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第五章

第五章 北上风云

一

震旦学校法语班实际是赴法勤工俭学预科班，学生年龄差别很大，有三十多岁的，也有像陈乔年那样十四五岁的，班里有三十多人，陈延年是班长。

上课了，陈延年领着同学们起立，向老师鞠躬。老师招呼大家坐下，招手示意站在教室门口的柳眉进来。

老师介绍说：“今天我们法语班又来了一位新同学，她叫柳眉。大家欢迎。”

同学们集体鼓掌，柳眉礼貌地向大家鞠躬。

老师对还站着的柳眉说：“柳眉同学，我们法语班人多课桌少，有的一个人一张课桌，有的两个人一张课桌。你愿意坐哪儿自己挑吧。”

潘玉良向柳眉招手，示意柳眉坐到她旁边。柳眉装作没看见，眼睛一阵搜寻之后，大大方方地来到陈延年旁边：“陈班长，我可以坐这儿吗？”

陈延年一下子红了脸，同学们开始交头接耳议论起来。陈延年坐不住了，拿起书本就要走。柳眉一把拉住陈延年，说道：“为什么不愿意和我同桌？妨碍你学习吗？”语气咄咄逼人。

陈延年无奈，只好坐下。这节课，陈延年如坐针毡，同学们时不时投来的异样目光让他如芒在背。好不容易等到下课铃响，陈延年低声问柳眉：“你不是要去美国吗？怎么又来学法语？”

柳眉把头一扬：“我改主意了，我要去法国，而且是勤工俭学。”

陈延年低下头，脸又红了。

上课铃响了，柳文耀领着吴稚晖走进教室。

柳文耀走上讲台，不紧不慢地说：“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一位大师——吴稚晖先生。吴先生和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先生一起，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我请他来给你们讲讲法国和赴法勤工俭学的相关事宜，这对你们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同学们欢呼着鼓掌。

吴稚晖向同学们摆摆手，开始讲话：“原来我是准备给大家讲一讲法国的，可是昨天下午柳眉同学请我的时候给了我一本杂志，我看到了其中的一篇文章，叫《文学改良刍议》，读后感慨良多，一晚上没睡好觉。我这个人，有话存不住，所以今天不讲法国了，我给大家讲一讲中国的文学革命问题。”

柳文耀急了：“吴公呀，你给这法语补习班的学生讲文学革命，不是对牛弹琴吗？”

吴稚晖：“谁说的？你也太小看这些学生了吧。我来问问看，延年、乔年，还有柳眉，你们愿意听我讲文学革命吗？”

陈乔年和柳眉站起来大声说：“愿意。”

吴稚晖又问全班同学：“你们大家都愿意吗？”

同学们齐声回答：“愿意！”

吴稚晖面向柳文耀：“你看看，你这个校董是怎么当的，一点也不了解学生！这样，你走人吧，我要开始讲课了。”

柳文耀无可奈何地走了。

大约讲了十分钟，吴稚晖已经满头大汗：“这个胡适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还没有毕业，应该还不到三十岁。”

陈延年插话道：“我知道，胡适先生今年刚满二十五岁。”

吴稚晖点点头：“对，这位陈延年同学是《新青年》的编务，知道胡适和这篇文章的来历。一个二十五岁、打小在美国读书的后生，对中国旧文学的弊端看得如此透彻，实在让老夫刮目相看、自愧不如啊。我断言，这篇《文学改良刍议》必将对我中华新文化的发展起到革命性的推动作用。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将是这篇文章的受益者。这就是我今天执意改变讲课题目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在老夫看来，这篇文章也不是没有缺点。比如题目叫‘文学改良’，这就有点像大姑娘上轿——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嘛！”同学们哄堂大笑。

吴稚晖依然口若悬河：“不彻底、不过瘾！革命就是革命，不能做小娘子状。还有，既然是改革，既然是提倡写白话文，那就应该用白话文来写，用文言文写作，减少了战斗力和说服力。延年，请你把我的意见转告陈独秀，就说我希望《新青年》能够刊登更有战斗力和说服力的文章。”

陈延年不知道该不该接吴稚晖的话茬，坐在那里有点尴尬：不接话不礼貌，接了又不知说什么。犹豫间，下课铃声响了。

吴稚晖一抬手：“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讨论，也可以通过陈延年和柳眉同学转告我。我非常乐意和你们交流。现在下课！”陈延年和柳眉带头鼓掌。有同学拿着笔记本请吴稚晖签名。

门房来到教室高喊：“陈延年、陈乔年，你们的母亲来了，请到传达室会客。”

见到高君曼和汪孟邹，陈延年和陈乔年很是吃惊。陈延年急切地问：“姨妈，您怎么找到学校来了？出什么事了？”

高君曼说：“延年你别着急，没出什么事。是你爸爸答应了蔡元培先生去北京大学任教，他让我和汪经理来叫你俩回去一趟开个家庭会议。”

陈延年一听，不高兴地说：“好端端的又要跑北京去干什么，这家还要不要了，《新青年》还办不办了？他怎么老是干这种半吊子的事情！”

汪孟邹赶紧解释说：“延年你不了解情况。你爸爸去北大担任文科学长，是因为蔡元培校长三顾茅庐，盛情难却。蔡校长已经同意《新青年》带到北大去办，这样编辑的力量更强，影响也更大，是好事啊。”

陈延年：“好事他自己去做就行了，找我们商量什么？我不回去。”

高君曼劝说道：“延年，到了北京，经济条件比上海好，你和乔年可以在北京上学，一家人在一起多好呀。”

陈延年：“我和乔年不去北京。我们就在震旦学校上补习班，将来从这里去法国。”

汪孟邹生气了：“延年，过分了。家里有了这么大的好事，还不要商量商量、规划规划？延年、乔年，跟你们的姨妈回家去。”

