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VS金庸：真正的人间烟火气，藏在儒林外史马二先生的吃相里

有一篇比较金庸和古龙的文章，谈到了两人笔下的食物。比如“鸳鸯五珍脍”，一听就很名贵，但写得太虚，勾不起读者的食欲。再比如黄蓉给洪七公做的菜，“二十四桥明月夜”，是在一只火腿上挖出二十四个圆孔，再切二十四个嫩豆腐球塞进去，用小火蒸，蒸熟了以后只吃豆腐，火腿弃去不食。还有“玉笛谁家听落梅”，是拿四种肉条拼成，分别是羊羔坐臀、小猪耳朵、小牛腰子、揉在一起的獐腿肉和兔肉。

这些菜多少有点无事生非的感觉，也许好吃吧？但似乎仪式性大于口感。就算金庸拼命描写洪七公吃得如何陶醉，读起来还是很难共情。

相比之下，古龙写的吃食就比较接地气：“盘子里有两只烤得黄黄的乳鸽，配两片柠檬，几片多汁的牛肉，半只白鸡，一条蒸鱼，还有一大碗浓浓的番茄汤……”没那么多穷讲究，

但深夜读起来就觉得馋。在《白玉老虎》里，大反派唐缺哪怕就是拿白馒头夹着五花肉吃，“肥肥的油汁从他嘴角流下来”，看着也比“二十四桥明月夜”更诱人。

不光武侠小说如此，古典小说也有这种分别。

就拿《红楼梦》来说，里头倒是写了不少美食，最有名的就是王熙凤口里的茄鲞，“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劉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子，拿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听着就觉得累，但是滋味如何，就像“玉笛谁家听落梅”，实在无从想象。

而《儒林外史》就有点像古龙的小说，里面的吃食都很朴实，充满市井气，并不精致，顶级的也无非是“陈过三年的火腿，半斤一个的竹蟹，都剥出来脍了蟹羹”，但写在纸上，就让人觉得有胃口。所以，张爱玲提到自己长辈的时候才会说，“从前相府老太太看《儒林外史》，就看个吃”。

要想把吃写得生动诱人，当然首先要接地气。再有一条，就是吃东西的人不光要投入，还要有一种直接的生理性愉悦。洪七公在美食上虽然投入，但太过求奇求变，品鉴的乐趣大于口腔的乐趣。《儒林外史》里有个最醒目的吃货，就是马二先生。他吃的东西远没有洪七公那么丰富，但胜在朴素质拙，元气充沛，什么东西到他嘴里都显得香。在这一点他就胜过了洪七公，或者换句话说，吴敬梓就胜过了金庸。

马二先生又黑又胖，看着就像一块赤酱红烧肉。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显得开胃。蘧公孙请他吃饭，摆出一碗炖鸭、一碗煮鸡、一尾鱼、一大碗煨得稀烂的猪肉。马二先生“吃了四碗饭，将一大碗烂肉吃得干干净净。里面听见，又添出一碗来，连汤都吃完了。”这不比什么“鸳鸯五珍烩”听着过瘾？

马二先生游西湖的时候，更是一路茫然大嚼，也顾不得看湖景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马二先生满眼都是饭馆，“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人家眼里的西湖是苏堤断桥三潭印月，他眼里的西湖就是美食一条街。

不过，在《儒林外史》里有马二先生这样的吃货，也就有反着来的，那就是天长才子杜慎卿。杜慎卿是《儒林外史》中头一号雅人。他雅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几乎不怎么吃东西。他也摆酒请客，但一上来就声明：“我今日把这些俗品都捐了，只是江南鲥鱼、樱、笋，下酒之物，与先生们挥麈清谈。”当下摆上来，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几个盘子。这些东西不太挡饿，所以又叫了些点心，猪油饺饵，鸭子肉包的烧卖，鹅油酥，软香糕。杜慎卿在里头也只挑了一片软香糕吃。樱桃宴的次日，人家在聚升楼酒馆回他的席，点了一卖板鸭、一卖鱼、一卖猪肚、一卖杂脍，“众人奉他吃菜，杜慎卿勉强吃了一块板鸭，登时就呕吐起来”。

