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种花留与后来人——追念史家刘桂生教授，兼忆清华往事

刘桂生

2024年6月29日，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双聘教授刘桂生先生逝世，享年94岁。

刘桂生（1930-2024），国内知名且有国际影响的史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共党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在学术思想上，他广泛吸纳中外学术传承之精华，形成一套“入轨遵规，守正求精”的治学方法。著有《刘桂生学术文化随笔》《史学·史识·文化——刘桂生史学论文集》。先后主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严复思想新论》等。

文 | 刘 超，作者授权发布

6月30日清晨，我正在准备去西北出差的路上，意外地得知，刘桂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已于29日中午不幸仙逝。消息来得突然，令人难以释怀。

如今，清华“史学四老”又走了一位，花果飘零。这无异于又一次的清华学术之殇。

大隐于市：身世不凡的史坛宿耆

犹记好些年前，清华曾云集着一批老清华出身的年高德劭的人文学者，仅历史学科就有多位蜚声世界的老前辈。这些前辈各具特点，各有专长。其中，何兆武、张岂之、李学勤等几位都是从老清华毕（肄）业后于建国初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侯外庐先生麾下工作。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都已成为广受瞩目、各方寄予厚望的“诸青”之一，晚年又都从原单位离退休后被陆续聘回清华工作。而刘桂生先生则显得是更纯粹的“老清华”。他从毕业参加工作后，几乎一直都在清华，迄今已有七十余年。这与钱逊先生的轨迹相若。及至改革开放之初，刘老先生就已成为清华史学的元老，作育了大批英才。他继承和发扬了老清华史学的精义，贡献了诸多学术力作。

老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涵盖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外交流史（特别是中欧交流史）及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等。他对历史理论、比较文明史等方面亦有涉猎并有出色表现，蜚声遐迩。老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法交流史料编纂、清华校史撰研等方面，都取得了标志性的成就，其中精品甚夥。这一系列精品的完成，使先生在圈内享有盛誉，有口皆碑。尤其是老先生在思想文化史方面所做的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工作（特别是对严复、梁启超和陈寅恪等重要学者/思想家的研究）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老先生引领下，校内一批学者集中倾力于该领域，持续推出了一系列高水平论著。从上世纪90年代起，清华俨然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严复研究中心。老先生的研究，也形塑了清华近代史学科的总体思路和学术特色。以全球眼光观照中国问题、在国际视野下开展深度的思想文化史和中外交流史的跨域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史学极具特色的一部分。在学术祈向与治学风格上，注重“原料”、史论交融、科际整合、精确彻底、国际眼光，这些几乎已成为清华近代史研究的“家法”。而这，也正是当年梁启超、陈寅恪、蒋廷黻、张荫麟、邵循正、周一良等前辈的一致追求。尤须一提的是，那些前辈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或已作古，或已离开清华，造成了清华人文社会科学的断档，而这一传统之所以最终能得以接续和重光，无疑主要受益于老先生这批文科学人在80年代承上启下的贡献。是这样一批前辈，在历史的关键期、在清华文科复建的起步期，接续了老清华史学的根脉，恢复了老清华文科的独特传统。这是清华之幸，又何尝不是学界之幸。

1952年9月，清华历史系师生在大礼堂前合影，站立者第一排左起：孔繁霱、顾栋銮、邵循正、何基、梁从诫、杨树先、潘天恩，站立第二排左起：孙毓棠、曾尔慧、雷海宗、周一良、夏应元，最后一排右起：冯世五、耿捷忱、罗敬仁、丁则良、苏天钧、付培根、张寄谦、吴鹤鸣，前排蹲坐右起：洪肇龙、周益盛、吴乾兑、周承恩、李华翔、刘桂生、殷叙彝、徐寿坤（孔祥琮提供）

在人才培养工作中，老先生也贡献卓著。早在改革开放初，老先生作为相关学科带头人之一，就响应教育部有关课程改革的指示，提出清华须以“世界文化的眼光，全球政治的头脑”为原则，持续充实、丰富“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教学内容，并培训教员，指导编写新教材。此举实施后，效果显著，深受学生好评。在当时，这一系列探索都是极具远见和胆识的。他能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不敢言，以智者的思想洞察力，洞悉世界大势、时代潮流和国家的未来走向。有先见之明，方可捕获先机；善顺势而为，才能开创新局。——可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清华文科的重建，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效，是与这批学者的智慧和担当分不开的。

