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晚年一首《警世》，道尽人生冷暖：看懂已是过来人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唐伯虎是那个在电影里用 “含笑半步颠” 追秋香的风流才子，是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的潇洒隐士。但历史这面镜子，往往照出和传说完全不同的模样。真实的唐伯虎，活得比谁都清醒，也比谁都无奈。

明成化六年（1470 年），苏州府吴县的一家小酒馆里，唐家喜得贵子。谁也没想到，这个哭声洪亮的婴儿，日后会成为江南文坛的传奇。唐伯虎的老爹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开酒馆之余兼做字画生意，家里虽不算顶级富豪，却也殷实。更重要的是，这孩子打小就透着一股机灵劲儿 ——14 岁跟沈周学画，几笔下去就让师傅惊掉了下巴；16 岁考秀才，轻轻松松拿了第一名，轰动苏州城。

那会儿的唐伯虎，活脱脱是 “别人家的孩子” 模板。19 岁娶了当地望族徐家的姑娘，夫妻恩爱；25 岁前，他的人生剧本简直是照着 “科举状元” 写的。可命运这编剧，最爱在高潮处改剧本。

弘治七年（1494 年），堪称唐伯虎的 “灭门之年”。短短半年里，老爹咳血而亡，老娘悲痛过度跟着去了，刚过门没多久的妻子难产去世，连年幼的儿子也没能保住。一年之内，家破人亡，25 岁的唐伯虎成了孤家寡人。

搁一般人身上，这打击足够垮掉十回。但唐伯虎不是一般人，他揣着仅剩的积蓄，一头扎进了书堆。三年后，他凭着一手好文章，在应天府乡试里拿了第一名，成了 “唐解元”。这时候的他，又燃起了希望，觉得自己能像先祖唐俭那样，凭着笔墨功夫混个一官半职。

可他忘了，明朝的科举考场，比江湖还凶险。

弘治十二年（1499 年），唐伯虎进京赶考，遇上了一个叫徐经的富二代。这徐经家里有的是钱，就是脑子不太灵光，拉着唐伯虎吃喝玩乐，还偷偷塞给主考官程敏政的仆人不少银子。结果东窗事发，徐经被抓，唐伯虎因为跟他走得近，也被卷了进去。

这场 “科举舞弊案” 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明孝宗朱祐樘亲自下令严查，最后查来查去，没抓到唐伯虎作弊的实据，但 “夤缘求进” 的帽子还是扣在了他头上。判决下来：唐伯虎永不录用，贬为小吏。

这一下，等于断了他的仕途。一个心高气傲的才子，要去给人当跑腿的小吏？唐伯虎当场就掀了桌子，骂了句 “士可杀不可辱”，扭头回了苏州。

回到苏州的唐伯虎，成了街坊邻居的笑柄。曾经的 “唐解元”，如今成了 “前科犯”，连带着他的画也没人敢买。走投无路之际，他在城外买了块地，盖了几间草房，取名 “桃花庵”。

于是就有了那首著名的《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听起来潇洒自在，可细琢磨就知道，这哪是神仙日子？换酒钱的桃花，说白了就是他的画。据说他常常画到半夜，第二天一早揣着画去酒馆，一换就是一整天的酒。

有一回，祝枝山来看他，推开门就看见唐伯虎趴在桌上，手里还攥着画笔，地上堆着十几张没卖出去的画。祝枝山叹了口气，掏出银子给他当了酒钱，临走时说：“你这又是何苦？” 唐伯虎嘿嘿一笑：“不苦，世人笑我疯癫，他们懂个屁。”

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这是在躲。躲那些指点江山的议论，躲那些鄙夷的眼神，躲那个让他心碎的现实。他在《言志》里写：“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这话听着硬气，可背后的辛酸，只有他自己知道。

明朝的文人，出路本就不多。要么科举当官，要么归隐山林。唐伯虎两条路都被堵死了，只能靠卖画糊口。可那会儿的画坛，比官场还讲出身。沈周、文徵明这些大家，要么是官宦之后，要么有师门撑腰，唐伯虎一个 “戴罪之身”，能卖出价来就不错了。