当晚，陈独秀在家里客厅主持陈家的第一次家庭会议。参加人有高君曼、陈延年、陈乔年、陈子美、陈鹤年。汪孟邹列席。

陈独秀有些激动：“今天是我们召开的第一次家庭会议，延年和乔年能来参加，我很高兴。请孟邹兄列席，是因为好多事情要拜托他处理，何况这么多年来，他实际上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成员。”

汪孟邹站起来：“仲甫，你言重了。”

陈独秀没开过家庭会议，习惯性地把这当成了讲坛：“我办《新青年》，灵魂是民主与科学。这两样东西不是摆设，而是要渗透于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各个方面的。家庭的事情，过去是家长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孔教三纲的一个具体表现，应该彻底废除。家里有事，采用召开家庭会议的办法民主协商、科学决策，这应该是我们提倡的新文化的一项内容。”

高君曼笑了：“我说陈老夫子，这不是北大的课堂，你就不要高谈阔论了，赶紧议事吧。我还要给两个儿子收拾房间呢。”

陈延年不愿意住在家里，赶紧声明：“姨妈，我们回学校住。”

高君曼急了：“那怎么行！说好的事，不能反悔呀。床铺是现成的，一直给你们预备着的，方便。仲甫，赶紧议事吧。”

陈独秀说：“好吧，既然是民主，那我就从善如流，接受批评，赶紧进入正题。我受蔡元培三顾之恩，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不日将北上。我答应蔡校长，试干三个月，胜任就留下，不胜任就回上海。所以，我想先一人去北京，一来可以尽快熟悉工作，二来尽快安排住所，为你们打前站，房子找好了，你们再去。今后我们就要在北京定居了，这是件大事，所以要全家人在一起商量、决定。”

高君曼率先表态：“我同意。你先走，我和孟邹先生把善后的事情处理完了再带着四个孩子去北京与你会合。”

陈延年站起来反对：“我和乔年不去北京。我们就在上海上学，勤工俭学。”

高君曼又急了：“不行，我们一家人东藏西躲这么多年，快要散架了。如今好不容易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我们再也不能分开了。延年、乔年，这次你们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去北京。”

陈独秀跟着表态：“延年，你听着，过去我没有管过你们，你记恨我，我认账。现在你们既然投奔我来了，而且家里的经济条件马上就要好转和稳定了，我就不能再不管你们。找你俩来开会，就是要你们和我们一起去北京。你们可以在北京上北大、清华，要出国留学那里也比这里便利。”

陈延年根本不买账：“我们的路我们自己走。以前我们没要你抚养我们，今后我们也不要你管。我和乔年决不会跟你去北京的，这没有商量的余地。”

陈独秀一下子火了，刚要站起来，被汪孟邹双手压了下去：“仲甫你先别激动。延年呀，这事我要劝劝你。我是主张你们哥俩去北京的，主要是为你们的学业和前途考虑。中国最好的学校在北京，中国最重要的事情也都发生在北京，北京是干大事的地方。另外，你们去了，可以把《新青年》在北京的发行工作挑起来，这就是勤工俭学，两不耽误。”

陈延年依然倔强：“汪伯伯，您不要劝了。我们是绝对不去北京的。《新青年》在上海印刷，我们哥俩可以帮您做很多事情。我们就是要靠自己，不靠别人。”

陈独秀还是忍不住：“陈延年，我看你就是存心跟全家人过不去。你大老远从老家安庆跑出来，不就是为了读书学习奔前程吗？这个法文补习班也不是什么正经的学业，留法勤工俭学，更是八字没有一撇的事情。你为了跟你老子赌气，不惜耽误自己的学业和前程，还要把乔年也带上，你这是自私、狭隘，不可理喻！”

陈延年冷笑道：“这就是你说的民主、科学？不顺从你的旨意就是自私、狭隘，坚持自己的意见和追求就是不可理喻？既然这样，那还有什么好协商的。我算看明白了，到哪天你也还是一个封建家长。乔年，我们走！”

高君曼和汪孟邹赶紧把陈延年摁住。

汪孟邹连连摆手：“仲甫啊，我看这会就开到这儿吧，以后我们再慢慢地协商。这延年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别勉强孩子。”

高君曼生怕陈延年走了，顺着汪孟邹的话说：“就是、就是，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你发什么火。不说了，延年，来，跟我收拾房间去。子美、鹤年，拉着哥哥一起去。”

汪孟邹、高君曼和陈子美、陈鹤年强拉硬拽，把陈延年、陈乔年拉走了。

二

北京大学礼堂已经坐得满满当当，连走廊上都站满了学生。讲台上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蔡元培先生就职演说。

庶务长和一些官员、教授、记者聚在礼堂门口等候。人群中，身穿马褂、头戴瓜皮帽、拖着一条长辫子的辜鸿铭格外引人注目。好几个教授手上都拿着新出版的第二卷第五期《新青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引起了教授们的热议。

北京大学教授黄侃指着胡适的文章问辜鸿铭：“汤生先生，这篇文章您看了吗？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叫胡适的浑小子，居然给我们中华文学开列了八宗罪，狂妄至极、可恶至极！”

辜鸿铭轻蔑地说：“这类数典忘祖的东西我从来不看，倒是听我的车夫说起过。”

旁边的记者听到了，凑上来问：“辜教授，您的车夫也懂文言文吗？”

辜鸿铭傲慢地说：“因为是我辜鸿铭的车夫啊，他不但听得懂文言文，还听得懂英文。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耳濡目染，言传身教。”

记者恭维道：“辜教授调教有方。请问您的车夫是怎么评价胡适这篇《文学改良刍议》的？”

辜鸿铭做出一个奇怪的表情：“他说，这大冬天的怎么还能听到蝲蝲蛄子的叫唤。”

黄侃在旁边拍手叫好。记者为了套话，继续恭维辜鸿铭，说：“您这车夫可是太有才了。您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时局艰难，世风日下，出几个崇洋媚外的跳梁小丑不足为怪，可怕的是营造这些小丑的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辜鸿铭感叹道。

黄侃接过话茬：“我听说这《新青年》主笔陈独秀就要到北大来当文科学长了。”

