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专访·香港故事丨香港“杰上协会”创会会长黎子杰：凝聚更多人的力量，促进两地教育互通互鉴

近日，红船融媒编辑部采访了香港杰出专上学生服务协会（简称协会）创会会长黎子杰先生。目前，他还担任香港著名非牟利教育及青年组织—大湾区教育资源中心的联席主席。

▲黎子杰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黎子杰于1995年香港大学学士毕业，于中学及大学时期是香港的学生领袖，曾于1993年获得“香港杰出专上学生服务奖”（香港的杰出大学生奖），后于1995年与得奖学生共同创办“香港杰出专上学生服务协会”并担任会长；黎先生曾在北京及上海工作及生活超过17年，充分了解内地和香港两地的文化异同，亦曾于1997年与北京大学合办短期课程“北京大学香港工商界高层管理人员中国研修班”，开创带领香港人认识中国政经最新发展的先河。黎先生也是澳洲注册会计师，香港证监会持牌人员，除拥有拥有丰富的金融证券工作经验外，对于学生的培养方式和两地的教育模式有着独到的见解。著名媒体人朱顺忠与其进行了深入交谈，两人以教育为基础，围绕人才培养、教育理念、香港治理等话题展开了探讨。

创会初衷：凝聚更多人的力量，服务社会

采访伊始，黎子杰向红船融媒介绍了自己的专业背景和成立协会的初衷。

据黎子杰讲述，他本人曾在1993年获得香港杰出专上学生服务奖项的荣誉。获奖之后，他决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获奖同学共同成立一个协会——即香港杰出专上学生服务协会。黎子杰坦言，他成立协会的初衷是想凝聚更多来自不同院校、学习不同专业的优秀同学人的力量，以便于共同更好地服务社会。

“因为每年有20个得奖的学生，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大学，比如有港大、港中大，还有香港理工学院等等，同学们都是不同学科专业和不同级别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能集合大家的力量，发挥每个人的专长，那么将能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相统一。”黎子杰将协会成立的缘由娓娓道来。

“这个奖项的选拔标准有三个：第一是要有优秀的学业成绩；第二是要有领导才能；第三是要有能够服务社会的优异记录。一般的选拔可能较为注重学生的成绩好坏，但这个选拔更强调学生具备领导才能和服务社会的经验及意识。作为第二届获奖的学生，我意识到大家的初心和目标是一致的，于是就联合第一届的得奖学生一起成立一个协会。”

在成立协会的过程中，每位参与者都运用自己的学业知识，来为协会的发展出谋划策。比如，学习法律的同学会帮忙起草会章、学习设计的同学可以设计协会的标识logo、学习传媒并且擅长举办活动的同学负责宣传和公关、金融专业的同学负责筹款。可以说，该协会充分利用了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汇集了各类英才来服务社会。

据黎子杰讲述，经历至今33届选举，每年选出20名得奖同学，目前协会已经有600多人加入，其中有会员已经在特区政府中担任副署长这类比较高的职务，还有7位会员荣获“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协会会员从事的行业也十分广泛，包括创业者、区议员、会计师、大律师、医生、大学教授、医生、建筑师、年轻企业家、对冲基金老板、社工、各级政府官员、上海市政协委员等等。

“我们这600多位协会的会员是分布在各行各业的，我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发光发热，贡献力量。同时为了支持我们的学生继续服务社会，我近年也开始为得奖学生捐赠奖学金，至今我自己已经捐赠三届了。”黎子杰说。

上述奖项的创立者是黎子杰一位20世纪70年代毕业于香港大学的师姐梁女士。她想要鼓励更多的大学生投身到社会建设中，也就与当时的香港学生事务协会会长（香港跨院校在学生事务处工作的同仁所组成的协会），梁女士的港大同学Luke Wong港大学生事务处处长提出这一奖项的选拔活动，每年从各大院校提名及选拔共20名（当时香港只有2家大学，其他院校都是大专院校，后来升格为大学）的学生，梁女士捐赠及颁发给每名得奖学生5000港元作为奖学金。20多年之后，曾经的得奖学生黎子杰传承了这一优良的做法，并在此基础上提高了奖学金的金额。