20世纪80年代，北大中国近代史学科带头人陈庆华教授（20世纪40年代曾在老清华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手）逝世后，该学科的师资力量大受影响，出现了博士生指导教师的空缺。经两校协商后，老先生于1993年应邀移席燕园，担任博士生导师。先生由此成为此后数年间北大历史学系和清华社科系在中国近代史学科领域唯一的博士生导师，成为北大清华的双聘教授（可能也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文史领域唯一的北大清华双聘教授），指导两校研究生、博士后。1994-1996年，他在北大开设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专题”“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吸引北大、清华历史学系研究生共同听课，加强了两系合作，形成了优良传统。同时，老先生还指导了国内外一批优秀的访问学者及外国留学生。这种角色正好是他的老师邵循正先生在五六十年代扮演的角色。邵先生此间指导出了巴斯蒂夫人 （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 ） 等杰出学者，而在刘老先生的指导下则成长出了德国学者、维也纳大学副校长魏格林教授（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及美国汉学家、中央华盛顿大学副校长林如莲（Marilyn Levine）等，此外还若干来自意、韩等国的青年，他们日后也大都成为国外新一代汉学家。

及至北大近代史学科新一代的业务骨干成长起来后，老先生于1998年重返清华。此时老先生已年近古稀，随后正式退休。此间，老先生还因其国内外瞩目的成就，多次受邀出国交流、讲学。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应法国外交部之邀，赴该国多所名校和学术机构讲学。在当时，这可谓是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先行者。90年代，他又两度受聘担任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并讲授“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课程。此后，他又数次赴德讲学。

老先生桃李满天下。他是北大历史学系实际招收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的第一位导师，同时主持北大最早的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后流动站。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在北大求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和博士后，大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刘桂生先生。而今，这批学者的相当一部分早已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其中有许多就是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名校的名教授，内中就有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获得者。当然，作为一个业务精湛、广受推许的知名学者，先生注定要被赋予更多的责任，也注定要被安排一些职务。

余生也晚，素来孤陋寡闻，对学界掌故所知甚少。对此间的种种，是直到后来因种种机缘才于偶然间零星知悉的。老先生资历深、成就大，但素来低调、不求闻达，故不为圈外所熟知。我在北大读书时，在研究北大、清华文史学科发展史的时候，才开始注意到有这样一位大隐于市的学界宿耆的存在。之后我又陆续研读过先生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往往非常精到，风格独特。其中《李大钊早期政论试析》《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等论文，都极具功力，做出了突破性贡献，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先生的作品多为专题论文或短章随笔，鲜有专著，但大都极具有创见、鲜活有力。先生之文，要么干净洗练，要么大气磅礴、肆意汪洋，但无一例外地都是博贯中西、自成一体，相当老道。此等功夫，绝非一般学人所能企及的。这种学风和气势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人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从中，我隐约能窥见老清华史学的丰姿和底蕴，也大致能体悟到清华近代史学科的文脉渊源，了解许多前辈的人格风范和学风文风何以如此。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关于老先生，圈内曾有不少传闻。老先生生在昆明，乃父曾是桂系军阀中仅次于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之后的第四号人物。昆明刘家是当地负有盛名的望族，社会关系网极为庞大，在政学商界均有人脉。刘家与缪云台家族交好。老先生来京工作后，也与梁启超、李大钊等名流的后人关系密切。老先生的作品令人充满遐想，至于那些文字背后的许多故事和风景，我们都只能间接耳闻。在很长时间里，对我们这些小辈而言，老先生一直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人物。此后，我竟不期然间获得机会与老先生接触，并且是深入的接触。而在这些年中，我与先生接触愈多、了解愈深，对先生的道德文章就愈发钦仰、愈发感佩，不由感叹文如其人。

读研期间，我们的老师一辈，在谈论治学方法和经验时，也不止一次地引用了老先生的一些高论。记得业师曾说，老先生曾告诫大家，不要追求做“标题学者”，而要做“脚注学者”。也就是说，好的学者，绝不能热衷于在大众媒体上频频抛头露面，而是要能坐住冷板凳，要出精品、完成经典性工作，用自己的专业成就做出实质性贡献，成为同行研究中不可逾越的、因而必须经常出现于其脚注和参考文献中的“脚注学者”。

业师常训诫我们，学术研究是老实人的事业，容不得半点虚的。研究尖端科技、搞工程，需要严谨、精确；我们搞文科、做基础研究，也同样如此；否则，同样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们学术上最终能取得多大成就，就看你有多老实，看你是不是扎扎实实下苦功夫、研究真问题。——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做真学问、活学问、大学问，才能立得住，才能在学术史上有一席之地！业师还常介绍老先生的治学追求，说为学须具“预流”思想和“一线”意识，要能胜任跨文化、跨语际、跨学科研究。此外，业师还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积极鼓励多学科、多语言、多国档案并举，认为唯此才能有大成就。此种箴言，让我铭记至今。正是这批学者的指教，予我以丰富的启示。