辜鸿铭告诉他：“不是听说，委任状马上就到，月薪三百大洋。”

黄侃闻言，勃然大怒：“我和这个陈独秀在日本较量过。他既没上过什么正规大学，也没有教授资历，月薪凭什么比您学贯中西的辜汤生教授还多二十大洋？”

一旁的钱玄同听不下去了，挥舞着手中的《新青年》对黄侃说：“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者亡。季刚兄，我看你那套引经据典、模仿古人、无病呻吟的做派今后在北大混不下去了。”

黄侃和钱玄同都是章太炎的门生：“怎么，德潜师弟也赶时髦，什么时候成了文学改良的吹鼓手了？”

钱玄同吼叫道：“岂止改良！是要洗心革面。不铲除六朝骈文的陋习，不打倒那些‘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中国的文学就没有出路。”

说话间，一辆汽车和一辆马车在礼堂前停下，人们赶紧围了过去。

范源濂从前面的汽车上下来，然后扶着从马车上下来的蔡元培，两人拾级而上。记者们围了上来，范源濂赶紧阻拦：“各位，请先让蔡校长发表就职演说，会后再接受你们的采访。”

又一辆汽车开过来，汪大燮从车上下来，蔡元培、范源濂赶紧回身相迎。

蔡元培拱手说道：“伯棠兄也来了，真是让我惶恐啊！”

汪大燮笑道：“蔡元培的就职演讲，将来是要编入教材的，我不亲自到场恭听，那不就亏大了吗？”

中华民国的三任教育总长手拉着手走进礼堂，全场掌声雷动。

范源濂首先登台宣读委任状：“各位，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大总统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此令。”

掌声过后，范源濂亲自扶蔡元培上台：“蔡先生是我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可以说是我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今天他出任北大校长，乃众望所归，相信他定能给民国的教育和北大的发展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现在有请蔡校长发表就职演说。”

为了今天的演讲，蔡元培精心准备了一周。他刻意穿了平时很少穿的西装，戴上了金丝眼镜，显得格外儒雅端庄。他手无片纸，胸有成竹，声如洪钟，侃侃而谈：“各位同学，五年前，严复先生做北大校长时，我刚刚在教育部工作，开学那天曾为北大做了一点事情。各位都是从预科读下来的，所以想必也听说过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各位一定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今天就要服务于北大，所以有三件事要告诉各位。一是抱定宗旨。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外人常常指责咱们北大腐败，因为在北大读书的人，都有着当官发财的梦。因为一心想做官，所以不问老师的学问深浅，而是问官职大小。官阶大的人特别受欢迎，大概是为了方便毕业时有人提携吧。这是北大学风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我的看法，不能把北大当作升官发财的基地。真要有做官发财目的的话，北京有很多专科学校，进入法律系可以在法律学校学习，进入经济系可以在商业学校报考，又何必来北大呢？所以各位要抱定宗旨，为了寻求知识而来。进入法律系，不是为了做官；进入经济系，不是为了发财。宗旨定下来，事情就都进入正轨了。大家一定还记得辛亥革命。我们之所以革命，就是因为清廷的腐败啊。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对政府不满意，也是因为社会的道德沦丧啊。现在各位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打好基础，勤奋学习，那么将来为生计所迫，担任讲师，一定会耽误学生啊。进入官场，则会耽误国家、耽误别人啊。误人误己，谁又愿意这样呢？所以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这是我对各位的第一点希望。”

礼堂里掌声雷动。汪大燮感慨地对范源濂说：“到底是蔡元培，上来就找到了北大的病根。”

拖着小辫子的辜鸿铭站起来大声说：“蔡校长，您说得太好了，我辜鸿铭坚决拥护您！”

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

蔡元培示意大家坐下，继续演讲：“第二，努力将德行砥砺磨炼。现今的风气越来越苟且敷衍，只顾眼前，道德沦丧，北京尤其是这样，败坏德行的事情，比比皆是。不是德行根基牢固的人，少有不被这种风气污染的。国家的兴衰，要看社会风气是高尚还是低劣，如果都流于这种风气，前途不堪设想。所以必须有卓越的人士，以身作则，尽力矫正颓废的社会风气。不修德，不讲学，和颓废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已是侮辱自己，更何谈成为他人的榜样。所以品行不可以不严谨对待和修养。三是敬爱师友。对教员、职员，应该以诚相待，尊敬有礼。至于同学之间，更应该互相关爱，不光要开诚布公，更要互相勉励，都在北大，则要荣辱与共。如果有同学道德有问题，举止有不当，在社会上遭到批评，即使你自己德行合体，也难以辩解，所以大家更要互相勉励。对于师友要敬爱，这是我对各位的第三点希望。我刚刚掌管北大，很多校务还不是很了解，现有两个计划。一是改良讲义；二是添购书籍，筹集钱款，多多购买新书，将来书籍满架，大家就不会有知识上的缺乏。今天和各位说的就这么多，来日方长，随时再为商榷。”

会场上再次响起掌声。

掌声中，有人两眼发光，有人低下了头。

走出礼堂的蔡元培被记者团团围住，上不了汽车。

庶务长喊来邓中夏、傅斯年、郭心刚等学生组成人墙将记者隔开。蔡元培向大家挥手致歉：“我刚刚上任，所以今天只能抱歉地讲这些了。”

有记者并不放弃：“蔡校长，就回答我们一个问题可以吗？”

蔡元培厚道地点点头：“那好吧，就一个问题。”

几位记者商量后由一人提问：“听说您有一个很庞大的改革计划，能说说它的基本理念，从何处入手吗？”

蔡元培：“你这个问题相当于好几个问题。简单地说，我关于北大改革的理念就二十个字：教育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民主管理。至于改革从何处入手，当然是从文科入手。新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不日将到任，具体的方案要等陈学长来了之后再商量，我现在还无可奉告。”

