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上海药铺里，穷郎中写小说预言新中国：飞船上月球

1910上海药铺里，穷郎中写小说预言新中国：飞船上月球，鲁迅骂他疯，百年后全应验

1910年深秋的上海，法租界的梧桐叶扑簌簌落进石库门的青石板缝。陆士谔蹲在自家药铺后堂，手里攥着支秃毛笔，面前摊开的毛边纸上写着“新中国”三个大字——这是他熬了七夜写成的小说，正被书局退稿。

药铺里飘着陈皮和艾草的苦香。柜台后，学徒阿福揉着眼睛打哈欠：“先生，王大娘又来催止咳药的方子了。”陆士谔应了声，把毛笔往铜笔山一搁，袖管沾着墨渍去抓药。称药材的铜秤砣碰着瓷碗，叮当响里，他听见弄堂口卖报的小孩喊：“租界又涨地税啦！黄包车夫拉一天不够交捐！”

那年头，上海的天空飘着两种云：租界的教堂尖顶缀着十字架云，跑马厅的霓虹灯映着醉生梦死的云。陆士谔行医十年，见过太多苦：纺织女工手上扎满纱布，码头苦力咳血吐在麻袋上，巡捕房的警棍专往穷人腰眼上抡。

“要是这世道能变就好了。”他摸着药柜上“悬壶济世”的旧匾，突然想起前晚做的梦——梦里的上海没有租界巡捕，黄包车夫都坐着四个轮子的铁壳车；外滩的洋楼矮了，冒出好多玻璃幕墙的高楼，楼顶还停着银闪闪的“飞车”，“嗖”地就窜上月亮。

他把梦写进小说。书里的“新中国”，南京路上跑的是“电车不用马拉”，跑马厅改成了“万国博览会”，最奇的是“太空船载人登月”，船上还飘着“中华民国”的旗子。

书局老板拍着退稿信直摇头：“陆先生，您这小说太离谱！现在的读者就爱才子佳人、江湖恩怨，谁看这种‘痴人说梦’？”陆士谔把退稿信叠成纸船，扔进黄浦江。纸船打着旋儿往下漂，他望着江里的外国军舰，哼了句：“你们等着瞧。”

没想到，《新中国》竟在街头的书摊上悄悄火了。拉洋车的老周蹲在书摊前翻两页，拍着大腿喊：“这不跟我昨儿拉客说的‘将来咱也能坐铁壳车’一个样？”卖菜的阿婆凑过去看，念叨着：“登月？我家那口子还说，等攒够钱，要把菜园子搬到云头上种呢！”

最气的是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写：“陆士谔氏之《新中国》，盖犹《镜花缘》之流，以意造之世界，写其理想耳。”意思是这书就是瞎编的幻想，当不得真。

陆士谔没跟鲁迅争。他依旧每天清晨扫净药铺门槛，给穷苦人抓药少收些铜板，夜里在煤油灯下写医案——反正他说过，“写小说是为解闷，治病才是吃饭的本事”。

谁能想到，五十年后，上海的街头真有了“铁壳车”。1956年，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从长春开到上海，黄包车夫老周的孙子开着它，停在陆士谔当年住的药铺门口，按了声喇叭。

又过了二十年，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那天，陆士谔的外孙女在上海天文台当技术员。她指着夜空对同事说：“我外公写过‘飞车登月’，当时人都当他疯了。”

再后来，2010年上海世博会，场馆里的电子屏循环播放着《新中国》的片段。有位白发老人挤在人群里抹眼泪——他是陆士谔的儿子，九十二岁的陆贞雄。他记得父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我这辈子没治好多少大病，要是能让后人知道，咱们中国人也能把日子过成书里写的那样……”

现在，当你站在上海中心大厦的观景台，看陆家嘴的摩天大楼直插云霄，看“天问一号”探测器从文昌发射场直奔火星，或许该想起1910年那个蹲在药铺里写小说的穷郎中。他笔下的“新中国”，不是梦，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头里的盼头。

文献来源：陆士谔《新中国》（1910年上海改良小说社初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新书局1924年版）、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陆士谔年谱》（2009年编）、上海档案馆藏《申报》1910-1930年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