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三段婚姻，娶三个名女人，却均遭背叛嫌弃，晚年患老年痴呆

他是民国时期的“痴情贵公子”，出身显赫，才华横溢，却一生被爱情反复践踏。

三段婚姻，影坛巨星、交际名媛、当红花旦，皆以背叛和冷漠收场。

他倾尽所有，换来的却是晚年孤苦，病榻前遭妻子辱骂，连家猫都弃他而去。

深情为何总被辜负？他又为何被称为“民国最惨丈夫”?

1917年的山东济南，程述尧出生时，命运似乎早已为他铺好一条金光大道。

程家家庭条件优渥，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自幼锦衣玉食，滑冰、游泳这些时髦玩意儿信手拈来。

8岁那年，他随家人迁居北平，这座古城的风云变幻，仿佛也在为这个少年未来的跌宕人生埋下伏笔。

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程述尧是校园里出了名的风云人物。

他英文流利，热衷戏剧，荷尔蒙和表演欲一同喷薄而出。

大三那年，他拉着好友黄宗江、孙道临成立戏剧社，自掏腰包置办行头，排演《雷雨》时为了一个跳窗镜头，愣是在自家窗台反复摔打几十次。

这份近乎傻气的执着，像极了他日后对待爱情的态度，倾其所有，不问结局。

命运开始第一次戏弄他，是在1937年。

日军铁蹄踏破北平，程述尧因“进步学生”的帽子被关进宪兵队。

一个多月的牢狱之灾，靠父亲疏通才侥幸脱身。

彼时他或许还不知道，这场牢狱之灾竟成了他人生轨迹的隐喻，他总能在绝境中逃生，却逃不过温柔刀剐心的疼。

毕业后，凭借流利英语，他轻松拿下中国银行英文秘书的肥差。

可骨子里的戏瘾发作，他竟辞了金饭碗，组建“南北剧社”。

正是在这里，他遇见了黄宗英，一个刚经历“18天婚姻”便成寡妇的姑娘。

黄宗江心疼妹妹整日以泪洗面，便托这位老友写信开导。

程述尧的信写得恳切，字里行间都是兄长般的关怀，谁料黄宗英加入剧社后，两人朝夕相对，他渐渐分不清自己是怜悯还是心动。

1946年，他掏空毕生所学的甜言蜜语向黄宗英求婚。

女方懵懂点头，却不知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埋着雷。

“他待我极好，可他下班回家的脚步声都会让我紧张。”

多年后黄宗英在回忆录里坦白，她嫁的不过是一份雪中送炭的感动，程述尧却当了真，不仅负担起黄家老小生计，连黄宗英的旗袍料子都要托人从上海捎来最好的香云纱。

变故来得猝不及防。

1947年，黄宗英赴上海拍摄《幸福狂想曲》，与男主角赵丹假戏真做。

当黄宗英回北平摊牌时，程述尧竟还想着挽回，连夜追到上海。

可站在片场外，看着赵丹为她披上外套的亲密模样，这个银行家的儿子第一次尝到了命运的辛辣，他以为的救赎，不过是别人生命里的过渡章节。

离婚那天，程述尧把黄宗英的嫁妆原封不动送回，连她忘在抽屉里的发卡都仔细包好。

黄宗江愧疚得不敢抬头，他却拍拍老友肩膀：“缘分这事，强求不得。”

没人看见他转身时通红的眼眶，就像没人注意他悄悄典当了怀表，只为补上剧社因他婚姻破裂拖欠的租金。

或许从这一刻起，那个意气风发的燕京才子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执拗地相信“真心能换真心”的痴人。

离婚后的程述尧，像一只被雨淋透的鸟，他留在上海，在兰心大戏院谋了份差事，把无处安放的柔情全倾注在戏剧上。

命运的齿轮却在这时悄然转动，将另一个女人推到他面前，上官云珠，上海滩最耀眼也最荆棘的玫瑰。

那时的上官云珠已是两度离婚的单身母亲，身边带着8岁的女儿姚姚。

她美得锋利，像一柄出鞘的剑，事业心比剑刃更冷。

程述尧第一次在后台见到她时，她正对着镜子卸妆，眼线晕开些许，疲惫却掩不住骨子里的倔强。

他递上一杯热茶，她抬眼看他，那一眼像冬夜里的火柴，短暂地暖了他荒芜的心。

1950年，他们结婚了。

程述尧对这段婚姻的珍视，几乎到了虔诚的地步。

上官云珠拍戏昼夜颠倒，他就在片场外等到凌晨，大衣里揣着保温壶，装着她最爱喝的杏仁茶。

姚姚怕黑，他每晚雷打不动坐在她床边讲故事，直到女孩攥着他的手指睡着。

“爸爸比亲爸爸还好。”

姚姚常在同学面前炫耀，后来甚至主动提出要改姓程，这是一份爱的回报。

后来，他们的爱情结晶很快降临，儿子灯灯出生了。

程述尧却更紧张了，他悄悄嘱咐保姆：“对姚姚要比对灯灯更好。”

他懂寄人篱下的滋味，不愿让小女孩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上官云珠冷眼旁观这一切，心里不是没有触动，但这份感动很快被现实的飓风吹散。

1952年，“三反”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

程述尧被人举报贪污公款，隔离审查半年。

尽管他清清白白，但谣言足以摧毁一个人的名誉。

上官云珠正值事业巅峰，一部接一部的片约像黄金铺就的台阶，她绝不能容忍自己被丈夫的污点拖累。

当程述尧最需要妻子拉一把时，她给的是一记耳光。

她当着众人的面，一巴掌甩在程述尧脸上：“你自己脏，别连累我和孩子！”