三

上海，汪孟邹和陈子沛、陈子寿兄弟设宴为陈独秀饯行。章士钊、吴稚晖、柳文耀、易白沙等应邀参加。宴会开始前，众人沉默不语，气氛有些沉重。

汪孟邹站起来致辞：“各位兄台，今天我和子沛、子寿联合做东为仲甫送行。我和仲甫相识已经十余年了，我看着他这十余年为寻找救国救民之路颠沛流离、九死一生、惨淡经营，不知道为他担了多少惊怕。现在，他终于站到一个新的起点上了。我相信，在北大这个舞台上，仲甫一定会有闪光的亮相、精彩的表演。来，让我们共同举杯，为仲甫的宏愿大志、为中国的光明未来干杯！”

众人站起，一饮而尽。

易白沙说话了：“仲甫兄，此次北上，前途未卜，你责任重大啊。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干吧，我易白沙永远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陈独秀激动不已，起身满斟一杯：“各位兄长、贤弟，独秀这些年感于国运衰微，民生艰难，弃家别雏，东奔西走，时至今日，一事无成，心中惭愧。感谢各位不离不弃，知遇之恩，永志不忘。此番进京，深感责任重大，定当竭尽全力以赴国事，不成功则成仁。独秀敬各位一杯以表心迹。”

汪孟邹再次站起：“各位大贤，此次仲甫进京，把《新青年》带到北大实行同人编辑，我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仲甫，从今之后，你在北京好好地编，我们在上海好好地印，一定把新文化这把火在全中国都烧起来。”

章士钊借着酒劲发泄不满：“仲甫，我对这一期《新青年》胡适的文章很不感冒。你倡导科学、民主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批孔、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我以为是走了极端。”

吴稚晖大大咧咧地一把将章士钊摁下：“行严老弟，你的思想落伍了。今天你是少数派，还是免开金口吧。”

平时温文尔雅的章士钊今天有点急切：“我不是反对新文化，只是不主张你们走极端。”

柳文耀是吴稚晖的门生，态度鲜明：“矫枉过正，势在必行。我倒是觉得胡适的文章不是过了，而是火力不够，有点羞羞答答。”

吴稚晖指着陈独秀问：“仲甫，我让延年把我对胡适的批评带给你，你知道了吗？我认为，文学革命，还要再加一把火，观点更明确、火力更猛烈，才能成燎原之势。”

陈独秀答道：“近日我已经写成了一篇《文学革命论》，下期刊出。”

易白沙补充道：“胡适的八首白话诗也在下一期。白话文、白话诗很快就会成为全社会的热门话题。”

陈子寿感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文化接了地气，就有了新的活力，接下去就要改变社会。《新青年》功不可没呀。”

陈独秀特意走到易白沙跟前，恭恭敬敬地敬上一杯酒，感谢他为《新青年》付出的心血，恳请他一同进京。易白沙是个固执且容易走极端的人，他对陈独秀说：“你在北京身边有一群高人，我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我跟你不一样，只想做些具体的事情，不愿意去京城那个大染缸。我已经想好了，回湖南教书去。”

陈独秀说：“不行啊，越邨，我离不开你。你不在我身边，我会把好多事情办砸的。”

易白沙摇摇头：“你是乐观派，是找出路的。我是悲观派，是看不到这个国家有什么出路的。我这辈子只能走极端，到头来会影响《新青年》的。”

章士钊和易白沙是同乡，也过来敬酒：“越邨啊，你的才华绝对在我和仲甫之上，我是一向看好你的。”

易白沙并不领情：“不说这个，喝酒，今天一醉方休。”

……

次日，上海火车站，高君曼带着陈子美、陈鹤年为陈独秀送行。陈独秀看着日渐消瘦的妻子和一双小儿女，不禁心头一酸。他深情地对高君曼说：“君曼，这些年你跟着我受苦了。我去北京，这个家就交给你了。你身体不好，要按时吃药，不要太劳累，等我安顿好了就回来接你们。”高君曼并不理会陈独秀，四处张望着。陈独秀知道她在找什么，便说：“你别找了。这两个小子犟得很，不会来的。”

高君曼说：“我看你并不了解延年。你知道吗？昨天早上我收拾他睡的床铺，发现他的枕头是湿的，说明他心里很痛苦。”

陈独秀心头一热，嘴上却说：“那说明他还是没出息。”

高君曼瞪了他一眼：“我看你们爷俩一样，都是嘴硬。”

汪孟邹发现陈乔年远远地躲在电线杆后面，便走过去说：“乔年，躲在这后面干什么，怎么不过去呀？”

陈乔年不好意思地说：“我想去送送他，又怕我哥说我。”

汪孟邹：“是你自己不好意思去吧。来，你帮我做件事情。这是你易白沙叔叔给你父亲的一封信，他有事情来不了，你替我送去。”说着，汪孟邹把信交给陈乔年，拉着他走过去向陈独秀打招呼，“仲甫，越邨有事来不了了，他让乔年给你带了封信。”陈乔年有点不好意思地走近父亲，陈独秀爱怜地摸摸他的头，这次陈乔年没有拒绝。

陈乔年把信递给陈独秀，又塞上一个荷叶包说：“望天鹅，上次你没吃成，送你车上吃。”陈独秀感动了，抱着陈乔年情不自禁地亲了一口。

火车上，陈独秀打开易白沙的信，信中写道：“仲甫兄，我不去车站送你了，实在是不忍相别。原谅我不能和你一起去北京继续编辑《新青年》。不是我不愿编，而是我不愿意去北京。北京是帝王之都，我不愿意和统治者住在一个屋檐下，更不愿意在不得已的时候为他们做事或者捧场。我要是去北京，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和统治者刀枪相见。我憎恶古今的帝王，我要回湖南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帝王春秋》。我要把历代帝王的暴政暴行公布于众，让他们遗臭万年，以此警醒我们的民众，只有推翻一切反动的统治者，民众才有可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我知道，统治者是赶不尽的，旧的去了，新的又来，所以我对现实是悲观的。我看不到中国的出路，也就不再陪伴你这个寻路的人了。原谅我，仲甫，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挂念你的。白沙。”

