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为何叫水浒？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可谓是家喻户晓。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这部书为什么叫《水浒传》？“水浒”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或许您会脱口而出：水浒就是水边的意思，梁山好汉聚义的地方有个梁山泊，是大片水域，所以叫《水浒传》。

这个说法，对，但也不全对。

“水浒”二字的字面意思与普遍误解

首先，我们来看字面意思。

“水”，很简单，就是江河湖海的水。“浒”，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水厓也”，也就是水边的意思。所以，“水浒”二字连用，最直接的解释就是“水边”。

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包括很多学者，都认为《水浒传》得名于此。书中的核心地点是梁山泊，那里号称“方圆八百里”，是茫茫荡荡的芦苇水荡，梁山好汉们就在这水泊中的梁山上安营扎寨，对抗官府。故事发生在这片“水浒”之地上，书名叫《水浒传》再自然不过了。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流传最广，几乎成了常识。

然而，如果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代的典籍有更深的了解，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施耐庵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大才子，他为自己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命名，绝不会仅仅取一个“水边”的白话意思那么简单。 背后一定有着更深刻、更含蓄的寓意。

这就要从一个古老的源头——《诗经》说起了。

追溯源头：《诗经》中的“水浒”本意

《诗经》是我们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古代是每一个读书人的必修课。孔子甚至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可见它的地位之高。施耐庵这样的文人，对《诗经》必然是滚瓜烂熟。

在《诗经·大雅·緜》中，开篇第一句就是：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这四句诗，讲述的是周朝祖先古公亶父（亶父是名字，古公是尊称）的一段伟大迁徙史。

古公亶父是商朝末年一个叫做“周”的部落的首领，最初居住在豳地（今陕西彬县一带）。他仁德爱民，部落很是兴旺。然而，北方的戎狄民族不断入侵，烧杀抢掠，想要夺取周部落的土地和财物。

古公亶父不愿百姓受苦，他说：“百姓拥立君主，是为了对自己有利。现在戎狄来攻，不过是为了我的土地和人民。人民在我这里生活和在他们那里生活，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因为我是君主，就让人民牺牲性命来保卫我，我实在不忍心。”

于是，这位仁慈的领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迁徙。他带着自己家族和一部分愿意跟随的百姓，离开了世代居住的豳地，沿着渭水西岸（“率西水浒”）向南行走，最终来到了岐山之下（“至于岐下”）的周原。

这首诗里的“水浒”，就是指渭水的岸边，是古公亶父迁徙所经过的道路。

来到周原这片肥沃的土地后，古公亶父带领人民开垦田地，建造城郭宫殿，设立官职，革除戎狄的陋俗，奠定了周王朝的基业。他的孙子就是著名的周文王，重孙子周武王最终灭亡了商朝，开启了周朝八百年的天下。

所以，在《诗经》的这个典故里，“水浒”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代表着一条通往希望、通往新生的道路，一次被迫离开故土、寻找安身立命之地的悲壮迁徙，一个伟大事业起点的地方。

施耐庵的深意：为何借用《诗经》典故？

现在我们明白了“水浒”的典故出处和它的深层含义。那么，施耐庵用它来为自己写绿林好汉的小说命名，是不是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呢？周朝先祖的伟业和梁山泊的草寇，怎么能相提并论？

这恰恰是施耐庵的高明和深刻之处！这里面蕴含着复杂的感情和深刻的隐喻。

第一，暗示了梁山好汉的处境：被迫出走，寻找活路。

古公亶父为什么要“率西水浒”？是因为在故乡活不下去了，被凶残的戎狄逼迫，为了生存，不得不走。再看梁山一百零八将，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

林冲，本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安安分分，有美丽贤惠的妻子，有体面的工作。却被高俅父子一步步陷害，误入白虎堂、发配沧州道、野猪林遇险、火烧草料场，最终家破人亡，所有的路都被堵死，除了上梁山，他还有任何选择吗？

武松，一心替兄报仇，官府却收了西门庆的贿赂，告状无门，只能自己动手。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后，他主动自首，被发配孟州。他本想老老实实服完刑期，重新做人。结果又遭遇张都监的算计，被陷害为贼。飞云浦死里逃生后，他才彻底醒悟，这个世界没有给他留任何讲理的地方，于是返回鸳鸯楼，血溅绣楼，从此亡命天涯，最终也只得投奔梁山。

宋江、花荣、秦明、柴进、解珍、解宝……几乎所有人的故事，都是一部“官逼民反”的血泪史。他们原本都是大宋的顺民，有的甚至是体制内的官员、地主、军官，他们从未想过要造反。是那个黑暗的、不公的世道，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

