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天下：风云变幻上海滩（史冷金）

黄金荣出道

法国驻沪总领事与公董局总董研究决定要招募120名华人巡捕。我们的主人公黄金荣这个时期仅仅是一个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小混混。于是他想去碰碰运气。一大早，黄金荣便来到设在公馆马路法租界的总巡捕房报名应试。没想到他强壮的身体成了他被录用的通行证。

进了巡捕房以后，黄金荣就跟着法国巡捕挨家挨户去征收“房屋捐”、“地皮捐”，还要到越界筑路区为新建的房屋订租界的门牌号码。在这些工作中，他表现得格外卖力，还参与镇压那些不愿意动迁的坟主农户和抗议加捐的小东主活动。由此，他被警务总监看中，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便衣，也就是“包打听”。

提拔后的黄金荣被派差到十六铺一带活动。这时候的他，一身便装，成天地泡在茶馆店里，喝喝茶、吹吹牛，从中联络眼线，收集情报。黄金荣人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蛮活络。他用“一码克一码”的“黑吃黑”手法，网罗了一批“三光码子”，即那些惯偷、惯盗、惯骗分子给他提供各类情报，破了一些案子。另外，他还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威信。有一天，法国巡捕房的街对面有一家咸货行的金字招牌突然不翼而飞，老板急得六神无主。这时，有人就对那个老板说对面的黄金荣破案子行。老板进了巡捕房就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结果不等黄金荣跑出巡捕房，一班小瘪三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其实，这全是黄金荣在幕后一手策划、导演出的一出丑剧。由此，黄金荣名声大噪。

不久黄金荣又被提升兼任刑事出外勤股和强盗班二个部门的领班。不过，黄金荣在任期间还真的破过几件大案子。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带了六箱古玩、字画到上海来。不料，一出码头就被人盗走。为此，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特请黄金荣协助追查。结果，不到半天黄金荣就将原物如数追回。还有一次，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蒂偕同夫人去太湖游览。没想到竟遭到了那里土匪的绑架。法租界闻讯后，就派黄金荣前往营救。黄金荣找来了手下的小喽罗找到了太湖土匪的头领“太保阿四”、“猪猡阿美”，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一对“法国肉票”保释了出来。在当包打听的生涯里，最令黄金荣得意的还是侦破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为此，法国巡捕房提升他为唯一的一个华探督察长，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另派8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从此以后，黄金荣更是胆大妄为、飞扬跋扈、成为地方一霸。

“天字辈”的青帮老大

尽管他从未拜过老头子、开过香堂，是个“空子”，他却凭着势大力大而自称为“天字辈”青帮老大。当时，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为“大”字辈。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黄金荣利用手里的权，贩卖鸦片、合伙开跑狗场、开设赌场等，不到几年就成为上海滩里的头号大亨。

1921年，陈独秀等人频繁的革命活动，引起法租界的密切监视。当时的黄金荣仍然做着“包打听”的工作，监视和逮捕共产党人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身上。一天下午，黄金荣等人奉命来到环龙路渔阳里2号陈宅后门，要求见陈独秀先生，高君曼（陈独秀的夫人）觉得来者不善，就谎称陈独秀不在。黄金荣等人又说要买《新青年》，强行进屋，并指使手下把在场的所有人都作了登记。在房间里黄金荣等人发现了大量的《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等“过激”刊物，就与巡捕房联系带走了在场的所有人员。但是这些人并不知道究竟谁是陈独秀，所以陈独秀、高君曼、杨明斋等人就随口编了假名字。但是他认为还没有最终把“陈独秀”抓获，自己还要“坚守”在这里，等候时机。

当日下午5点左右，邵力子、褚辅成来访，也被黄金荣带回警察局。路上，黄金荣问褚：“你一定认得陈独秀吧？”褚当时是上海法学院院长，自己被抓，很是恼火，大骂：“废话，不认得，来干什么？”黄金荣狡猾地说：“那我带你去见他。”结果，一进捕房，褚就高嚷：“仲甫（陈独秀），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里来了！”陈独秀就此暴露了。

蒋介石的老师

黄金荣在做“包打听”的时候是屡获战功。蒋介石曾经拜黄金荣为师。

当年经费时常不足，为了挣钱，其中的一些人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蒋介石也是参与者之一。初期交易所的业务还算可以，孰料1921年上海爆发“信交风暴”，类似今天小规模的金融危机，一时之间交易所纷纷倒闭，股票值如废纸。勉强支撑到1922年，“恒泰号”彻底倒闭，众多股东拿着股票要求兑现，交易所的监察人周骏彦被逼得两次要跳黄河自杀。债主们甚至雇用一些打手来威胁蒋介石等人还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在商界有较高地位的虞洽卿介绍，蒋介石来到法租界鼎鼎大名的黄金荣门下寻求“保护”。

选了个黄道吉日，蒋介石为端坐在太师椅上的黄金荣呈上大红拜师帖子，上书：“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然后磕头行礼。志清是当时蒋介石常用的名字。

