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史中的忧国忧民之魂
发布时间：2025-07-30 06:01 浏览量：1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 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的官宦世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官至修文馆直学士；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自幼便在浓厚的文学氛围中长大，七岁能作诗，九岁善书法，十四五岁时已在洛阳文人圈中小有名气。
《新唐书》记载，杜甫 “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20 岁时，他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漫游生活。先游吴越（今江苏、浙江一带），登上灵隐寺飞来峰，写下 “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 的诗句；再游齐赵（今山东、河北一带），在泰山写下千古名篇《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诗中展现的豪情壮志，正是青年杜甫的真实写照。
在齐赵期间，杜甫与苏源明等诗人结为好友，常常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他们纵马打猎，饮酒赋诗，度过了人生中最惬意的时光。他在《壮游》中回忆：“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 这段漫游经历不仅开阔了他的眼界，更让他领略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为日后的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素材。
30 岁时，杜甫回到洛阳，与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杨氏结婚。婚后的生活虽不富裕，却也温馨和睦。他在偃师首阳山下修建了几间茅屋，取名 “陆浑山庄”，时常与妻子在此读书耕作，写下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的闲适诗句。这段相对平静的岁月，是他一生中难得的安宁时光。
唐玄宗天宝五年（746 年），35 岁的杜甫满怀壮志来到长安，希望能通过科举考试实现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的政治理想。然而，当时的朝政被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把持，科举考试形同虚设。天宝六年（747 年），唐玄宗下诏选拔天下贤才，杜甫满怀希望地参加考试，结果李林甫为了显示 “野无遗贤”，竟让所有考生落榜。
这次落榜对杜甫打击很大，但他并未放弃。他不得不奔走于权贵之门，献诗求荐，却屡屡碰壁。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屈辱处境。即便如此，他仍未丧失信心，在诗中写道：“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
天宝十年（751 年），唐玄宗举行祭祀大典，杜甫趁机献上《三大礼赋》，得到唐玄宗的赏识，被命待制集贤院，等待任用。然而，这一等就是四年，直到天宝十四年（755 年），他才被授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一职，负责管理兵器库。这个卑微的职位与他的理想相去甚远，他在《官定后戏赠》中自嘲道：“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在长安的十年，是杜甫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亲眼目睹了权贵的奢华与百姓的疾苦，思想逐渐成熟。他看到唐玄宗沉迷享乐，朝政日益腐败，写下《丽人行》，讽刺杨贵妃兄妹的骄奢淫逸：“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他看到百姓在繁重的赋税下挣扎，写下《兵车行》，控诉战争的残酷：“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些诗歌标志着他的创作进入成熟期，开始形成 “沉郁顿挫” 的风格。
天宝十四年（755 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率领叛军攻破洛阳，直逼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长安沦陷。杜甫在战乱中与家人失散，不得不带着妻儿逃往鄜州（今陕西富县）。途中，他目睹了叛军的烧杀抢掠，写下《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借月夜思念妻儿，抒发了对家国的忧虑。
唐肃宗至德元年（756 年），杜甫听闻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便毅然告别家人，前往灵武投奔。途中，他被叛军俘虏，押回长安。在长安沦陷的一年里，他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的痛苦，写下了《春望》这首千古名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全诗字字泣血，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
至德二年（757 年），杜甫趁叛军不备，逃出长安，历经艰险抵达凤翔（今陕西凤翔），见到唐肃宗。唐肃宗被他的忠诚打动，任命他为左拾遗。这个职位虽然不高，却能直接向皇帝进言，杜甫十分珍视这个机会，积极履行职责。然而，他因上疏营救房琯触怒唐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在华州期间，杜甫多次下乡体察民情，目睹了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他在《石壕吏》中描写了官吏深夜抓壮丁的情景：“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在《新安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中，他分别描写了不同阶层百姓在战乱中的悲惨遭遇，这组 “三吏三别” 成为反映安史之乱的 “诗史”。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 年），关中大旱，饥荒严重，杜甫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不得不放弃华州的官职，带着家人前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后又辗转至同谷（今甘肃成县）。在同谷，他的生活更加艰难，甚至到了 “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 的地步。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写道：“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 流露出对命运的无奈与感慨。