程述尧没躲，脸火辣辣地疼，却比不上心里裂开的那道口子。

他沉默地收拾行李搬出家门，连姚姚哭着喊“爸爸别走”都没敢回头。

讽刺的是，半年后案子平反，上官云珠托人带话想复婚。

朋友们都劝他：“为了孩子，将就过吧。”

程述尧却罕见地强硬起来，他忘不了那个耳光，更忘不了自己像块抹布一样被扔掉时，上官云珠眼里的无情。

这段感情像一场高烧，烧退后才发现，所谓的两情相悦，不过是他一个人的高歌猛进。

上官云珠要的是避风港，而他给的，是她随时可以弃船的码头。

1955年的上海，程述尧已经38岁了。

两段婚姻的失败像两道深深的疤痕，横亘在他的人生里。

朋友们劝他找个门当户对的姑娘安稳度日，他却出人意料地牵起了吴嫣的手，一个出身风尘、年过三十且无法生育的女人。

程家上下激烈反对，老父亲甚至把孙子灯灯接到北京，生怕孩子沾染半分“不干净”。

但程述尧铁了心要娶她，仿佛这场婚姻是他对世俗眼光的一次倔强反抗。

新婚的头三个月，日子竟出乎意料地甜美。

吴嫣会烧一手地道的本帮菜，红烧肉炖得油亮酥烂，程述尧下班回家，总能看到阳台上晾着他烫好的衬衫，领口还带着皂角的清香。

某个梅雨夜的凌晨，吴嫣突然高烧不退，他背着她冒雨跑过三条街找医生。

伏在他背上，她迷迷糊糊说：“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

程述尧眼眶一热，心想这次或许真的能白头偕老。

美梦破碎得猝不及防，吴嫣因牵涉潘汉年案被捕入狱。

人们都劝他，只要离婚就能保住工作，程述尧却做了让所有人瞠目的决定，他变卖珍藏的西洋钟表和老唱片，每月准时给狱中的吴嫣送罐头和棉衣。

兰心大戏院副经理的职位丢了，被贬去当检票员，薪水骤减三分之二。

昔日西装笔挺的绅士，如今站在电影院门口撕票根，还要忍受老同事的指指点点。

“等一百年我也等。”他在探监时隔着铁窗对吴嫣说。

这话不是赌咒发誓，而是平静的陈述，五年里，他写了三百多封信。

1960年吴嫣出狱时，程述尧在监狱门口举着伞等了整整一天。

他半边身子都湿透了，却把唯一一件干大衣裹在她身上。

回家的电车上，吴嫣靠着他肩膀发抖，他轻声说：“以后天天给你炖姜汤。”

可生活不是戏文，没有苦尽甘来的圆满结局。

出狱后的吴嫣性情大变，香港老姐妹寄来的明信片会让她歇斯底里，照片里珠光宝气的阔太太们，衬得她身上褪色的蓝布衫像个笑话。

她开始嫌程述尧窝囊，甚至抄起烟灰缸砸向他额角。

血顺着眉骨流下来时，程述尧竟还在笑：“手硌疼了吧？”

最痛的不是烟灰缸，是1975年姚姚车祸去世那晚。

程述尧缩在藤椅里发抖，吴嫣却摔门而去，彻夜未归，后来儿子灯灯发现，她竟是去参加老姐妹的牌局。

他一生都在践行那个朴素的信念，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晚年的程述尧，阿尔茨海默症一点一点蚕食着他的记忆，却唯独没有带走他骨子里的温柔。

他常常坐在弄堂口的藤椅上，口袋里装满水果糖，逢人就问：“看见我家姚姚了吗？”

邻居们不忍心告诉他，那个爱穿红裙子的姑娘，早在许多年前就死在了上海湿冷的雨季里。

儿子灯灯从北京回来看他，程述尧愣了半天，突然恭恭敬敬喊了声“爸爸”。

灯灯瞬间红了眼眶，这个曾经风度翩翩的男人，如今连最亲的人都认不出了，却还记得要给“父亲”泡茶。

记忆像退潮的海水，带走了痛苦，却把最珍贵的贝壳留在了沙滩上。

某个阳光很好的下午，程述尧突然清醒过来。

他拉着灯灯的手说：“你小时候最怕黑，现在敢一个人睡了吗？”

那一刻灯灯几乎要跪下来感谢上天，可下一秒父亲又陷入混沌，对着空气念叨剧社明天要排《雷雨》。

1993年，程述尧彻底卧床不起，那只养了十多年的大黄猫开始绝食，整夜蹲在病房窗台上哀鸣，之后一去不归。

医生委婉地暗示“准备后事”时，吴嫣正忙着和姐妹商量去香港的行程。

葬礼上来的人不多，吴嫣戴着新买的珍珠项链，在灵堂不耐烦地看表。

命运给了程述尧三次婚姻，却没有一次允许他善终。

他像旧式文人笔下那种痴人，明知深情易碎，偏要双手捧着一路狂奔。

那些背叛过他的女人，晚年多少都流露出悔意，黄宗英在回忆录里写“他本可以恨我”，上官云珠去世前烧光了所有合影，唯独留了张全家福。

他这一生，宽恕了所有辜负他的人，唯独没有宽恕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力。

或许在另一个世界，他终于能等到姚姚蹦跳着跑来，从他左边口袋里掏出一颗融化了的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