牲口棚杂忆

原创 中州客 悦读悦诗 北京

牲口棚杂忆

文/杨满沧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豫东农村闭塞、落后，农家买不起、政策是绝对不允许私自购买任何牲口。故此，我说的牲口棚虽然与爷爷密切相关，但那是属于我们村吴庄生产队集体的。牲口棚里，那些被饲养得膘肥体壮的牛、马、骡大牲口，为人民公社体制之下生产队集体的重要资产。一年四季，耕地、播种、拉车、打场、交公粮、套车娶新媳妇等农家大事，离开它们还真不中！按照彼时的法规条文，若有人胆敢偷盗或私自宰杀一头牲口，将会被无情地判处几年徒刑，再进行劳动改造，其子女不得上学、参军、当工人，整个家族老少爷们将在社会上永远也抬不起头来。

那个时候，牲口确实比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还重要得多！

曾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专业读书时，学习了几门《畜牧学》之类的基础课后才知道，华夏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其实就是农耕文明的沉积、演进的过程。其间，牛、马、驴、骡等偶蹄（奇蹄）类四条腿动物贡献巨大，它们不发怨言，负重前行，帮助人类生产生活。在这些畜牧教科书和人们的日常话语中，一般都把它们统称为“牲畜”，而那些骂人的话也以“畜生”最具侮辱性。但是，在我们豫东大平原上的农村，农民称这四类“牲畜”为“牲口”，并且把牛、马、骡三类称为“大牲口”，相对矮小、温顺、体力小的驴子地位不高，仅仅归类为“牲口”。平时牲口的年龄用“几口牙”来表述。可见，“牲口”中的“口”之字意，与家里“几口人”“两口子”中的“口”是等同的。这就意味着每一头“牲口”，就是家庭里的重要成员之一。

在我的少年时代，生产队草料有限，又缺乏农机，大集体内农活普遍很重。生产队牲口棚里饲养的，只有牛、马、骡，没有饲养驴。所以，爷爷的牲口棚为名副其实的“大牲口棚”，村里人也都这么叫。“棚”是由生产队社员出工出力，和泥脱坯垒起来的三间土墙草房，用麦秸覆盖房顶，前墙两边开有两扇小窗户，后墙没开窗户。爷爷白天黑夜都住在“棚”里，成为一位生产队的专职饲养员。每天记十个工分，这可是男劳力中最高的。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光荣和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为什么是爷爷呢？当时我弄不懂。

在我的童年时代，每天吃过晚饭，就跟着爷爷睡在大牲口棚里。因为家里没有足够的床和被子，我作为家里男孩，只能和爷爷一个被窝“打老通”，即一人睡一头，爷爷在被窝里的双脚伸出来紧挨着我的脑袋。那时年幼无知，没有思考过这个疑问。到了上小学的时候，我晚饭后跟着父亲在学校里“打老通”，就不再思考这个问题了。直到爷爷去世多年之后的一个祭日里，我回忆着爷爷生前在大牲口棚里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忽然觉得爷爷其实是我童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了。彼时的许多美好记忆和梦想虽然很幼稚，但就是在四处弥漫着饲料的清香混合着大牲口粪尿味道的“棚”里开始的。

爷爷名讳杨德普，我从没有问过他出生在何年何月，只依稀记得他的母亲、我的老太的模样，而对爷爷的父亲没有任何记忆。在我的童年时光里，爷爷的年纪还不算老，一双眼睛很大，炯炯有神，面庞皮肤白净，笔直的体型，一直偏瘦，身高近一米八左右，在那时的农村算是高个头，我猜想他二十岁左右时一定很帅。记忆中，爷爷喜欢安静，沉默寡言，不爱交际，从不与别人争吵。小时候，爷爷曾受过短暂的私塾教育，粗通文墨，我见过他写的毛笔小楷很不错。和奶奶结婚之前，他和村里其他年轻人结伴跑到武汉修铁路，算是见过长江、轮船和城市繁华等大世面的农村人。但是，他和奶奶结婚后不久，就被老太和奶奶召回村里，继续耕作自家地里的庄稼。

