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周有光的文字春秋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1923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副修语言学。1928年至1949年任教于光华大学等校；后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

1955年奉调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参与拟定拼音方案，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1979年至1982年，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经过多次会议，由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曾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方三编审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出版书籍近30种，其中《汉字改革概论》奠定了大学教材的基础，《世界文字发展史》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列入“中国文库”。2005年以百岁高龄出版《百岁新稿》。

算命先生说，不行啊，只能活到35岁

2005年，复旦大学迎来百年校庆，9位百岁老校友与母校同庆百年华诞，他们中最大的107岁，最小的100岁。他们的睿智人生，最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汇集成《巍巍上庠百岁星辰：复旦百岁校友见证中国百年》一书，令后来的学子们从9位长者的身上，真切地感受到100年来无数有志之士的精神。在这9位百岁老人中，就有周有光。

记者：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您能活到百岁？

周有光：没有，我结婚的时候，我们家的老妈妈就给我偷偷地算了一个命，算命先生说，不行啊，只能活到35岁。

记者：您当时信没信？

周有光：我当然不信，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现在我两个35岁也不止了，快三个了。人家说算命先生算得不准，我说不对，他算得还是准的。

记者：为什么？

周有光：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并不好，很容易生病，而且有一段时间患肺结核病，还有忧郁症。我为什么会长寿，不是算命先生没有算对，是因为科学进步了，要感谢科学家。

记者：即使科学进步了，像您这么高寿的也不多。

周有光：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这个话很有道理。一百岁是人的生命的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可是是例外。

记者：您现在已经是例外了。

周有光：我是例外。最近有个事很有趣，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百年纪念，其中一个项目就是要找到在复旦大学教过书的、超过100岁的老教授，找到了9个，最高年龄是107岁，我是当中的小弟弟。不同的就是，他们现在都不能工作了，有的不大能动；我还能动，还能生活自理，还能工作。我现在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

记者：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是您给自己布置的作业吗？

周有光：不是作业，随便写的。有一个小刊物，20年前创办的，我这20年来一直给它写文章。

记者：您都写哪些方面的文章呢？

周有光：当然有一部分还是本行的，语言学、文字学的文章，多数写的是有关文化问题的文章，文化问题今天各方面讨论得很多，我也就参加讨论了。

记者：您是不是非常希望出门看看？

周有光：也不一定。我大概是在85岁时离开办公室的，离开以后主要在家里看看书、写写东西，现在已经习惯不出去了。

汉语拼音是双向桥梁，

一方面面向中国国内的大众，

一方面是跟世界的交流

作为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是从49岁才半路出家的。1923年，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经济学，同时对语言文字产生了兴趣，还经常写些心得体会发表在报刊上。1946年，在新华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被派往美国工作。解放后，他回到祖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新中国刚成立时，有数十种方言，且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语言文字，是不可想象的。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应邀参加会议。

记 者：50岁之前您是一位经济学家，50岁之后却变成了语言文字学家。

周有光：新中国成立不到几天，我从美国回到上海，就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教研究生。那个时候觉得中国经济最不发达，发展经济最重要，我就搞经济，所以回来做一点经济工作。回来以后，除了教书，我同时在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任第二业务处处长，还接任了新华银行的秘书长，一个人做三个工作。

记者：那时候上海应该是陈毅当市长？

周有光：是陈毅，陈毅市长精力充沛，反应快，他差不多每个月都要组织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10个人左右。他每次都会请我去，我们很谈得来。1955年10月，北京要举行全国第一次文字改革会议，邀请我参加。在北京开完会，我就准备回去了。结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吴玉章、副主任胡愈之要把我留下来，我说我不行，是外行。吴玉章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口号——“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中国很大，好多方面都缺少人才。这样我就同意留下来了。

记者：那时候您也50多岁了吧？

周有光：那时候49岁。改行是很偶然的，没想到改行，可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我就很认真地搞语言文字学，因为语言文字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问。

记者：当时您的任务是什么呢？

周有光：我们这个单位分两个司，一个以汉语拼音为中心，另一个以汉字简化为中心，我主管汉语拼音这部分。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文改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韦和周有光。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韦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而周有光因为离开了上海，没有其他事情，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对于拼音方案，周有光提出了三条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实际上三个人的看法基本一致，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要用26个拉丁字母。

记者：现在大家都很习惯了汉语拼音，我们小学开始第一课就是拼音。但当年您做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还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周有光：当年做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三年的反反复复广泛征求意见才定下来。定下来我们就跟周恩来总理讲，由国务院通过就行吧？周总理说不行，还要上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周总理的想法比我们高一步，我们以为国务院通过就可以了。