弘扬本来，吸收外来：学术志业的回顾与延承

从学术辈分上说，区区忝列为刘老先生的再传弟子，这种渊源不能算疏。再者，愚曾长住于清华园，先生家住蓝旗营，仅一墙之隔，空间距离亦在咫尺。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园子里十余年，但接触的次数不算很多。然而，每次交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开初几年中，我对老先生的动态时有耳闻，但仍是仅闻其名、未见其人。后来，由于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才开始真正接触到老先生。2006年秋，《清华史学》创刊之际，需要请系内一批老前辈题字以示支持，其中有何兆武先生、张岂之先生、李学勤先生及刘桂生先生等。我受托负责接洽何兆武、张岂之、刘桂生等前辈。于是我设法与老先生取得了联系。在交谈中沟通，我提出我们的请求，老先生很愉快地答应了。那天下午，我按时来到先生在蓝旗营的家里拜谒。进屋后，我发现老先生家的格局是蓝旗营小区内的标配，目测超过一百平米。刚进门，就是一个开阔的大客厅。虽曰客厅，其实是一个大大的书房。其中两侧都立着接近天花板的大书柜，上面堆满了各式图籍资料。大厅过去是书房、工作间，里 面也有办公 桌、书桌和书柜等。因此，感觉中，眼前这几乎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先生之寓所尽管富有生活气息，但依旧充满书香。来到这里，如入芝兰之室。

此次见面时，先生关切地问起系里的情况，特别是许多教师的工作情况和大学生研究生的学习情况和精神面貌。我都尽我所知如实禀报。我告辞时，老先还很客气地表示欢迎以后联系。这次接触虽然时间不算很长，但很令人愉快。老先生也对我有了一定的印象。那时校内文科博士生仍不算多，很多系每年只招寥寥几人（我们学科每年则只能招一名博士生），而且并非每个博士生都有机会接近距离接触已离退休的老前辈，因此，先生当时接触的年轻人不会太多，我算一个，所以先生很容易地就记住了我。

2008年夏，我受一个知名期刊委托，筹备对刘桂生先生进行学术访谈。为此，我提前做了些功课。我先通过电话与老先生预约时间。电话之前，我不无忐忑，毕竟先生年事已高，不知健康状况如何；即便身体还好，也不见得思路清晰、思维活跃；即便思路清晰，也不见得愿意被打搅。如果那样的话，我这访谈就难以开展了。让我欣喜的是，老先生听接电话时，声音非常洪亮。老先生显然对我有很清晰的印象，我刚说话，他就听出了是我。他听我介绍了相关思路后，随即非常热情愉快地答应了。

几日后，我如约来到蓝旗营。老先生见到我，非常高兴，笑容和蔼，非常欢迎。这是我第一次正式与老先生进行个别的深度交流。我见面就进一步展开谈了一下来意和缘由，并说希望大家能随性些，老先生不必拘束，只需围绕大致主题放开谈，不限于特定的议题和思路；接下来，我会根据这些交流内容整理成一个比较规范的学术访谈；如果这一次谈下来还有什么不清楚、不到位的，后续可能还需要打搅一次，争取再谈得更深一些透一些。老先生也很愉快地点头，表示没问题。然而，老先生并没有立即开始讨论专业的学术问题，而是在简要寒暄后，旋即话锋一转，开始痛诋当下学风浮躁的种种问题。老先生对形形色色庸俗、媚俗、浮夸、粗制滥造的现象难以容忍，说许多学界中人贪图虚名实利、不重真才实学等。他对当下的学风和某些名校的文科水准极不以为然， 溢于言表。

在谈论学界这些现象的同时，老先生还郑重地告诫道：你们年轻人要走正道，读书人要有一点骨气、正气，要“脱俗谛之桎梏”，不能那么俗气。做学问必须要老实、要踏踏实实下功夫；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绝不能人云亦云。要能“预流”，绝不能一天到晚跟在别人屁股后头跑。他顿了顿，又瞬间提高声调发问：“什么叫研究生？啊？你说！”还没等我回应，他自己就继续说下去了，“研究生就是以研究为‘生’、为学问而活。研究生和一般学生不同，研究生以后就是要做学问的。对研究生来说，研究就是天职，就是生活、生命，不做研究就不能生活下去！文科和搞技术、做工程的不一样，你真正的价值，也就在于通过自己深入的研究进行独立的思考，贡献自己的思想。要是不踏踏实实做研究，你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他还说：“现在许多人，写那么多东西，不出思想、不解决真正的难题，有什么用？！”显然，老先生极为注重思考的独立性和研究的原创性。他宁愿写得很慢、很少，也要确保每篇作品的水准和贡献，也不容许自己的笔下出现次品。可是，识者应知，这又何其难也？！在“发表为王、量产致胜”的导向下，真要做到这一点，何等不易。老先生还说，我们要有民族意识，也要有国际眼光，切不可坐井观天、自以为是，更不可急功近利、热衷浮名、沽名钓誉。

