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校花：54岁再婚嫁给外交官，90多岁还自己开车，活到112岁

民国年间，她是复旦大学第一届女学生，也是当之无愧的复旦校花。

她曾经有一段令人羡慕的婚姻，丈夫却不幸去世，54岁那年，她再婚嫁给外交官。

不论何时，她都保持着曾经名媛的姿态，90多岁还自己开车，活到112岁高龄。

她是谁？她又有怎样的传奇人生？

她叫严幼韵，出生于1905年，她的祖父严信厚，曾是上海总商会的首任会长，是那个时代响当当的人物。

她的父亲严子均，更是江浙一带赫赫有名的实业家，富甲一方。

严家的孩子多，姐妹兄弟加起来整整十二个，幼韵因为排行最小，从小便受到父母和兄姐的万般宠爱。

家中请了专门的家庭教师，一位教国文，一位教英文，每天轮流在书房给她授课。

严幼韵从小便开始学习钢琴、刺绣、骑马，连西餐礼仪也要从小训练。

1925年前后，严家由天津再次迁回上海，正赶上复旦大学开始正式招收女生。

彼时的复旦校园中，女学生凤毛麟角，但正因为人数稀少，那些能迈进校园的女生，个个都成了校园中的“明星”。

而严幼韵一入学，便受到了瞩目，她每天乘坐一辆进口别克轿车上下学，车牌号为“84号”。

很快，同学们便给她起了个别称：“84小姐”。

男生们私下议论她的家世、她的衣着、她的谈吐，女生们则或模仿她的发型、或羡慕她的自信。

可即便如此风光，严幼韵从未表现出丝毫的骄矜。

她课堂认真听讲，作业一丝不苟，与人交谈总是彬彬有礼，哪怕是对食堂的服务生，也总会点头微笑。

她迅速在复旦成为传奇式的人物，成为上海滩最具代表性的“名媛”。

一次复旦与沪江大学联合举办的晚会上，严幼韵身穿银白色旗袍，手戴母亲赠送的南洋珍珠手链，踏入舞池。

就在那一晚，她邂逅了杨光泩，他是浙江湖州丝绸商之后，刚从普林斯顿归国不久，身着笔挺西装，眉宇间英气勃发。

他风度翩翩、谈吐不凡，是晚会上为数不多能与严幼韵平起平坐的男子。

两人跳完一支探戈，从此，“84小姐”与那位“外交才子”成为众人眼中的金童玉女。

1929年秋，上海大华饭店灯火辉煌，这一夜，是严幼韵与杨光泩的婚礼，也是整个上海滩的一桩盛事。

外交部长亲自主持，商界巨贾、政界显要悉数到场，宾客多至千人。

从那一刻起，严幼韵便卸下“校花”、“名媛”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了“外交官夫人”。

结婚之后，杨光泩因外交工作频繁调任，常年奔波于欧美各国。

严幼韵则毫无怨言地随夫漂泊，从上海、伦敦到巴黎、马尼拉。

从世交圈的轻松宴请，到异国他乡的正式国事，她始终如影随形，成了丈夫最体面的伴侣，也是最可靠的支持者。

在伦敦的那几年，是他们生活中相对稳定的一段时光。

严幼韵穿着合身的洋装，戴着小礼帽，手挽丈夫，步履从容地走在异国街头。

这一幅画面，曾被英媒刊登在报纸上，以“中国第一对外交夫妇”的标题，引来不少人侧目。

她的英文流利，谈吐大方，总能在西方的外交场合中，游刃有余地代表着中国女性的风度。

在那段没有助理、也没有秘书的年代，外交官的家属往往需要承担大量接待和事务安排。

严幼韵从不假手旁人，亲自打点一应事务，她会根据来宾国籍定制菜单、会根据外交习俗调整座位顺序、也会细致到茶点的温度和香型。

她还常常与各国外交官的夫人们建立起良好关系，维护着丈夫的社交网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杨光泩被派往菲律宾，任驻马尼拉总领事。

