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茶论与美学

▌宋观

《宋徽宗的茶事》 周重林 李文华 湖南美术出版社/浦睿文化

近年来，随着《清平乐》《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梦华录》等以宋朝为背景的古装剧热播，作为剧中亮眼看点的“宋代茶道”越来越受到广大传统文化爱好者的青睐。茶文化学者周重林与普洱茶专家李文华合著的《宋徽宗的茶事》，在业界既往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从头校勘、逐句精解宋徽宗笔下的茶道名作《大观茶论》并辅以相关论述，近乎重构了茶道大家赵佶在社会文化史中的价值。诚如周重林所言：宋徽宗赵佶于茶之贡献，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在诸多层面上，哪怕是茶圣陆羽也难望其项背。

《大观茶论》原名《茶论》，共计二十篇章，因成书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故后世以此为名。既往对该书的学术观点，多半侧重于宋徽宗赵佶在书中讲述的北宋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传统文化知识，而《宋徽宗的茶事》一书作者在序言开篇，便点出了“赵佶是盛世兴茶论的首创者”，并在书中援引《剑桥中国史·宋代卷》的观点认为：徽宗这位寓言式的人物，用优雅文化战胜了战争之术，这也正是他重新出现在我们茶桌前的原因。

由此视域复看《大观茶论》，便可品读出赵佶当年写下“延及于今，百废俱兴，海内晏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咸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的帝王深意——简而言之，在赵佶看来“咸以雅尚相推”的品茶潮流，不仅是五代乱世终结、天下太平所致，也是“熏陶德化”的体现。

当然，帝王深意不等于执政智慧，它是握有无上权力的赵佶试图构建朝野审美规则的野心使然，也是封建盛世秩序的物化表达。终结了五代乱世的北宋王朝，其历代帝王以“文治”为国策、以提升和展现自身艺术造诣为己任。艺术学者巫鸿在《中国绘画：五代至南宋》曾指出，北宋皇帝的文治国策自然会在艺术风格、审美标准和社会关系中反映出来。据史书记载，两宋之际的才子史尧弼曾在《策问》写下“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的名句，由此可见当时的文化自信对精英阶层的凝聚力所在，赵佶“盛世兴茶论”的出现并非偶然或自负，也不能完全以贪图享乐一概论之。

从《宋徽宗的茶事》援引其宠臣蔡京的《保和殿曲燕记》《延福宫曲燕记》可以窥见，赵佶不仅著述茶论，更通过举办一系列宴会来“下场指导”，并偏爱在这类活动展示并讲述其世所罕见的顶级艺术收藏。蔡京作为亲历者记述道：“多不知识，骇见，上亲指示，为其言概”“至会宁殿，有八閤东西对列，曰琴、棋、书、画、茶、丹、经、香。臣等熟视之，自崆峒入，至八閤，所陈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彻焜煌，心目俱夺”。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王室庆典主义是王室政治的驱动力，公众仪式并不是巩固国家的谋术，而正是国家本身，甚至在其最终命运降临之际，它也仍然是搬演公众仪式的策略。

有别于大多数在外在形式上运用“茶汤御政道”、王室庆典主义却内在艺术素养浅薄的古代统治者，宋徽宗赵佶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修为，史称赵佶“工书画，通百艺”。

《宋徽宗的茶事》特意以外篇《才子赵佶》讲述宋徽宗“艺术教父”、西园雅集创办者王诜的生平。当时作为后辈、尚在潜邸的赵佶，与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秦观等知名才子都是该雅集的成员，其中的苏轼、蔡襄亦是茶道大家。苏轼与欧阳修一样倡导“三不点美学”（茶不好不点，景不好不点，人不好不点），并曾留下“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等名句（《汲江煎茶》）。同为“宋四家”的蔡襄，不仅著述过茶学名著《茶录》，更创制了“小龙团”茶。在这类高质量艺术圈子的熏陶下，《大观茶论》原文虽仅有三千字，却字字珠玑，超脱出文治文化、帝王心术的限定，是一部以茶载道的传统美学典籍。

学界提及《大观茶论》时，往往首推第十四章《点》为全书精华——点茶不过是耗时片刻，却在赵佶笔下以“七汤点茶法”的精妙流程及动作细节呈现，可谓见识专业、工序严谨、步骤详尽，读来犹如重现了北宋宣和二年的延福宫夜宴。那一晚，贵为天子的赵佶“注汤击拂”，为现场显贵们亲手调配茶汤，将宋代茶道美学推向当时社会文化的巅峰。

但从《宋徽宗的茶事》的注解可以发现，《大观茶论》余下章节亦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是互为相生。赵佶在著述中对产地的极致追求、对点茶法的深入研究和呈现、对改造茶器、泡茶水质及“赏饼法”的重视，共同构建了其承继甚至超越陆羽的茶道美学，成为当代传统文化爱好者复兴“宋代茶文化的基石”之一。

同时，《大观茶论》也折射出宋徽宗时代茶叶经济的兴盛。《宋徽宗的茶事》在延展论述第十九章《品名》时，特别提到身居深宫的赵佶能够对茶园知识信手拈来，源于蔡京精细化的茶园管理。作为当时的理财高手，蔡京在政和二年（1112）推广茶引法，以专卖凭证、法定容器、官方复核等，“对收购、运输、销售都有严密的管理……岁收息钱四百余万缗，是（宋仁宗）嘉祐年间的十倍”——不难想象，坐拥如此可观收入，会促成赵佶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如何不惜工本、如何肆意释放艺术想象力，或许亦如其花押“天下一人”。

似乎喜欢艺术的君主都有着超乎寻常的占有欲与创造欲。赵佶亦不例外，这致使他对美的追求大大超过了他的政治角色及政治抱负，让他俨然成为“美的囚徒”。如格尔茨在其著作《尼加拉》中的论断，“权力是为盛典服务的，不是盛典为权力服务的”，赵佶身上亡国帝王标签、艺术大家标签的重叠乃至错位，不仅让政治史学界对其给予“昏君”的骂名，更将其艺术爱好视为一种罪证。

但如今，传承茶学文化、发展茶道经济，已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作者周重林曾表示，真心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茶文化能够再度繁荣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