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妻死后，戴季陶急切迎娶妻子侄女，不料婚后，一个自杀一个瘫痪

1911年的一天，苏州火车站内人声鼎沸。

21岁的戴季陶一袭青衫，正候车前往南京访友。

嘈杂的候车室里，他独坐一隅，从行囊中取出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文学评论》，很快便沉浸其中。

书页翻动间，周遭的喧嚣仿佛都化作了远去的背景。

戴季陶这种专注的神态，引起了邻座一位老先生的注意。

老先生见他学习甚勤，出于爱护后辈之心，便叫仆人送过一杯茶来。

戴季陶连忙起身道谢，这一老一少就此攀谈起来。

原来这位气度不凡的老先生，正是吴兴名士钮耕孙，此番也要赴宁。

于是，两人一道乘车去南京，沿途无所不谈，十分投机。

到南京后，戴季陶与老先生一揖而别，自以为人生是一期一会，再也不会相见了。

岂料两天之后，戴季陶由南京返回苏州时，车上又与老先生相遇。

两人又一路同座，一路谈笑风生。

通过前后两次交谈，老先生对戴季陶的学识大为欣赏，“翁极喜先生谈论风采，许为国器”。

他便问起戴季陶的家世：

“不知先生可曾婚配？心中可有钟意之人？”

戴季陶闻言一怔，随即恭敬地将自家情形娓娓道来——

1890年1月6日，戴季陶出生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医商之家。

其父戴小轩，一面经营祖传的碗铺生意，一面行医济世，尤擅外科，在乡里颇有声望；

母亲黄氏亦精通医术，常为邻里诊治，深受敬重。

戴季陶在七兄弟中排行最小，却天资最为聪颖。

6岁那年，他随父亲漫步郊野，父亲命他即景赋诗，他当即吟出：

“新麦出堤上， 迎风如舞浪；

极目不知远， 江山皆在望。”

戴小轩闻言大喜，认定此子不凡。

父亲去世后，长兄戴传薪执掌家业，深知幼弟才华，不惜倾力栽培。

1905年，他毅然变卖祖传的30亩沙田，筹得700块大洋，将年仅15岁的戴季陶送往日本求学。

戴季陶先入师范学校，两年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久负盛名的日本大学，专攻法科。

他性情豪爽，善于交际，曾发起组织“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

1908年，在一次留学生聚会上，他与蒋介石相识，两人相见恨晚，索性结为异姓兄弟。

1909年，一位姓李的朝鲜皇家公主，偶然得见戴季陶的风采，为其才学与谈吐倾倒，二人迅速坠入爱河。

情到浓时，他们甚至举办宴会，当众宣布婚约。

谁料，婚宴后没几天，李小姐竟神秘失踪，音讯全无。

戴季陶多方打探，却只得到模糊的线索——日本当局从中作梗，硬生生拆散了这对恋人。

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终成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失恋后，戴季陶黯然归国，幸得江苏巡抚瑞澂赏识，负责地方自治研究所的工作。

两年后，瑞澂升任湖广总督，启程赴武昌上任。

作为下属，戴季陶亲自送瑞澂到阊门车站。

瑞澂走后，他也顺便去南京访友。

谁曾想，就在这趟寻常的旅途中，他竟与吴兴名士钮耕孙不期而遇，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为他牵出了一段意想不到的姻缘！

钮耕孙先生得知戴季陶尚未婚配，眼中闪过欣喜之色，邀他前往上海与自己的侄女钮有恒见一面。

钮有恒生于1887年，是湖州名士钮承聪的掌上明珠。

这位性情刚烈的女子，17岁时因看破红尘，竟毅然出家，后经家人百般劝说，才重返尘世。

还俗后，钮有恒入读南浔女校，在那里结识了革命女侠秋瑾。

二人惺惺相惜，常秉烛夜谈，纵论天下大事。

秋瑾就义后，钮有恒悲痛不已，转学吴兴女校，毕业后赴上海任教。

当戴季陶见到钮有恒时，一眼就看出她是个聪明独立的女子。

而钮有恒亦被戴季陶的英挺俊朗、器宇轩昂所吸引，更欣赏他忧国忧民的胸襟。

于是，在钮耕孙的见证下，这对璧人在上海喜结连理。

因钮有恒比戴季陶年长4岁，戴季陶总爱亲昵地唤她“姐姐”。

婚后，他辞去苏州职务，赴上海出任《天铎报》《民权报》主笔，以“天仇”为笔名，每天都写一篇针砭时弊的社论，很快声震报界。

“穷达利眼识天仇”一时成为上海新闻界的流行语。

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发表一篇反袁的文章《杀》，通篇“杀杀杀”，字字如刀。

袁世凯阅后勃然大怒，将他逮捕入狱！

钮有恒托人买通狱吏，深夜前来探监。

望着受了不少罪的丈夫，她强忍泪水，铿锵有力地说道：

“你为国事下狱，我很安慰。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下狱，就不是好主笔！我是特地来给你道贺的。”