我见过中老年时期的奶奶，可以想象奶奶年轻时很漂亮，一双金莲小脚，皮肤白皙，根本不像农民，我的想象得到过母亲的确认。母亲说，您奶奶是村里最漂亮的，她的小脚没人可比，就连嫁到熊庄富户的恁姑奶奶也比不上呢。我知道，姑爷爷家在解放后家产被贫农分掉，曾因被划为富农成分。家里五个男孩中，前面的老大老二老三都打了光棍。那时，爷爷家里有三十多亩地，雇有两名短工，饲养着一头骡子和一头驴子，人畜合力，耕地、播种、收割、碾场、拉磨，基本达到富农阶级的小康生活。

故此，爷爷被召回农村安心过日子，完全可以理解。爷爷有一些文化程度和见识，这让他与一般农民不同。我记得他床头的抽屉里藏有几本书，农闲时他经常坐在墙根太阳下翻看，那些书都没有封面和书名，纸张发黄变脆，残缺不全。有一次，我问他这是些什么书？我能看看吗？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这是老书，你看不懂的。那时，所谓“老书”，是属于“破四旧”范畴的古籍版本。

现在看来，曾读过几本古书的爷爷生活习惯绝对属于农民兄弟中的“另类”。爷爷生前穿衣、吃饭和床铺非常干净整洁。他所用的物品本来就不多，但必须各归其类，不能乱放。比如，夏天割麦的几把镰刀要整齐地挂在窗户边，不能胡乱扔在墙根。在自留地种菜的篱笆墙，要用杂树枝编织成疏密度、高度一样的四方形。此外，爷爷还是一位动物爱好者，对家里饲养的鸡、鸭、猫、狗非常喜爱。吃饭时，对脚下溜达的动物们很慷慨，自己吃不饱，也要丢下一些红薯块、窝头什么的。为此，奶奶没少呵斥他，他总以沉默应对。我在《鸡鸣桑树巅》一文中，也曾写过因为一只大花公鸡被宰杀招待亲戚，他和我娘闹得很不愉快的往事。

彼时，他一个人负责饲养吴庄生产队里的十几头大牲口，不用下到田野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经受风吹雨淋、严霜酷暑之苦。我想爷爷之所以被生产队选为饲养员，自身有别于其他农民兄弟的性格特点是主要原因。但是，更主要的因素是他为人处世的品行好。因为，饲养员可以每天从生产队集体的粮食仓库里领取十多斤玉米、大豆、高粱等杂粮混合而成的饲料，搅拌在青草或麦秸里，为大牲口们补充必要的营养。在家家户户粮食短缺吃不饱饭、或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个人住在牲口棚里，无人监管，对这些粮食的使用就是良心活。如果遇到私心重的人，可能会把这些粮食饲料拿回家一部分搅面汤。每天辛勤耕耘的大牲口仅仅吃青草和麦秸，过不了多久，就会瘦得皮包骨头，甚至生病倒下。“既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好”之事，一生热爱动物的爷爷是绝对不会干的。

可见，爷爷作为生产队唯一的饲养员，足以证明他的品行获得了生产队长和社员们的普遍认可，这让全家都很高兴。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爷爷没有辜负那广大社会，也没有让那十多头大牲口受一丁点委屈。

至今，有一些与大牲口有关的事儿仍记忆犹新。我觉得与我们的童年时光一样，春夏才是大牲口们最幸福的日子，虽然活重，但有足够的青草饲料吃，下地拉完套干活结束后，可就近到小河里洗个痛快，而秋冬只能吃晒干的麦秸和豆秧。

