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救寺里的“西厢”守韵人——雷建德与他心中的三座文学里程碑

山西永济的秋，总带着点诗意的凉。普救寺的红墙在夕阳里泛着暖光，莺莺塔的影子斜斜地铺在石阶上，雷建德怀揣者自己创作的《西厢记》十二部曲，一步一步走得很慢。他的手指抚过塔身斑驳的砖缝，像在触摸一段段发烫的时光——这里藏着他研究了五十余年的“西厢”故事，也住着他心中三座永远矗立的文学里程碑：元稹、董解元、王实甫。

“这三位西厢爱情创作者，不是简单的‘作者’，是把‘西厢’故事从一粒种子，种成参天大树的人。”雷建德的声音带着河东口音，温和却有力。作为普救寺景区文化顾问、资深“西厢学”研究者，他的心里摆着近百种《西厢记》版本，从线装本《元氏长庆集》里的《莺莺传》，到油印本《董西厢诸宫调》，再到精装版《王实甫西厢记》，每一本都夹着密密麻麻的批注，页脚的折痕里，全是其岁月的痕迹。

第一座里程碑：元稹的“冷月光”——遗憾里藏着真实的人性

雷建德第一次读《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是1974年他上山下乡插队的第一年。那时他还是个不到18岁的知青，在父亲那隐隐约约的蒲剧西厢记声音影响下，抱着“找爱情故事”的心思翻开书页，却被结尾张生那句“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刺得心里发蒙。

“那时候不懂，觉得张生就是个薄情郎，元稹写这个故事，万全是在替自己辩解。”雷建德笑着回忆，后来他沿着黄河故道，跑遍了元稹当年任职过的蒲州、通州，在地方志里翻找蛛丝马迹，才慢慢读懂这篇传奇的重量。“元稹不是在写‘爱情’，是在写中唐文人的‘困境’——一个寒门书生，一边是‘金榜题名’的仕途刚需，一边是‘私定终身’的情感牵绊，他选了前者，却又忍不住在文字里留下了遗憾。”

他指着《莺莺传》里那“崔娘书翰”的段落，批注里写着“字字是泪，却无一字怨”：莺莺给张生写信，说“始以护郎之病，今复作辞郎之书”，明明被抛弃，却还要叮嘱他“自爱”。“这不是软弱，是那个时代女性的无奈。元稹把这种无奈写得太真了，真到让人心疼。”雷建德说，很多人觉得《莺莺传》是“西厢”的“初稿”，甚至是“失败稿”，但在他心里，这是最珍贵的“源头”——就像普救寺当年的老槐树，只有把根扎得深，扎得实，才能长出后来的枝繁叶茂。

这些年，雷建德总爱带着游客在普救寺的“张生西轩”驻足。心中轩外那棵梨树，春天开白花，秋天结涩果。“元稹笔下的张生，就像这棵树，想开花，又怕结不出甜果；想爱，又怕耽误了前程。”他顿了顿，补充道，“但正是这份‘不完美’，让‘西厢’故事才有了烟火气——它不是从一开始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童话，是从‘始乱终弃’的遗憾里，慢慢长出了对真爱的渴望。”

第二座里程碑：董解元的“鼓板声”——把文人故事唱给百姓听

雷建德的书桌旁，摆着一个老式的鼓板，是他1980年在旧货市场淘来的。闲下来的时候，他会敲着鼓板，哼几句《董西厢》里的唱词：“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

“董解元是‘西厢’的‘破壁人’。”雷建德说，金代的时候，杂剧还没兴盛，诸宫调是最火的说唱艺术，走街串巷的艺人拿着鼓板，把故事唱给百姓听。董解元偏偏选中了《莺莺传》，这个“文人私藏”的故事，硬是被他拉到了市井的舞台上。

雷建德最佩服董解元的“勇气”——敢把张生的“薄情”改成“痴情”，敢让红娘从“递信的工具人”变成“骂醒崔母的勇士”，更敢把“始乱终弃”的悲剧，改成“金榜题名、衣锦还乡”的喜剧。“这不是简单的‘讨好观众’，是懂得百姓们的心思。”雷建德翻出《董西厢》里“拷红”的段落，“你看红娘怎么说：‘夫人你言而无信，岂不怕天下人笑话？’这句话，骂的是崔母，也是封建礼教的虚伪。老百姓爱听这个，因为他们心里也憋着一股气——凭什么门第能拆散有情人？凭什么真心比不上功名？”