事后，黄金荣在酒店招待债主们，酒席中，黄金荣指着蒋介石说，现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债主们这才明白，黄金荣摆下了鸿门宴。大家眼看着钱要不回来，还不如顺水推舟，给黄金荣一个面子。于是，把蒋介石逼得焦头烂额的事情，被黄金荣一句话就解决了。

“黄太太”

黄金荣在上海的生意包括三鑫公司（贩毒）、黄金大戏院、荣记大世界游乐场等。荣记大舞台为黄金荣赚足了钱，他也捧红了诸多名角，露春兰就是其中之一。

黄金荣的“荣记”大舞台露春兰本是黄金荣门生张师的养女，常来黄公馆串门，平日也喜欢去听戏。她生得聪明伶俐，没多久就学会几句老生戏和青衣。当时已经50多岁的黄金荣对露春兰一见倾心，决定让年仅14岁的露春兰在舞台登场演出，捧她出道。黄金荣对此不遗余力，一连两个月，亲自下戏馆为她捧场，又甩出大叠银洋，要各报馆不惜工本地捧露春兰。他还亲自为她张罗演主角、灌唱片。一时间，上海各大小报纸上纷纷刊出露春兰的俏影玉照。她的名声压倒了上海红伶小金玲和粉菊花。

浙江督军、军阀卢永祥的大儿子、上海滩出名的四公子之一卢筱嘉最爱听戏。一次，这位公子看到报纸上大篇幅介绍露春兰，名字写得如鸭蛋那么大，就轻车简从，一袭青衫，专程前往荣记大舞台。戏尚未开场，卢筱嘉就让跟班给露春兰送去一枚钻戒，约定戏散后同度良宵，被露春兰推说有约拒绝了。

偏巧这天露春兰一不留神，将一段戏文唱走了板。卢筱嘉在台下阴阳怪气地喝了声倒彩。黄金荣正坐在正厅包厢里看戏，气得他暴跳如雷，马上派人过去给了卢筱嘉两个大嘴巴。卢筱嘉见打手人多势众，自己只有两个保镖，就悻悻地走了。

过了几天，黄金荣吃罢晚饭，又带了四个贴身保镖耀武扬威地踏进了包厢。就在这时，卢筱嘉带领十几个便衣悄悄溜进了正厅包厢，用手枪顶着黄金荣的光脑袋，随后架了他就走。后来，还是杜月笙和张啸林出面，花了三百万款子，打通了卢府内部关系，总算把黄金荣赎了回来。

黄金荣一手捧红露春兰之后，就想据为己有。但是他明白自己的老婆林桂生不会轻易答应，因她当年为自己发迹立下过汗马功劳。林桂生不是省油的灯，当年也曾为声震上海滩的“青帮十姐妹”之一。他知道林桂生非常信任杜月笙，于是就让他去游说。不料林桂生回答得非常干脆，要娶露春兰可以，除非自己出门。让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金荣真的提出了离婚。他给了林桂生一大笔生活费作为补偿后，就迫使她搬出了黄公馆。露春兰名正言顺地成了黄太太。黄金荣驱赶林桂生出门之后，杜月笙对黄金荣非常不满，也对林桂生的遭遇感到不平。

不过“好景”不长，三年不到，据传露春兰与德孚洋行的买办薛恒产生恋情，坚决与黄金荣提出离婚。露、黄两人在法国律师魏安素事务所协议离婚，黄除了支付财产补偿外，还提出两个条件：露春兰不许再度登台演出；露春兰今后不准离开上海。

从此，他的手下渐渐地不再信服于他了，杜月笙对黄金荣的看法也开始走下坡路了。可以说，此时威震一方的大亨已经大势已去了。

上海解放以后，黄金荣年事已高，留在了内地。新政府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黄的诸多门生都在惩治之列。政府向全社会宣布，如今的时代已经是人民的时代。为了鼓舞民心，让老态龙钟的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前打扫卫生，同年，黄金荣向组织递交《自白书》。两年后，黄金荣病死。

水果月笙

在黄金荣的一生里，有一个人和他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这个人曾经得到过黄金荣的提拔，但是后来，这个人的势力却一天一天地超越了他。这个人就是在凶险的上海滩，与黄金荣彼此依靠、一起叱咤风云的杜月笙。

杜月笙原本是在上海十六铺卖水果的小混混，人送绰号“水果月笙”。黄金荣第一次见到杜月笙就觉得这个人很有点气派，非常欣赏，就收容了他，从此，杜月笙成了黄金荣的随从。黄金荣每天早晨要到“聚宝”茶楼，以喝早茶为名，处理各种官司，杜月笙总是拿着大衣、皮包，随侍在旁。

杜月笙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暗地里却把上自黄金荣，下至一般听差，每个人的脾气性格，生活习惯，揣摩得清清楚楚，并且针对不同的人见机行事，投其所好。