春夏季节的每天傍晚时分，在牲口棚的大门外面，生产队派出的一位青壮年和爷爷一起铡青草，名字好像叫领志。青草是由生产队里几位身体不太好的妇女社员负责割的。这些女社员大都身体不太好，干太重的农活承受不住，生产队长安排她们下地割野草上交到队里，算是出工，并根据割草量的多少，每天记六七个工分。对这些收集过来的青草，爷爷和领志叔非常耐心仔细地逐步处理——铡草。

铡草是个良心活、技术活。首先，它们需要把混在青草中的碎石子、砂浆子、土坷垃、干树枝、硬荆条等杂物清除干净。否则，伤害铡刀的刃是轻的，若是伤到牲口的胃后果就很严重。铡草时，需要两人配合默契，领志叔年轻有力，手执铡刀，爷爷则跪在草堆上，双手紧抱着草捆往木头做成的铡刀座上的刀口里续，一次往里续上一寸长。铡刀的起落与续草的节奏必须步调一致。否则，会把爷爷的手指切掉。如果图省时省力，偷工减料，一次往铡刀里续三寸或更长一些，没有人监督你，那么牲口吃的饲料就意味着“细粮”变“粗粮”了，对牲口的消化系统很不利，这是爷爷绝对不允许的。

故此，他一直负责往铡刀里续草环节，不让别人替代，这有一定的危险性，有一次因为爷爷生病，换成另一位社员和领志叔配合铡草，不慎铡断了两个手指头。秋冬季节，天气寒冷或雪花飘飞时，两人用荆条编成的大筐从生产队的麦秸垛上抬饲料回来，双手冻得僵硬，嘴里冒着哈气，铡草的“工艺流程”和“技术标准”从未改变过，仅仅把铡草的地点从门外搬到牲口棚中间的空地上。

一年四季，夕阳之下，铡刀有力地上下起伏，寒光闪闪，咔咔有声，青草或麦秸秆轻轻一寸一寸地“喂”向铡口，细细的饲料从铡刀另一侧源源不断地“吐”出来。二人偶尔有交谈，但不能说笑，必须全力以赴、聚精会神紧盯铡刀。不一会儿，两个人汗流浃背，脸上泛起红光。春夏季节，野草的清香味道很好闻。秋冬时，麦秸或豆秧被铡断后，散发出太阳光的干燥温暖味道。有时候，我站在铡刀旁呆呆地看他们干活，爷爷微笑着问我说：满子，你知道不？大宋朝开封府有一位黑老包“包青天”，他铡喜新厌旧的陈世美，厉害吧？他用的就是这铡刀。彼时，我哪里知道黑老包和陈世美怎么回事呀？

作为专职饲养员，爷爷每天晚上都睡在牲口棚里。在我上村办小学之前，因家里人口多，床和被子不够用，父母让我跟爷爷睡在一个被窝里“打老通”。牲口棚里的内部结构很简单，坐北朝南的方向，土坯垒成的泥墙并不高，后山墙未开窗户，大门整天敞开着。紧挨正对大门的北墙边，放着一张破木床。四个床腿之下，为增高防潮沤烂木头各垫二块砖头。木床的东西两边，分别整齐地垒着齐腰高的长条形台子，一排两个，共四排。台子上放置石头凿成的槽，条形的石槽呈褐红色或青黑色，很深很长。爷爷睡觉前，必须往石槽里加装满饲料和水，足够大牲口们不停地咀嚼一阵子。夜半时分，爷爷起床加草料，总先推醒我小解。在我四至六岁的年龄段，每天晚上，我都是在骡马牛吃草的咀嚼声、放屁声和牲口粪尿的气味中，逐渐进入梦乡。