这和马二先生几乎不像是一个物种。

马二先生是个俗人，满脑子都是科举功名，一心靠科举荣宗耀祖，挖出书中的黄金屋来。在他看来，就连孔子活在今天，也要钻研自己“曰”出来的《论语》，从里头找题目学习八股文。不然的话，“哪个给你官做？”作者吴敬梓让马二先生发这番高论，揶揄之状可见。

说到这里，就要说说吴敬梓对科举的态度。《儒林外史》里对科举考试厌恶至极，用很大的篇幅嘲笑埋头八股文的读书人。在这一点上，它有点像《聊斋志异》。但是，大家要注意，考中的不会骂，兴趣不大的想不起来骂，凡是痛骂科举考试的，都是努力参加科考而没考上的。蒲松龄是这样，吴敬梓也是这样。

吴敬梓十八岁就考上了秀才，但是从那以后就停顿下来了，再也没能更进一步。这并不是说他对科举不感兴趣，其实他还是相当热衷的。有一年他参加乡试预考，在考前高谈阔论，发表了一些忌讳言论，主考者说他言辞不谨，要把他黜落。吴敬梓吓坏了，只好“匍匐乞收”。人家指着鼻子一顿臭骂，他也默默忍受了下来。结果预考倒是过了，乡试依旧没中。

但是这不符合他对自己的心理定位。在内心深处，吴敬梓给自己定的人设应该是《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杜少卿身上有吴敬梓的影子，但是又经过了很大的夸张，用弗洛伊德学派的说法，算是吴敬梓的“超我”吧。杜少卿磊落洒脱，视功名如粪土，“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而且朝廷知他大名，要征辟他到北京当官，杜少卿却不肯去。这是何等的潇洒体面！跟那个匍匐在地乞求收录的秀才，真是有天渊之别。

杜少卿是吴敬梓想成为而没有真的成为的人。吴敬梓一边想中举，一边又对自己的热衷有点鄙视，这种心理状态其实和蒲松龄颇为类似。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如此猛烈地攻击科考吧。说起来这也是人之常情，一个人最厌恶的品质，往往也就是他自己身上隐藏的缺点。

在《儒林外史》里，凡是迷恋科举的人，都显得庸俗可笑。周进如是，范进如是，马二先生亦如是。马二先生每次出场，作者笔下都有股居高临下的调侃味道。但是，和描写范进之流不同，这种调侃里多少还是掺杂着一些温柔，甚至是敬重。

马二先生虽然好笑，但他也是个大大的好人，心底纯善，一片光明。《儒林外史》里也写了不少好人，但都不及马二先生动人。虞博士好得寡淡，庄征君好得做作，鲍文卿好得下贱，杜少卿好得有点缺心眼，反倒是马二先生这种迂腐的好，让人看了打心眼里觉得感佩。蘧公孙出事的时候，马二先生把身上的银子全都拿出来给他摆平这事；遇到骗人的假神仙，马二先生自掏腰包给他下葬；碰到萍水相逢的匡超人，马二先生出手就送他十两银子，劝他好好读书。马二先生并不是有钱人，他这么做，就是单纯的善良。一脸的红烧肉气色，一脑子的迂阔念头，也掩盖不住的善良。

少年时读《儒林外史》，只把马二先生当成丑角，将这种善良轻轻放过，岁数大了些，再看马二先生，就会不由自主地感慨。

那么天长才子杜慎卿呢？高雅固然是高雅，见识也比马二先生高，但心里头少了那份善良。用书中娄太爷的话说：“也不是什么厚道人。”就像戏子鲍廷玺在他家当帮闲，溜须拍马地混了几个月，最后想问他借点钱，杜慎卿直接说不给也就罢了，他偏偏来了个“祸水东引”：我的钱是有用的，不能借给你，但是我给你指一条明路，你找我堂弟杜少卿借钱去！他脑子糊涂，最喜欢乱借钱给人了，他给你钱了，“也只当是我帮你一般”。——这不光是不厚道，还有点缺德了。