黎子杰认为，这样可以给下一代树立榜样，也体现了薪火相传的精神。

与内地开展合作，培养技术人才

目前，黎子杰担任香港著名非牟利教育及青年组织—大湾区教育资源中心的联席主席，该中心致力于促进香港和内地的教育合作与发展，包括院校之间的合作、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交流等。近期，该中心还帮助恒生大学与兰州大学深圳研究院开办课程进行合作，香港职业训练局与浙江台州培文中学签署协议，并为内地教育机构与香港的大学展开交流研究及为内地中学生到香港求学提供新途径。

黎子杰介绍称，该中心推动开办了一个大学预备班，内地学生在内地读完我们开设的英国文凭课程获得证书，便等同于高中毕业，并且雅思达到5.0的水平后，就可以不用参加高考，直接到香港读大学。

“香港设有职业训练局，特首也于2023年推出VPAS‘职专毕业生留港计划’，主要是为了吸引职专非本地生在毕业后留港投身本地相关技术行业。该计划申请的学生要年满16岁，满足入学条件的学生可以选择来香港读两年制的高级文凭，之后可以继续读大三及大四，也可以选择提前就业。而且就业的岗位必须是和学习的课程相关的，比如学习网络工程、机电工程、土木工程等专业，工程类的毕业学生未来都可以在香港成为从事工程师。”黎子杰说。

目前，两地的合作已经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如今，已经有一批学生成功实现了就业，涵盖飞机工程、飞机维修、空乘、机械工程、电子工程、建筑测量与物业、太阳能电车专业、网络安全、生物医药等34个专业领域，这些实际上都是香港缺乏的人才，很好地满足了香港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

往深处看，这背后也显示出香港人才缺失的问题。根据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2024年11月发布“2023年人力推算，香港航空业于2028年的人力短缺将上升至约18,000至23,000人。实际上，香港国际机场目前仍缺乏大量员工，特别是地勤、飞机维修和飞机机仓服务等部门，根据香港机场管理局的估计，虽然机场管理局和航空公司都在积极招聘，但人员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影响航班的恢复进程。”据特区政府统计，资源管理局公布的机场人才缺口达15000人之多，像香港的空乘人员就是比较短缺的，很多空乘人员是从新加坡过来的，他们甚至不会说中文。

不过，黎子杰对于香港教育事业的发展满怀期待：“幸运的是，香港政府为了吸引更多全球人才包括内地的人才来港，填补人才大量流失的问题，推出了一系列人才政策。目前基本上已经把流失的人口补齐，回到2019年以前的人口750万人以上了。”

▲黎子杰

互通互鉴：包容两地教育模式的差异

在采访中，朱顺忠和黎子杰就两地的教育方式展开了讨论。

朱顺忠坦言，内地和香港的教育方式存在很大的不同。香港从基础教育开始就比较宽松，而内地的教育大多数是填鸭式的教育。这些差异会影响两地学生的思维、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内地教育体系以应试为主，强调知识的灌输，而香港教育则更宽容，注重多渠道发展。

“在香港，我们从小就会被灌输遵纪守法的思想，因为犯法留下案底之后是会影响一辈子的，甚至各类专业资格如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等都会被撤销资格，影响事业发展；所以我们倡导个人自由，但绝对不能越过法律的底线。”黎子杰解释说。在他看来，相互理解和包容是解决这些差异的关键，两地要相互学习对方的优点，比如内地在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香港需要急起直追。在与内地学生互相交流学习的过程中，香港的学生也能获益良多。

“另外，历史原因，香港一直跟随英美的教育制度，多元的复读制度为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升学学习路径。即使学生在本地高考成绩不理想，学生也能修读2年制的副学士学位（副学士及高级文凭课程），学生可以用两年时间提升成绩，再升读大三及大四，最终实现学士毕业（本科）的学历。这种英美流行的社区学院制度，为公开试成绩不太理想的同学，多一次机会，用两年时间提升自己，有机会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大学升读大三及大四，继续完成学士学位或就业，这种制度设计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

在黎子杰看来，教育的目的应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像香港以前有很多才子，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都拥有一技之长，凭借自身过硬的本领成就了一番事业。所以香港这种灵活的教育模式是可供参考的，内地的教育改革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探索更加多元化的教育路径。同时，我们要注重教育公平，最大限度地维护教育的公平性，让更多的学生成长成才。

