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揭秘中国官场三大定律：好人，未必就是好官

王东京与官场三道坎

很多人都想当官，但官是那么好当的吗？答案自然是不是，王东京就道出了官场的真相，他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他讲课的内容新颖，思想开放，所以很多人愿意听他说，在网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官场三大定律》，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把这三条摆在讲台上那天，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了。有人忍不住笑，说这不就是大家心里话；也有人皱眉，觉得扎心。说真话本来就不讨喜，尤其是官场的真话，动不动就戳到人性里最软的那块肉。王东京偏偏敢这么说——他不是旁观者，他是走在里面的人，见过很多看不见的弯路和拐角。

说起王东京，最老派的介绍当然是——中央党校出来的，曾在那个学院里坐到副校长的位置。体制熟的人都懂，这顶帽子的分量不轻，摁到地方，差不多就是副省一级。可我更愿意记住他讲课时的样子：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话不急不慢，眼睛常常看向窗外的树。那种看过风浪之后的平静，往往比头衔更能说明事情。

他为什么写这三条？不是在书房里想出来的，也不是为搏眼球。那些话是从一段段经历里挤出来的。有一次，他去西北一个小县调研，晚上在招待所院子里乘凉。一个卖矿泉水的老板，跟他聊起儿子，说要死磕公务员，哪怕失败一年又一年也不打算转向。“我们这儿能干啥呢？”老板摆摆手，“开小店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去了单位，总归有个盼头。”王东京听着，心里明白，第一条的根扎在这句“能干啥呢”上。

很多人把南北差异当成地理问题，王东京更看成生活选择的问题。深圳的年轻人，裸辞也不慌，骑个电动车换两家公司，福利不一定差。可在北方不少城市，冬天的风吹得人发硬，路上店铺开了又关，选择少得可怜。那时候，体制像一条比较稳的路，哪怕不宽，也能站稳脚跟。你说当地人为什么更盯着官？因为他们想要的不是虚头八脑，他们要的是一个可以被预期的明天。我们习惯把“欲望”和“野心”往道德上扯，其实更多时候，都是被生活推着走。

他还在东北看过另一出戏。县城里爆出卖官的风声，传得满街都是。茶馆里的老伙计不惊讶，只是叹气：“你说穷地方不抓钱，抓什么？”这话听着刺耳，但你要是把脚伸进他们的泥里感受一下，也就能理解。一边是体面与稳定的诱惑，一边是真实的经济窘境，许多人夹在中间，不择手段地想跳过去。并不是说穷就该做错事，而是环境会把人的边线不断往里推。王东京常说，第一定律不是一句评判，而是一面镜子，你看到了什么，取决于你站在哪儿。

第二条是他最不愿讲、但又不得不讲的部分：权力越实在，你越难往更高处走。这话，说给刚上位的年轻人听，往往容易被误解——觉得你在劝退。但王东京的意思简单直接：实权，是稀缺资源。你手里握得越紧，周围看你的人就越多，指望从你手里分一杯羹的人也越多。你以为是“能干事”的福气，其实也是被盯着的开始。

想象一个场景吧。你是管招投标的处长，年纪不大，能干。招标一挂出来，电话就像下雨一样。上级、同事、朋友、老同学，甚至你小学同桌的叔叔，全都有“要打个招呼”的人情。有人送来方案，有人送来“建议”，有人不送东西，只送一个眼神——你懂的。你如果全拒了，得罪人；你如果全收了，迟早东窗事发；你如果挑着办，那么九个不被满足的人会在等你出错。

最麻烦的是“民主”。我们总说多数决定，可你在真实的环境里“多数”到底是谁？是会上举手的人？是投票的人？还是那些不出声的影响者？一次人事评议，十张票里你拿了三张，其他七张落给另外几个候选。你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你的能力被否定，而是你之前每一次不得不做的选择，堆成了今天的“多数”。多数，有时候不是意愿，更多是账单。

王东京在课堂上讲这个时，有个学生问：“那怎么办？不做事吗？”他没有立刻回答，停了好久，才说：“不是不做，是要知道做事的代价。”他说自己年轻时也被各种“条子”压得喘不过气，夜里回家不敢接电话。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所有同类型的事拿到台面上，流程公开，信息透明。结果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单位里不受欢迎，升迁慢到让人着急。但这也是他的第二定律里的一根救命绳：你靠实权硬拱上去，未必是路；你靠公开和规则留下的口碑，才有可能往上。

