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东林文人和复社清流，为何令后世如此失望？

文丨将爷

昨晚，围绕张居正“风雪中孤独上朝”的场景，我说点了内心感慨，没有说全，还有几个错别字。没想到，这文章竟然火了，后台有一大堆留言。

也是因为，明史太深刻了，太有提炼价值了，太多历史教训了，不论是哪个群体，都能找到一面镜子，进行多维认知。

有不少朋友谈到明史，联想到当下知识分子，就会拼命骂东林党人，说这个晚明士人阶层，太没骨气了，然后，发出一堆知识分子误国的感慨。

我没时间精力接这些话。其实，在我的《不负经典》中，对这个问题说得还蛮多的。特别是，茅奖作品中，有一本书，恰好就是写晚明知识分子群像的。这本书就叫《白门柳》。

（拙著《不负经典》内容截图）

说句题外话，我写《不负经典》时，不少有文学权力身份地位的老师或朋友，真替我担心死了。

他们太清楚了，我就是个批评的猛人，对这些国家钦定的权威著作一旦狠批，很容易惹来祸害。

最担心我的，是我专栏编辑。每次，她看我用力过猛，除了劝诫，就是猛删。为此，我们还闹过短暂的不愉快。

其中，《白门柳》就是我批得比较猛的一本书。当时，有个南方友专门打电话来，给我说了一番作者身份地位，觉得我书生意气了。

茅奖作家不一定都写得好，但，基本都是有涵养的。迄今，也没有一个被批评的作家找过我麻烦。

当然，我确实也不是那种“为了批评而批评”的烂人，特别是，不会对作家人身攻击，反而会看到作家的努力。

比如，我就夸赞了《白门柳》作者写作的投入和付出。

在这公号上，我写过痛斥文学评论人唐小林的文章。这个人，把中国最好的作家全骂个遍，基本都是挑个只言片语，特别是涉性描写，然后扣帽子，举棍子，很多文句很脏污。

我觉得，这就是文化污染。

在《不负经典》中，被我批评的茅奖作品，差不多也就十篇左右。其中，用力最猛的，是骂那本《骚动之秋》。

我直接说，那是当年给城乡接合部读者看的烂书，现在，连给城市接合部人们用来垫桌腿，都不配了。

上一次，我对话李敬泽老师。他是心中最好的文体家和评论家。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击中我灵魂了。

大意是，书评人给给大家介绍作品，如果天天都在说这书那书如何如何不好，大家之前也没看，听了之后更不看了，这事做的，还有意义吗？

如此一来，人们不就无书可读了。

我就想通了，最好的批评，是让大家看到哪里好，哪里不好，如何读到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那种“为了批评而批评”的行为，也是作恶。

不止是写书评，写任何文章，如果只是传播戾气，只是把一切推给制度和权力，只是在嘴上喊着反主流，行动上比谁都媚权，无疑就是人格分裂，在祸害众生。

我们不是生活在无政府世界，与其天天抱怨“这个社会会好吗”，不如为这个社会向好，多做点实在好事。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责任。

当然，知识分子这词大了，挺恶心人的。或许，说“知道分子”更合适。于我而言，更愿意称自己是个“读书人”。

相较于晚明时的士人阶层，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在处理“政统”和“道统”的关系，也并没有实现彻底的迭代升级。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说东林党人不好，说复社那帮人不好，各种鄙夷谩骂。

对此，我能理解，但，也想说，只把问题归于晚明那个节点，也不客观。

从头到尾，在中国文化人中，像西方知识分子那种“倔强性格的彻底的个人”本来就比较少，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也没有“处于随时与现有次序相对立的状态”大勇气。

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写的全是中国古代最有骨气的文人，梳理他们身上的价值元素，排在第一的词汇仍然还是“爱国”。

我们应该坦然面对，忠诚本来也是知识分子一种品质。

《白门柳》里，写到东林党人，写到复社那帮人，有些历史故事，是值得细想的。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钱谦益和冒襄。

在大明风雨飘摇之际，当时这帮知识分子，以羸弱之躯，以一腔热情，积极参政议政，想要重振大明，最后，很多都得了软骨病。

钱谦益曾经就是猛人，一开始，他与浙党、与福王、与阉党一番猛斗，显得很牛逼。清人来了后，这家伙剃发迎降，很多表现，令人唏嘘。

我很早就通读过“秦淮八艳”故事，反正，我觉得比起那帮知识分子，晚明的妓女要高贵多了。

当时，钱谦益舍不得清廷的招安诱惑，当然，也有些著史的梦想，于是，和柳如这个红粉知己闹翻了。在《白门柳》中，有这样对话：

柳如是摇摇头：“妾与相公尘缘已尽，今日该当永诀了。”

“啊，永诀？为什么，为什么？”钱谦益用带哭的声音问。

柳如是苦笑了一下：“人各有志，不能勉强。相公欲当清国之臣，妾身却宁可做大明之鬼。所趋异途，所以惟有分手了。”

……

大家应该知道了，后边，就是柳如是选择跳河抗争了。

在生死荣辱的关头，柳如是是绝决果敢的，尽管出身只是一名妓女，嫁给钱谦益也不过是个侍妾，但，面对国家社稷，她把操守名节看得如此重要。

反观钱谦益，作为明朝重臣，根本不敢像当时一些普通知识分子那样，自尽殉国。

当然，钱谦益内心是有惭愧，众所周知，这家伙后来投降满清，最后又干上反清复明的事。

这个当时的东林领袖、文坛盟主、史学巨匠,人格就是如此分裂。

晚明文人令人寒心的，还不止是在国运面前的节操沦丧，我最不喜欢的是，是他们在爱情上的寡情薄意。

比如，冒襄这人，也就是冒辟疆，确实是大才子，他写的《影梅庵忆语》，是中国第一部忆语体文学作品，很牛逼的。

但，这个人太滥情寡情了，在和董小宛交往之前，与“秦淮八艳”中的李湘真、陈圆圆都有过情感纠葛。

在明朝灭亡之后，冒辟疆东躲西藏，这个读书人最烂的，是不去承担生活的重量，反正，董小宛随着冒辟疆一路漂泊，直接被拖累死了。

总之，这帮文人，"空有一身报国志，实无半点力身行。"

总之，在义与利的选择面前，在道统和政统的交互之中，这些江南士人精神人格沦陷，表现的知识分子参政乱象，让士人风骨的精神传统渐染消亡。

那帮东林领袖、复社名士、清流代表，在晚明士人的亡国愁云里，在国破之后的残山剩水中，要么极度势利，要么僵化呆板。

就连后世转身成为大思想家的黄宗羲，也只是个“愤青”。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悲壮的复杂年代，但江南文人的爱国情怀，特别是像柳如是这样青楼女子的节义情操，仍然如同一缕烛光映照孤冷的历史墙壁。

我不喜欢《白门柳》，恰恰就是因为作者没能把这样的烛光点亮，反而将其掐灭，给悲情年代涂抹上太过僵硬又浓厚的历史脂粉。

晚明的残山剩水，何以埋葬士人风骨？时代的精神家园，何以滋养理想人格？

又快到午夜了，我也没时间写了，就看看诸君的留言吧？

我想，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永远都有一块巨大的空白地带。

我们今天的读书人，虽然无力完整填补，但，在精神人格上，还是要努力修补呀。

至少，不要学晚明文人，于国不忠，于家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