说完，转过身毅然离去。

钮有恒不愧是秋瑾的挚友！

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令戴季陶对妻子刮目相看，从此对她又敬又爱。

戴季陶性情如火，极易激动，年纪轻轻就得了神经衰弱的病症。

他尤其酷爱高谈阔论，一开口就收不住，如江水决堤般滔滔不绝。

钮有恒经常告诫丈夫多言伤身，不让他长篇大论。

有时，戴季陶在家里会客，忘了告诫，又忘情高论时，钮有恒便在里屋摇铃示意，以为提醒。

一天，胡汉民主持会议，轮到戴季陶发言时，他又说个没完没了，超过了规定时间。

胡汉民急得坐立不安，又不便当众打断，灵机一动低声提醒：

“你姐姐来了。”

此言一出，立见奇效。

戴季陶麻溜地闭上嘴，乖乖结束了讲话。

自此，他“惧内”的名声不胫而走。

细究起来，男子惧内不外乎两个缘由：

一是敬爱，二是有愧。

戴季陶对钮有恒的敬爱自不待言，至于“有愧”之说——

自古文人多风流，才子如戴季陶者，又岂能例外？

1912年年底，22岁的戴季陶被孙中山聘为机要秘书。

戴季陶对此颇为自豪:

“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总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没有离开总理过。”

1913年，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戴季陶被迫流亡日本，与好兄弟蒋介石共租一屋。

房东给他们找了个刚从日本“下女学校”毕业的年轻姑娘，帮忙洗衣做饭。

这姑娘年芳十八，正当妙龄，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多愁善感的戴季陶，以及血气方刚的蒋介石。

三人朝夕相处，关系渐渐暧昧不清。

到了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革命党人都陆续回国。

这时候，蒋介石和戴季陶的“家”里，已然多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因为是日本女人所生，那段时间又三人住一起，这亲生父亲到底是谁，就此成了一个大谜团。

而戴季陶岂敢让“姐姐”钮有恒知道此事，自然不愿要这个孩子。

于是，这孩子就归了蒋介石，取名“蒋纬国”。

1922年，戴季陶身边又多了一个叫赵文淑的年轻女子。

这个20岁的姑娘本是钮有恒的姨侄女，被特意请来协助家务。

谁曾想，短短数月间，戴季陶便与这位晚辈暗生情愫，发展出一段不伦之恋。

这段违背伦常的感情立即招致亲友的强烈反对。

赵家父母当即为女儿择定亲事，欲将其远嫁他乡。

就在这当口，戴季陶竟上演了一场投江自尽的闹剧——

这年秋天，孙中山安排戴季陶乘船赴川公干。

孤舟夜航，戴季陶终日郁郁寡欢。

在昏暗的船舱里，他提笔写道：

“自从离开上海的一天起，精神一天恍惚一天，所有过去自己行为的缺点罪恶的影子，通同涌上心来。”

9月16日深夜，当轮船行至汉口至宜昌段时，戴季陶突然冲出舱门，纵身跃入滚滚长江！

随行人员遍寻不着，只得一面筹备后事，一面急电各地报丧。

谁料，戴季陶竟没死，他运气不错，被一个渔夫给救了起来。

事实上，戴季陶投江自尽的原因，更多是由于政治上的失意。

然而，赵文淑却误认为他是为自己殉情，于是她誓死不嫁他人，铁了心要跟着戴季陶，哪怕没名没分！

赵家无奈，只得央求钮有恒成全。

就这样，赵文淑以“侍女”身份，夹在钮有恒和戴季陶中间，三人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家庭。

而心灰意冷的钮有恒重拾佛珠，终日吃斋念佛，逐渐隐居，不问世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戴季陶携家眷西迁重庆。

钮有恒以高血压不宜远行为由，执意留守上海，这对夫妻就此天各一方。

直到1942年，戴季陶突染重疾，缠绵病榻。

消息传到上海，钮有恒念及夫妻一场，她跋山涉水，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丈夫身边。

结发妻子的到来，犹如一剂良药，让戴季陶精神为之一振，病情日渐好转。

然而，1942年9月15日，钮有恒却突发脑溢血，猝然离世，年仅56岁……

戴季陶悲痛不已，一度离家，搬到华严寺独居。

岁月流逝，他的哀伤渐淡，不免又产生了形孤影单之感。

于是，1944年1月27日，戴季陶将赵文淑扶为正室。

彼时，赵文淑已经在他身边待了22年，可以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戴季陶。

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多年缠身的神经痛再度发作。

夜深人静，他辗转难眠，竟一口气吞下七十粒安眠药。

本来，续弦赵文淑会寸步不离地照料他服药起居，偏巧不久前她突患中风，瘫痪在床。

于是，房间里只剩下戴季陶一人。

到了第二天早上，随侍人员没有听到他房间里的声音，遂推门而入，撩起帐子一看，戴季陶面色灰白，已经没气了。

就这样，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戴季陶，宿命般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终年59岁……

参考书籍：《戴季陶一生》——范小方、 包东波、 李娟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