我永远也忘不了盛夏时的难受。晚上，因受不了太多太多的蚊蝇、牛虻的袭击，爷爷只好把牲口棚的两扇门板卸下，扛到外面场院里，爷孙俩每人睡一块门板。彼时，天上的星星很亮，尤其是银河灿烂，月牙弯弯。有时爷爷高兴了，边吧嗒旱烟袋，边给我讲牛郎织女、玉兔嫦娥的故事。铜制的烟袋锅里的红光随着爷爷的吧嗒声，一闪一闪的，映着他花白的胡须，把如水银泻地的月光烫出几个洞。后来，等我上学后，初次读到郭沫若先生的诗歌《天街》，脑海里立即就浮现出和爷爷睡在门板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记得有一次，爷爷一边用扇子帮我驱赶蚊子，一边给我闲扯说，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咱家一直比较富裕。可是，恁大爷（爸）大概6岁时，被村里的小人勾结土匪绑票了。

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全家和亲戚不惜变卖牲口和耕地才赎回他，家境如此衰落。没想到后来坏事变成好事，周围村里和咱们家境差不多的人，解放后都被划为地主或富农成分，经常被批斗，我们家被定为下中农成份，以后是不会影响你当兵、上学的。说到此，爷爷轻轻叹息道：福兮祸兮啊！若不是土匪绑恁大爷的票，咱家肯定被划成地主或富农成分，我肯定就当不成饲养员了，你大爷也当不成民办老师了。要是我们贪财不卖地交赎金，让那帮土匪撕了票，哪会还有你呀？人这一辈子，哎，谁说得清楚啊？

每年冬天，大雪封门时，牲口棚里最为热闹，简直成为生产队里的文化活动俱乐部和信息发布中心。彼时，我们那一带还没有通电、通公路。冬天农闲，男人们晚饭后无所事事，为了节省灯油，也为了发泄过剩的精力，或避免和老婆因琐事生气吵架，便三三两两、不约而同地溜达到牲口棚后，聊天、吹牛、抽烟、打扑克。牲口棚里，因为有大牲口们的哈气和粪尿的发酵因素，温度比屋子外边高二度。加之，爷爷总喜欢在木床前的中间地带，生起一堆火。男人们圪蹴着围成一圈，身上很快感到暖和，精神放松愉悦后，话匣子一打开，话就收不住了，蜚短流长的笑话很多，大都离不开和女人有关的那点事儿。

也有令人更为兴奋的事情不期而至。白天，走村串户的流浪艺人迎风踏雪，如盲流般窜到村上。若生产队长高兴，同意把他留下来，并谈妥条件：半夜，在牲口棚里说打鼓书，每家每户都给你“一捧”红薯干子。那时候，沿村说书的流浪艺人大都是残疾人，靠讲故事糊口谋生，获得的报酬很少。头一天晚上说完故事，第二天早上挨家挨户收一点能吃的东西，给多给少随意，凭手艺吃饭，比沿街讨饭体面些。村里民风淳朴，不管家里有没有人去听了？也不论打鼓书说得好不好听？没有一家不给点东西的。对童年时代的我来说，最高兴的事儿不是听艺人说故事，而是每天早上起床时，爷爷点燃一小把麦秸秆，把我的棉衣棉裤放在“轰”一声燃烧的火光中烤得热乎乎的，立刻穿上，温暖的感觉很舒坦。这让妹妹们非常“羡慕嫉妒恨”。

因为，我们冬天所穿的棉衣棉裤内，根本不可能有现在的裤头、秋衣、秋裤、打底裤，加上整个冬天不洗澡、不拆洗，小孩子整天疯跑打闹易出汗，冬天早起穿上潮湿冰凉的棉衣，冷风从脚脖自下至上，沿着两条在空裤管里晃荡的双腿穿裆而过，冰凉的感觉令人打颤。于是，为了平息她们的“集体投诉”，母亲早起拉着风箱烧火做早饭时，按年龄大小排列的反向次序，把她们的棉衣、棉裤放在锅台灶火上，先燎热后再扔回床头。这样，还起到催促她们抓紧时间起床的效果。