黎子杰还分享了自己对于AI人工智能的看法。据他介绍，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一定要读有AI的课程，没有AI课程就不愿意让孩子去读。他认为，这种想法有些矫枉过正：“其实AI只是一个工具，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工作和学习的效率，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逻辑思维的锻炼，懂得如何向AI发问，利用AI，才是未来学生需要的知识。

内地大学国际化：英语教育的重要性

在交流的过程中，黎子杰针对内地大学国际化发展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强调了内地大学通过英语教育走向国际的重要性，尽管中文在中国及世界都具有重要地位，但为了与世界沟通、与全球学术界交流，英语教育不可或缺。

“香港的一些大学国际排名很高，这与采取英语教学关系密切。因为做学问不是孤芳自赏，我们要得到全世界同行的认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最流行的还是英语，我们提倡学好英文并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为了更好地探讨学术问题、与世界沟通。现在，很多香港的大学都在大湾区建立分校，比如中文大学在深圳设立分校、科大在广州设立分校、城市大学在东莞也有分校，这些学校实行的都是全英语教学。这种学习氛围会慢慢影响到内地学生及老师，让他们意识到英文在国际交流中的重要性。”黎子杰举例说明了英语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的视野应该更加开阔，香港的大学除了在大湾区附近办学以外，应该深入内地，到北京、上海、西安、重庆等地开设分校，让更多的内地学生接受这种英语教学模式。”

接着，黎子杰举了一个例子：“6月份时，数学家王虹回到北大开数学讲座，现场座无虚席。丘成桐教授、北大数院研究员韦东奕以及许多数学的学者都来到了现场。王虹教授在讲座时选择用英语讲授，并询问在场人士她想用英语演讲，在网上了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认为王虹作为中国人，在北京做演讲应该用中文，而她用英文演讲就被批评为不爱国。其实王虹教授选择用英语授课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学术交流，因为除了她在国外学习期间及当教授的语言都是英语，根本不懂得数学的中文学术用词，而且当天参加讲座的有很多外国学者和学生。用英文发表研究成果，也能够增强我们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交流能力。我们中国如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用全世界都明白且通用的语言来作为桥梁。”

▲朱顺忠与黎子杰（右）

直言不讳，为香港的发展提出良性建议

在日常工作之外，黎子杰也关注到了香港的民生问题。他觉得政府应该多照顾本地市民的感受，帮助群众解决实际的住房、社会福利保险、养老等问题。

“现在香港也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很多老年人都需要不断增加的社会福利，我们要对这一群体多点关注。发展经济与保障民生都同样很重要，只要香港的经济形势向好，才能吸引内地、国际的企业到香港开办公司，工作岗位会增多，来自企业所得税及个人薪俸税的税收增加，对老年人的医疗及社会保障才可以增加，我们才能令曾为香港作出杰出贡献的老人家，有尊严地度过晚年。”

“如今香港的物价上涨了不少，加上香港没有足够多的新增工作岗位，房价却也在不断攀升，令物价及生活开支不断飙升，但工资却没有同步上涨，市民的生活质量自然会不断下降。内地的老百姓为什么能生活的很高兴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质量一直在提升。”

在平时的教育工作中，黎子杰经常和学生聊天，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听学生分享他们对于社会现象的看法。“有的学生家庭非常贫困，没钱去上补习班、兴趣班，需要社会予以关照，穷学生如何可以改善成绩及发展个人兴趣？向贫困学生提供更多的资助，提升其学习能力，升读更好的大学，以知识改变命运，才能为整个贫困家庭提供往上流的机会。虽然政府已经采取了行动，比如有贫困学生考上了大学，可以通过助学贷款交学费及维持大学生活费用，但是往往学生在毕业之后就要开始还款，那么我们能不能延缓这一毕业就要开始还款的期限，让学生毕业后有喘息的机会，让学生用工资补助原家庭的开支，改善整个家庭的生活条件。年轻人只能在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才能完全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延缓还款期限可以让学生抓住机会提升自己。如果财政允许的话，特区政府我们还可以减免贫困学生的学费，贫困学生也不需要还助学贷款，这也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