当时，黄金荣的夫人是林桂生，人称桂生姐。她虽然相貌平平，身材矮小，但却精明能干，是黄金荣的得力助手和高参，深得黄金荣的喜爱。杜月笙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因此也处处找机会讨桂生姐欢心。

有一次，桂生姐得了一场大病，杜月笙在旁尽心照顾。病愈后，桂生姐对杜月笙另眼相看，常在黄金荣面前夸奖杜月笙。随后，杜月笙又抓住机会干了几件让桂生姐和黄金荣赞赏的事情，渐渐地，他就成了桂生姐的心腹，并参与了黄金荣最机密的工作———抢夺鸦片。

当时的鸦片商和烟土行多半开设在英租界，“大八股党”和烟土商们并没有把法租界的黄金荣放在眼里。因为在他们看来，法租界总共只占地一千多亩，力量微不足道，地小人少，只要事先打个招呼，就不会有事。于是，“大八股党”的头领、英租界巡捕房头目沈杏山就派人向黄金荣传话。

谁知黄金荣和杜月笙一听完来人的话，就一口回绝。沈杏山恼羞成怒，利用军警的力量，对烟土实行武装接运，断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一条财路。黄金荣怒气冲天又无可奈何。杜月笙却老谋深算，向黄金荣和桂生姐提出抢劫鸦片的主意，并得到两人的赞同。

杜月笙说做就做，立即网罗亡命之徒，招兵买马，很快就建立起一支抢劫鸦片的队伍，后来被人称为“小八股党”。第一次抢劫鸦片得手，就弄到一船烟土，等于抢到几十万银洋，通过这次“抢土”，他们也看出“大八股党”在护送烟土过程中的种种漏洞。从此，一次次布置周密的抢劫鸦片事件让大量财富流进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腰包。黄金荣和杜月笙又联合另外一个流氓头子张啸林，在租界与军阀当局的庇护下，成立了主要做鸦片生意的三鑫公司。不久，英国在上海的租界开始禁止鸦片生意，而三鑫公司乘机垄断法租界鸦片生意，因此大发横财。杜月笙担任三鑫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势力日大，地位逐渐与黄金荣、张啸林并列。他们三个人成为上海滩上显赫一时的“流氓大亨”。

“老头子”和“老夫子”

有很多文化人拜师，按黑社会规矩，拜“老头子”必须开香堂，呈上写明三代简历的门生帖子，并行三磕头礼；杜月笙却十分通达：如今我在“明道”也身兼几十个董事长、会长、理事长，是金融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你拜我为师不丢人，但要你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向我一个半文盲跪拜磕头之类也太难为人了，于是杜改革礼仪：“老头子”改称“老夫子”，“门徒”改称“学生子”，开香堂改为点香烛，三代简历帖改为“永遵训诫”一句话，三磕头改为三鞠躬，这为文化人投入杜门大行方便。经过和文化界的接触交往，杜对文化人的心理已是十分了解，和“风雅”沟通起来已得心应手。

一些实业家加入帮会，为的是借重“老头子”的牌头，保护和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些实业家常常有钱无势，如果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后台，每每成为各种帮会恶势力敲诈的对象，那就只能成为别人砧板上的鱼肉了。

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与静安寺和尚订约，租借到静安寺电车站终点的一段地皮，准备建造市房出租，并已办定了一切法定手续。稍后，上海三大闻人之一的张啸林也要租这块地皮，静安寺和尚与朱成章当然不允，一天早晨，朱带自己的女儿和护士从寓所坐汽车外出，汽车刚出弄口，忽然有绑票匪向朱开枪，勒令停车，朱小姐腹上中了一枪，并被绑架而去。中国国货银行得知后，四处探得线索，用重金把朱赎回，送医院抢救，终以伤重不治而亡，此事一出，银行界人人自危，筹商应付的办法。结果，请出了青帮老头子张仁奎，实业界人士由此事接受教训，辗转托人拜在张氏门下的不在少数。大和轮船公司买办朱筱竹是经过开香堂，拉台子（请客）的礼节拜张仁奎为师的。

当代春申君

杜月笙是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他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十四岁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是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于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他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当时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

因善于纠合同伙，勾结军阀，他成为鸦片提运中最有势力的一个。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在上海三大“流氓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和黄金荣、张啸林相比，杜月笙更善于协调黑白两道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场等活动，大肆聚敛钱财，又用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由于杜月笙在上海善待当时已经下台的北洋军阀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地撰写一副对联赠予他：“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杜月笙对这副对联爱如拱璧，专门请名家雕刻为黑底金字，悬在他家客厅的两楹。杜月笙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杜月笙还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还通过自己的关系，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抗日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筷庵。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其实，杜月笙一生中从事的社会工作很多，救济活动也不在少数，他从青帮头子跻身于上流社会也有赖于此。1937年前的上海，五方杂处，形形式式的人如政客、商人、难民、流民等都欲觅得一席之地。要想在这样复杂的社会中取得显赫头衔，需要大量的金钱和八面玲珑的手腕。可以说，杜月笙在救济活动中就充分施展了这样的手腕，以此赢得了他想要得到的名声和地位，成为上海滩上叱咤风云的人物，1927年到1937年也就成为杜月笙的黄金时代。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被迫离沪赴港，后又转赴重庆，1945年才匆匆回沪，但江山已改，风光不再。通过研究抗战前十年间他的救济行为，可以揭示杜月笙发迹的社会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民国时期上海滩光怪陆离的社会图景。

