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周恩来只选了4人担任副总理，他们有何过人之处？

周恩来挑的四位副总理，像一张刚钉好的桌子

新中国成立当天，也就是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宣布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

礼炮的回声还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打着旋，周恩来肩上那口“千斤担”就落下来了：班子要尽快搭起来，副总理怎么定？弄错一个位置，可能牵动一整盘棋。

偏偏那时百事待举，钱粮、秩序、人心，样样都火烧眉毛。

毛泽东把话挑明：机构要立，骨干要拢，尤其是副总理。那不是虚衔，是真要下到锅里“掌火候”的人。日后你我看国务院是十几位副总理分工细得像齿轮，可在新中国的第一天，周恩来只定了四个。这四个名字，他拿在手里掂了又掂，一个是压重石，一个是定盘星。

四个人，四条线。两位是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老革命，一位是满腹文章、一笔写尽古今的才子，还有一位是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对过话的民主长者。名字摊开——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看似各不相同，往桌边一放，恰好四条腿，稳。

怎么分工？董必武资历最老，管政法这摊，镇人心、立规矩；陈云从红军时期就在经济上“脑子算得清”，盯住吃穿用度、物价金融；郭沫若既懂书本也懂人心，文教与科学交到他手里顺理成章；黄炎培熟轻工与教育，又在社会上有分量，带着工商业界的耳目与期待，去做那些直接关系百姓锅碗瓢盆的事。你看，这薪火初起的政务院，就这么仗起一张实打实的工作台。

先说董必武。1886年生人，年少时还是清朝的秀才，可他骨子里拧得很。十七岁那年，他见考场里人模狗样的欺压，就跟同学去堵贡院的门，结果在衙门口挨了一顿狠打。疼是疼，心却更硬了。辛亥一响，他翻身就扎进去了。后面两次被捕，挨过冷板凳，也没改了这个人“认死理”的性子。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他像捡着了钥匙，开始啃那些让人脑仁儿疼的书，往后一路走到上海、走到南湖，成了最早那批人之一。

很多年里，他不爱站台前，常在幕后撑着那口锅。等到新中国刚立，他这个“老法官”一样的人上手第一项事，竟是防疫——察哈尔北边传来黑消息，他二话不说，拉起队伍建起防疫与救灾的架子，亲自盯。他常跟身边人说，做这个活是讲账本的：账本不是自己的名望，也不是面子，是老百姓的命。说句闲话，这话搁现在看也不时髦，但当时就是有人把它当成天条。

这种“板着脸”的规矩，他先从自家动手。乡下亲戚来信求他给孩子找个学位、找个差事，他一律回绝，说白了：公家的东西不要伸手。六十年代，有个侄子来京，想借坐他的车出门兜个风，他知道后就不高兴——那是办公用车，不办公就不该用。家里人有难处？忍一忍，咱在小院里养鸡养鸭，自己解决。那几年困难，他家人口多、口粮紧，他也没开口向组织多要一两粮。这种活法，看着轴，却撑住了一个时代的底线。1975年他走了，老战友念他一生做的事，不见得惊天动地，但“好事做到底”这五个字，别人说不出口。

再看陈云。你要说谁在新中国的经济这口大锅前站得最久、火候拿得最准，大多数人会指他。他当副总理一当就是连着几届，老练到连李先念都说，自己打仗有老师，管经济也有老师。1949年，周恩来喊他先去趟上海——那个全国最大的“灶台口”。他到那一看，心里有数了：棉花没货、粮仓不满、煤炭也不够，短的恰恰是人吃马嚼的两白一黑。更麻烦的是，旧账还没清，法币贬成纸片，市场上人心浮动，做买卖的摸着政府的脉门想要投机。

陈云的办法，简单也狠。他先断了银元这一口风，托住人民币的腰；随后悄没声地在周边多地“打包”进粮食，囤足了，突然放开卖。粮价当场趴下，那些囤粮想坐地起价的人，这回才知道新政权里也有会算账的。有人说他风格像老会计，抠，见不得虚高的账面。也正因此，后来多少棘手难题到他这儿，都不闹腾。他还有一个习惯：别给自己贴花。他不愿出画册，不爱看自己当主角的电视剧，有人拍他早年的行程，他摇头，说那段经历太寻常。1995年春天他去世，没多久，文选出版。那本书，倒真像他本人，朴素，沉甸甸。