陈独秀泪眼迷离，他放下信，望着窗外，看到了一个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中国：成群结队的难民扶老携幼，沿着铁路艰难前行。

四

北京大学，教室里冷冷清清。黄侃正在讲《文心雕龙》，台下只有一个学生——傅斯年。黄侃不管不顾，依然摇头晃脑，讲得津津有味。傅斯年倒也听得饶有兴趣。

蔡元培在教务长陪同下巡视教学情况。两人在教室外看了半天，心情复杂。蔡元培焦急地问：“文科学长陈独秀怎么还没有到任？”教务长告诉他，陈学长已经到京，钱玄同教授帮他找了个小院子，在箭杆胡同，此时正忙于安顿呢。

蔡元培急了：“这个时候哪里有时间容他先安家？箭杆胡同不就在学校附近吗？我去看看。你马上发通知，明天上午召开校务会议，专门研究文科事宜。”

箭杆胡同9号，一个清净小院，是陈独秀刚刚租下的新居。陈独秀正在门口挂一个牌子——新青年编辑部。钱玄同带着一帮学生来了，看到牌子，赞道：“好啊，仲甫兄，一头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头是《新青年》杂志老板，亦学亦商两不误呀。”

陈独秀赶忙迎上去：“德潜来了。真得谢谢你帮我租下这个院子，比我在上海法租界的房子宽敞多了。来，大家请进屋说话。”

进了院子，陈独秀领着大家屋内屋外转了一圈，然后招呼众人在厅堂里坐下。陈独秀看着几个学生说：“都是北大的同学吧，除了郭心刚，其他的我都不认识。”

钱玄同介绍说：“这几位都是北大文科高才生，也是你陈独秀和《新青年》的追随者。来，你们都做个自我介绍吧。”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逐一自我介绍。

陈独秀和他们一一握手：“好啊，见到这么多优秀青年，我更有信心了。《新青年》就是为你们办的，希望你们多多投稿，多提意见，也欢迎你们以后常来编辑部看看。”

这时院外传来蔡元培的声音：“陈独秀可在？”陈独秀赶紧迎出门来，连连向蔡元培拱手。

蔡元培指着《新青年》编辑部的牌子说：“仲甫，刚才我想了半天，这个牌子是挂在这里好，还是挂在北大校园里好，想来想去觉得恐怕还是挂在你这里好。放在北大太招摇，容易惹事。”

陈独秀点了点头：“我是想先把牌子挂出来，出个安民告示，表明《新青年》进驻北京了。孑民兄，快请里面坐。”

进到院内，看到这么多同学，蔡元培高兴地指着陈独秀说：“我说的不错吧，《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北大是很有号召力的。”

陈独秀连连点头说：“是啊，我也没想到有这么多同学喜欢《新青年》。”

蔡元培话锋一转：“仲甫兄，我要提醒你，切不可盲目乐观。北大历来是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地方。你看这一期《新青年》上胡适的文章，在北大就是褒贬不一。”

钱玄同接过话茬：“蔡公说得没错，一个黄侃，一个辜鸿铭，是死硬的反对派。”

蔡元培叹了一口气：“可不光是他们俩，林纾、严复、章太炎、章士钊、刘师培，都是个顶个的学界泰斗，他们的意见举足轻重，不可轻视。仲甫兄，你要有思想准备呀。”

陈独秀笑道：“蔡公放心，我到北京来，就是来战斗的。我喜欢战斗，渴望战斗。这个社会，再不战斗，还有什么出路！”

蔡元培赞许地看着陈独秀：“我欣赏你的勇气，也会竭尽全力支持你。但是，我们不能做堂吉诃德。仲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多谢蔡公提醒。”陈独秀显然明白蔡元培的深意。

蔡元培：“你明白就好。我今天来是催你上班的。仲甫，北大改革，我决定从文科入手。明天上午召开校务会议，专项研究文科改革问题，我等着听你的意见。”

次日清晨，北大校门口熙熙攘攘，多是匆匆赶来上课的学生和老师。离校门不远，蔡元培下了马车，对庶务长说：“北大校门是走人的，马车要走旁门，我走过去。”

蔡元培走到校门口，两个门房躬身向他致意。蔡元培恭恭敬敬地向两个门房各鞠了一个躬，然后与他们握手说：“你们辛苦了。”

门房激动得不知所措，因为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事情。出入校园的师生看到这一幕，都停下脚步，情不自禁地鼓掌致意。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室，文科学长陈独秀和理科学长夏元瑮领衔分坐两旁。蔡元培走进会议室，大家起立。蔡元培示意大家坐下，开口就检讨：“对不起，因为内急，迟到了一会儿，让大家久等了。我迟到了，应该给大家赔礼，可是我进来的时候，大家却起立向我致敬，这很不合理。所以我要先做一个声明，开会既然是协商事情，那么参会者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必为我起立。家长制、一言堂，这是封建的东西，北大从今日起一律废止。”众人热烈鼓掌。

蔡元培接着说：“各位同人，我来北大已经半月，这是我主持的第一次校委会。我先向各位介绍新来的两位学长，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

陈独秀、夏元瑮起身向大家致意，刚要坐下，辜鸿铭说话了：“陈学长，开会之前，我想请教几个问题。蔡公，不知可否？”蔡元培未置可否，陈独秀却非常爽快：“辜先生不必客气。”

辜鸿铭一本正经：“那好，请问陈学长毕业于哪一所大学？”

陈独秀答：“我在日本上过早稻田大学，但没毕业。”

辜鸿铭又问：“那么，请问陈学长在哪个学科有所专长？又有哪些学术专著呢？”

陈独秀不卑不亢：“我忙碌半生，没有专修过哪门学问，更没有什么学术专著。不过写几本学术专著，倒是我毕生的追求。”

辜鸿铭开始发难：“既然如此，你又凭什么来担当我们北京大学文科的学长呢？”

黄侃也站了起来说：“对呀！你说一下，没有文凭，没有专著，凭什么做我们学长？”