这些流浪艺人，对偏僻闭塞的农村来说，在没有电视、收音机、报刊的年代，是最受欢迎的文艺工作者。此时，爷爷就像过节似的高兴，提前把马棚里的粪尿清理出去，打扫干净，再铺上一层厚厚的干土压异味。夜晚，油灯捻子拨得比平时大一倍，牲口棚一下子明亮许多。在正式说书开始前，艺人必须首先征求生产队长的意见：我是说新戏，或是说老戏？新戏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金光大道》《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等长篇小说老戏则是指《隋唐演义》《杨门女将》《三国志》《水浒传》等传统章回小说。但是，听老戏可能要受到批判，这些已被定性为属于封资修的东西。每到这关键时刻，社员们的脑袋就一起转向生产队长，眼巴巴地望着他。其实，队长心知肚明，眨巴着小眼睛嘀咕道：那就先说个革命的“小书帽”，后半夜再说一个好听的吧。

艺人心领神会，不急不慢地干咳嗽两声，伴随着鼓点声声，两片嘴唇上下翻飞起来。现在，我早已忘记听到过什么故事情节了，依稀印象中，大都离不开才子佳人偷情私奔、江洋大盗飞檐走壁、武林高手打打杀杀的事情。后来，读到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我想小时候在牲口棚里仿佛听说过。但是，至今仍没有忘记艺人那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开场白:“我打着抓革命、促生产的两块简板，手敲着批林批孔的牛皮战鼓，请听我慢慢地道来，咚，咚咚，咚咚咚……”对于那些环环相扣的惊奇故事，我听不懂，也不感兴趣。在男人们（女人们不会去听说书）的劣质烟味和哄笑声里，我慢慢进入梦乡。那富有节奏感的牛皮战鼓声，对一位嗜睡的乡村少年，反而起到催眠作用，却又丰富着鲜活的童年梦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与全国实行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同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故乡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集体经营组织形式发生巨变。生产队解体后，爷爷住了十多年的牲口棚被拆除，早已成为爷爷老伙伴的那些大牲口太少，又是活物，生产队里的集体资产不多，按户按人口被分掉，唯独这些大牲口不够一家分一头，几家共享一头也不好处理饲养、干活时间安排等现实问题。生产队长征求大家的意见后，决定把两头年老的牛杀掉分肉，其他的马、骡和牛犊卖掉分钱。

一向温顺爷爷大怒，他仅仅同意卖掉分钱，坚决不同意宰杀分肉。队长的权威受到挑战，与爷爷大吵一架说：牛老了，卖不上价钱，你不愿意杀也可以，你家出钱买下吧，队里低价便宜处理。爷爷气得双眼圆睁，稀疏的白胡子撅得老高，说不出一句话来。家里哪有钱买两头牛呢？再说，即使有钱买回家，土地都承包了，整天忙乎得脚不挨地的，谁去割草喂饱它们呀？最终，两头老牛还是没有逃脱被宰杀的命运。当晚，村里家家户户院子里牛肉香味四溢时，我发现两行眼泪从爷爷清瘦凹陷得很深的脸颊上滑落。他不但自己拒绝吃牛肉，也坚决不让我们姊妹几个吃。母亲拎回我家按照人口分到的那块由他亲自饲养多年的那头老牛的肉后，被爷爷一声不吭埋在村东头刚分到的自留菜地里。

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改革焕发出巨大的生产积极性。1980年，我家通过精耕细作分到十多亩地，实现了吃百面膜、好面条的自由。其中，位于我家房屋东头的那三分自留菜地，成为爷爷的“乐园”。没有大牲口的陪伴，爷爷就把饲养大牲口的“专业、敬业精神”用于种菜。一年四季，全家九口人吃的大葱、韭菜、豆角、扁豆、茄子、黄瓜、西红柿、萝卜、白菜等蔬菜，个个新鲜水灵，供应充足。菜园的四周，爷爷用干树枝围扎成篱笆，内外都种上月季、菊花和向日葵。花与菜融合成的乡村小景，五彩斑斓，赏心悦目。春夏时节，母亲做好午饭和晚饭，妹妹们负责给他端着送到菜园里。