记者：这也充分说明当时语言文字改革，包括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周有光：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那个报告就是说明政府文字改革的政策，当时提出三项任务：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这个讲话是代表政府说明政策的，像这样一个讲话，周总理很认真，准备了一两个月。周总理的确是亲自指导这个事情，真正花工夫的，有时候白天没有时间，夜里还打电话来商量修改。

记者：我听说，当时在选择汉语拼音方式的时候，高层也是非常重视的。

周有光：非常重视，为什么非常重视？因为新中国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广大人民没有文化，大多数都是文盲。这个问题怎么办？当时部队就做了一个事，有一个部队的教员，叫祁建华，他发明了一个方法，让年轻的战士集中力量学汉字，一天学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很短的时间学了3000多字。郭沫若还有过一个讲话，说我们国家今天出了第二个孔夫子了，就是祁建华。评价非常高。大家就觉得，祁建华了不起，如果全国都用这个方法，很快就可以提高文化水平了。可是这个办法在部队是成功的，到群众中去办都不成功，都失败了。

记者：为什么在群众中不成功？

周有光：为什么不成功？因为部队里，第一，战士们都很年轻，第二，他们什么顾虑都没有，可以集中学汉字。

记者：而且部队里面有纪律。

周有光：到老百姓里面，农民占大多数，他们学的强度不能这么强，还要工作。另外，从学习角度来看，心理学家都认为这种强化学习的办法，只能用于少数人，不能用于多数人。这样就把目光转移到文字改革上面，文字改革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定一个汉语拼音方案，用拼音来作为学习的工具。

汉语拼音在国内是人民大众走近文化的桥梁。不仅是国内，中国文化要传到国外，很多国家都要学汉语，怎么学汉语呢？怎么学汉字呢？第一步就是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是双向桥梁，一方面面向中国国内的大众，另一方面是跟世界的交流。因此，它的作用是很大的。

现在小学生一上学就学汉语拼音，这二十几个字母很方便。当时我们设计这个东西，要得到各方面的同意，要考虑各方面的要求，要考虑到目前的和长远的要求，要考虑到在国内的和国际的要求，结果考虑了3年时间。因此有人跟我们开玩笑，说你们这些人真笨，搞了3年只有二十几个字母。

记者：当时对于拼音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有很多的争论？

周有光：当时的争论很大，最大的一个争论就是中国要制定的这套字母，它是民族形式还是国际形式？

记者：当时你们定了两套方案。

周有光：定了两套，拉丁字母是一种，民族形式因为要统一语种，搞了四种，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时候拿出来给大家看。结果到会的100多个代表都不同意民族形式，最后就采用了拉丁字母形式。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如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

一个广东人，一个福建人，我是上海人，

三个人在外国讲话讲不通，只能用英文。这不是笑话嘛

幼年的周有光并不是一开始就对语言有兴趣，他在小学、中学的国文课读的都是古文，但老师却比较开明，提倡学生课外看白话文的书。直到高中后，周有光才开始喜欢语言学，他说那是因为受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影响。

在大学里，周有光主修经济，但对语言学的爱好使他也选修了语言学的课程。

周有光读的是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一进大学，他就不得不使用英文打字机，而英文打字的快速与方便，大大激发了他对文字改革的兴趣。

周有光：圣约翰大学那真是一个洋学堂，一进大门就讲英文，不讲中文。除了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之外，其他课一概讲英文。这种环境给了我许多新的印象，举一个例子吧，进大学第一件事儿要去报到，很奇怪，我登记以后就给我一张卡片，卡片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学校规定的拼音方案，用拼音拼的上海话。我第一次知道了这26个字母的作用。后来还知道，学校里所有的档案都是按照字母排序来管理查询的。

记者：您当时就对拼音感兴趣了？

周有光：还有第二件事，做作业都在打字机上做的，打字机写英文效率非常高，用中文手写，效率差得很远。这个事情给我一个刺激，感觉到我们在语言文字运用方面跟外国的差距。因此我就开始注意语言文字的问题。

记者：那时候您在圣约翰学的还是经济？

周有光：学经济，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行业，赚钱。

记者：但兴趣已经开始转到语言学、文字学方面了？

周有光：是。后来我到了外国，更感觉到他们用英文工作办公的方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20世纪40年代到美国，那时日本有专门机构到美国调查办公效率问题，结果是日本人用日文来办公，美国用英文，效率相差很大，1个美国人的效率要抵15个日本人。

记者：是因为英文和日文造成的这种差距？

周有光：文字工具有差距，还有工作方法不一样。从那个时候日本就开始办公效率化，办公现代化。日本对文字改革很重视，对于办公改进也很重视。所以汉字的打字机，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

记者：小时候受教育的时候，没有用普通话，是不是也造成了当时人们之间交往交流的困难？

周有光：是很困难，后来我到外国，常常碰到中国人。有一次在欧洲，碰到一个广东人、一个福建人，我是上海人，三个人讲话讲不通，只能用英文，这不是笑话嘛？

记者：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您第一个提出《汉语拼音方案》的，您会不会有一些失落？