很明显，吴敬梓讨厌杜慎卿。

《儒林外史》里的人物几乎都有生活原型。马二先生的原型就是冯祚泰，“冯”字拆开就是“马二”。再比如说匡超人，书中特别醒目的一个小人，据后人考证，他的原型应该是汪思迴，当时著名的时文选家。不过吴敬梓为了夸张有趣，多少有点丑化了这些原型人物。就拿冯祚泰来说，并非马二先生那样“不喜杂览”的书呆子，人家还研究黄河治理，写过四卷《治河前后策》。至于汪思迴，虽然经历和匡超人极为吻合，但人家并非凉薄小人，甚至还颇有仗义的口碑。

要说起来，吴敬梓的心理素质也正是挺强大。无论冯祚泰还是汪思迴，都是他的私人朋友，而且关系还不错，他就这么编排人家。《儒林外史》写完了他还给朋友们传看，也不怕得罪人。冯作泰被写成马二先生也还罢了，老汪活生生被写成寡廉鲜耻的匡超人，不知道读后会做何感想。

至于杜慎卿，他的原型又是谁呢？胡适考证说是作者的从兄吴檠。从人物关系上看，这颇有道理，但似乎并不太全面，因为不少细节对不上。吴敬梓写人物的时候，有时候会把不同的原型捏合在一起，这也是作家常有的手段。杜慎卿恐怕也是如此。除了吴檠以外，他多半还有另外一个原型，那就是才子袁枚。

杜慎卿熏香，袁枚也熏香；杜慎卿好男色，袁枚也好男色；杜慎卿吃软香糕，袁枚也爱吃软香糕，在《随园食单》里，还特意点出哪里的软香糕最好吃；而杜慎卿声称自己纳妾只是为了解决后嗣问题，其实对于女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她的臭气！”而袁枚也是“无子为名又买春”，拿着没后嗣的幌子，到处乱搞。

现实生活中，吴敬梓一直看袁枚不顺眼，趁写书的时候把他拿来刻薄一番，确实也大有可能。

那么袁枚又是何等样人呢？

他是个典型的才子。才子该有的优点他都有，该有的毛病他也都有。袁枚的思想比较通达，但他那种通达是才子式的通达，对什么都不太在乎。信也信得马马虎虎，反也反得马马虎虎，图的是那种标新立异的洒脱劲儿。袁枚对自己的是评价是“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跟正统学说保持距离。这当然是他可贵的地方。但是他保持距离，并非他如何反对那些东西，主要还是因为大家都拥护“郑孔程朱”，他要是也扎堆儿，就显得俗了。所以要远远站在一旁，不即不离，与众不同。

袁枚有些想法很奇怪。比如说他一点都不歧视妇女再嫁。这很值得称赞。但是他提出来的理由有点让人无语，那就是《道德经》里说的“不为天下先”。袁枚认为，“八珍具而厨者先尝，大厦成而匠人先坐”，有什么关系呢？

比他晚上几十年的俞正燮，也为妇女再嫁辩护过，但提出的理由主要是女人自身的角度出发的。俞正燮认为“夫死不嫁论”既不人道也不公平，“是无耻之论也”。这就不是袁枚那样从使用性上入手：只要菜好，掌勺的尝过一口就尝过一口吧。

这就是才子型文化人和老实型文化人的区别。

老实人可能会显得有点呆，过于严肃。才子呆倒不呆，就是显得有点轻佻犯贱。就像俞正燮对女性的同情向外的，不指涉自己。而袁枚的同情则不由自主地往吊膀子上靠过去了。这就让人想起另一位才子龚自珍，他吟过一首轻佻犯贱的诗：“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

寻春为汝归。”翻译过来大致意思就是：我嫌工作累，辞了编制回老家了，忽然碰见了一位漂亮小姑娘，她问我怎么回来了？我就说，想你了呗！

王国维是个正经人，用鲁迅的话说：“老实得像火腿一样。”他的《人间词话》明明谈的是词，却特意把龚自珍这首诗拿来批判，说“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可见厌恶之深。

王国维不喜欢龚自珍，吴敬梓也不喜欢袁枚，而袁枚反过来也讨厌他。他们俩都住在南京，都做过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幕宾，朋友圈也有很大交集，但是两人几乎绝无往来，只是遥遥地在文字里互相刺对方两句。他们为什么互相看不惯呢？也没什么明显的过节，说到底就是两种性格的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核心，就是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不同。