爷爷坐在树下的小木凳上，边吃边听他养在笼子里的小鸟鸣叫，那只小鸟是从树上鸟巢里不慎掉下来的，被爷爷捡到养大，挂在树杈上笼子里。夏夜，爷爷铺一张苇席，睡在菜园边的槐树下。是年，我还在县高中读书。每次暑假回来，首先跑到菜园里，一边聊着天，一边看爷爷除草、浇水伺候蔬菜，再顺手摘一个西红柿或一根黄瓜啃。

全家十多亩地，爷爷上了岁数，只管种菜。父亲在村里小学校任民办教师，只能在每天下课后或寒暑假期里，才能全身心地顾得上种庄稼。我们姊妹六个要么上学，要么年龄小，主要劳动力只有母亲一人。父母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拿出积蓄加上借的钱，买一头驴饲养，解决劳动力奇缺问题。

全家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牲口，虽然不是“大”牲口，这足以让爷爷和姊妹们高兴。因为，爷爷的饲养技术又有了用武之地，热爱动物的天性得到满足。姊妹们终于摆脱了每周一次最无聊至极的苦活——推磨。乡村的磨坊大都是一间矮小的茅草棚，在用泥坯或碎砖垒成的圆形磨台上，安放着上下两片圆形磨盘，磨盘是用最坚硬的大石块雕凿而成的。下面的一片固定不动，在上面的磨盘中心打出“磨眼”，用于“下粮食”。

在上片磨盘侧面，磨匠等距离打出三个深洞后，在插入并固定住结实的木杆，靠人力或畜力推动木杆，上面的磨盘一圈圈转动，磨盘越沉重，两片磨盘底上由磨匠打凿出的凸槽“咬合”得越紧，磨出的面粉越细，味道越好，当然，也更费力气。因为磨道相对比较狭窄，用牛、马、骡子拉磨一是走不开，二是对这些大牲口来说，也属于大材小用，而用驴拉磨是绝配。驴子被一块破布蒙住双眼，拉动着上片磨盘，一圈一圈地走着，没有脾气，没有怨言，总也走不到头。

在磨盘轰隆隆地转动声中，大豆、玉米、高粱混合着红薯干的面粉味道四散，如小小的瀑布般落在磨台上。母亲跟在驴屁股后面，手拿扫把小跑着，一圈圈归集到大葫芦做成的瓢里，再用箩筛，筛下的是细面，留在箩里的部分，再倒在磨盘上。家里有了这头驴，姊妹们每周一次的人工推磨被免除，解放了手脚的我们可以看书、写作业，或到田野里去撒欢。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尽管爷爷把这头驴当成宝贝饲养，每天给它精选饲料、搭配营养，春夏季节天气炎热时，细心地用在太阳底下晒温乎了的井水给他洗澡（当时村边河里的水已被各种加工厂污染，人畜皆远离了）时，还用木梳子为它按摩梳理毛发。即使是它在拉磨时，如果我们嫌它走得慢，轻轻抽一鞭子，爷爷发现后必瞪眼呵斥。但是，1982年五月的一天，村里邻居把驴借去，拉着架子车去乡镇卖粮路上，被一位酒醉卡车司机迎面撞上，这头走在架子车前面的驴首当其冲，死于非命。

这位邻居因坐在后面装满麻袋的粮垛上，被甩到空中后落在庄稼地里，侥幸捡回一条命，他说是这条驴救了他，赔了我家几百元钱。爷爷不允许父母把这头被撞死的驴卖给临近集市上的卤肉摊，也不让母亲煮肉给孩子们吃。他亲自把它和前几年生产队分到的那两块牛肉埋在一起，喃喃自语道：两个苦命的牲口做个伴吧。是时，我读高三，正全力准备高考。爷爷和父母给姊妹们、亲戚及邻居们反复交代，这件事千万不能让满子知道，影响他的考试心情就坏了。一直等到我高考结束，背着铺盖卷回到村里，爷爷告诉我这头驴的惨死时，我看见他那双浑浊的眼睛一下子又红了。