周有光：大家都用就好。由于政府的重视，由于教育部的坚持推广，90年代关于文字改革工作，包括推广普通话，进展是非常快的。特别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中的中文书籍也采用汉语拼音编目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不是一个小图书馆，全世界的学者没有不利用它的。它的中文书有70万部，这70万部书的编目要改成汉语拼音，多少年也办不了，因为改的话，得要2000万美元。到了20世纪最后几年他们有钱了，花了3年时间，把70万部书的编目全部改成了汉语拼音。

我有两次逃过劫难，

一次是重庆轰炸，一次就是反右

《汉语拼音方案》顺利实施后，国家又将简化汉字的工作提上了日程。周有光在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设立了一门新学科——“现代汉字学”，他的讲义《汉字改革概论》奠定了这本大学教材的基础。1961年第一版后，即向全世界发行。而这时的周有光已彻底告别了经济学界。令他庆幸的是，这次改行竟让他逃过一次大劫难。

周有光：应当说我是很高兴的，高兴什么？我1956年就到北京来了，刚离开经济学界，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在上海，经济学教授都是重点，地位高一点的，都打成了大右派，进监牢20年放出来都变老头子了。我逃过了这一劫。

我逃过了，糊里糊涂都不知道，后来上海的朋友来看我，说不得了，你逃过这一劫了，否则你在上海肯定是大右派。

抗日战争期间，我逃到四川，在重庆，遇到轰炸，一个炸弹在我旁边炸开，把我摔在路旁边去了。旁边的人炸死了，我活着。所以我有两次逃过劫难，一次是逃过了重庆的炸弹，一次就是反右。不过，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逃不过了，我们单位隶属国务院，下乡下到宁夏五七干校，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原来有一个劳改营，把劳改犯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把劳改营收拾收拾给我们住，国务院下去有5000干部、有5000家属，1万人在那里，叫做五七干校，名字很好听，实际上那都是“高级劳改犯”。

记者：也是去改造去了。

周有光：到那里去当然不能搞学术了，普通书都不能带，可是带字典可以。那个时候有小本的毛主席语录，翻译成各种各样外文的都有，我就带了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还有一本小字典，有空的时候就拿这些材料做一些研究。

记者：那段生活在您的印象里面深吗？

周有光：我的处世哲学是随遇而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把不利的条件看成有利条件就好。五七干校那个地方走20里路也看不见一个人，我去了，觉得倒有好处。我容易失眠，下去做体力劳动就好了。我的身体不好，到了五七干校把我身体搞好了，一直到今天也不生病。

周有光在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劳动了两年四个月。他带去的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为他在劳动之余的“比较文字”研究提供了极好教材。他还利用带去的《新华字典》作字形分析，为他数年后发表《汉字声旁读音便查》的研究成果积累了敦实的素材。而在干校能与同行朋友交流讨论学术问题，更是他当时最为快意的事情。

周有光：林汉达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他跟我们一同下放在宁夏。第一年我们都要下田种地，那时候我们年纪都不小了，田很远，早上一清早要走10里路，到田里插秧；收工后再走10里路回来，很累。到第二年，就不要我们这些老年人去了，我和林汉达两个是最老的，就派我们到山岗上面去看守高粱。我们看守是有规矩的，一个人在岗南，一个人在岗北，不许走下来，不许躺下睡，要走来走去看。一开始我们很规矩，可是走了三天，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看出去几十里也没人，我们就不规矩了，就坐下来聊天，聊许多有趣味的、都跟语言文字有关系的事情。

记者：跟本行有关系。

周有光：有一次林汉达说，“寡妇”这个词，大家都懂，可是“遗孀”不懂啊，《现代汉语字典》里面“遗孀”这个词都拿掉了，不应当啊。说完他又哈哈大笑，我说你笑什么？他说他想起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有一回在扫盲班里面讲到“遗孀”、“寡妇”，他就问一个扫盲班里面的老太太，“遗孀”是什么意思？她说遗孀是一种化妆品啊。她为什么说是化妆品呢？因为化妆品里有霜，有雪花霜，还有遗孀。后来林汉达又说，从前有一个电影，叫《风流寡妇》，这个电影销路好得不得了，他说如果你不用“寡妇”，你用了“遗孀”，叫《风流遗孀》，恐怕看的人就要少多了。

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

好像自行车一个轮子忽然掉了，

你怎么走？不知道怎么办了

活了一个多世纪，周有光可谓没有没见过的世事，自己的一生亦充满了坎坷。但是，周有光始终以乐观平和的态度处世，他说得最多的就是“随遇而安”。

记者：您常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这样一种生活态度的？

周有光：这跟我妈妈有关系，我经过两个长期颠沛流离的时期，一个是抗日战争8年，一个是“文化大革命”10年，我的妈妈还经过太平天国14年。她的经验是，遇到大事情不要着急，老话叫“船到桥头自然直”，到了难关的时候自然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她的哲学。