“保险费”

在“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大凡显要名人立足社会，都要疏通关系向青帮交纳保险费，此已成惯例。否则，灾难不断，甚至身家性命难保。蒋介石虽曾一度加入过青帮，而且一直与青帮首领杜月笙私交甚厚，但“规矩”却不能破，即使他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也不能例外。宋美龄在结婚之前，因是富家小姐，也属交保险费的人。她从美国回来后，其兄宋子文一直替她代交保险费，可她浑然不知。

婚后宋美龄得知蒋介石要向青帮交纳保险费，极为不满。她认为蒋介石身为总司令，是中国权倾朝野的显赫人物，根本不属应交保险费之列。宋美龄勉强做通了蒋的工作，决定不再交纳“保险费”。于是，蒋和宋由莫干庙宅邸进出上海时，也不再向杜月笙打招呼了。杜月笙很快就得知这件事的内情，于是便导演了一场令蒋宋夫妇特别尴尬的“闹剧”。

一天，从一辆豪华的轿车里钻出一个司机和一个漂亮的使女，说要接美龄去见她的大姐霭龄，片刻即回。当宋美龄坐上车后，轿车在马路上转了一个圈后拐进了青帮魔窟杜公馆。几个小时后，蒋介石办完紧急公务来接宋美龄，而宋仍未回来。蒋越等越着急，后来他又是打电话，又是问详情，这才感到事出有疑，心顿时凉了半截。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即使明白了几分也不便直接打听，他只好给宋子文打电话。

宋子文听了蒋的叙述，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宋挂了电话后，不敢怠慢，他立即拨通了一个神秘的电话号码。很快，宋在话筒里就听到了杜月笙那熟悉的声音。杜月笙端着架子慢条斯理地告诉宋子文：“蒋夫人安然无恙，不必担心。因我们的人发现，蒋夫人只有一个使女陪伴，在这充满危险的上海滩开车是很危险的，你们太冒失了。为了她的安全，我的人已将她送到一座舒适的别墅。由于她的尊贵地位，大家对她都很尊重，她得到了一切所应有的礼遇。尽管大家苦心奉承，但她仍很不高兴，拒绝进食。自举行婚礼以来，总司令公务如此繁忙，以至于未能为自己和夫人安排较为妥当的保护。你们也知道，当今上海实在不太平。可你们却如此疏忽，对此我深表遗憾。”

宋子文当然听懂了杜月笙话里的意思。他立即向蒋介石汇报，然后亲自驾车前往杜月笙戒备森严的底邸，履行了“保险”手续，并致歉意。这才将宋美龄从受到“特别照顾”的别墅里领出。经过这次被劫持，宋美龄才算领教了青帮杜月笙在上海滩的神威和魔力。

广交名流

这些混世魔王大多都是贫困出身，他们不学无术、心肠歹毒，常常被人们称为“魔鬼”。但是杜月笙却善于与文化名人交流，从另一方面看，他似乎与流氓大亨格格不入。

其实杜月笙亲近文化界人士，首先肯定是出于现实利益，把他看成是一个超凡脱俗、仙风道骨的“奇人”只能是一厢情愿。

杜对新闻界人士最舍得花钱，对投入他门下的记者、编辑不但不收取他们的孝敬钱，反而每月予以优厚津贴。据说受津贴者如将此款存入银行，一年下来可买一辆汽车。杜每年在这方面的支出达200万银元之巨。这笔钱可不是用来支持“神圣的新闻事业”的，有这层关系，上海的报纸就很难见到说杜的坏话的文章。《新闻报》资深编辑唐世昌某日见一头条新闻稿，内容是揭露杜的犯罪行为，他立即抽走。此外，如果其他社会名流有不光彩事要见报，他们知道杜在新闻界的关系，便求到杜处请求遮掩，遂愿后必然对杜感恩戴德，更加俯首帖耳。杜月笙跟新闻界的结交及投入，为的就是控制媒体，操纵舆论，扩大声望和势力。

他与律师界的往来与上类相似。当时著名的大律师秦联奎曾在杜开办的赌场“消费”，结果连输4000大洋，秦悻悻离开时恰被杜看见，杜问清秦的身份后立即将这4000大洋托人如数奉还，并传话体贴地说：“当律师的靠摇笔杆、用心血、费口舌为生，没有多少钱好赚，我不能赢他的钱。请你帮我退还给他。”秦联奎自然十分感激，从此他经常到杜处询问是否有事需要“帮忙”，后成为杜的忠实法律顾问。