那片茫茫的梁山泊水荡，对于这些被现实世界抛弃和迫害的人来说，就是古公亶父找到的“周原”，是一个可以暂时安身立命、远离迫害的“避难所”。 他们沿着各自的“水浒”，最终汇聚到了梁山。

第二，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对“王道乐土”的向往。

古公亶父迁徙到周原后，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礼仪之邦，是仁政爱民的典范，最终取代了暴虐的商纣王。

梁山泊是什么样子？书中所写，那里是“替天行道”的地方。山上立着一面杏黄大旗，上面就写着这四个大字。

什么是“替天行道”？天，是天理，是公道。道，是正道，是仁义。当时的朝廷（宋徽宗、蔡京、高俅、童贯集团）已经不能主持公道，反而在践踏天理正道。那么，就由梁山好汉来代替上天，执行公道，铲除不平。

梁山聚义厅（后改为忠义堂）前的广场上，还立着一面红旗，上面写着“顺天”二字，另一边立着红旗，写着“护国”。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顺从的是“天理”，要保护的是“国家”，而不是那个腐败的朝廷。

在作者施耐庵的笔下，早期的梁山，某种程度上就是他心中一个理想社会的雏形。这里不分贵贱（“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喝酒，大块吃肉，快活自在。

这里执行着另一种“法度”——江湖义气下的公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这虽然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却是对当时那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实最有力的批判和反抗。

所以，施耐庵用“水浒”这个典故，暗中将梁山事业比附于周朝先祖的正义事业，赋予了这群草莽英雄一层悲壮的合法性和理想色彩。 他们不是在作乱，而是在走投无路之下，寻找一条新的生路，开辟一块新的天地。

悲剧的必然：从“水浒”到“招安”的幻灭

然而，施耐庵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想主义者。他深刻地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现实的残酷。他给了梁山好汉一个理想的起点（水浒），却也无法违背历史逻辑地给他们一个理想的结局。

古公亶父的“水浒”之路，通向的是繁荣昌盛的周王朝。而梁山好汉的“水浒”之路，通向的却是最终的幻灭和悲剧。

这个悲剧的转折点，就是“招安”。

当梁山事业达到顶峰，一百零八将排定座次之后，这支队伍何去何从？作为领袖的宋江，他骨子里依然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他最大的理想不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而是“封妻荫子，青史留名”。“造反”对他来说，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等待朝廷招安、重回体制的筹码。

于是，他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招安的道路。

“招安”这个词，听起来是朝廷的恩赐，是招抚、安顿。但对于梁山集团来说，它恰恰是“水浒”精神的终结。他们离开了自己亲手建立的、相对公平的“王道乐土”（周原），重新回到了那个曾经逼得他们走投无路的、腐败的体制内。

这个选择，注定了他们的悲剧。

朝廷从未真正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招安，只是“以寇制寇”的权宜之计。先是让他们去征辽，为国家抵御外辱，还算师出有名。紧接着，就被派去攻打另一个农民起义军方腊。

这是整部书中最惨烈、最令人窒息的部分。曾经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生死与共的兄弟，如今却要去屠杀和他们出身类似、遭遇类似的“另一群自己人”。这场内战，打得异常残酷，梁山好汉虽然最终惨胜，但十损七八，一百零八将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元气大伤。

即便活下来的，也未能得到善终。宋江、卢俊义被朝廷鸩杀，李逵被宋江骗来喝下毒酒，吴用、花荣在宋江墓前自缢身亡……真正应了那句话：“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读到这里，我们才恍然大悟施耐庵那深沉的悲悯和反讽。

他用“水浒”这个充满希望和光明起点的典故，来命名一部最终走向幻灭和死亡的悲剧。这巨大的反差，强化了故事的悲剧力量，也表达了作者最深切的绝望：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水浒”，没有真正的“出路”。 离开一个虎穴（腐败的社会），自己建立了一个暂时的狼窝（梁山），最终却又被虎穴吞噬。

所有的挣扎，最终都是一场空。这才是那个时代真正的血泪真相。

虽然梁山好汉的故事以悲剧告终，但“水浒”这两个字所蕴含的精神——在绝境中寻找出路，在不公中追求正义——却跨越了数百年的时空，依然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每个时代，每个普通人，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自己的“绝境”。可能是不公的待遇，可能是巨大的压力，可能是看不到希望的迷茫。在这个时候，我们内心都会渴望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水浒”，一条能够突围而出，通向更好生活的道路。

《水浒传》告诉我们，这种寻找是悲壮的，甚至可能是失败的，但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本身，就具有震撼人心的价值。

下一次，当你再谈起《水浒传》时，或许就能体会到施耐庵藏在“水浒”这两个字背后的那一份良苦用心，那一把辛酸血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