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诗人常会出现并称，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又存在怎样的联系

文：沧海一书客

以姓氏连缀为主要形式的诗人并称是古代文学中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称谓方法,尤其在诗歌艺术高度繁荣的唐代更是产生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并称。

这些诗人并称的产生时间和方式不一,主要依据声调进行姓氏排序,对文学创作、鉴赏、传播以及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探寻唐代诗歌丰厚内蕴的一条蹊径。

诗人并称是诗歌史上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称谓方法,但其形式与“竹林七贤”及“大历十才子”等借助数词归纳的诗人合称不同,多为至少两个文学成就相当或文学风貌相近的诗人姓氏连缀,如“屈宋”和“陆谢”等。

诗歌艺术高度繁荣的唐代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诗人和作品,也相应地产生了许多耳熟能详的诗人并称。

纵观近些年有关唐代诗人并称现象的研究,学界重点在于挖掘特定诗人并称组合的丰富意涵上,缺乏对整个唐代诗人并称现象的关注。

唐代诗人并称现象的综合性与整体性研究尚有发掘空间。因此,笔者拟小作探讨,以期为唐代诗人并称现象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唐代,不少取得相当创作成就的诗人被时人标举和类比,由此形成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诗人并称。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诗人并称并不完全形成于唐代,有许多是被后人归纳总结而成,正如明代学者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写道:“至李杜、王孟、高岑、韦孟、王韦、韦柳诸合称,则出自后人,非当日所定。”

他所举的例子虽不完全准确,却也说明许多唐代诗人并称实由后人评定的事实。为更加直观和全面地探讨唐代诗人并称的形成方式。

且加以归类区分,笔者引入唐代文学史上较有代表性的25组诗人并称,并在现存文献中查阅到这些并称的最早出处

唐代产生的诗人并称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受六朝诗人并称现象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开始自觉,日渐兴盛的文学批评与人物品藻之风相结合,使人物并称现象逐渐出现于文学领域,成为一种颇受文论家青睐的批评方式。

特别是钟嵘在《诗品》中大量使用诗人并称来确立诗人的历史地位及树立诗歌创作典范。

如在“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二之才”和“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等文中,就出现了“曹刘”“陆谢”与“孙许”等诗人并称。

用以并举曹植与刘桢、陆机与谢灵运以及孙绰与许询等诗人,类似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唐代文学紧随六朝文学之波澜,一方面,不少唐代诗人都饱览六朝诗作,对六朝不同作家的艺术风格了然于胸。

另一方面,唐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是对六朝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化与扩展,不仅批评内容上承六朝。

对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以及诗歌意境的美学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就连批评方式也对六朝有所承袭。

在此背景下,诗人并称现象大量见诸于唐代文学以及文论家的著作中。而在杜甫、韩愈和白居易等人的诗歌中也经常出现诗人并称。

如白居易《伤唐衢二首·其二》“致吾陈杜间,赏爱非常意”表达了他对关心民瘼的诗人陈子昂和杜甫以及他们风清骨峻诗歌的喜爱。

可见,诗人并称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式承接于六朝,并在唐代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

其他如刘禹锡与白居易并称以及皮日休与陆龟蒙并称,是因为两人诗风相近,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们唱和频繁,在当时就已名声在外。

最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诗歌自身的演进,许多诗人的诗坛地位在后人心中形成了基本共识,于是年代较晚的诗人在论及前辈时会在艺术风格之外将具有相当创作高度和文学地位的诗人进行并称。

司空图历数从初唐至中唐的代表诗人和诗风,有意识地将沈宋、李杜以及元白等诗人并称来代表唐诗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大致勾勒出晚唐之前唐诗流变的脉络,体现了诗歌风貌与诗人并称之间的紧密联系,更从侧面说明唐诗创作的高度繁荣催生出不少唐代诗人并称。

产生自唐后的唐代诗人并称主要是逐渐成熟的文学理论批评和诗坛宗唐风尚的产物。

韦柳和温李并称是出自宋人的诗论。至明清,诗坛上学习唐诗的潮流赓续不息:明代前七子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帜,掀起了复古潮流,李攀龙和王世贞等人紧随其后。

清人钱谦益终身学杜,虞山诗派冯班等人则多受温李影响。相应地,此时诗歌批评已高度体系化,论著颇丰,并出现了胡应麟和叶燮等批评大家。

这些批评家在点评唐诗时,或为了语言的精炼,或为了论证自己的诗学主张,也会将一些具有相似性的唐代诗人进行整合,从而产生了数量可观的唐代诗人并称,王孟、王裴以及张王等诗人并称即由此产生。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胡震亨《唐音癸签》中“至李杜、王孟、高岑、韦孟、王韦和韦柳诸合称,则出自后人,非当日所定”的观点。