今天看这些事颇可玩味。杜月笙作为“上海最具势力的人”（西方人语），不但需要亲自与记者、编辑、律师结交，还要供奉他们不菲的银钱，如果各家报馆都由市里一个“有关部门”管着，再有名的报馆也不过是体制内的一个“单位”，再有水平的记者、编辑也不过是一个按指示办事的“职工”，何需如此费力费钱？搞定他们的“主管部门”的领导乃至更高官员，对杜来说又有何难？至于律师，律师又不是掌握审判大权的人，拉拢律师哪比得上直奔法院？可见，那个时候的事，跟今天有些不同。

除了维护和巩固实际利益，我们自然想到杜月笙结交文化界的另一目的是附庸风雅。杜有钱有势，可是出身贫寒，读书很少，独缺风雅，而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品位”，终究“上流”不起来。要真的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就必须让文化人看得起。杜在这方面更是煞费苦心，最著名的是他和章太炎的相识相交。

章太炎是学界泰斗，当时定居苏州，名满天下而经济不裕。其时章的一个侄子在上海法租界和一个很有背景的人起了房产纠纷，向章求助，章名气再大也干预不了法租界的事，无奈之下章只好亲笔写信给杜月笙请求帮忙。杜接信大喜，立即调动关系为章侄排难解纷，取得两边都满意的效果，并亲自到苏州章太炎处“汇报”处理经过和结果，临走还悄悄将一张两千银元的银庄庄票压在茶杯下，不动声色地向章送了一份厚礼。章的感佩可想而知。此后杜还每月接济章太炎的生活。这样一来，杜在章的心里就真的有了地位。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8226;太司乐疏》，东方之乐为镛，西方之乐为笙，如此名号，多么高雅！章为杜做的另一件事更具轰动效益：一代朴学大师章太炎亲笔为杜月笙修订家谱，他根据杜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贫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有了章大师的这篇笔墨，杜再也不必在名门望族面前自觉低人一等，并于1931年风光体面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除了结交章太炎，杜月笙的座上食客还有学者章士钊、名士杨度、诗人杨千里、才子杨云史等，都是当时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了这样一批文化名人朋友环绕左右，人们再不好把杜月笙看成“黑社会头子”、“大流氓”了，杜已成真正的“大人物”。

这时，上海闻人杜月笙听说杨度为当代通硕大儒，不由萌生了投门生帖的念头。

杨度之所以接受杜月笙的拜帖，成为杜公馆的座上客，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一者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当初，李大钊被捕后，为筹款营救李大钊，杨度除拿出全部积蓄的几万块大洋外，还将自己在北京的住宅“悦庐”，一座四合院格局的房屋，仅作价四千五百块大洋卖掉，几乎全部用在营救李大钊及抚恤烈士遗属上。他到上海时，孑然一身，只好在白利南路租了一座简陋的寓所将就住下。迫于生计，最后竟以卖字为生。但他碍于身份和面子，字幅所开润格高得吓人，几乎无人敢登杨度堂入室买字。结果，一代通硕大儒竟落到了清贫如洗的境地。但即便如此，他还参加了中国革命互济会的工作。

二者是挚友章士钊的诚邀。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曾担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部长。因他创办过《老虎报》，故时人戏称他为“老虎总长”。后到上海执律师业，名重上海滩。正因此，杜月笙特邀章士钊为其私人律师。章士钊与杨度是多年的朋友，眼见杨度的日子过得困窘贫寒，岂有不拉他一把的?章士钊遂在杜月笙面前极力吹捧杨度。杜月笙虽是青帮头子，但自知年少失学、胸无点墨，故也知道一点附庸风雅，并特意在自己华格臬路的住宅大门前，贴出一副对联，道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何况章士钊给他推荐的又是鼎鼎大名的杨度、杨子先生！

并不是每一个先低微后发达的人都有风雅之心，财势已在手，文化何值一提。这种小人得志的浅薄蛮横嘴脸和报复之心杜月笙倒真是没有。他虽是粗人出身，但心里一直有对文化的向往和敬畏，“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意识积淀在他心灵深处。成名后的杜月笙回忆童年：“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不难看出话里含着缕缕心酸，他似乎真是有心向学的。等他有了足够的钱势，也想回头努力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在门厅高悬的对联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然而毕竟识字少，无法去“读”，他就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说《水浒》，学习古人的气度和处世方式；他一度勤练书法，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杜镛”二字终可潇洒地到处签写；他非常注重仪表文明，对手下说“衣食足，应该礼仪兴了，再不能让人一看就害怕讨厌”，不论天气多热，他长衫最上面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像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儿子杜维屏一次期末逃考，被他狠甩两个耳光；女儿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十下。杜氏子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至今活跃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维善还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近年来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古钱币1800余枚，上博专馆陈列。杜月笙还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由陈群任校长；并在老家浦东耗资10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办学并不是赚钱的买卖，这除了扩大社会名声，也都是他对自己早年失学的心理补偿吧！