记者：实际上也是面对困难的一种积极的心态。

周有光：她就是讲得更明白，能适应不好的环境，不要着急，不要失望，遇到任何坏事情你要稳定，同时要保留积极的思想，不要消极。后来我看到一位外国哲学家的话，他说生气是拿人家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我就把这个话告诉我的老伴，我的老伴也觉得非常好。

记者：这是不是您和您夫人长寿的一个秘诀？

周有光：这是很重要的，不要拿人家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我的老伴是几年前去世的，93岁。我们结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不知道怎么办了。后来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就稳定下来了。我就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所有的生物都要死的，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净化的条件，这话非常有道理，你这么一想，死是当然的，这样就觉得可以泰然处之。我就服从自然规律，安心生活。

记者：但是即使是稳定下来了，今天的生活跟以前老伴在世时候的生活也已经不一样了。

周有光：当然不一样了。

记者：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样生活的？现在又是怎么样的？

周有光：我们的生活比较稳定、安定。中国古代有“举案齐眉”，我们就把它改了，叫“举杯齐眉”。怎么“举杯齐眉”呢？我们每天早上大概是10点钟左右喝一杯咖啡，或者是红茶，或者清茶也可以，喝茶的时候夫妇两个人举杯。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也喝一杯水，举杯。

记者：两个人是“举杯齐眉”。

周有光：这表示相互尊重。家庭的不愉快就是不能够相互尊重。特别是男人，大男子主义，我们乡下有句笑话，说一个男人不敢打老婆就是没有出息的。有的哲学家说最早的奴隶就是女人，女人就是男人的奴隶。夫妇不仅要相爱，还要相敬。相敬很重要，夫妇不能相敬，生活就不愉快了。

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出身于教育世家，父亲张吉友是与蔡元培等人结交甚密、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教育家叶圣陶曾说，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四姐妹后来都嫁给了各有建树的四个才子，其中二姐张允和嫁给了穿西装讲英语的新派大学教授周有光，三妹张兆和则与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沈从文结为伉俪。

周有光：很多人总问我怎么跟她认识恋爱的。他们家是非常有钱的，他的曾祖父做官做得非常大，李鸿章是宰相，李鸿章请假的时候，代理宰相就是我老伴的曾祖父，他们家是真正有钱的人家。所以人家认为我要追求她一定是很困难的。

记者：当时您的家境怎么样？

周有光：我的家也是一个大家庭。我的曾祖父也是很有钱的。我们家在常州，太平军包围常州城，守城军队的军费都是我曾祖父给的。太平天国打城没有打下来，就去打南京，把南京打下来了，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的政府，过两年又回来打，一打，把城打破了，我的曾祖父就投河死了，他是尽忠于清朝的。民国以后，我们家就没有钱了。

记者：那时候家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周有光：我的父亲是教书的，一个教员要维持当时的大家庭不可能，所以穷下来了。等到我要上大学时学费都付不起了，所以许多人不了解我怎么会跟她结婚呢？

我的恋爱有三个阶段。我的丈人出钱在苏州办了一个女子中学，我的妹妹和我老伴都在这个中学读书，是同班同学，她常到我们家来玩，就认识了。第二个阶段，我和她都到上海去读书了，但还是普通的朋友，往来很少的。第三个阶段呢，我到杭州去教书，她到杭州去读书，在杭州两个人碰面的机会很多，而且杭州是非常优美的地方，最适合恋爱的，所以，在第三个阶段我们就恋爱了。

记者：您看您分得还挺清楚，三个阶段，您在哪一个阶段，才觉得应该去追求您的夫人了？

周有光：不是什么时候应该去追求，是很自然发生的，在杭州我们有空的时候就一起出去玩。我们特别喜欢到灵隐寺，那里有一条山路非常美。

记者：丰富的文化，有情趣的生活，平和的心态，应该是您长寿的重要秘诀？

周有光：许多人都问我长寿的道理，我想长寿跟健康有一些关系。第一，我不抽烟。第二，我不喝酒。第三，生活要有规律，吃东西不能乱吃。我曾经有一个医生顾问，他告诉我，他说人啊，不怕饿死，就怕吃死。因为许多人乱吃东西，把胃吃坏了，所以吃坏身体的人很多，他劝我好东西嚼一嚼就吐掉，不要咽下去。我真正吃的东西比较简单，家常便饭对于健康最好。所以我主要是吃四样东西：青菜、萝卜、牛奶、鸡蛋。

如今，周有光每天都坚持读书、看报、喝咖啡、洗澡。读书看报的时候，他专心致志，物我两忘，俨然一副少年读书郎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