言谈中，老先生还无意中提到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学术工作，也谈到了自己的同代人、老辈学者的情况。他说，在他这个圈子里，像他这个年龄段的历史学者中，绝大多数人已基本上不再做研究，或者不正儿八经做研究了，只剩下他和刘家和先生等极少数几位还算是在专心做真学问。说到这里，老先生还隐隐约约提及不久前应邀到某名校出任该校文科资深教授的评审专家一事。

稍后，我还与老先生围绕清华校史做了交流，藉以了解许多前辈的教学风格、具体生活、个性和学术地位，希望听到老先生提供的更新鲜的故事、素材和视角。我特地请老先生谈谈四五十年代在清华的雷海宗、邵循正、周一良等几位学贯古今中西的学者，冀以更好地了解清华历史和清华学术精神。那时我对邵循正先生比较感兴趣，并正在撰写相关文章，所以几次向老先生打问邵先生的一些情况。不过老先生对此印象不深，在他印象中当时邵先生还只是一个青年教师（实际上已是教授）。老先生印象较深的是当时的系主任雷海宗先生。我想，这或许是因为当时雷先生已是全系数一数二的资深学者，学贯古今中西，治学境界最令人神往。于是，我顺势请老先生将清华的雷海宗先生与燕京大学的齐思和先生进行比较，因为两位都曾留学美国头部名校、都有西洋史背景、都从事大跨度的综合研究，且都担任北平一流名校的史学系主任，年龄亦相去不远。老先生说：“他们都是大学者。雷先生学问很好，水平是很高的。当然，齐先生的学问也是做得很好的。他也是学贯中西的，是大家。”

在交谈中，老先生也谈到了对清华校史书写中的一些看法。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老先生二十余年前就是《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版）的骨干作者之一。而这书正是我藉以扎入清华校史和西南联大研究的启蒙读物和入门文献，在之后的许多年间我也不时回顾重温此书，从中受益匪浅。老先生在聊天中表示，那部校史稿限于时代条件，许多地方写得不够理想。言语间，似乎流露出某些遗憾之意。但他也表示，在当时的条件下，学术环境就是那样，许多人就是那样的认识水平，我们也没有更多的空间。对于学界当前把早年的清华学校比附于美国社区学院的说法，老先生极不以为然。他认为，二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从学制设计来说，多数清华高等科毕业生进入美国大学后一般就读于三年级，美国社区学院毕业生升入大学后也是从三年级开始读，二者的程度看似相当，但后者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是处于最底端的，几乎完全没有科研功能，只是一个实用技术人才的培训机构（“职业养成所”）；而清华在是中国教育体系中出类拔萃的存在，所选学生均为尖子生，办学定位是志在培养国家栋梁。在增设国学院和大学部之前，清华就已有一定的科研功能，其科研水平虽不能和北大等老牌名校并驾齐驱，但校内已有一些研究机构和团社，并有为数不少的高水平学者。这是美国社区学院完全不可比拟的。在交流中，老先生还比较系统地向我介绍了同期西方的学术制度和教育体制，而这是我当时颇感兴趣但了解不多的一个领域。由此，我也从中获益不少。

这段时间，正好学术界颇负时誉的“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其中又有一本新书面世，在学界颇有影响，那就是欧洲汉学界新星施耐德（Axel Schneider）《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6月版）。此书出版未久，就已成为学界和读书界的热点。这是一部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领域的名作，尤其是在对“中国的兰克”傅斯年的研究方面当属不多见的力作。作者是魏格林的弟子，那也应该算老先生的再传弟子。该书前面有两篇序，居首的是刘桂生的《施耐德教授书序》，第二篇则是北大罗志田教授的《书前的话》（按，罗先生之文同期以《知人论世：陈寅恪、傅斯年的史学与现代中国》为题，在《读书》杂志推出）。施耐德在书前的《鸣谢》中感谢了魏格林、刘桂生、余英时、王汎森等几位学者，其中写道：“北京清华大学的刘桂生教授。他在我安排去北京作短期研究的过程中帮了我很多忙。由于他谙熟陈寅恪的史学，他给予我的多方面提示，对于我进入陈寅恪的历史研究颇有助益，尤其是对如何去了解那些呈现着历史研究中的复杂史观很有帮助。”老先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指导的留学生魏格林已成为欧洲的汉学研究权威，而魏格林的弟子施耐德也早已成为冉冉兴起的学术明星，可见此学脉的厚实绵长，也足以体现出老先生培养后学的成就。这与当年老先生的恩师邵循正培养一批欧洲和苏联的著名学者一样，堪称佳话。此时，老先生也顺便谈到了罗志田教授的这篇序言及一众学者的相关研究。