有数据为证：现存的唐伯虎真迹里，有不少是他晚年的作品，上面常常盖着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的印。可据苏州博物馆的记载，这些画在当时的市场价，还不如文徵明一个小徒弟的作品。不是画得不好，是没人敢捧。

就这样浑浑噩噩到了晚年，唐伯虎的身体垮了。肺疾反复发作，咳起来撕心裂肺，连画笔都握不住。朋友送来的药，他常常随手扔在一边，说：“治不好的，就这样吧。”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了那首《警世》：

世事如舟挂短篷，或移西岸或移东。

几回缺月还圆月，数阵南风又北风。

岁久人无千日好，春深花有几时红。

是非入耳君须忍，半作痴呆半作聋。

这首诗里，没有了桃花庵的浪漫，只剩下赤裸裸的现实。“世事如舟挂短篷”，说的是他自己的一生，像艘没舵的小船，被命运的风浪吹得东倒西歪。“几回缺月还圆月”，多像他的人生啊 —— 年少得志是圆月，家破人亡是缺月，乡试夺魁又是圆月，科举案发再成缺月。

“岁久人无千日好，春深花有几时红”，这两句更是道尽了世态炎凉。他想起自己年轻时，门庭若市，求画的人排到街尾；如今病卧在床，连个送药的人都没有。有一次，他想请个大夫，摸遍全身只找出几文钱，最后还是邻居老太太送了碗热粥过来。

最让人唏嘘的是最后两句：“是非入耳君须忍，半作痴呆半作聋。” 这哪是劝人，分明是他自己的写照。当年科举案后，多少人骂他 “无耻文人”；后来他流连酒肆，又有人说他 “自甘堕落”。这些话，他听了半辈子，从愤怒到麻木，最后只能装作没听见。

唐伯虎的故事，不是个例。在明朝，像他这样被科举坑了的文人，一抓一大把。徐渭，比唐伯虎小十几岁，才华不输于他，可八次考科举都没中，最后疯疯癫癫，差点杀了自己。还有李贽，官做得好好的，突然辞官讲学，最后被当成 “异端” 抓起来，在狱中割喉自杀。

这些人的遭遇，说到底都是因为那个时代的 “规则”。明朝的科举，表面上是 “唯才是举”，实际上早就成了利益交换的工具。据《明史・选举志》记载，弘治年间的科举，每录取一个进士，背后至少有十个 “关系户” 在运作。像唐伯虎这样没背景、又不肯低头的，注定是牺牲品。

但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些被规则抛弃的人，反而留下了最珍贵的东西。唐伯虎的画，现在成了国宝，一幅《庐山观瀑图》能拍出 3 亿美元的天价；徐渭的书法，影响了后世的傅山、郑板桥；李贽的思想，更是启蒙了黄宗羲、顾炎武这些思想家。

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幽默之处：它用最残酷的方式折磨一个人，却又在不经意间，让这个人的精神流传千古。

晚年的唐伯虎，其实已经参透了这一切。他在《警世》里说的 “半作痴呆半作聋”，不是真的糊涂，而是一种智慧。知道哪些事该争，哪些事该放；哪些话该听，哪些话该忘。

就像他画的《墨竹图》，竹子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韧劲。旁人说这画 “不成体统”，他却在题跋里写：“竹可焚，不可毁其节。” 这竹子，不就是他自己吗？

正德十四年（1519 年），唐伯虎在桃花庵去世，享年 54 岁。临终前，他写了首绝笔诗：“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看得通透，活得明白。

如今再读他的《警世》，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穿越时空的共鸣。世事如舟，人生如月，谁不是在风浪里颠簸，在圆缺中前行？与其抱怨命运不公，不如学唐伯虎那样，半作痴呆半作聋，守住自己的那份清醒和坚韧。

毕竟，人生这趟船，能掌舵的，从来只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