为了研究董解元的改编，雷建德曾沿着当年诸宫调艺人的路线，从山西走到河北，走访了十几个说唱艺人的后人。“有个老艺人告诉我，唱《董西厢》的时候，讲到张生卧病在床，台下的老太太会掉眼泪；讲到红娘骂崔母，台下有人会鼓掌。”雷建德说，董解元的厉害之处，是把“文人的情”变成了“大众的情”——不管是读书人，还是庄稼汉，都能在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对爱情的渴望，对不公的反抗，对团圆的期待。

雷建德希望现在普救寺的“莺莺故居”里，应该复原当年诸宫调演出的场景：一张方桌，一把椅子，艺人敲着鼓板，台下摆着几条长凳。能够给游客演示：“你听这鼓点，慢的时候是莺莺的心事，快的时候是孙飞虎的兵戈，老百姓一听就懂。董解元就是用这种方式，让‘西厢’活在了街头巷尾。”

第三座里程碑：王实甫的“曲中月”——把故事淬成不朽的经典

雷建德的床头，放着王季思、吴晓铃两位《西厢记》名家大师赠送给自己的题词、序言和《王实甫-西厢记》注释本，封面已经磨破了，扉页上写着“一生之书”。隔三差五，他都要读一段，尤其是“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王实甫是‘西厢’的‘集大成者’，也是‘升华者’。”雷建德说，元代杂剧兴盛，王实甫偏偏选中了《董西厢》这个“说唱故事”，把它改成了五折一楔子的杂剧，就像把一块璞玉，雕琢成了稀世珍宝。

雷建德最看重王实甫的“细腻”——没有了董解元的“热闹”，却多了人心深处的“挣扎”。崔莺莺不再是“勇敢的抗争者”，而是“又想爱又怕被骂”的小姑娘，收到张生的信，先骂红娘，再偷偷写回信；张生不再是“完美的才子”，而是“见了莺莺就失态”的憨书生，佛殿相逢时，“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就连红娘，也不再是“只会骂人的勇士”，而是“懂人心的智者”，她劝崔母的时候，不是硬刚，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人心服口服。

“这才是真正的‘人性’。”雷建德说，王实甫删掉了董西厢里一些“狗血”的情节，比如张生遇盗、莺莺烧香祈福，只把笔墨都砸在“情”与“礼”的碰撞上。“长亭送别那一段，没有兵戈，没有争吵，就只是两个人的离别，却写尽了爱情里的不舍与不安。为什么能流传千年？因为每个人都经历过‘送别’——送爱人去远方，送孩子去读书，送朋友去打拼，那种‘想留留不住’的痛，是共通的。”

去年，雷建德专程赴河北省定兴县“王实甫祖籍”拜访，并且与该县委宣传部、文旅广电局、文联、文化馆、王实甫纪念馆等部门领导座谈。之后，又与王实甫后裔王振林（字卧云）先生、保定市王实甫研究会和定兴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一道赴广东省佛山市拜谒由黄锦祥、黄桢祥书画名家珍藏的“王实甫西厢记稿本”。

今年，雷建德围绕普救寺“西厢记文化园”的建设思路，建议建设“王实甫纪念馆”，炫挂一幅巨大的《长亭送别》壁画。让更多的游客了解：“王实甫的厉害，不是写了一个‘才子佳人’的故事，是写了‘所有人的爱情’——不管你是古代的小姐，还是现在的年轻人，都能在崔莺莺和张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尾声：守着“西厢”，就是守着人心

今年秋天，雷建德快70虚岁了，眼睛有点花，耳朵也不如先前灵光，但只要说起“西厢”，他就像换了个人，精神头十足。每天一早一晚，他都会绕着心中的普救寺走一圈，看看《西厢记》，摸摸莺莺塔，再到“西厢书院”里，回忆元稹、董解元、王实甫的故事。

“有人问我，研究‘西厢’五十多年，腻不腻？”雷建德笑着摇头，“怎么会腻？这三位先生名匠，就像三座巍峨灯塔，照着‘西厢’的路，也照着人心的路。元稹告诉我们，爱情里有遗憾，但遗憾也是真实；董解元告诉我们，爱情里要勇敢，要敢和不公对抗；王实甫告诉我们，爱情里要懂人心，要珍惜那些‘不完美’的真诚。”

夕阳西下，似乎永济普救寺的钟声响起，落在雷建德的肩上。他抬头望着心里的莺莺塔，塔尖的影子里，好像映着三个身影：元稹握着笔，在纸上写下第一行字；董解元敲着鼓板，把故事唱给百姓听；王实甫捻着胡须，在曲词里淬着月光。而雷建德，就站在他们的影子里，尽心守着这座寺，倾情守着这个故事，竭力守着千百年来人们对真爱的渴望。

“只要还有人相信‘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西厢’的故事就不会结束。”雷建德说，这是他研究了一辈子“西厢”，最想说的一句话。（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