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独守空房68年，任丈夫和别的女人连生11娃，晚年却说：对不住他

“我这一生如果有应该要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大的一件。”

这是郭沫若在自己的书中说的话，这个“最大的一件要忏悔的事”，说的就是他和原配夫人张琼华的关系。

说到张琼华的一生，不论谁看了，都得长叹一声。可以说，这就是真正的“悲剧”：她一生独守空房几十年，任由丈夫和别的女人儿孙满堂，到了晚年，却还是悲痛大哭，说自己“对不住他”。这是怎么回事呢？

1912年，乐山城里的媒婆踩着布鞋，乐颠颠地往张家跑。那会儿民国刚立，可乡下人的婚事还是遵循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规矩。张琼华的父母是普通农户，一辈子没读过多少书，听说要嫁的是城里有名的“才子”郭沫若，当即就应了下来。

22岁的张琼华没见过郭沫若，只听人说他会写诗、会画画，心里既慌又盼：能嫁个有文化的人，往后的日子总不会差吧？

迎亲那天，红轿子摇摇晃晃进了郭家大门，张琼华坐在轿子里，手攥着衣角，连呼吸都放轻了。她盼着掀开盖头时，能看见丈夫温和的模样，说不定还会跟她多说几句话。可真到了洞房里，烛火晃得人眼晕，盖头被掀开的瞬间，她只看见郭沫若皱紧的眉头，那眼神里的失望，像冷水一样浇在她身上。

张琼华那会儿顾不上想太多，她只看见郭沫若转身就往外走，有些急了，慌忙伸手拽住他的衣角，声音带着哭腔，苦苦哀求：“先生，哪怕留个娃给我呢？有个娃，我在郭家也能站住脚啊！”

她那时候不懂，对郭沫若来说，这桩父母包办的婚事本就是负担，她的哀求只会让他更不耐烦。郭沫若用力甩开她的手，大步走出了新房，留下张琼华一个人对着满桌的喜糖和红烛，坐到了天亮。

接下来的几天，张琼华几乎没怎么见过郭沫若的面。他要么躲在书房里不出来，要么就出去跟朋友喝酒，连饭都很少跟她一起吃。

她不敢问，只能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灶，先给公婆端上热腾腾的洗脸水，再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洗衣裳的时候连公婆的旧棉袄都拆了重新絮棉，生怕有一点不周到。她想，只要自己做得好，丈夫总会回心转意的。

可她没等到这天。婚后第5天，郭沫若收拾了行李，说要去外地求学。张琼华送他到门口，想问他什么时候回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看着郭沫若的背影越走越远，心里只想着：等他学完了，总会回家的。

谁知道，这一等就是几十年。

郭沫若走后，张琼华就成了郭家的“顶梁柱”。

公婆年纪大了，身体不好，里里外外的活儿全落在她身上。每天清晨，她先去菜园摘些青菜，回来煮一锅稀粥，伺候公婆吃完，再去河边洗衣裳；到了晚上，她要给公婆捶背、泡脚，等老两口睡熟了，才敢回自己的小房间。

村里人都说她贤惠，可只有张琼华自己知道，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她多希望能有个人说说话。后来她听说，郭沫若去了日本，还娶了个日本媳妇，叫佐藤富子，后来改名叫郭安娜，俩人还生了好几个孩子。

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张琼华没哭，只是沉默了好半天，然后起身去给公婆煮药。可那天晚上，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着墙上郭沫若的照片，第一次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她羡慕郭安娜，不是羡慕她能跟郭沫若在一起，而是羡慕她能给郭沫若生娃，在她的认知里，女人这辈子，要是不能给夫家传宗接代，就算做得再好，也是“不称职”的。

从那以后，张琼华开始学识字。她跟邻居家的孩子借了本旧课本，每天等孩子放学，就拿着纸片问，晚上就着油灯写，写得歪歪扭扭的，手指被墨汁染黑了也不在乎。她想给郭沫若写信，想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想提醒他，郭家还有个媳妇在等他。

信寄出去许多，能收到一封就算幸运。郭沫若的回信很短，大多是“好好照顾爹娘，勿念”，连个“妻”字都没提过，常常叫她“八嫂”，那是族里人对她的称呼，客气又疏远。张琼华把那些信叠得整整齐齐，藏在枕头底下，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看，哪怕好多字认不全，也翻来覆去看半天。