1950年6月，岭南大学政治学会庆祝教师节暨欢送毕业同学摄影留念，前坐者为陈寅恪、唐筼夫妇，第二排中立者为刘桂生

按原计划，我们交流的重点，主要是请老先生谈学术经历、若干专题研究及最新的学术思考，但没曾想到老先生重点和我谈钱谈起了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问题。这些议题的切入，令我有些意外，却也深受教益。在此次交流中，老先生特地重点和我谈到了西方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并在访谈中谈了陈述性语言和程序性语言的差异及二者在历史编纂中的运用。在分析过程中，老先生显得对欧美学术非常熟稔。先生对域外史学不陌生，对此我并不意外；令我深感意外的是，一位年近耄耋的长者，对当时多个领域最前沿的知识和学术潮流，竟如此熟悉、如此有独到见解。这着实令人惊异。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主要从事实证史学研究的学者，老先生对史学理论和哲学问题如此，这的确异乎寻常。先生不仅对中国近代史、中外交流史极为熟稔，而且对西方教育史了若指掌，且谙熟中外大学的变迁。在此过程中，先生由中外思想史而旁及中外教育史和清华校史等相关议题。老先生特地提示道，晚清时期中国大学最初取法于近邻日本，后来，大家意识到，日本在国际上并非最发达的国家，日本大学是德国大学的学生，如果中国再去学日本大学，那就成了“学孙”。中国大学对此不甚满意，不甘做“学孙”，故直接越过日本开始借鉴德国经验，做德国的学生，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在此次交流中，老先生的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在谈自己的学术思考，对自身的人生经历极少涉及。我对此略感不解渴，因在我的学术兴趣点中，学人与学术几乎有同等分量。为此，我有意识地往这方面引导，希望老先生多谈谈，以便我们年轻人更好地了解这一代学人的人生历程和心灵世界，并通过这代精英学者去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和思想高度，也理解当今中国学术的过往和来龙去脉。——也许，通过回眸来时路，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未来的方向。

在我提出相关后，老先生很自然地接过话茬，欣然回顾起自己的人生历程和学术道路。期间，老先生还谈到了自己八九十年代活跃于中国学术界时的一系列活动和探索。多次在兄弟院校开会时，老先生的报告都掀起了热烈反响，大家评价很高。有一次，在某兄弟院校开会时，先生的精彩报告引发了大家的强烈反响和一致推崇，大家一致表示，学会发展就是需要由这您这样的高水平专家学者来引领，因此，大家都希望他参与这个学会的领导工作。老先生却谦虚地表示，非常感谢大家的美意，自己实在是水平不够，不足以担此重任；不过，如果大家不介意的的话，自己可以先代清华接下这个职位，随后请清华的其他相关学者来担任该职。后来，此职位就由学校另一位学者担任了。对此，老先生向我解释道，自己对管理工作并没有多少兴趣，所以很自然地谢绝了这类邀请。确实，在几十年学术生涯中，老先生基本没有担任太多行政工作，主要是潜心于自己的研究工作，致力于在业务上做出更大成就。——当然，老先生终究还是被赋予了一定校内外兼职（如校务委员会委员、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校外兼职则有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文史馆馆员、文化部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对许多同行而言，这些或许都是值得向往的职位和殊荣，但老先生对此宠辱不惊，平常心以待。无论如何，担任过不少要职的老先生，始终亲切、随和，没有半点“官”气，反而蔼然有儒者之风。这是不多见的。

在交流中，我尝试着与老先生有更多的“闲谈”。我知道老先生祖籍云南，全面抗战时期在昆明，昆明是战时中国的学术中心和通向东南亚的桥头堡。当时的西南联大、同济大学等名校就在昆明。老先生当时肯定对联大等校的情况有所了解。——那段时间我最核心的学术兴趣就是研究老北大、老清华和西南联大。围绕着联大，除研读了许多史料和研究论著外，我还在持续地采访一大批联大前辈，其中有何兆武、许渊冲、田余庆、赵宝煦、李凌等，并计划访问宗璞、张世英、黄楠森等联大校友。我自然也期待能通过老先生对联大获得更多的了解，故有此一问。没想到老先生居然也对此很感兴趣，于是又一次拉开了话匣子。他说，当时西南联大在昆明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机构，他们家聘请了西南联大一些最优秀的高才生担任家庭教师，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何兆武、赵宝煦等。老先生说，“何先生当时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才子。他是史学系的毕业生，但是考外文系的研究生时考了第一名，成绩比外文系本科毕业的同学还要好。——当然，何先生那时还不像今天这么大的名气。”