彼时局势动荡，日军虎视眈眈，南洋各地已现风雨欲来之势。

严幼韵虽有担忧，但仍陪同丈夫前往，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随行驻守。

在马尼拉的日子里，她自己设计和布置总领事官邸，监督装修进度，亲自验收摆设。

她还承担了全部接待工作，从中餐宴席到西式酒会，一一操办得井井有条。

1942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后，马尼拉沦陷。

日军入城当天，杨光泩与另外七位中国外交官被秘密关押，四月十七日那日，全部遇害。

没有人能见到最后的画面，但据事后推断，他们是宁死不屈，誓死守节。

噩耗传来，严幼韵一夜之间，从“总领事夫人”变成了“烈士遗孀”。

第二天清晨，她换上了最素净的旗袍，站在官邸正门，亲自向前来哀悼的华侨代表们致谢。

其他烈士遗孀也被她召集起来，她带着这群寡妇和孩子们，组成了一个战时互助家庭。

她组织大家分工合作，有的种菜、有的缝衣、有的打扫、有的照看孩子。

白天，她提着篮子去菜市场卖亲手做的果酱，靠那一点微薄的收入支撑全家的柴米油盐。

生活的压力并不止于此，几个外交官遗孀在困顿之中情绪濒临崩溃，时常在夜里哭泣。

严幼韵便在晚饭后召集众人围坐在一起，有时弹弹钢琴，有时带着大家念读旧时带来的中文书籍，有时干脆围着一盏煤油灯，说说家常笑谈。

她甚至会让每个人“盛装出席”晚饭：哪怕是穿着唯一一件还算像样的衣服，也要抹上口红，梳好头发，然后一起坐下来吃顿饭。

最令人敬佩的，是她在艰难时局中，依然没有忘记国家。

她牵头成立了“华侨妇女抗日支援会”，成为名誉主席，带着马尼拉的华人太太们走街串巷，呼吁筹款支援祖国抗战。

她用流利的英语在西人商会演讲，讲述中国人民如何抵抗侵略，用自己的经历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战争中女性和儿童的苦难。

哪怕是身处战乱、物资极度匮乏，她依旧坚持每日洗头，擦香水，穿着干净的裙子去集市。

旁人不解，她却云淡风轻地说：“我不是为了别人看，而是为了告诉自己：我还没有被打倒。”

困境之中，她还依旧记得教育的重要性，她利用空闲时间，教其他遗孀们的孩子英文、数学，还教几个女人识字。

就这样，一段几乎让人喘不过气的岁月，被她一点一滴地熬了下来。

她用最原始的劳动保障了生存，用最优雅的坚持守住了尊严，也用最坚强的信念撑起了十几条命的未来。

1945年，日本投降，战后，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途。

靠着过往的外交经验与个人声望，她顺利进入联合国工作，成为最早一批中国籍的礼宾官员。

这个职位讲求语言、礼仪、文化素养和极高的应变能力，而严幼韵，几乎天生为此而生。

任职期间，她参与接待各国元首，安排外宾递交国书，组织各类高规格外交场合。

没有一次出错，没有一次失礼，联合国工作人员中流传一句话：“有她在，就没有礼仪危机。”

1959年，已经54岁的严幼韵，在纽约再次遇见了曾经在欧洲外交场合结识的顾维钧。

彼时的顾维钧已年近古稀，经历过国家的百年巨变，身份是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联合国宪章首签人，早已是名副其实的外交界泰山北斗。

两人因工作重逢，顾维钧虽已历经一段婚姻，但晚年独居，性格儒雅而不失锋芒。

而严幼韵，历经丧夫之痛、独自抚养子女的沉浮之后，亦不卑不亢、从容安然。

他们之间的情感，是岁月沉淀后的平静流动。

那年秋天，顾维钧向她求婚，他说：“人生最后的旅程，我希望与你并肩。”

她没有矫情拒绝，只轻轻点头，婚后，他们居于纽约一栋静谧的公寓中。

顾维钧晚睡晚起，她便凌晨三点起床，为他热好牛奶，轻声唤醒，又温柔地将他送回床上。

他工作到深夜，她便悄悄守在灯下，为他准备第二天的文件与日程表。

生活并不总是温柔以待，严幼韵后来先后经历了小女儿的早逝，丈夫的病重，再次丧偶。

顾维钧去世那年，81岁的她亲自整理遗物，寄往上海嘉定博物馆，又拿出积蓄，在宁波乡下建了一所希望小学。

那是她人生中第三次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但她依旧没有倒下。

退休后的严幼韵，学习新语言，练习书法，做蛋糕、织毛衣，甚至自己开车去超市购物。

90多岁时，她依旧穿高跟鞋、抹大红唇，出席复旦大学的百年校庆。

百岁之后的她，每一次出席聚会，都是精心妆容、佩戴祖母绿胸针。

2017年5月24日晚，112岁的严幼韵在纽约家中安然辞世。

人们说她是“上海滩最后一位名媛”，可她更是那个时代最后的风骨象征，历尽沧桑而不改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