有关唐代诗人并称的姓氏排列次序,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成就较高者会排在文学成就较低者的前面,这符合人们的思维定势,然此观点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王安石的论述可谓切中肯綮。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诗歌的通俗性还是对后世的影响力,元稹都不如白居易。

但他在“元白”并称中却排在白居易之前,这说明“元白”并称的先后顺序排列并非是依照诗人文学成就的高低。

论边塞诗的创作,高适与岑参风格迥异且各有千秋,若言高适的文学成就一定高于岑参,恐怕过于牵强。

因此,“高岑”并称的先后顺序也与诗人文学成就高低无涉。其他诸如“刘柳”“苏李”和“皮陆”等,也同样不是以文学成就作为排列依据。关于诗人并称的先后顺序依据问题,王安石有“取其称呼之便”一说。

他注意到并称排序时要先言平声,后言仄声。但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许多并称结构并不是平仄组合,若同为平声,则阴平声字在前,阳平声字在后。

若同为仄声,则上声字在去声字前。但由于唐代文学史上鲜有去声字姓氏与入声字姓氏组合的著名诗人并称,因此对这两者的先后顺序还难以判断。

不同声调组合的诗人并称有王杨卢骆、苏李、沈宋、高岑、王孟、韦孟、李杜、卢杜、陈杜、钱郎刘李、韦柳、刘柳、元白、张王、刘白、韩孟、皮陆、贾喻、姚贾以及温李共20组,全部符合上述规律,即平仄组合平声字在前,仄声字在后。

平声组合阴平声在前,阳平声在后;仄声组合上声字在去声字前;入声字排在最后。由此可见,作为一种语音形式和称谓方法。

唐代诗人并称在姓氏顺序安排上基本遵循了“平上去入”的声调顺序,这符合人们的语言习惯,即“取其称呼之便”和“适齿牙”,同时也是汉语自身秩序性的一种体现。

不同声调组合的诗人并称有“平上去入”之分,相同声调组合的诗人并称排序也应有规律可循。

有学者认为,相较于不同声调组合的诗人并称,相同声调组合的诗人并称在顺序排列上并不严谨,有很大的随意性。其实不然。

笔者把“王杨卢”和王裴、王韦、鲍谢以及钱郎放在一起分析,发现王杨卢、王裴、王韦和鲍谢均为含开口呼韵母“ang”以及“ao”的姓氏在前,含其他韵母的姓氏在后。

这是因为开口呼韵母发音时口腔开合较大,唇部较为放松,且发出的音洪亮有力,顺口好叫,所以排列在前。但钱郎并称却是含开口呼韵母“ang”的姓氏“郎”排列在后,这又是为何?

在这种结构下,往往前鼻音姓氏在前,后鼻音姓氏在后,原因在于发前鼻音时,口形需较闭以免气流进入后鼻腔;发后鼻音时,口形需较开以使气流进入后鼻腔。

因此,发音时口形先闭后开,气流先塞后入显得轻松省力,符合顺口好叫的原则,体现了汉语自身的秩序性。

诗人并称作为一种便于记诵的凝练表达,声调安排上的顺口好叫尤为重要。因此,相同声调组合的诗人并称数量虽少,但在排列顺序上也并非随意为之,亦有声调规律可循,仍体现出“取其称呼之便”和“适齿牙”的语言习惯。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唐代诗人并称现象也有一定程度的消极作用。人们将不同的诗人放在一起并称,大多是因为他们都擅长某一类诗歌题材或诗歌有着相似的艺术特征。

但这也会使人们在学习或研究他们时只关注这一类题材和艺术特征,却忽视了这些作家创作的其它成就。

如在题材内容上,后人研究“王孟”更多是关注他们的山水田园诗,而事实上王孟二人的许多边塞之作和愤世嫉俗之词同样颇见功力,但这些作品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主流文学史教材上也没有得到太多的介绍。

在艺术形式上,后人研究“温李”主要关注他们辞藻繁丽的艺术风格,却没能注意到他们也有清新自然之作;研究“钱郎”多关注其五言佳作,而忽略了其部分七言精品。

综上,唐代诗人并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诗人标签化和程式化,在突出了他们主要艺术风貌的同时也淡化了他们创作风格的多样性,不利于全面地把握和理解并称诗人的创作情况,对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但尽管如此,唐代诗人并称仍是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时的重要切入点。综上所论,唐代诗人并称产生时间不一。

产生在唐代的诗人并称主要受六朝诗人并称现象的影响;产生在唐后的诗人并称则更多脱胎于逐渐成熟的文学理论批评和诗坛宗唐风尚。

虽然唐代诗人并称看似是作家姓氏的简单连缀,却在排序上大有讲究,主要是从顺口好叫的原则出发,以声调为主导来排序。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唐代诗人并称在唐代文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既是唐代诗歌鉴赏与研究的一种手段,又为后代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语料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