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病中的毛主席针对周扬一案，多次表态：可从宽处理

中国人这个“文人情结”，真是一种又爱又恨的事。一边把读书人捧上天，觉得谁沾了点学问就是清高君子；一边又经常被啪啪打脸，发现他们其实也不过是人，一个个活得够复杂，哪有那么多天生的“范儿”？最近人大王教授闹出的动静，不就是给这面镜子上狠狠刮了一下。说到底，“文人”也只是活在柴米油盐里的人，他们会算账，会动心思，甚至有了文字和脑子，还能把“那点事”整得高明得多。

周扬这个人，当年就顶着这样的光环出生——1908年，湖南益阳，家里说是地主，实则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周小扬小时候，前头家里请得起私塾师傅，屋里老头翻翻《论语》，教教“为人”。可日子刚到他念中学时，全国就炸了锅，“五四运动”闹得热火朝天。新文化的浪潮让他一下子跳脱老派文人的路子——那会儿，北京、上海，整天吵吵文学、思想，大伙儿都怀着点“要革命、也要生活”的小心思。

那时候的少年周扬，尤其容易被点燃。他喜欢文学，但不止于舞文弄墨，更在于说话带着点火气。他一路考进国民大学、又去过大夏大学，跟着一群年轻人一起翻译、阅读大不头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大家想着，这点理论也许能让中国变一副模样。1927年，他捏着大学文凭，心热地入了共产党。不出两年，他又漂到了日本。本来是去深造，其实也是躲一躲国内乱象——人在外地，思乡有、野心也不灭，他混迹在日子寡淡的留学生堆里，反而接触了很多左翼文化，这让他脑子里那些“文艺救国”的火苗更旺。

世界兜兜转转，到了1930年春，上海成了思想青年的热土。鲁迅、创造社那票人，自发地跑去创办“左翼作家联盟”——名头很大，其实就是想聚一帮志同道合的青年，联手用文字为社会添把火。周扬这时从日本回国，没两天就靠着嘴皮和文采混进了左翼剧盟，不久后又进了左联。

你听说过“天生就是官”的人吗？周扬大概就是。我猜他那时候，说话做事都带点“指点江山”的劲。他很快在左联里头混了个头衔，做了剧盟领导、左联书记，后来又进了文委。真正的本事，是他能号召一堆年轻人围住他，听他指点江山。局子里头，有人说他“有气度”，也有人觉着他“用人如用棋子”。老实说，在那个才子间互相较劲的年代，你要把人聚拢为你所用，得有两把刷子。

可风头太盛，也招人反感。鲁迅先生是干脆的性子，那些年，经常在公开场合批：“你周扬像奴隶总管一样，不自己动手，就管着别人干活。”话说得够重，什么“自居指导”，什么“借革命营私”，几乎把周扬架在火上烤。其实在左联内部，很多人都对他“霸道专政”多少憋着气。文人的“骂”，很少是吵闹，都是用绵里藏针、字眼间留了狠劲。

人在低谷才见本色。周扬自那场“鲁迅之骂”（左联里的老话儿）后，在上海的名声说不上好；但机会又来了。1937年抗战爆发，延安成了各路人才“避风港”。党里头还缺个能管文艺的大拿，潘汉年、冯雪峰一说，周扬就被调去延安。这下子，他像是在乱世里转了运——担任教育厅厅长、文协主任；鲁艺副院长（说来好笑，鲁迅骂得最狠，他偏偏接了鲁迅的挂名），又做延安大学校长。那些年，在窑洞和土操场上，他日日见毛主席，没少熬夜聊文艺、谈革命。

咱们常说“机遇只青睐准备好的人”，周扬就活出了这句话。他很会揣摩“核心”的想法，也擅长把理论炒热了拿出来用。写《陕甘宁边区实录》，编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每一份材料都为新中国文艺“定书立言”。而毛主席对于周扬，有时是真喜欢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往”，这样的批注不是随便给的。但转头，毛也说过：“长处是听党的话。”这话，耐人寻味。

日子转眼到了新中国。周扬一路高升，做到副部长、常委。他也卷进了那些年文艺圈最血腥的整风运动：批胡风、整丁玲、冯雪峰——不是别人，都是当年一起过命的朋友。听说他批人的时候不留情面，也有人说他心里有苦，“站在风头浪尖，不是自己想下来的时候就下得来。”

但文人的命，常在风浪里转圈。到了1960年代，毛主席开始批评他“不够努力”，话里话外不耐烦了。周扬为了保位置，又下狠手打倒了田汉、夏衍、阳翰笙。可命运跟你闹着玩，最后他自己也进了大牢，批斗、关押，足足九年。那个年代，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能安全下船。

后来毛去世，邓小平掌权，文艺圈迎来喘气的机会。周扬的案子，毛其实一直记在心上，多次批示要“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一年国庆，周扬竟然被列入科技教育界代表名单——可到最后，还是有人从中作梗，他连参加宴会的机会都被挡掉。时事起伏，几经折腾，毛主席留下那句很有名的话：“人要完人，金要足赤，是形而上学。”可惜没请到周扬——这话许多人至今还在琢磨。

恢复工作以后，周扬真心向不少同志道歉，有些人原谅了他，有些人没那么快释怀。人道主义、异化之争又让他在老文人的圈里多了几分尊重，也激起些新的对立。他最后公开检讨，世人软了一分，对他多了宽容。

不过私人的事情，外人就不细说了。谁没有些自己的苦衷与小算盘？所有的决定，终归要自己担着后果。

周扬的故事，说起来有风情，也有哀愁。曾经，他是时代的弄潮儿——少年意气，中年风头，晚年跌宕。圈子里的朋友，今日是兄弟，明日成对手；人生里那些选项，走成了什么路，谁说得清？弄文之人，能动舆论风潮，也能成权力坐标，但总有些火烧到自己身边。

我们这个社会，对文人永远夹杂着敬意与怀疑：他们身上到底有多少真实，又掺杂了多少虚伪？周扬一生，就是这两种标尺的试验田。他那句听党的话，到底是满足了大多数人的期待，还是丢掉了文人的骨头？读到最后，总让人心头拐个弯——人是复杂的，尤其是读书人，尤其是权力里的读书人。

很多事没说完，故事其实还在后头。历史上没有“完人”，只有活生生的人；每条路有代价，每面镜子都带着裂痕。现在想起周扬的名字，或许还会问一句：当大时代褪色，小人物的心事，到底落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