1937年夏天，抗日的消息传到了乐山，也传来了郭沫若回国的消息。张琼华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她赶紧把家里打扫了一遍，还特意洗了件新做的蓝布褂子，盼着他能回家看看。可等了又等，郭沫若都没回来。

直到1939年，才有人说他回了乐山，还带了个年轻姑娘。张琼华正在灶台边煮饺子，听见这话，手里的勺子“哐当”一声掉在锅里。她擦了擦手，悄悄走到门口，看见郭沫若和一个姑娘并肩走了进来。那姑娘是于立群，比郭沫若小了24岁。

郭沫若进门先跟老父亲打招呼，扫了一圈才看见站在灶台边的张琼华，还是郭老爷子提醒说：“这是琼华，这些年多亏她伺候我们老两口”，他才愣了愣，朝着张琼华鞠了一躬。张琼华慌忙摆手：“不敢当，不敢当。”她低着头，不敢看郭沫若的眼睛，也不敢看于立群。

她知道，自己跟那个姑娘比，就像地里的泥土，人家是天上的云，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那几天，郭沫若住在家里，却很少跟张琼华说话。他大多时候跟于立群待在书房，要么就陪老父亲说话。张琼华还是像往常一样做饭、洗衣，只是动作慢了些，有时候煮着饭会走神。她心里清楚，这一次，她连最后一点盼头都没了。

没过多久，郭沫若就带着于立群走了，还是把公婆留给了张琼华。这一次，她没再等，也没再想“回心转意”的事。她跟自己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进了郭家的门，就该守好这份本分。”

也就是在这一年，郭老爷子病重，躺在床上不能动。张琼华每天要给老爷子擦身子，夜里醒好几回，看看老爷子有没有不舒服。有时候老爷子清醒了，会拉着她的手说：“琼华，委屈你了。”她总是笑着说：“不委屈，这是我该做的。”

可没人知道，夜里她会偷偷抹眼泪。不是委屈自己没人疼，而是觉得自己没给郭家生个孩子，对不起老爷子，也对不起郭沫若。

郭老爷子走后没几年，郭老太太也跟着去了。偌大的郭家老宅，一下子就空了下来。张琼华把公婆的房间收拾好，锁上门，自己住在那间曾经的新房里。老宅旁边有两间小房，她租给了做小生意的夫妻，每个月能收几块钱，够买米和盐。

冬天的时候，她买不起煤，就去后山捡树枝烧，手冻得裂了口子，流出血来，也舍不得买冻疮膏。后来郭沫若听说她日子过得难，就给她寄钱，送信的人送到家里，张琼华却不肯收。她说：“我没给郭家生儿育女，没尽到做媳妇的本分，哪有脸花他的钱？这钱拿了，我心里更不安生。”

送信的人劝了她半天，她还是摇头。最后没办法，只能把钱退了回去。直到后来她年纪大了，得了咳嗽的毛病，一到冬天就咳得喘不过气，连饭都做不了，邻居们劝她：“你就收下吧，不然身体垮了，谁照顾你啊？”她这才勉强收下了钱，每次拿到汇款单，都要哭一场，说：“这是他的情分，我欠他的。”

1978年，有邻居从北京回来，说郭沫若去世了。没人专门来告诉张琼华，还是邻居觉得该让她知道，才吞吞吐吐跟她说了一句。她听完没哭，只是愣了愣，然后拿起抹布，把墙上郭沫若的照片擦了又擦。

2年后，乐山下了场小雪。街坊们好几天没看见张琼华出来扫雪，觉得不对劲，就撬开了她家的门。进门一看，张琼华躺在炕上，已经没了气息。她的手里攥着一块当年结婚时绣的手帕，上面的鸳鸯都褪了色；枕头底下，还压着那些年郭沫若写的信，还有一本翻得卷了边的旧课本。

那间曾经的新房，摆设跟68年前一模一样：红帐子挂在床头，桌上摆着当年的喜碗，墙上的照片被擦得干干净净。只是屋子里落了层薄灰，像她这一辈子，安安静静的，没留下多少痕迹。

如今再看张琼华的一生，还是不免让人唏嘘，可大家也都明白，造成这样悲剧的，不只是郭沫若或者她自己，而是那个旧时代。不得不说，我们还是要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