我知道老先生大学时代曾直接听过陈寅恪先生的课，于是就相关问题进行请教。老先生由此回忆起上世纪40年代他在广州岭南大学聆听陈寅恪先生课程的情景。他说，他们通常是到陈先生家里去上课，接受老先生的直接指导，那时大家刚上大学，对学术的理解还很浅，只觉得老先生的识见和思想让人深受震撼、高深莫测。老先生特地说，很多人对陈先生不够了解，误以为陈先生只是强调文化的作用，对经济基础关注不够；但实际上，陈先生在学术研究的时候，历来强调社会经济的基础性意义。他对思想文化的分析是扎根于物质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的，他一贯强调古人的思想和生活是依赖于其经济生活和现实利益的。在这点上，他是和唯物史观有高度共识的。“陈先生当时在上课时就一直说，‘古人的这些观念是和他们的物质经济生活高度相关的’！我现在还记得他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手一直在那里不停地做着动作。”——老先生一边说话，一边模仿陈先生的样子比划着，右手有力地画圈圈。老先生接着还表示：陈先生是对历史有非常全面而深刻的理解的历史学大家，他对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解也是远远超过一般人想象的，他是兼通多个学科领域的大家，远远超过许多研究者的认知水平。

何兆武与刘桂生在海德堡

我曾想，老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之间相映成趣。刘先生是陈寅恪先生晚年的弟子，他不曾有幸像乃师那样在少小之年就长期游学海外、接受各国一流学府的熏陶，也未曾像乃师那样在青壮之年就取得杰出成就、名满天下。可惜的是，陈先生自中年起就趋近失明，极大地影响了日后的学术工作。相比之下，老先生是幸运的，他一直如此健康，即便经受了二三十年磨难，在蹉跎半生、年过半百之后，他仍能以极好的状态不断精进、贡献自己的才华。也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卓有成效的工作，才真正奠定了老先生的学术地位。

在交流中，差不多三个小时悄然而过。我该准备告辞了。在临走时，老先生特地赠我送几册书。那是一位年轻学者关于俞樾的研究专著，其中正有曲园老人“花落春仍在”之句。曲园年少而博学，但早年仕途坎坷，直到官场受挫后才开始专情治学，文名鹊起。曾国藩有“李少荃拼命作官，俞荫甫拼命著书”之语，盛传一时。德清俞氏虽不及海宁查家的“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之煊赫，却也足够辉煌。其弟子中有章太炎等鸿儒，子弟中则有俞平伯等文坛名手（而太炎门生周作人又成为俞平伯之师），日籍学人前来从学者亦不在少数。此等人物无论如何值得后世深入研究和表彰。老先生对此亦深得其味。

“少而精”：精益求精的学术自觉

那日从蓝旗营回来后，我以此次访谈为基础，并结合老先生以前的相关作品，整理出了一篇万余字的访谈稿，随即发给老先生。老先生不日即反馈了修订稿。稿子进行了通盘大改，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全新的。随后，老先生又就学术问题连续几次与我进行深入交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了全文。经过几轮沟通和多轮修改后，访谈稿总算基本定稿。我将稿子发给杂志后，那边反应极好，立即第一时间启动了排印刊发流程。但老先生随即告诉我，稿子还是不够成熟，还需要再做几轮修改后，才能交由刊物推出。无奈，我只好请杂志社暂缓后续编排流程。紧接着又是几轮深入细致的修改，巨细靡遗，耗时甚多。甚至直到稿子最后付印的前两三天，先生还在和我反复讨论稿子的修改。稿子正式见刊、样刊寄到后，老先生还觉得意犹未尽、不甚满意，希望能够再改，以更成熟的版本再推出，并将最新的修改稿又发给我。我理解老先生的心情，只是，从程序上说，后续的修改一般来说已不太可能了。所以，那篇访谈稿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应该说，这篇稿子的进程甚为艰辛，但也让我深受教益。至今，犹记在紫荆公寓W楼前和老先生电话讨论稿子的情景。那时我一边接听电话，一边在草地上漫步。是时，正值盛夏时节，明亮的阳光透过树梢泻下，照在大地上，照在草场上，也照在我们身上。就这样，我们沐浴在阳光下论究学术，探讨理论。