陈独秀笑道：“我陈某一生追求真理，所以我愿意追随蔡先生，为再造一个新北大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陈某说过，我可以试做三个月，如果不合格，自动辞职。”

辜鸿铭冷笑：“三个月？如果这三个月我们北大的名声扫地，你能担当得起吗？谁又能承担这个责任呢？”

黄侃附和道：“对呀，我们北大的名声怎么办！谁来担这个责任呢？”

蔡元培听不下去了：“汤生兄、季刚兄，我看你们这些话有些过分了！陈学长是当今文化界公认的思想家，也是应我蔡元培三顾茅庐之邀请，更是教育部正式委任的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他的资质没有任何问题。仲甫先生，辜教授他是一个直肠子，说话不把风，您不必介意。”

陈独秀站了起来：“陈某不才，倒很愿意找机会和辜教授切磋切磋一些学术上的问题。”

辜鸿铭一脸的不屑：“好啊，我知道你是新文化的旗手。什么时候切磋，我随时恭候！”

陈独秀摆出一个请的姿势：“那就今天吧！”

蔡元培厉声喝道：“行了！这是北京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不是打擂台的场子。各位坐好，现在开会。”

会场安静了。蔡元培清了清嗓子：“今天开会的议题是改革北大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这个话题是五年前我担任教育总长的时候提出来的，今天才真正进入实施阶段，可见改革之艰难。教学改革，目的是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所以，改革的第一步是成立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会由校长、各科学长和教授组成。从全校每五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一人，校长为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评定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因此，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各科教授的重新聘任工作。要把国内甚至国外最优秀的人才引进到北大，要裁撤那些不称职的教授，包括外籍教授。这项工作很复杂，首先从文科做起。陈学长，目前你要把主要精力放到这个方面，尽快拿出具体方案提交校委会讨论。”

陈独秀点点头，恭敬地说：“我尽力。”

散会了，陈独秀和辜鸿铭站起来目光对视。陈独秀主动挑战：“辜教授，要不要去切磋一下学术问题？”

蔡元培连忙拦住：“仲甫，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怎么没完没了呀！汤生兄，你先走，仲甫留下。”

辜鸿铭走了。蔡元培指着陈独秀摇着头说：“仲甫兄，十二年了，你还是当年造炸药时的老脾气啊！”

陈独秀笑了：“蔡公，您让我来当这个文科学长，不就是来当先锋、来战斗的吗？”

蔡元培急了：“你这是在和谁战斗呀？你忘了我昨天怎么跟你说的，不能当堂吉诃德吗？”

看到蔡元培上火了，陈独秀冷静下来，检讨说：“蔡公，我给您惹麻烦了。”

蔡元培指着窗外：“你看，月亮出来了，你陪我到校园里走走吧，我们俩聊聊天。”

月光似水银泻地，幽静的马神庙校园，蔡元培、陈独秀边走边谈，路上留下两个长长的身影。

蔡元培说：“仲甫兄，你是研究历史的。你可知道，听了你刚才和辜鸿铭的争吵，让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西周灭、礼乐崩，没有人知道往下该怎么走，大家都在寻找出路。没有了统一王权的限制，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诸子百家争得一塌糊涂。”

陈独秀来了情绪：“那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时代，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好不热闹。”

蔡元培感慨道：“百家争鸣，各种思想的大撞击引发出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造就了后来大秦帝国集权政治的鼎盛期，中国历史完成了一次大转折。所以，文化是政治的先导啊。”

陈独秀受到了启发，甚为感佩：“蔡公您明察秋毫，一下子就把我们倡导新文化的意义讲清楚了。”

蔡元培的思想开了闸，一发而不能止：“我感到，中国好像又回到了先秦时代，现在是先什么时代，我还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无论将来出现的是什么时代，它终将是以我们今天倡导的新文化为先导的。”

陈独秀补充道：“也是以与旧文化的决裂为基础的。”

蔡元培站住不走了。他严肃地对陈独秀说：“不，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文化是割不断的。新文化只能在旧文化的襁褓里生长，是对旧文化的扬弃和革新。”

陈独秀没想到蔡元培这样激动，问：“蔡公，您的意思是——”

蔡元培一挥手，提高了声调：“我的意思就是我反复强调的北大的一个办学方针——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学术研究不能搞清一色，要允许并鼓励百家争鸣。这是我听到你们争吵后得出的第一个感受。”

陈独秀问：“蔡公的意思是北大要继续聘任那些复古派、顽固派教授？”

“是的！北大的讲堂，应该是当今中国古、今、新、旧各个学派领军人物的大讲堂，应该是各种学术流派百家争鸣的大讲堂。只有这样，北大才能成为中国顶尖的大学。”蔡元培旗帜鲜明地亮出了他的观点。

陈独秀有些不明白：“蔡公，新文化是刚刚破土的小草，怎能禁得住旧势力的疯狂践踏？”

蔡元培笑道：“怎么了？连你陈独秀也不自信了？前几天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陈独秀眨眨眼，还是有点糊涂：“我是说我渴望战斗，可是我确实不愿与那些思想顽固的复古派终日为伍。”

蔡元培拉起陈独秀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仲甫兄，文科学长不容人那可不行啊。你应该清楚，人和文化都是很复杂的，在这样一个混沌的时代，其实大家都在为这个国家寻找出路，只是各人的思路不同罢了。比如辜鸿铭，铁杆的保皇党，满嘴的春秋大义，但他对西方文化弊病的揭露和批判还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

陈独秀并不完全赞同蔡元培的观点：“可有不少人提出北大应该解聘辜鸿铭。”

蔡元培摇摇头：“辜鸿铭精通多国语言，在西洋文学的研究方面造诣很深，这样的人我不主张解聘。还有你我当年岳王会的同人刘师培，著名的‘筹安六君子’，为袁世凯写过《君政复古论》。最近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一是驳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二是希望能来北大任教。”