天下头号戏迷

杜月笙喜好京剧，有“天下头号戏迷”之称，他曾兼任多家票房的理事。他自己开设的恒社，专门设有平（京）剧组，名伶马连良、高庆奎、谭富英、叶盛兰，名票赵培鑫、赵荣琛、杨畹农等人，都是该社门徒。杜月笙戏瘾很大，不光爱听爱看，他还请专人教授，学会后就到票房里走票。他第一次登台是1922年，在无锡荣宗敬（荣毅仁的伯父）50寿辰的堂会上，此后便经常粉墨登台。人们记忆最深的几次大型演出，如1924年为齐（燮元）卢（永祥）战争的难民组织募捐义演，杜月笙和张啸林合演过《连环套》。之后他同张啸林多次同台献艺，演过《打严嵩》、《骆马湖》、《玉堂春》等段子。

京津沪的京剧界名人，大都与他有来往。教他戏的老师是天津德胜魁科班出科的苗胜春，此公除了不演旦角，其他行当无所不能，在梨园界得“戏包袱”美誉（会戏极多的意思），伶票两界无论长幼，一概尊称他苗二爷。杜月笙虚心向苗二爷学戏，以师尊之，以礼待之。苗二爷平时教他演戏，为他扮戏化妆，为他把场。杜月笙不是科班出身，基本功浅薄，在台上拙于做功，苗胜春在行头上出新花样，以弥补其表演不足。如他演《连环套》里的黄天霸，先后4次出场，就为他设计了4身相当考究的苏绣褶子，出一次场换一身。他戴的盔头，加了许多水钻作点缀，灯光下熠熠生辉。因为水钻的分量沉重，戴在头上很不舒服，他在台上常因此忘记台词。这时，负责把场的苗胜春便捧着小茶壶走上台去，借给杜月笙饮场的机会，在他耳边悄声提词，把忘词的尴尬掩饰过去。有一次，杜月笙回到后台，自我解嘲说：“唱一出戏实在太累，不亚于生场病，我这才是苦中作乐。”

在魏绍昌生前所著《艺苑拾忆》里，有这样一段逸文：杜月笙唱戏改不了他那浦东方言，尤其他善演的《打严嵩》，那段“西皮流水”，咬字发声最为浓重，被独脚戏名演员王无能编到滑稽段子《杜月笙打严嵩》里，到处表演，在市民中广为传笑。此事传到杜月笙的耳朵里，在一次杜公馆举行堂会时，杜月笙差人送柬，请王无能来演这个节目。王无能心惊胆颤，又不敢不到，无奈之下，硬着头皮表演了一回。唱完，他加了一句话“我唱的是杜派，杜先生已经自成一派了”。杜月笙看得很开心，听得也舒服。不但未加怪罪，而且连说蛮像、蛮像，出手赏给王无能现大洋200块。

杜月笙有五房妻妾，其中的两位为专业戏曲演员。成名于天津的第一代河北梆子、京剧兼工的女演员小兰英，带领女儿姚玉兰、姚玉英姐妹到上海黄金剧院演出，经黄金荣的夫人李志清从中说和，将姚玉兰许给杜月笙为侧室。

杜月笙婚前兑现不让姚玉兰同住华烙臬路杜公馆的许诺，在辣斐德路另建一所新宅，婚后出入新宅的客人以戏曲界居多，这使喜好京剧的杜月笙得识不少京剧界的名流以及爱好京剧的票友。按照婚前的约定，姚玉兰婚后不再从事演戏职业，她只在1931年的一次赈灾义演中演了一次《刀劈三关》和《辕门斩子》。为了排遣姚玉兰的生活寂寞，杜月笙约来文武场面（乐队）到新宅，组织家庭内部排戏吊嗓，这座新宅几乎变成一所票房。

“冬皇”孟小冬

京剧成为国粹，至今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其间涌现过许多名噪一时的杰出演员，但其中出色的女须生却寥若晨星。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曾出现一位十分耀眼的人物，她就是被誉为梨园“冬皇”的孟小冬。

说到孟小冬，我们先不重点描述她在京剧方面的卓越成就，而是要走进她的生活，了解一下她与几个男人的爱恨纠缠。

当孟小冬成为上海京剧舞台上的名角后，就嫁给了与她同台演出的梅兰芳。可以说，他们俩人过上了一小段的幸福生活。

再说这时的上海大亨杜月笙，他在当时上海的法租界的新开河和陆家嘴两处码头建立起流氓割据势力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变成腰缠万贯的大流氓，在流氓帮中已出人头地。这位上海滩上说一不二的大哥平生豪赌好色，只要是他钟情的女人，非设法弄到手不可。

当时上海有个规矩，凡是各地前来上海演出的红伶，不论是男伶还是女伶，首先要和演出戏院里的“按目”们联系，并在他们的陪同下，到有钱有势的官宦富商人家登门拜谒。所谓“官宦富商”，就是官僚、大商人、大流氓和各大报馆主笔等。否则，不但要给你的技艺抹黑，而且还要弄得你寸步难移。除了拜谒大亨，还要和演出戏院的“按目”们搞好关系。演出之前，先要摆上两桌丰盛的酒筵，邀请他们吃个酒醉饭饱。然后，他们就会把你演出头三天的戏票送到各“大亨”府上，保你演出时戏院的花楼和正厅座无虚席，满堂全红。