访谈中，老先生一如既往地强调大学文化的独立性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强调文化上要有胸怀、有主见，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创造未来”。同年10月，刊物以《思想史研究的“本来”与“未来”》为题将访谈正式推出。题目是我和老先生一起商定的，源于陈寅恪1931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的话：“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尽管老先生对此稿不无遗憾，但坊间对此评价很高，并多次转载。我的这个系列访谈也受颇关注和认可。有的编辑朋友和学界同行还鼓励我持续做下去，形成更完整的系列，以便日后结集出版。

——以上是我与老先生第一次真正的实质性的学术交流，也是我在这近二十年时间里与老先生最深入的一个回合。此次接触，直接让我深刻地感受到老前辈的大家气度和大儒气象。先生是望族出身、名门之后，举手投足间，尽显恢弘气象，这是一般学者（尤其是中青年一代）所难以企及的，即便其后天刻意修炼，亦难望项背。通过这次接触，我是算是真正领略了先生的为人为学的风格，印象深刻。由此，我也更真切地领略到那个时代出来的学者的气象和境界。

在我体会，老先生对学术的执着、严谨、专注，不是有意识地努力或修炼所致，而是一种下意识的习惯甚至本能。先生立身处世治学为文非常谨严，对每一篇作品、哪怕是千字短文，也要竭尽全力，以搏命之势去全力做到最好，完全不计时间成本（正如陈寅恪弟子、北大历史学系老前辈邓广铭先生那样，每篇作品的写作，都是一次“搏斗”）。然而，人的时间是常数。这种治学态度和书写方式，注定其作品不可能很多，所谓“著作等身”在他是不可能的。当然，先生本人也不以为意。老先生似乎从无“产量意识”，他反而极为强调精品意识，推崇“少而精”。这正是老清华的优良学风。它与当代的学术资本主义所强调的把“产出（output）/表现（performance）” 作为衡量学者的基本尺度迥然不同（后者是绩效导向，强调“又多又好”、“看谁比谁生产更多”）。他从来没有把成果数量（或其他所谓“业绩”）作为评价学者的因素之一，而是注重他们实质性的思想贡献和治学境界，关注他们理论上的原创性和思想上达到的高度。老先生的学术生涯长达70余年，除了早年关于留法勤工俭学的研究和关于严复、李大钊等人的研究外，正式印行的其他作品为数不多，但其中的力作实在不少，其中一册《刘桂生学术文化随笔》可圈可点。内中《史学偶语》一文理论性极强，充分彰显了先生在史学理论方面的积累和造诣，尤其让人印象深刻。老先生关于清华史学的一些论断，也令人耳目一新。他历来提倡老清华会通的学术范式，强调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推进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互融互释，并以“身、心、家、国、古、今、中、外”八字相通为要领，不断修身治学，以成其大。老先生历来主张将工具书、历史年表、地理学、版本目录、注释等作为治史的几把关键“钥匙”，建议大家灵活运用，发挥其最大效能。

“世界文化”寓胸中：老树生花，学思常青

老先生桃李芬芳，有多位弟子已是欧美汉学（中国学）界的权威学者。不过他本人对此极少提及。2009年五六月间，欧洲著名汉学家、时任维也纳大学副校长魏格林应邀到来文北楼讲座。那是在三楼的309会议室。讲座前，老先生与魏格林及其他几位学者在休息室休憩、会谈。在随后的讲座中，魏格林教授分享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介绍了维也纳大学东亚学院的中国研究专业和日本研究专业的微妙关系，并讨论了当时东北亚形势发展等问题。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参加了此次会议，系里除了近代史专业的师生外，还有来自世界史学、古代史等专业的许多师生亦踊跃参加。讲座之后，老先生应邀进行了评议。他出口成章，大气磅礴，声音洪亮而激越，气场强悍，旁人只能有仰望的份儿。一旁的魏格林教授也显得非常谦逊。当时一般中国学者面对外国学者、特别是学术权威时，难免姿态较低，甚至伏低伏小，极少能像先生这样从容自信、挥洒自如。

2009年秋，我在正仙台时，接到了学校派给我的一项任务。当时清华正在筹备2011年的百年校庆活动，其中各院系学科都需要编纂自己的院系史或学科史。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也启动了这一工作。相关的学科史内容主要分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两大模块，各自撰成一本书，分头出版。人文学部分由中文、历史和哲学三系的学者分头撰写合成《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一书，而社会科学方面则由本院的政治学系及经济管理学院、法学院三院系的学者合撰《老清华的社会科学》一书。而我有幸参加由彭刚老师等学者牵头的《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一书的撰写工作。我对清华史学的发展历程不算陌生，也已发表过一些习作，在圈内略有影响，承担此任务当不算太难。接到任务后，我在繁重的学习工作之余，用几个月时间就顺利完成了初稿，十余万字。稿子交到清华大学出版社后，又进行了持续的修改。及至正式定稿时，史学部分已达百余页、十六七万字，几乎是预定字数的两倍，占全书篇幅的四成左右。此书正式出版时，已进入2012年，那时我早已博士毕业参加工作。