对刘师培，陈独秀非常熟悉，他感慨道：“这个刘师培，做过很多蠢事，不过本质上他还是个读书人，犯糊涂也是权作稻粱谋而已。”

蔡元培敞开了心扉：“我的理想是，把北大办成群贤毕至的学术大舞台，各个学派、各种思想百家争鸣，这样才能滋生出健康的新文化。仲甫，请你来当这个文科学长，盖源于此。”

陈独秀被感动了，心悦诚服地说：“蔡公匠心，我当悉心领会，争取不负重托。”

月色溶溶，两个清晰的身影在北大校园中交融在一起。

五

第二天早上，陈独秀一大早就走上大街，买上两根油条，又买了两盒点心，一手提着点心，一边吃着油条，拦住一辆黄包车，直奔广安门外。

郊外一座寺庙前，陈独秀叫车停下，对车夫说：“这车今天我包了，你就在这儿等着，一会儿拉人去法国医院。”

车夫揽了个好活，高兴得直点头：“听先生的。”

这是一座没有香火的破庙。庙门紧闭，门上的铁环锈迹斑斑，四周一片荒芜。门里传来一阵阵剧烈的咳嗽声。陈独秀上前敲门，一声沉重的“吱呀”声过后，门开了，走出来一个僧人。

僧人问道：“施主因何来此？”

陈独秀赶紧施礼说：“我是来拜访刘师培施主的，烦请通报一声。”说着递上帖子。

不一会儿，僧人出来回道：“刘施主说了，请先生回去，他不忍相见。”

陈独秀不解地问：“为何？”

僧人不答，却反问：“先生可是来救刘施主的？”

陈独秀：“此话怎讲？”

僧人答：“刘施主病得厉害，如果再不医治，恐怕不久于人世。”

陈独秀听了这话，急忙走进刘师培的屋子，只见刘师培躺在炕上不停地咳嗽。

陈独秀急忙扶起刘师培：“申叔，你这是怎么啦？”

刘师培捂着嘴，一边咳嗽一边说：“仲甫，你走吧，我们还是不见的好。”

陈独秀着急了：“申叔，我是受蔡元培蔡校长的委托来看你的，他收到了你的信，让我来与你洽谈聘任你为北大文科教授事宜。申叔，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不去看大夫？”

刘师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不需要你的怜悯，也不想成为你的同事。你我道不同，不相为谋。”

陈独秀觉得好笑：“刘申叔，这袁世凯都死了，你还为他守哪门子孝呀。”

刘师培气得声嘶力竭：“当今中国一盘散沙，唯有恢复大一统的帝王权威方能振兴我中华。”

陈独秀扶刘师培躺下，问：“你主张你的帝制，我宣传我的民主，我们怎么就不能成为同事？”

刘师培瞪大眼睛：“我不能容忍你玷污我中华国粹，辱没祖宗。”说着，从枕头下面抽出几本《新青年》，扔到地上说，“这就是你陈仲甫宣扬的新文化？废除孔教、废止文言文、废止汉字，你就是无恶不作的千古罪人！”

陈独秀笑了：“好你个刘师培，落魄成这个样子还研究我的《新青年》，就冲这个，我这趟就没有白来。不过我真是不明白，这提倡白话文、白话诗碍着你什么事了，怎么一说到这就像挖了你的祖坟似的？”

刘师培恨恨地说：“挖我祖坟可以，毁我国粹不行，任你们这样胡闹，非亡国灭种不可。”

陈独秀摇摇头：“就你这德行，不亡国灭种才怪呢！”

刘师培一阵剧烈咳嗽，憋红了脸，说：“陈仲甫，我与你势不两立，老死不相往来。”

陈独秀正色道：“刘申叔，你给我听好了。按你这几年的德行，我本不想再见你。可是我今天来了，看到你这个样子，就不能不管你。一来，念你是个国学大师，一肚子学问；二来念你我是多年的朋友；三来也念你是个不认输的对手。来，起床，跟我进城，先治病，再去北大教书，咱俩在讲台上接着斗。”说着他就去拉刘师培起身，刘师培耍赖不起，僧人在一旁劝道：“刘施主，你就赶紧跟这位先生进城治病吧，别可惜了你一身的学问。”刘师培半推半就起床：“陈仲甫，你听好了，我不会因为你救了我就向你服输的。”陈独秀笑了：“你放心，这辈子只有你刘师培负我，我决不会负你。”

陈独秀把刘师培送到法国医院，安顿好了，回到箭杆胡同，已是夜里了。

夜深了，陈独秀坐在案桌旁心绪难平。他摊开稿纸，握笔沉思。白天刘师培憋红了脸吼叫的“废除孔教、废止文言文、废止汉字，你就是无恶不作的千古罪人”一遍遍在他耳边回响。

第二天，陈独秀走上讲台。蔡元培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

陈独秀在黑板上写出五个大字：文学革命论。转过身来，他说：“同学们，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大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举‘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蔡元培站起来带头鼓掌，同学们一片叫好。

课后，蔡元培把陈独秀叫到校长室，和他商量文科教授聘任事宜。

蔡元培给陈独秀倒了一杯茶，拿出一份名单来，说：“仲甫兄，你们文科报上来的教授名单，我看了，不错，胆大心细，各方面都照顾到了。只是这么多人要一下子解决的话，教育部那里很难批准，可以分期、分批、分不同途径解决。比如章士钊、吴稚晖、刘师培，报教育部备案就行了。年轻、名不见经传的，特别是没有学历的，可以分批解决。最近要开校评议会，确定第一批聘任人员。”

陈独秀：“青年才俊分三类。留美的一般都有正规学位；留日的很少有正式文凭；还有一些没上过大学，但在国内小有名气，如刘半农、梁漱溟等。”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仲甫兄，我认为龚自珍的这两句诗可以作为这次北大招聘教授的总原则。所谓不拘一格，就是要学会变通，利用各种方式和途径。比如李大钊，现在办的《甲寅》离不开他，而章士钊又不愿意当教授，只想当北大图书馆主任，而且只干半年，半年后由李大钊接替。这样李大钊和章士钊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像刘半农，没有学历，可以聘为预科教授。吴敬恒则可以不占教授名额，当学监。总之要千方百计招揽人才才是。”蔡元培说得语重心长。

