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贤妻良母到“鉴湖女侠”，她用一把倭刀劈开封建枷锁

1907年7月15日清晨，乌云低垂，绍兴山阴县轩亭口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围得水泄不通，围观的百姓不敢出声，无数双眼睛盯着缓缓驶来的囚车。囚车停下，一位身着素衣，戴着镣铐的女子走出囚车，女子长发披散，脊梁挺直，双唇紧抿，似乎带着一抹轻蔑的笑意。她目光如炬地扫过人群，什么也没说，从容就义。

这位女子就是“鉴湖女侠”秋瑾。按清朝惯例，女犯通常用绞刑，而不用斩首，作为新女性代表的秋瑾被残忍处死，引发了社会舆论的激烈讨论。

秋瑾，初名闺瑾，乳名玉姑，绍兴人。东渡日本留学后，改名瑾，字竞雄，自号“鉴湖女侠”。

秋瑾1875年出生于厦门，20岁嫁给湘潭富绅之子王廷钧。1899年，王廷钧捐了个户部主事的京官，秋瑾随丈夫入京。

吴芝瑛比秋瑾大10岁，别号“万柳夫人”。她的家世背景与秋瑾相似，都出身于官宦家庭，祖辈都以文才闻名。生于书香之家的吴芝瑛善诗文、书法，是一位女才子。与秋瑾相识后，两人一见如故，结为义姐妹。

吴芝瑛的丈夫廉泉思想开明，曾创办过文明书局，还与日本人合办东文学社，在当时颇有影响。秋瑾的丈夫王廷钧则是一个地道的纨绔子弟，思想保守，与秋瑾志趣不合。

在吴家接触了许多新学书刊后，本就性格豪爽的秋瑾眼界大开。她不愿再过那种夫唱妇随、碌碌无为的生活，对妇女解放产生了强烈向往。她曾对吴芝瑛说：“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事也。”

此后，秋瑾开始在公开场合穿男装露面，王廷钧极力反对，夫妻二人产生尖锐矛盾。

1903年，秋瑾离家出走，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变卖首饰凑足了学费和路费，毅然踏上去日本留学的道路。临行前，吴芝瑛邀请众女友在陶然亭为秋瑾饯行，并挥毫写就一幅对联：“驹隙光阴，聚无一载，风流云散，天各一方”，来表达离别之情。

当时的秋瑾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留日期间，秋瑾只探视过一次子女。当朋友询问她的家庭情况时，秋瑾只是无奈地说：“如隔世矣。”

她受到西方思想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1904至1905年间，她前后加入了同盟会、光复会等多个社团，其革命热情令许多男性赞叹。1905年，秋瑾回国拜访了蔡元培和徐锡麟，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此时的秋瑾特立独行，改穿西服、腰佩倭刀，改名为“竞雄”。据秋瑾的日语老师服部繁子回忆，秋瑾“高个子，蓬松的头发梳成西洋式，蓝色的旧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体，袖子长得盖住了白嫩的手。”这样的装扮实在让人震惊，秋瑾的话更令她惊叹：“我之所为，并非我个人之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让男子屈服，做男人做不到的事。”

1905年，清廷为防止日本学校成为反清力量的温床，要求日本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一片哗然，陈天华为唤醒民众投海自尽。一些留学生主张继续留在日本，秋瑾则力主回国。在讨论会上，秋瑾从靴筒中抽出倭刀插在桌上说：“如有人回国后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之后，秋瑾返回国内，先在浙江吴兴的一所女校任教，不久后赴上海设立“锐进学社”，作为光复会的联络点。

在1904-1906年间，秋瑾多次来往于日本与中国。为了节省开销，她乘船只坐三等舱；不住旅馆，只住“留学生会馆“的通铺；伙食上只吃0.05日元一个的面包、酱菜和白水；穿衣方面，把和服改成学生装，或穿男装。

在鱼龙混杂的三等舱里，秋瑾身藏匕首，以预防行为不轨者的侵犯。同时还要躲避清廷侦探和日本警察的监视，对于一位女子来说，实属不易。

她在发刊词中将这份报纸形容为“中国女性脱身黑暗世界的一盏明灯。”她以“鉴湖女侠”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抨击封建制度的丑恶，宣传女权主义，号召救国。

早在1906年冬，光复会领袖徐锡麟派人找到秋瑾，请她主持绍兴“大通学堂”事务。为掩人耳目，秋瑾以“新学”为号召，吸引了众多社会名流来观摩。时任绍兴知府贵福也前来参观，还与秋瑾在校内合影留念。

暗地里，大通学堂是起义的大本营。秋瑾积极筹划武装起义，她联络会党势力，成立“光复军”。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并率领学生军起义，因准备不足，被清军镇压，起义失败。徐锡麟被捕后，他与秋瑾的通信被发现。清廷立即查封大通学堂，并拘捕同党。

7月13日，大通学堂被清军包围，秋瑾等13人被捕。

秋瑾被捕后，无论如何审问，都以“秋风秋雨愁煞人”作答，清廷拿她毫无办法。

秋瑾案因事关重大，绍兴知府贵福到杭州面见浙江巡抚张曾扬，两人商议后，以“谋反”和“十恶”之罪，决定将秋瑾就地正法。

秋瑾得知自己将被处决后，表现镇定，只提了三个要求：“一是准写家书诀别；二是我系女子，勿剥我衣服；三是勿枭首。”

秋瑾遇难后，举国哗然。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质疑声此起彼伏。人们认为秋瑾只是办学、办报的新女性，说她“谋反”既没口供又无实证，纯属冤案。

在舆论攻势下，绍兴知府贵福派人到秋瑾家中搜查军火，但一无所获。又对被捕的大通学堂学生和教员严刑拷打，但也未得到秋瑾“通匪”的供词。

随着报刊对秋瑾案事无具细的报道，秋瑾的形象被塑造得越发伟大，在大众眼中，秋瑾是敢于打破旧传统的新女性代表，其“无罪受戮”引起公愤。《神州女报》、《申报》等大报刊发了《哀秋瑾案》、《记秋女士遗事》等大量文章，还刊登了秋瑾的男装照、遗诗、生前演说稿和吴芝瑛的纪念文章，在当时引发强烈社会反响。

秋瑾就义后，其灵柩历经10次迁葬，最终安葬于杭州鸡笼山辛亥革命烈士陵园。在秋瑾就义处建立起了秋瑾烈士纪念碑，碑后有“巾帼英雄”的题词。

秋瑾将短暂的32年生命，熔铸成近代中国女权运动、思想启蒙与民族革命的三重传奇。“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追求平等、自由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