面对不合理的规则或负面的社会现象时，黎子杰敢于说“不”，这与他本人正义的性格不无关系，他从小就喜欢服务社会，有保护弱势群体的意识。

黎子杰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很多人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怕影响自己的事业和政治前途，往往嘴上喊着口号说爱国的人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爱国，而那些经常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有时他们的话语会很犀利，反而才是真正热爱香港、热爱祖国的。”黎子杰说。

教育产业是促进香港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香港虽然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但黎子杰对香港经济形势充满信心。他认为香港有着良好的“一国两制”基础，邓小平提出的这项伟大战略构想是香港成功的重要原因。同时香港具备独特的地理优势，既能联通世界，又在积极地融入大湾区的建设。

“之前，香港的发展模式是与内地结合是‘前店后厂’的模式。未来，香港可以尝试与内地结合发展为‘前融后店产’的发展模式，香港专注于科研、融资等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尤其是深圳的分工合作，香港融资、深圳或大湾区生产及销售。发展工业需要劳动力及低土地及劳动力成本的支持，这可以放在内地如深圳、东莞进行，香港的竞争优势是对接世界，利用香港的广为外国投资者接受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及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协助内地企业对外融资。”黎子杰立足香港的现实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教育产业化是促进香港经济复苏的重要策略。香港的教育资源十分充裕，在这座750万人口的城市，仅政府资助的高校就有八所，世界唯一的一个城市有最多的5所世界100强的大学，所以利用香港的大学资源发展教育产业经济是最可行的办法。“我们除了要吸引更多亚洲、东盟国家甚至非洲的学生、内地的学生到香港读书，增加非本地生包括内地内地学生赴港读书的名额及加强宿舍宿位的配套是特区政府急需推出的工作。除了升读大学之外，特区政府还应该解除放宽对内地中小学生来港就读的限制，像英国就有陪读人的制度及法例可供香港我们借鉴，内地家长不需要获得香港身份，只要学生获得香港的中小学录取，家长就可以持陪读人签证来香港工作、陪孩子读书及兼职工作，这样将能迅速以留学产业带动香港的经济增长、补充劳动力及的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黎子杰也注意到香港的人才流失问题，虽然香港推出了许多人才政策，确实引进不少人才，但依旧存在只能引进但未能留住人才的问题。一些高才、优才、专才在拿到身份之后就走回内地了，并没有对香港本地经济产生贡献。现实情况是许多成功申请各种人才计划来港的内地朋友，放弃内地的工资来香港，大部分是希望享受香港的教育及医疗福利，又能继续在内地发展事业。这些人才更多的是为了让其孩子到香港上学，不用在内地卷高考。那么在优化教育政策，放开中小学就读资格限制之后，就可能会有大量人才带同孩子涌入香港读书及生活，学生以及家庭的在港消费都能够带动经济发展，教育产业对香港经济复苏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融合创新，寓教于乐：电影获得高票房的“密码”

黎子杰不仅热心教育事业，对电影也颇有研究，有人称其是著名的电影影评人。在接受采访时，他结合个人经历对香港电影行业的现状做出了自己的评价。

“10年前，我曾担任香港亚洲电视的董事，所以对演艺和新闻行业都有所了解。以前香港有TVB和亚洲电视这两大电视平台，亚洲电视播出了《天蚕变》《大地恩情》等经典的作品，香港的电影也很红火。但是随着互联网多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及发展，传统电视媒体难免会受到冲击。”黎子杰说。

黎子杰认为老百姓自己掏钱买票才是电影真正的票房，他以《哪吒2》为例分析了部分内地电影在香港票房惨淡的原因：“一是语言不通，依然不少香港的民众，尤其是25-40岁，没有在中小学接受过普通话教育的中青年，都听不懂电影中的普通话；二是香港老百姓对内地电影存在偏见；三是题材对香港市民的吸引力不大，香港百姓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故事、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故事近代史、国共斗争、抗美援朝等的历史都不太熟悉，如淮海战役，上甘岭等内地朋友耳熟能详的爱国故事，一般香港市民皆一无所知，更多的是闻所未闻。所以内地热卖的爱国电影，在香港的票房却非常惨淡。”

上述原因，与教育密切相关。在香港，从小接受的教育中很少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近代史少之又少；香港学生他们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十分陌生。为此，黎子杰提出一个加强香港学生爱国教育的关键办法——让他们自己去观察，亲身感受，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去看去听，而不是灌输式的爱国教育。