陈独秀想了想，说：“有些人现在还在外地甚至国外，一时还不能到位，是不是也要先考虑？比如胡适、吴虞。”

蔡元培点点头：“胡适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有博士学位，破格聘任也说得过去。希望他毕业后即来北大。说到外地，我还想起一个人来，杨昌济，现在长沙教书。你跟他联系一下，请他到北大来。”

听到胡适能来北大了，陈独秀高兴起来：“太好了，我现在就给胡适写信，让他早点回来。”

蔡元培笑着说：“胡适的事情不着急，我着急的是你要赶紧把家搬到北京来。”

六

震旦学校大门外，陈延年、陈乔年的书摊上摆着新出版的《新青年》和《甲寅》，柳眉在旁边帮忙叫卖。

柳眉刚有新角色，热情很足：“快来买新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看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张，向旧道德、旧文化开战！”陈延年声音也不小：“快来买新出版的《甲寅》日刊！看李大钊新作《孔子与宪法》，主张从根本上改造国民！”陈乔年不甘示弱：“看胡适的自由体白话诗，点燃诗界革命启明灯！”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吸引了不少人，三个人忙得不亦乐乎。

陈延年把小板凳递给柳眉，让她歇一会儿——虽是大冷的天，可柳眉吆喝得一头汗。柳眉擦了擦额头，她一点没觉得累，反而觉得勤工俭学挺好玩的。陈延年很是怜惜，他和陈乔年是勤工俭学，柳眉不必整天跟着他们，耽误学习。柳眉抬头，扬言陈延年别想甩掉她，陈延年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就当一个跟屁虫。

陈延年笑了，柳眉怎么也说这种粗话！陈乔年凑上来支持柳眉。陈延年瞪了陈乔年一眼：“跟屁虫，我们今天早点收工，晚上还要回法租界帮姨妈收拾东西呢。明天她们就要去北京了。”

柳眉也要去。陈延年不同意，柳眉说：“我不管，反正我是跟屁虫。”

1917年，早春二月的北京，春寒料峭，冰封大地。高君曼带着陈子美和陈鹤年，跟随着春天的脚步来到了北京。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领着妻子儿女在院子里栽下一棵酸枣树，夫妻俩培土，陈子美和陈鹤年浇水，一家人其乐融融，小院充满了春天的生机。

出汗了，陈独秀想脱掉长衫，高君曼赶紧制止：早春时节，一不注意就会伤风。陈独秀伸伸胳膊，说没有那么娇气。高君曼想起上海冬天也很冷，陈乔年脚上都有好几处冻疮了。

高君曼的话让陈独秀想起了两个儿子。高君曼慢慢说着家常：哥俩住到上海家里来了，自己跟他们聊得挺好的，陈延年特别崇拜吴稚晖，迷上了他的无政府主义，一心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们还在《新青年》当编务搞发行，汪孟邹跟他俩签了合同，按劳付酬……

陈独秀却说留法勤工俭学没有那么容易。这法国在打仗，不知道哪一天结束，他俩也不能老在法文补习班里耗着。高君曼告诉陈独秀，吴稚晖正和蔡元培、李石曾策划在法国办一个中法大学，要是弄成了，两个孩子就有着落了。陈独秀有些不安，他觉得不能全听吴稚晖的，因为这个人看似简单，其实很有心计，让人捉摸不定，陈延年不能跟他走得太近。

高君曼神秘地看了陈独秀一眼，又说：“最近延年身边老跟着一个小姑娘，叫柳眉，还来家里好几次帮我收拾东西，人长得很是水灵，像个大家闺秀，特别招人喜欢。”

陈独秀脱口而出：“是柳文耀的女儿吧。”高君曼忙追问是怎么回事。

陈独秀把陈延年和柳眉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高君曼惊讶还有这档子事。陈独秀得意地说：“这延年别看他长得黑不溜秋的，可身上有一股硬气，很招女孩子喜欢。”

高君曼白了陈独秀一眼：“有其父必有其子嘛！”

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

赵世炎蹬着一辆平板车，拉着一个梳妆台，李大钊和郭心刚、白兰左右扶着，来到陈独秀家小院门口。陈独秀夫妇把他们迎进门，几个年轻人忙着抬家具进屋，高君曼忙着指挥安放。

李大钊说：“嫂夫人来了。我碰巧在琉璃厂淘到了这老式玩意儿，想必用得着。”陈独秀这才想起忘了介绍，赶紧对高君曼说：“这位是李大钊先生，我在日本认识的早稻田大学的才子，现如今和章士钊一起编《甲寅》，也是《新青年》的同人编辑。”

高君曼躬身打招呼：“久仰守常先生大名，你写的《青春》让人热血澎湃、荡气回肠，我经常独自吟诵，非常喜欢。”

李大钊不好意思了，赶紧说：“我也读过嫂夫人写的诗，缠绵比义山，婉约如易安，让人黯然销魂啊。”

高君曼谦虚道：“我哪里会写诗，不过是一时寂寞，自遣罢了。”

陈独秀继续介绍赵世炎、郭心刚和白兰。

三个年轻人一起向高君曼鞠躬问安。高君曼赶紧还礼，说改日请他们来吃徽菜，品尝自己做的一品锅。

陈独秀关切地询问李大钊的家眷情况。

李大钊赶忙解释，他和夫人是娃娃亲。十岁时，家里缺少女眷，就让他成亲了。夫人大李大钊六岁，地道的村妇，大字不识几个，不过他们俩感情很好。

高君曼觉得李大钊品德高贵，令人钦佩。陈独秀有些尴尬：“无论怎样，还是尽快把夫人孩子接到北京来吧。”

李大钊答道：“我早有此意，只是现在军阀混战，时局艰难，北京也不安稳，加上我自己还没有安稳，等等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