京剧演员孟小冬这次来上海演出，是跟梅兰芳一块来的。梅兰芳这次是应共舞台戏院之邀来上海演出的。他没请共舞台的“按目”们吃拉场酒，这些“按目”自然也不会陪同他去拜谒各“大亨”，更不会给他们送戏票。旧社会极为重“面子”，尤其这些流氓“大亨”，宁愿倾家荡产，也不愿失去面子。这些“大亨”们眼看“按目”们不送票来，当然谁也不亲自来买票。各大报馆的主笔们说梅兰芳竟敢摆出“初生之犊不惧虎”的架势来，就放下红笔杆，握起黑笔头，轻轻一抹，在梅兰芳的脸上抹了个黑痣。结果，头三天精彩的打炮戏，在上海竟然悄无声息，卖座寥寥无几，来自四面八方的抨击，也随之而至。

梅兰芳演出还不到10天，黄金荣就借营业不佳为理由，强迫梅兰芳解除演出合约，并且拒付他的报酬。黄金荣手下的虾兵蟹将们更是助纣为虐，向梅兰芳无故寻衅，百般刁难，杜月笙还要梅兰芳从下榻的中南饭店搬出去。

梅兰芳这时的处境十分困难，正想典当行头，返回北平。杜月笙就请黄金荣的老婆林桂生出面，把孟小冬叫到林家，先向孟小冬说了他们的想法，并对她百般劝解。

孟小冬听了林桂生的一席软硬兼施的话，又看到杜月笙长相倒也生得不差，心中正在犹豫，再加上与梅兰芳的那段感情对她的打击也很大，心里不由得有些心灰意冷，心想若能度得此生，也就是了。与此同时，杜月笙暗使金钱打通了孟小冬身边老妈子的关节，在老妈子和林桂生的撮合下，孟小冬也打听到杜月笙真的没有正式妻室，于是就跟随了杜月笙。孟小冬就这样做了杜月笙的老婆，结束了登台唱戏的生涯。

然而偏偏是造化弄人，当小冬自以为与梅兰芳的金石姻缘消逝的时候，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一生最华贵也最平凡的部分，居然是下嫁给一代枭雄杜月笙。在后来的生活中，她逐渐地了解到了杜月笙作为黑道老大的另一面：他不是一个粗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孟小冬惟一的知音。所以，在杜月笙去世之后，她表示不再公开演唱。

孟小冬自从入了杜门，一直沉默寡言，与世无争，她本来就是人间奇女子，杜门中的一支奇葩，论才情、眼界，心胸、智慧，使她与大多数人都合不来。她归于杜月笙时，杜月笙已是年逾花甲，衰然一病翁。如日中天，予取予求的黄金年代早成过去，囊中金尽，活不下去的大限正在步步进逼，所以孟小冬之入杜门正是感恩知己，以身相许。杜月笙一生一世可以自傲地说一声：“平生无负于人”了。

当暮年的孟小冬一个人在香港守着那份宁静，并以自己的毕生心血教导着后辈们时，她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从上海走出去的名伶了。她的一生，继承了余派京剧的衣钵，而正是这衣钵，让她的一生有了不可磨灭的传奇。“冬皇”的故事，到最后只是一个余韵弥散的无奈终结。梅孟、杜孟的故事，到最后也如繁花落尽般只剩纤尘。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纷争时代和没有感受过那些悲欢离合的人而言，孟小冬的传奇永远值得在情感的世界里回味。但是，当她的时代过去之后，我们便只有在偶尔听到黑胶老唱片里那苍凉的唱腔时，才会想起那个特立独行的名伶，她曾经是一位雍容华贵的绝代佳人，然后是一名历尽辛酸的薄命女子。

大亨的末路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是举国皆知的旧上海“三大亨”，随着世道变迁，“三大亨”终于走向了穷途末路。

张啸林投靠日本以后，蒋介石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戴笠向潜伏在沪上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他们还制定了锄奸计划并建立了行动组。行动组长陈默接到任务后，策划了两次暗杀行动，但均未成功，于是开始设法策反林怀部。林怀部是在张啸林的司机阿四的介绍下进的张宅，起初只当了个门卫。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就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超群的保镖。在阿四的帮助下，林怀部连发三枪，枪枪从红心穿过。就这样，他取得了张啸林的信任，被聘为保镖。陈默以5万块银元和除汉奸的民族大义，争取到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1940年8月上旬，陈恭澍与陈默约见林怀部，让他在近日内下手，得手后军统总部设法疏通，并会将他安排为法租界巡捕房捕办。