吴敬梓跟王国维不一样，他是个聪明的刻薄人，从《儒林外史》这本书就能明白，他对人情世故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吴敬梓也有放荡轻浮的一面。他年轻追慕魏晋风度，还没学会嵇康的洒脱，倒先学会了石崇的阔绰。他好做冶游，挥金如土，所谓“伎识歌声春载酒”“缠头十万等闲看”，歌儿舞女，好不快活。祖上留给他的二万多两银子的家产，被他花得滚汤沃雪一般，所剩无几。胡适说，“吴敬梓的财产是他在秦淮河上嫖掉了”。这话对，但也不完全对。他大手大脚，心肠又热，仿佛散财童子一般，一高兴就喜欢胡乱施舍，所以那些钱也未必都是自己花掉的，可能是大家群策群力的结果。《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最好做大老官，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结果守不住祖先的家业。这段描写是吴敬梓的夫子自道，他的财产就是这样败掉的。

吴敬梓虽然少年轻狂，老来尖刻，但是在内心深处，却始终是个热诚的理想主义者，冲劲儿上来的时候不计后果。就连许知远老师跟他一比，都会显得有点太庸俗了。他们俩要是碰面，吴敬梓会反过来拿着话筒问许知远老师：“对这个时代，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理性主义者的共同特征，就是对现实世界不满意。这道理也很简单，不管现实多好，跟理想也一定有落差。没有差距就不叫理想了。吴敬梓对现实世界很不满意，他写这部冷嘲热讽的《儒林外史》，就是为了表达这种不满。既然有不满，他就希望矫正这个世界，让它变得更好。

但他的理想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吴敬梓自己其实也说不清。

《儒林外史》里有几位高大上的正面人物，王冕、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总体来说，除了杜少卿以外，写得都不成功，远远比不上反面人物那么鲜活生动。而且，这些正面人物一旦说起自己的理念来，也都含糊其词，无非是些淡泊名利、礼乐教化的老生常谈。看完整本书，还是搞不清楚他们心中憧憬的世界到底是何等样子。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独有的毛病，大部分理想主义者其实都描绘不清自己的理想世界。

不过，吴敬梓还是给自己的理想竖立了一个象征物，那就是“泰伯祠大祭”。

“泰伯祠大祭”是全书的核心事件，也是作者设计的大高潮。千川归海，万岳朝宗，书中重要人物都躬逢其盛，襄赞祭礼，形成一次精神上的大震撼。这场大高潮、大震撼发生在第三十七回，也是全书最枯燥的一回。吴敬梓仔仔细细描写了整个过程，仿佛它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但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读者都把这一大段跳过去了。

这件事在现实中真的发生过。泰伯是古代传说中的人物，据说是周太王的长子。泰伯本该继承王位，但是他觉得三弟更有出息，也更得父亲的欢心，于是就把位置让给三弟，自己跑到了吴国，做了那里的君主。顺从父亲的心意，这是“孝”；不贪王位，这是“让”。所以儒家非常尊崇他。吴敬梓后来搬到南京居住。南京属于古代吴国的疆域，所以泰伯也算是南京的乡贤，那里一批文化人就集资修了一个“泰伯祠”，落成后也确实搞了一次大型祭礼。

吴敬梓对这件事非常热心，是整个活动的倡议者。那个时候他手头已经很窘迫了，经常要卖书换米，才能勉强度日。都穷成这样了，他还捐大把钱来修“泰伯祠”。后来实在拿不出钱了，他干脆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就这样，“泰伯祠”终于修成，“宇宦极宏丽”，而吴敬梓的家产也彻底荡尽。此后有一阵子，他只能靠种菜、打短工过日子。冬天太冷，没钱烤火，他就沿着南京城墙猛走几十里，称之为“暖足”。

这真是让人难以理解。说到底，修这个“泰伯祠”到底有什么用呢？

按照《儒林外史》的说法，修“泰伯祠”可以昌明古礼古乐，助一助教化。可是，南京的老百姓真被这个祠堂教化了吗？当然不会的。吴敬梓描写“泰伯祠大祭”的时候，也只含含糊糊说老百姓们“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看完以后呢？“众人都欢喜，一齐进城去了”。

