡绅阶层的文化活动和价值取向。

至于上述提到的主人翁苗廼斌及题跋人汪蘅洲、书丹者王溥泉其人，因文献记载较少，略作分析。

苗廼斌，看了很多六安地方文献，未搜索到苗廼斌相关信息(有可能是史志资料缺失)。但根据匾额内容判断苗廼斌是清末民初六安本土乡绅，生于咸丰五年(1855)左右，世居六安。虽未获功名，但以德行治家受地方敬重，七十寿辰时获绅商学界联合赠匾。其生平是理解民国六安乡绅文化的重要个案，后续可结合族谱与民国档案深化研究。

汪蘅洲，部分资料载其为民国时期“六安四才子”之一，与汪蟠春、谢芸皋、王孝楚并列，是六安本土文化精英的代表。作为匾额落款中的“郡人”(即同郡人士)，他撰写了苗公寿匾跋文，体现其在地方文坛的权威性。民国六安文化圈中，“四才子”称号佐证其本土文化根基深厚，非短期客居文人。

王溥泉，文献无直接籍贯记载，存六安州志(如乾隆、嘉庆、同治版本)及文化志中，均未收录“王溥泉”之名，既然王溥泉为苗公寿匾书丹，且与本地绅商学界合作，表明他民国时期活跃于六安文化界，可能是受聘参与地方文化活动(如题匾)，类似清代徽州文人游历作幕，或因工作(教育、文书职务)暂居六安，未入地方志长期记载。

书法艺术

此匾额的书法艺术价值颇高，是民国初期碑派书风的典型代表。

书体为楷书，大字匾文“是亦为政”与小字寿序、落款风格统一，均属楷书范畴。这类书体在清代及民国是匾额最常用也最显庄重的书体。

【风格】

端庄稳健：整体风格端庄大气，结构严谨，字形方正，重心平稳，笔画扎实有力，透露出书者对苗公的恭敬之心，体现出匾额所需的庄重感。

流丽清雅：魏碑书法最容易板滞，此匾书法在严谨的楷法基础上，笔画间又流露出自然的书写性和清雅之气。起笔收笔讲究，提按顿挫分明，线条富有弹性，并非僵硬呆板的“馆阁体”，体现了书写者深厚的传统功力和文人修养。

金石韵味：阴刻工艺，使得笔画边缘清晰锐利，棱角分明，加之金箔的光泽，赋予字体一种类似碑刻的金石气，显得更加浑厚凝重、历久弥坚，这种效果是墨迹书写难以完全呈现的。

【章法布局】

主次分明：“是亦为政”四个大字雄浑夺目，是绝对的视觉中心。左侧长篇小字寿序与落款排列紧凑有序形成场面感，与大字形成大小、疏密的对比，主次关系非常清晰。

行列有序：小字部分排列整齐，行气贯通。虽然字数较多，但书写者通过字距、行距的恰当控制，避免了拥挤杂乱之感，显得井然有序，便于识读。

空间协调：整体布局充分考虑匾额的长宽比例，文字内容饱满充实，四周留有适当的空白(天头、地脚、边框)，加上雕刻的竹纹边框进行界定和装饰，使得整体视觉效果既庄重典雅，又不失灵动。

书家评价：从此匾看，王溥泉的书法功底扎实，书者把魏碑和唐楷进行杂揉，并融入帖学的流美，自成面貌。书写一丝不苟，法度严谨，气正大象，是典型的文人学者书风，非常适合匾额这种庄重场合的书写。汪蘅洲作为撰文者，其跋文内容本身也体现了文采与学识。

价值与意义

【重要的历史信息载体】

该匾明确记载了制作时间(民国十四年，1925年)，为研究六安乃至皖西地区民国初期的社会文化提供了确切的时间坐标。记录的乡贤苗廼斌先生七十寿辰的重要事件，及其“性厚正”“治事有条理”“家庭雍雍穆穆，以孝友相尚”的德行，是研究地方名士、乡绅文化及家族史的宝贵一手资料。

由“本邑绅商学界”共同发起颂扬，并由郡人名士撰文书丹，生动再现了当时地方精英阶层(绅、商、学)共同参与的文化礼仪活动(贺寿、赠匾)，反映了地方社会的组织结构、文化风尚和人际网络。

匾额本身是民国初期的产物，其形制、工艺、文字内容(使用民国纪年，同时保留大量传统文化元素)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珍贵的传统工艺标本】

实木为胎，通体贴金，阴刻填漆的工艺，以及边框精雕的竹纹，代表了民国时期徽州及周边地区(六安受徽文化影响)较高水平的匾额制作工艺。金箔历经百年仍光彩熠熠，实属不易。它是研究晚清民国时期民间匾额形制、装饰风格(如竹纹象征意义)的重要实物例证。

【深厚的儒家文化价值】

一是“是亦为政”思想的物化。匾额的核心思想直接引用并阐释了孔子《论语·为政》篇中“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的著名论断。它是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中“齐家”即“为政”思想的生动诠释和高度推崇。

二是道德教化的载体。匾额悬挂于文庙明伦堂，其内容(孝友齐家即是政治实践)与明伦堂“明人伦”“教化乡里”的功能完美契合。它从个人品德(厚正)、家庭伦理(孝友)的角度阐释了“为政”的根基，对当时及后世都是一种无声而有力的道德教化。

【独特的归宿与当代启示】

冥冥之中的归宿：这块原本为私人祝寿而制的匾额，因其蕴含的深刻儒家伦理思想，最终被收藏并高悬于象征地方正统教育与道德教化中心的文庙明伦堂内，确乎是其思想内涵与场所精神的最佳匹配，仿佛是其文化价值的必然归宿。

【对当代的启示】

重视家庭建设。“是亦为政”深刻揭示了家庭治理与国家社会治理的内在联系。在当代，它启示我们，良好的家风、和谐的家庭关系是社会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弘扬孝道、友爱、和睦的家庭伦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德行是为政之本。匾文赞扬苗公的“性厚正”“治事有条理”，即使未居官位，其德行和治家能力本身就被视为一种“为政”。这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岗位，个人的品德修养和处理好身边事务的能力，都是对社会、对国家负责任的体现，是广义“为政”不可或缺的部分。

文化传承的见证。此匾是六安文庙重要的文物收藏，是地方历史文化记忆的承载者。它提醒我们珍视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并加以利用和活化，让观者从中汲取关于为人处世、家庭伦理、社会责任的有益智慧。

六安文庙明伦堂内的这块“是亦为政”金字匾额，绝非仅仅是金光闪闪的装饰物。它是一件凝结了民国初年地方历史信息、展现传统精湛工艺、承载深厚儒家伦理思想的珍贵文物。王溥泉端庄流丽、富有金石气的书法，更使其成为一件艺术精品。它从私人寿礼到成为公共教育场所的教化载体，其归宿本身就是一个富有意味的文化现象。它所宣扬的“修身齐家”即是为政根基的思想，在强调家风建设、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今天，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在瞻仰其华美之余，细细品味与深思。

作者：徐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