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中的诗与骨：扬帆、潘汉年与一个时代的沉默与呼喊

在历史的暗角里，总有一些名字被尘埃覆盖，有一些声音被时代淹没。扬帆与潘汉年，这两位曾在中国革命浪潮中挥斥方遒的人物，最终却都以“特务”之名沦为阶下囚。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真实写照。尤其令人唏嘘的是，他们在狱中写下的诗篇，竟成了那段黑暗岁月中最真实、最有力的见证。

扬帆，本名石蕴华，早年投身左翼运动，才华横溢却性格不羁，是个典型的“才子型”革命者。他两次入狱，第一次是在1943年的淮南根据地，因被诬陷为“特务”而遭拘禁十个月。在那段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将满腔悲愤化作诗句，写成了《鹤唳集》。这些诗不只是文字的堆砌，更是一个革命者在极端环境下的精神抗争。他写“面壁高歌字字真”，写“斑斑血泪百篇诗”，写“凄凉看汝咬西风”——句句泣血，字字铿锵。

而潘汉年，更是中共历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早年参与左翼文艺运动，后来转入地下工作，长期负责情报和统战任务，是上海解放后副市长、统战部部长。然而在1955年，他却与胡风几乎同时被捕，罪名同样是“反革命”。潘汉年不仅是高级干部，还是一位文人，他的诗风格外细腻伤感，常用“惆怅”、“飘零”、“断肠”等字眼，流露出一种与他的政治身份不太相符的柔情与忧郁。

潘汉年同志

两人虽身份不同、性格迥异，却因同一桩历史冤案被紧密联系在一起。潘汉年曾在扬帆第一次入狱时写下三首诗慰问他，其中一句“巨眼何人识书生？”不仅是对扬帆的清白辩护，也仿佛是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某种预感。

扬帆在狱中写的诗，风格更加直接、激烈。他不像某些狱中诗人那样将个人遭遇与革命信仰截然分开，而是把全部的郁结、愤怒、不甘都倾注在诗中。他写铁镣、写寒窗、写鼠目、写鸡声，写那个“不是初衷存一片，偷生此日料应难”的自己。他的诗，是血泪交织的控诉，也是一个书生在极端环境下的坚持与自省。

而潘汉年的诗，则更像是一种私人的慰藉。尤其是他寄给夫人董慧的那些作品，情感真挚、语言婉转，仿佛乱世中的一缕微光。他在政治漩涡中沉浮半生，最终却只能在诗中寻找片刻安宁。甚至在他死后，董慧仍靠读他这些狱中诗度过余生。

两人的命运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结局：漫长的囚禁、身心的摧残、直到平反已是暮年。扬帆在第二次入狱二十五年后出狱时，已不认识妻子，几乎失明，精神几近崩溃。潘汉年则在1977年病死于湖南茶场，至死未能亲眼见到自己的清白被彻底恢复。

更令人深思的是，他们在狱中写下的诗，成了那段历史中极少数的真实声音。诗，在这种极端环境下，不再只是文学的表达，更是一种精神的抵抗、一种存在的证明。正如研究者所说，中国的“狱中吟”在另一种意义上达到了一种极致——它不是对生命的凝视，而是对命运的质问。

扬帆没有在第二次入狱时写诗。不是他放弃了表达，而是那样的环境已经残酷到不容许任何诗意的存在。正如诗人邵燕祥所言：“人如草芥，诗文更不足惜。”但当人的境遇严酷至此，诗是否还值得写？或许，正是这种沉默本身，成了最沉重的诗句。

扬帆和潘汉年的故事，最终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尘埃。他们的诗与命运，让我们看到历史洪流中个体的渺小与伟大、脆弱与坚韧。

历史的真相或许会迟到，但从不该被遗忘；诗人的声音或许微弱，却从不应被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