同年十二月，杜甫率领家人前往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修建了一座茅屋，即著名的 “杜甫草堂”。在这里，他度过了一生中相对安定的四年。他在《堂成》中写道：“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描绘了草堂的清幽环境。
在成都期间，杜甫与高适、岑参、严武等诗人交往密切，时常饮酒赋诗，唱和赠答。严武时任剑南节度使，多次邀请杜甫入幕任职，杜甫起初婉拒，后因生活困难，担任了检校工部员外郎一职，因此后人称他为 “杜工部”。
这段时间，杜甫的诗歌风格更加成熟，既有对自然景色的描绘，也有对民生疾苦的关注。他在《春夜喜雨》中写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描绘了春雨的滋润；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由自己的茅屋被秋风刮破，想到天下寒士的处境，发出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的呐喊，展现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 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了依靠，不得不离开成都，再次开始漂泊生涯。他先后经过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夔州（今重庆奉节）等地，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在这里，他写下了大量诗歌，如《秋兴八首》《登高》等。《登高》中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被誉为 “古今七言律诗第一”，集中体现了他晚年的悲苦处境。
杜甫的诗歌在艺术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被后世誉为 “诗圣”，他的诗被称为 “诗史”。他的诗歌题材广泛，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也有对个人情感的抒发；既有对自然景色的描绘，也有对民生疾苦的关注。
在艺术风格上，杜甫的诗歌以 “沉郁顿挫” 著称。“沉郁” 指的是他的诗歌内容深沉，情感浓郁，如《兵车行》《石壕吏》等，充满了对国家命运和人民苦难的忧虑；“顿挫” 指的是他的诗歌节奏跌宕起伏，音韵和谐，如《登高》中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对仗工整，气势磅礴。
杜甫的诗歌在表现手法上也多种多样，他既善于运用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如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鲜明的对比揭示社会的不公；也善于运用浪漫主义的想象，如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表达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他还善于运用典故，使诗歌含蓄蕴藉，如《蜀相》中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借诸葛亮的典故表达对贤臣的渴望。
杜甫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唐时期，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发起了新乐府运动，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宋代诗人更是将杜甫视为典范，苏轼、黄庭坚等都对杜甫推崇备至，黄庭坚创立的江西诗派，更是以杜甫为宗。
明代，杜甫的诗歌被列为 “唐诗正宗”，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称：“唐诗李杜为冠，而杜诗又为唐诗之冠。” 清代，金圣叹将杜甫的诗歌与《离骚》《庄子》《史记》等并列为 “六才子书”，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评价：“杜甫之诗，包孕宇宙，涵盖古今。”
如今，杜甫的诗歌已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他的故里河南巩义建有杜甫故里纪念馆，成都的杜甫草堂更是成为著名的文化景点，每年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凭吊。
杜甫的一生，是充满苦难的一生，但他始终保持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这种对人民的深切关怀，贯穿了他的一生。即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他想到的也是天下百姓的疾苦。
他的这种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唐代的白居易、元稹，宋代的陆游、辛弃疾，近代的鲁迅、闻一多等，都从杜甫的诗歌中汲取了精神力量。
在当代，杜甫的诗歌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的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提醒我们关注社会公平；他的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激励我们为改善民生而努力；他的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让我们珍惜国家的统一与安宁。
杜甫曾在《偶题》中写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他的诗歌之所以能历经千年而不朽，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热爱，蕴含着人类共通的情感与价值追求。这种情感与追求，如同暗夜中的星光，照亮了历史的长河，也将永远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
当我们今天再次品读杜甫的诗歌，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诗人的个人遭遇，更是一个民族的苦难与坚强，一个时代的兴衰与变迁。杜甫的精神，如同一座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文学的殿堂之上，永远活在中华民族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