1940年8月14日有客来访张啸林，林怀部决定待张啸林送客下楼时动手。但不一会引客的管家下来去翠芳楼叫局了。叫局，就是去妓院请妓女出堂，前来侍酒陪赌，赌局饭局交替能到深夜。如果这样就无法下手。林怀部见阿四在院中擦车，便凑过去说：“有些私事，请师傅去楼上向张先生讲一声，准我5天假。”阿四摇摇头说：“张先生有规矩，会客时不许下人打扰，你又不是不知道。”

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大家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一甩手，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当场毙命。

林怀部为了确认张啸林的死活，提着枪冲上楼，发现客人正在打电话给法租界巡捕房报警，于是枪杀了他。林怀部确信张啸林已死后，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刚到楼梯口，被张的保镖拦腰抱住，另几个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赶到，林怀部把枪一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抗战胜利后林怀部被释放。

叶落香江

抗战后，杜月笙将目光定在了上海市市长的职位上。蒋介石既要利用他，又恨他难以驾驭，有心趁着日寇投降接收重建上海的契机，加以抑制，不让他名正言顺地重新称霸上海。蒋对内甚至明确训示：对帮会的基本政策是取缔。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拾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他当选后马上辞职。

三大战役结束，杜月笙知道蒋家王朝气数已尽，开始谋虑去从。虽然中共方面通过黄炎培等劝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断反共20余年，可谓血债累累，所以不敢不走。杜月笙选择了去号称“自由港”的香港。

流落异乡的杜月笙心情忧郁，朋友甚少，几乎整日呆在家里喝茶听收音机看报纸，不久，就患了严重神经衰弱、心脏病。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曾派俞鸿钧、洪兰友等赴港游说，杜月笙都以疾病缠身为由推拒。蒋介石于是采取了“神经战”恐吓他。1951年4月初，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传话给杜月笙：中共正欲与港英当局交涉，要把他押回上海，在清算“四一二”政变大会上批斗，同时大陆特工潜入港岛，如交涉不成时，就将他就地处决。

杜月笙信以为真，因极度恐惧夜难成寝，日坐愁城，患了严重神经衰弱、心脏病。

1951年7月，杜月笙中风偏瘫，他拒绝进医院治疗，对家人说：“苦难流离，备受刺激，生不如死。再说中风后遗症难愈，不要让我过手足不能动的活死人日子了。”8月7日，杜月笙口述了遗嘱，将所有财产，包括不动产、债券、现金分配给各房夫人及子女，训勉儿女努力守成创业。8月10日以后，杜月笙进入昏睡状态，水米不进，弥留期间，他曾对家人交代：“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撒手西去。

与杜月笙不同的是，黄金荣选择了留在大陆。1949年，上海解放以前，黄金荣的夫人李志清席卷了黄金荣的金银珠宝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又到了台湾。这时，有人劝黄金荣也到香港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解放上海前夕，蒋介石特别召见杜月笙，让其带信给黄金荣，嘱咐他“抓紧时机”到香港或台湾去，“以免遭种种不测”。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首任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屠杀共产党人的具体指挥者，与黄金荣属一丘之貉。抗战期间，杨虎失宠，对蒋介石心怀不满，经周恩来启发开导，转化成了反蒋民主人士，抗战后寓居沪上，与上海地下党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共上海局委托杨转达黄金荣：只要不死心塌地跟着反动派，可既往不咎，不予捕办，保证人身自由。

黄金荣相信了共产党的承诺，笃悠悠照过逍遥生活，又训示徒子徒孙收敛行迹，改恶从善。他虽不再像解放前那样逍遥作乐，但也还是过着吃好穿好住好的老板生活。只是毕竟已是耄耋之年，与以前相比落差太大心情不畅；加之家门不幸，媳妇李志清卷了一大笔款资去了香港，终于支撑不住病倒了，于1953年6月22日去世。这年他86岁。临终前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

实际上，此刻的黄金荣，在上海还有难以割舍的东西。黄金荣一生，利用自己特殊的社会背景，脚踏黑白两道，苦心经营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十几年，使其成为名噪一时的沪上名胜。1948年春夏之交，他以巨资与沙逊洋行签订了“大世界”10年的租地合同。他担心，自己离开上海，一生心血经营的“大世界”将会成为无主财产，即使由养子继承，也极可能被共产党没收。

1949年上海解放，黄金荣年事已高，留在了内地。1951年新政府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黄的诸多门生都在惩治之列。为了鼓舞民心，政府让老态龙钟的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前打扫卫生，向全社会宣布，如今的时代已经是人民的时代。同年，黄金荣向组织递交《自白书》。两年后，病死。杜月笙是个复杂的人物，纵使身上有许多污点，但也不完全是漆黑一团。黑暗中也闪烁着火花。一个人的命运有其必然性，但是，偶然性的机遇，常常会改变必然性。把握命运，最关键的莫非像杜月笙那样，要善于抓住机遇。把目光从上个世纪的上海滩收回，再看看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我们会发现，当今的许多大款，他们的发迹史与当年上海滩的大亨们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