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批退休老干部选择“出国养老”，这说明了什么？答案来了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我国有12.7万人选择出国养老，其中退休老干部占据了约8万人；到2023年，选择出国养老的退休干部人数已超过12万。这些老人大多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亲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为国家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

他们选择的养老目的地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以及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一、离退休干部为什么有能力去国外养老？他们的钱从哪里来，来的干净吗？

退休干部能够负担国外养老费用，其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合法渠道：

合法养老金积累是我国离退休干部出国养老的经济基础。按照国家现行政策，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替代率可达70%-90%，高级别干部月养老金可达1-2万元。经过数十年的工作积累，许多老干部确实拥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

子女海外发展提供的支持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我国高层次人才子女出国留学比例高达45%，其中相当部分留在海外工作定居。这些子女往往愿意为父母提供养老支持，帮助他们实现在海外安度晚年的愿望。

个人合法储蓄和投资回报也不容忽视。许多老干部在职业生涯中养成了节俭储蓄的习惯，通过合理的理财规划积累了一定财富。此外，2014年以前参加的房改房政策，使得不少老干部以优惠价格获得了房产，随着房价上涨实现了资产增值。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极少数人可能存在不正当收入的问题。但应当看到，绝大多数离退休干部的收入来源是合法透明的。

二、离退休干部出国养老的成本高于国内的十几倍

选择出国养老确实意味着要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发达国家生活成本高昂是首要考量。以美国为例，养老社区月费普遍在3000-6000美元之间，而国内同等条件的养老机构仅需5000-10000元人民币。医疗费用差距更为明显，美国一次普通门诊就需要200-300美元，是国内价格的10倍以上。

医疗保险衔接问题带来额外负担。我国医保在海外直接使用受限，退休人员要么购买当地昂贵商业保险（年费约6000-10000美元），要么完全自费医疗。这对慢性病缠身的老年人来说是巨大经济压力。

文化适应与社交重建形成隐性成本。语言障碍使许多老干部难以融入当地社区，不得不依赖华人圈层，而专门针对华人的服务往往价格溢价严重。重新建立社交网络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成本。

三、这些人带走了大量从国内攫取的财富？

关于"带走财富"的指责需要理性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资金跨境流动受到严格监管。我国外汇管理规定，个人每年购汇额度为5万美元，大额资金出境需提供合法来源证明。通过"蚂蚁搬家"等方式违规转移资金的行为，近年来受到监管部门严厉打击。

消费地点不等于财富流失。退休人员在海外消费，相当部分用于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和服务。许多人在海外仍然保持中式生活习惯，从食品到日用品都优先选择中国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国内产品的出口。

人才与资金回流现象同样存在。部分退休干部在海外生活一段时间后选择回国，带回了国际视野和先进理念。有些人将在海外积累的财富投资国内，支持家乡建设和发展。这种"循环流动"的模式正在逐渐形成。

四、建议对这些出国养老的离退休人员，一律剥夺退休福利？

"一律剥夺福利"的建议看似解气，实则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慎重考虑。

法律保障的稳定性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是其工作期间依法积累的权益，受《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保护。随意剥夺合法福利不仅侵犯个人权益，也会破坏社会对法治的信心。

政策执行的公平性难以保证。如何界定"出国养老"？探亲访友、短期旅居与长期定居如何区分？这些实际操作问题往往难以精确把握，容易造成误伤和新的不公。

国际惯例与人道主义考量也不容忽视。绝大多数国家都允许退休人员自由选择居住地，继续享受养老金待遇。采取过于严厉的限制措施可能影响国际形象，也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事实上，我国已有相关制度安排。长期居留国外的退休人员需每年提供生存证明，才能继续领取养老金。部分国家与我国签订了社保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福利重复享受。

结语

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限制个人选择自由，而是加快完善国内养老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服务质量，让更多老年人愿意并且能够在国内安享晚年。

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人的合法选择，同时致力于建设一个无论选择在哪里养老都能获得尊严和保障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