“我们大湾区教育资源中心两年前就赞助39名香港的杰出大学生。之前我接触过30多个香港的大学生及贫困大学生，由我亲自带队，带他们学生到南昌井冈山、毛泽东故居、革命烈士纪念馆、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大学交流，去南昌的福利院慰问老人；全程6天都有南昌大学的学生与香港的大学生共同游玩、参观访问、探访，让香港的大学生与南昌的大学生做朋友，让学生自己去体验了解革命先辈为新中国建立而牺牲的历史，让学生自己去问南昌大学的同学及南昌的老人家，有关革命历史及事迹。当学生了解到中国的革命历程和先辈们的伟大事迹后，他们对历史会有更清晰及感官的认知。由此可见，红色文化的宣传应该改变形式，要增加互动、沉浸体验式的学习，减少课堂式的填鸭式教育，只有学生去亲身体验，才会与国家及爱国历史产生共鸣，我们的爱国教育才能成功。”黎子杰介绍道。

培养“领袖”才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采访，以对教育的思考结束。

黎子杰认为教育孩子不仅在于让他们多读书，应重点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并指出理科教育在逻辑思维训练中具有重要作用。

“现在很多学生的家庭条件富裕，导致学生的基本生活能力和自理能力不足，动手能力差，那么可以通过动手实践如制作模型、机器人等提升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不怕犯错的心态。年轻人要敢于试错，所有的创新都是经历多次失败才能成功的。”黎子杰说。

同时，黎子杰也强调要提升学生的文化内涵，学生不能只读书，要多出去走走看看，通过亲身经历扩展视野。

香港学生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观察能力，各类政策能够给予他们保障。黎子杰称香港有一个很好的教育制度，即训练领袖人物。

“我们上大学那个年代是没有点名制度的，对学科知识有问题，随时可以到教授办公室找教授老师讨论请教，教授老师也很欢迎。因为大学教育旨在训练各行各业的领袖，不一定每个人都是科学家。像我的两位港大师兄，大家熟知的才子黄霑在港大时期是学习中文文学，所以后来擅长作词；许冠杰在港大时候是学习心理学，上学时经常不上课，但却在利玛窦宿舍常弹吉他、唱歌、后来成为香港歌神，他们都成为了有名的才子。”黎子杰说。

教育应该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挖掘并发挥学生的才华和专长，给予学生充分的展示自我的空间。黎子杰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香港的大学有很多社团组织，学生自行组织及可以举办丰富的兴趣及活动。我在担任杰出专上学生服务协会创会会长的时候，曾与同学们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大型慈善嘉年华活动，整个流程都是我们自己操作的。我们还在科技大学，举办中学生领袖夏令营活动，吸引中学生参加，教导中学生如何组织合作，让他们自己在维多利亚公园摆摊位、搞义卖，获得的收益都捐助给了其他慈善机构。”

▲黎子杰

据黎子杰讲述，活动中的相关事项包括向政府租用维多利亚公园、联络全港各中学、联络各企业赞助礼品、寻找企业资金赞助、宣传推广嘉年华会都是由学生自主组织和完成的，这充分体现了香港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超强的组织规划能力。

黎子杰还回忆起在1995年暑假，当时还是香港大学的学生，以香港杰出专上学生协会会长的身份，带领与20多名香港杰出大学生，在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现今的中联办的前身协调下，组织香港杰出大学生北京访问团，访问港澳办、北京大学等多个机构，整个行程的接待单位是北京大学对外事务中心，由北京大学的老师负责带队多个大学生到北京大学访问，北大的陈振亚老师就跟我讲：他观察到了香港与内地大学生的不同。在整个5天的访问活动行过程中，香港大学生可以自主决定所有很多事情，在和政府领导、北大领导交流时也很从容，没有怯场，他问我原因是什么。我就说因为我们的大学生，他们经常自己举办各类活动，锻炼了自己的“领袖才能”、口才和对外交流的交际能力。可见，教育不能仅仅只让学生读书，不能只培养“书呆子”，而应该多发掘学生的“领袖”能力，让有不同特长的学生，他们各自成长为不同行业、领域全面发展的人才，包括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成为不同领域的领头人。

采访：朱顺忠

编辑：候雪柔

视觉：李辰昊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