然后这个事儿差不多就算拉倒了。

不拉倒又能怎么样？“泰伯祠大祭”写到纸上都觉得枯燥，现场又能好到哪里去？哪里有唱戏好看？众人第一次来看个新鲜，以后谁会没事了到这里来受教育？

吴敬梓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全书结尾处，他写到“泰伯祠”的下场。大殿的屋山头倒塌了一半，两扇大门也坏了一扇，殿堂格子也没了，楼板更是一片都没剩下，只有几个老妇人在里头择菜。整个“泰伯祠”，竟成了一片废墟。

在《儒林外史》里，这个景象颇有象征意味。对于吴敬梓来说，它标志着理想在现实世界中的侵蚀。一个祠堂真的能教化世人吗？他自己也未必信，不然也不会把它的结局写得如此荒芜。

但就算撇开实际功效，再追问一句，这个祠堂到底能够承载什么样的理想？古礼古乐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吴敬梓恐怕说不清楚。如果他能说清楚，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那些人物也就不会显得如此苍白寡淡。

但是，他依旧是热诚的。理想世界的模糊并不妨碍他的热诚。他也许不知道理想世界是什么样，但他知道，世界不该是现在这个样。人们不该如此寡廉鲜耻，不该如此势利做作，不该如此利欲熏心。如果世人变成了这样，那么世界一定出了乱子。

面对出了乱子的世界，吴敬梓会尝试去矫正它——用文字去矫正它，用礼乐去矫正它，用“泰伯祠”去矫正它。对于他的做法，我们也许会觉得有些迂腐，但是那份热诚却无法否认。

吴敬梓是一个认真的人。在他心目中，世界是一个严肃的所在，值得人们为之努力，为之战斗。

袁枚就是另外一种性格。

他才华横溢，思想通脱，但没有多少理想追求。袁枚一生活得很自在，手里有钱，跟达官贵人的关系也好，而且从不浪费任何享受的机会。钱锺书说他“佻仗放肆，荡检逾闲，盛名之下，占尽韵事”，让同时代的文人既羡又妒。这么一个会生活、会享受的人，才不会去修什么“泰伯祠”，而只会修他漂亮的“随园”。

他有一些奇思妙想，但对待这些思想也不如何认真。他正迷恋的还是自己。这也是才子们的共同特点。才子们擅长谈古论今，指天说地，但古今天地都是为了烘托他自己的潇洒身影。就像《儒林外史》里的杜慎卿，大家都在雨花台赏景，他却独独“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

对外部世界，他相当满意。在袁枚眼中，整个世界就像一场大宴席，而像他这样的才子，有权在这个宴席上占据一个特别好的位置。“此地若教行乐死，他生应不带愁来”，这辈子就这么爽死算了。

吴敬梓觉得世界污秽不堪，对于文人来说尤其如此。他在《儒林外史》的开头就借王冕之口，预言式地写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袁枚就会觉得这种想法奇怪透顶。他在给朋友的书信里说：“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妄诞，当不受文人之厄。”两人居然是截然相反的说法。

到底吴敬梓说得对，还是袁枚说得对呢？

当然也不好评判，但这倒是让人想起了另一件事来。在袁枚当县令的时候，曾处理过一个案子。有位老文人给朋友写讣文时，夸奖死者仁厚，对手下的佃户经常赦其欠租。因为误用了这个“赦”字，老文人被立案侦查。袁枚心肠软，格外宽大处理，打了他一百板子，判处三年徒刑。

这个老头何尝有什么大怪癖、大妄诞？最多就是心不够细。有过这样的阅历，袁枚为什么还会在信里这么说呢？说到底，无非是因为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时间一久他也就胡乱淡忘掉了。

吴敬梓和袁枚对世界的看法大相径庭，这里有境遇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性格的不同。他们完全是两类人，而且世界上总是有这两类人。几百年前是这样，几百年后还是这样，再过一千年恐怕也是这样。

吴敬梓他们永远不会理解袁枚他们怎么就对世界这么满意；而袁枚他们也永远不会理解吴敬梓他们怎么就对世界这么挑眼。吴敬梓他们会觉得袁枚他们是自恋的犬儒；而袁枚他们只会觉得吴敬梓他们是迂阔的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