从此，爷爷的主要心思和精力重新回到菜园。当年八月，我收到去北京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着实让他高兴，抚慰了他失去驴的悲伤。1983年暑假，我从北京回到村里。有一天在菜园陪他闲聊，不知爷爷是有意，或是无意地说，我在菜园里干活，要是有一台收音机听才美哩！我这才想起爷爷本来就是一个爱讲故事、爱听故事的农民，还是个豫剧戏迷哩。听者有心，第二天一大早，我骑上自行车到九十多华里外的县城百货商场，花28元钱买回一台上海产“红灯”牌收音机，爷爷抱着收音机就像抱着小孙子般高兴，听戏成为他日常生活中的大事要事。

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其重要的一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南海边写下诗篇，神州春潮涌动。我已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三年。春节放假，我回村里过年，已经年逾七十的爷爷对我说：满子啊，咱村通上电了，村西头的刘郎家买了电视机，去看的人可多了，我天天去不招人烦吗？我顿时明白了爷爷的心思。就像我少年时跟着爷爷去太阜店赶集卖红薯干时他懂我的心思一样，每斤几分钱、一毛钱的卖，一布袋红薯干可卖二块钱左右。每次成交拿到钱后，我就拉他的衣角，仰着小脸眼巴巴看他。爷爷心领神会，立刻拉着我的小手到烧饼摊前，看着我吃烧饼喝丸子汤。

有一次，爷爷竟然心血来潮奢侈了一把，把钱花个干净，给我买了一件白底蓝道道的海军衫和一双蓝色的塑料凉鞋。回去后，母亲数落他好几天，他也不言语。于是，我过完春节回到单位后，专门取五百多元钱寄回家，让姐夫骑车驮回一台黑白电视机，天线架在院里一棵最高的树上。爷爷白天听收音机，晚上守着只能收看两个台的电视机，大部分时间还是满屏雪花点。若遇到好看的戏曲节目，他通知左邻右舍都过来看。这时，爷爷高兴得像个孩子。

就这样，转眼到了1994年春节，我仍赶回村里过年，看到爷爷精神不错，大年三十守岁时，爷孙俩还喝了几杯。等我返回到工作岗位上不久，家里来电话说，爷爷突然生病，快不行了，你赶紧回家。等我匆忙赶到时，爷爷已进入弥留之际。母亲趴在爷他耳边说：大爷啊，您看看，满子回来了。爷爷的头一动不动，我看见从那双已经睁不开的眼睛里，流出两行浑浊的泪水。还不到一分钟，爷爷驾鹤西去。母亲轻轻对我说，你爷就是等你回来的，你不回来，他都不舍得闭上眼啊……

时光匆匆而过，2025乙巳蛇年春节，我在退休后回到故乡。大年三十上午，我和妹夫一起来到祖坟里烧纸祭拜先人，虔诚地邀请爷爷、奶奶和父亲等祖先的魂灵和我一起回家团圆过年。纸钱飞舞中，有一丝火苗突然逆风扑到我的手面上，痛感令我顿时明白了，其实阴阳之间亲人的灵魂始终相通，冥冥之中，爷爷、奶奶和父亲等安息在地下的祖先们向我走来，非常高兴跟着我们一起回家过年。

在妹夫发动汽车之前，我站在路边，再回头凝望麦田里高高隆起的坟茔，发现爷爷去世三十多年后，围绕祖坟四周的那几棵松柏高大挺立，郁郁葱葱，树冠如巨伞，粗壮笔直的树干既像高耸的墓碑守护着祖先，又像爷爷手牵着那匹高大的枣红马走出大牲口棚时的模样……

（原文发表于2025年第5期《金融文坛》。此为原文草稿。图片来源于网络，存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