第三条，很多人听着别扭：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人的定义很复杂。有人把好人等同于“心软”“不惹事”，也有人觉得好人就是“面善”。在单位里，这样的人往往人缘不错，谁都不得罪，办公室里也不见他拍桌子。上面想提拔的时候，也容易看到他：温和、稳妥，无黑点。但王东京说，“你让他去办一个会伤到既得利益的事试试。”

他想起一个老同学，大家都叫他老吴。老吴脑子不笨，嘴也甜，谁见他都夸一句“好人”。等他做了分管的领导，遇到第一件硬茬子——整改一个多年占地的“老大难”工程。老吴看得清，动这块会捅蜂窝，谁都会记恨他。他犹豫，然后拖。拖着拖着，时间过去了，事情没动，名声也没坏。但那片占地依旧在。后来换了一个脾气不讨喜的新任，第一件事就去“断尾”，得罪了一大圈人，口碑一落千丈。过了一年，工程开工，帐目清楚，矛盾也化解了一半。谁是“好官”？你说不清。但“有人被得罪”永远是代价。

这条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陷阱——人人都说你好，这可能是你太擅长避事。王东京在一次选拔里，说了一句让人心里发凉的话：“如果一个候选拿到百分之百的好评，请再看一看他到底做了什么。”不是鼓吹冲突，而是提醒：治理不是取悦，它必然涉及选择和分配。总有人会觉得你不好，这很正常。怕的是，没有人觉得你不好，也没有人记得你做过什么。

你当然可以把“好人”和“好官”放到道德上去比，但王东京更现实。他说好官的标准很朴素——敢办事、会办事，不向坏习惯妥协。你要做到这点，你就会惹人厌，你就要承受被误解。菩萨心肠，做不到铁面。如果铁面不被理解，至少要让流程和结果站得住脚。至于“人情”，能不欠就不欠；实在欠了，也别拿公权力去还。

有人拿一个“才子”的例子来问他——那人年轻时风光，文艺圈里都夸，外形好、作品也好，后来却因为贪腐被带走。王东京摊摊手，说了一句“人看起来好，不代表制度里他能守住底线”。才气不是免死金牌，人缘也不是安全带。人性复杂，权力更复杂，你非要用“好坏”一刀切，最后只能切到表面。

讲到这儿，有人问他：那选官怎么办？还是看票吗？王东京说，看票是必要的，但别把票当成唯一。他提过一个经验值——如果十个人里有七个说你靠谱，这已经是很高的认可了；如果十个人里十个都说你完美，那就要谨慎。公众赞同如同水位，太低危险，太满也危险。治理需要张力，需要不同意见以保障纠偏的可能。把所有尖角都磨平，剩下的不是圆滑，而是失能。

有人喜欢把他的三条说成“规律”。他自己更愿意称其为“三道坎”。第一道坎，是环境逼着人往体制里挤，谁都想找个稳定的踏板；第二道坎，是你手里有东西，大家都来让你分一点，你怎么分，决定你走到哪儿；第三道坎，是你要不要惹事，惹了事能不能撑住。跨不过去，别硬跳；跳过去，也别以为从此平坦。

他的课热闹过一阵，网上评论一拨接一拨。可他本人仍旧过着很普通的生活。清晨在小区碰见环卫大爷，会聊几句天气；买菜的时候会纠结两块五和两块八的差价。他不神秘，甚至有点朴素。这让我偏爱他讲故事的方式——把复杂问题放回到人的手心里，而不是端在制度的高台上指指点点。

有人说他劝人不要当官，他笑了，说从没有。他只是劝人，别把官当成遮风挡雨的伞。伞能挡一阵，真下暴雨的时候，还是得靠你自己的脚和方向。年轻人听到这句，可能觉得太老派。可你要是走过几段曲折，慢慢就懂：官场其实就是人场，是人的选择、人的忍耐、人的取舍拼出来的样子。

我们常问，怎样当一个好官。也许答案没那么漂亮：清晰地知道你要做什么，知道你会得罪谁，知道你如何承担，知道你如何退场。对坏的事，不要当旁观者；对好的事，不要怕费力。别把人情当政策，别把微信当批示，更别把一次礼物当作“心意”。这话老得像家训，但越老的东西，有时候越耐用。

故事写到这儿，不必强求一个痛快的结尾。王东京那三道坎，摆在那儿，谁路过都会看一眼，有人绕过去，有人迈过去，有人坐在坎边歇脚。我们究竟希望什么样的人去当官？是人人称赞的好人，还是会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的“不太好相处”的人？这可能没有标准答案。只希望下一次我们谈论“好官”的时候，心里能留一点空间——给敢于做事的人，也给每一个不愿被环境推着走的人。你看，这样的期待，或许就是我们的小小“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