说到郭沫若，大家第一反应往往是“诗人”。可要把他放进办公室，他也不扯虚的。他身上那些身份——文学、历史、戏剧、考古、书法——听着光鲜，其实都是工具。新中国刚起来，文化和科学教育要跑步前进，需要一个能和科学家坐下聊数据，也能给老师写信讲情怀的人，他恰好就是这种“杂家”。他和毛泽东之间，还有一段诗词唱和的情谊。四五十年代，两人你来我往，互相和词，你一首“昆仑”，我一首“小汤山”，既豪气，也有点孩子气，像两位懂行的老朋友在饭桌上较个劲儿。

有一个细节，常被人念叨。1945年重庆，郭沫若听毛泽东讲话，耳朵不太好，就侧着身子看表情。他瞥见对方掏出一块旧怀表看时间，谈话一散，他把自己从欧洲带回来的那只瑞士手表拿出来，递过去，说留个念，也图工作方便。毛泽东平常不太收礼，那一次却收了。后来好多年，那只表一直绑在他手腕上，表带磨旧了，表盘糊了，也舍不得换新的，最多让人修一修。有一次修表还临时去借了个表戴上，修好就还回去。这些琐碎的小事，单拿出来看没什么惊天动地，但它能说明一种关系：互相欣赏，彼此懂得。多年以后，那只表进了纪念馆，换下的旧表带也安安静静在展柜里躺着，我们走过去看，心里头会冒出句老话：物在人在，人去物存。

黄炎培，是另外一种风骨。抗战快结束时，他被请到延安，几个人挤在窑洞里长谈。他问了一个老问题：王朝为何常常从兴盛走向衰败，然后重来？这“周期律”，怎么破？毛泽东回答得干脆，说白了就是把权力摆到阳光下，让人民看着、评着，政府就不敢松。那一夜谈话，后来人们提起，喜欢渲染得神乎其神。其实在我看来，更像两个读书人把道理掰开揉碎，说到半夜，点点头，彼此心里有杆秤。

黄炎培生得早，辛亥时已经在折腾，后来又组织起民主政团，影响很大。他和共产党人的缘分不浅——毛泽东还记得二十年代在上海听过他演讲。到了1949年，他摆脱监视，转进解放区，再进北京，毛泽东亲自设宴。这些礼数背后，是重视。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有个难处。他是个有主见的人，性子淡，不爱当“官”。周恩来去劝他：这不是旧社会那套“为自己”，这是在替人民办事。也许是这句话打动了他，他接了职。后来夜里常常被叫进中南海，谈教育、谈轻工业、谈同社会各界怎么打交道。他会写信谈看法，赞同的，马上用；觉得偏了的，直言指出。真正的朋友，大抵如此。

回到那四个人。你会发现，周恩来当时要的是“搭班子”，而不是找四面旗子摆在墙上。董必武稳，陈云准，郭沫若活，黄炎培通。他们站在周恩来身边，像四条腿，托住了一个刚刚站立起来的国家的桌面。桌上是上千万人的碗，是成千上万张要发出去的工资单，也是厚厚一摞需要盖章的文书。讲句大白话：把日子过起来，是他们共同的工作描述。

当然，人生从来不止功绩表。董必武的“轴”、陈云的“抠”、郭沫若的“多面”、黄炎培的“孤高”，性情不一样，但都合着那个年代的脉。时间拉开之后，我们今天再看这些名字，不必把他们神化，也不必苛求他们完美。只需记得，他们在关键节点做了关键的事，没给这个国家添乱，还替它扛住了好几阵风。

故事讲到这儿，差不多了。有人会问，若是把当年的题目拿回来，放在今天的桌上：在责任、亲情、名望、清规之间，你会怎么选？四位副总理的答案已经写在他们的日常里。至于我们，会不会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守住那一点点清明和本分？这题，没人能替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