应当说，那时的我，对清华史学的基本史实和发展脉络不陌生，对某些重要人物的研究工作和学术风格我也有所了解，但对许多相关的学术内核和理论问题，我所知甚少、无法深入，更谈不上在作品中彰显理论意蕴和哲学韵味——而这正是当年陈寅恪、张荫麟、雷海宗等清华史学前辈的看家本领。因此，每次念及此书，我都颇有感触：一方面颇感欣慰，毕竟完成了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又颇有愧色，因为书中对许多问题的深度挖掘显然还远远不够，对相关理论问题也体悟粗浅，缺乏独创性见解。

在2014年夏的一天，我去图书馆老馆借好书后往外走，在入口处，邂逅了老先生。老先生刚登上台阶，从门口走进来。老先生笑容可掬，脚步稳健，眼光锐利。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已和我打招呼，脸上露着笑意。打过招呼，我准备继续往前走的时候，老先生却叫住我，说：你写的那本书我看了，应该说，总体上写得不错，基本的事实梳理清楚了，但较真地说，这书目前对史学的神韵还没有挖掘出来，“哲学味”也还不够。我对老先生的垂阅和赐正表示了衷心感谢。老先生接着嘱咐道：以后要好好读一些理论方面的书，会有帮助的。我听后，不禁深感惭愧。——老先生如此高龄，眼力还如此好，许久不见，还能第一眼认出是我；他还关注到我的研究，而且如此细读了全书。拙著力有未逮而贻笑大方，怎么能入此等大家的法眼呢？！想到这，我甚感惶悚。老先生的话，此后一直鞭笞着我持续钻研相关问题，有意识地加强历史理论和哲学问题的研究，而这个领域当时正是系内另一位前辈何兆武先生的专长。

此后，我仍能时常看到老先生在图书馆查资料。在此后十来年间，除了继续不定期地研读老先生的旧作外，我还能不时看到先生的新作。这些新作，数量不多，但质量极高，皆属上品。如此大家风范，堪称“衰年变法”“老树春深更著花”。其中发表的期刊不乏《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一流的专业名刊。老先生的思维如此活跃，学术生命力如此健旺，让不明就里的读者绝然想不到这样富有冲击力的作品，竟出自九旬老者之手。其刚健有为、老而弥坚，一至于此。

先生家住中关村学术圈的核心地段。蓝旗营毗邻万圣书园，北靠清华园，西邻燕东园，西南面则是中关园，南面还有几家书店，四近文化氛围极为浓厚，堪称全国知识密度最高的黄金地段。先生爱书，爱读书，爱买书，也爱藏书，自然也常常淘书、逛书店。其中最常去的是万圣书园。他去书店时，通常会逛很久，买许多书，有时还请店家帮忙直接把书送到家里。如此耄耋长者，仍热衷读书、思考和写作，可谓一道独特风景。老先生如此高龄，又如此健康、淡泊，生活安定而惬意。这种状态令人向往。自然，他还继续保持极旺盛的精力投入在他所心爱的事业上。我们期待老先生能继续贡献更多的思想和智慧，相信老先生今后还能在学术道路上指导我们走得更远、更长久。

2022年，在与一位教授朋友聊天时，我还听闻老先生不久前曾应邀亲自为清华的本科生、研究生授课，还有许多学者慕名前来，济济多士。老先生一口气讲了足足三小时，思想深邃、视野广袤、逻辑缜密，且始终声音洪亮，毫无倦意。在场师生莫不叹止。我不曾在现场，但也可约略想象到现场的盛况。

最近几年，由于自己工作异常繁忙，又考虑到老先生本人也有诸多安排，我便极少去烦劳先生，但依旧时时记挂蓝旗营。

如今，先生长已矣。人类生活世界有如旷野，智识领域仿若丛林， 其中的参天嘉木或曾偶有凋谢 ，但其余香仍绵延弥漫，香远益清。先生的名山事业永在，先生思想的余脉，仍在“世界文化”与“全球政治”的大潮中永续流传和生发。历史长河奔腾不息，而思想的力量将共三光而永光。

花落春犹在，幽燕依旧枕寒流。荷塘望西风，寻梦前尘，慨何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