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证解》（一）

《货殖列传》开篇司马迁引老子语：“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对于老子这段话司马迁是赞同还是反对，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以明代学者杨慎为代表的一方持反对说，以近代学者李埏为代表的一方则持赞同说。

杨慎在《升庵外集》卷四十《史说》中言：“《传》云：‘老子曰：至治之极’云云，将伸己说而先引老子，破之以为必不然。此健吏舞文手也。”梁启超在《货殖列传今义》中对此有更深入的论述，其中“篇首直揭邪说而斥为涂民耳目。”一句可谓一语中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收录了梁启超的这段长评并发表了类似的见解。总体来说，杨、梁二人所代表的观点是符合史公本意的，而当代学者李埏提出的赞同说看似新颖，实则是对史公原文的理解尚存偏差而不能成立。

杨慎《升庵外集》

杨慎所言史公将伸已说，而先引老子之言，这是司马迁写作的一种手法。金圣叹在《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卷二《读法》第十六则中说：“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数番，皆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不复写目所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西厢记》纯是此一方法，《左传》、《史记》亦纯是此一方法。”司马迁这种由远及近、前后呼应的写作手法在《货殖列传》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宋本《庄子·胠箧篇》

《货殖列传》开篇用的就是由远及近的叙述手法，句首“至治之极”并不是老子所言，而是司马迁根据庄子的话改写而来。《庄子·胠箧篇》中说：“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宋麻沙本《道德经》

庄子这段话又是源自《老子》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至治”一词是出自《庄子》，而非《老子》，《老子》中的“小国寡民”在《庄子》中被说成是自容成氏至神农氏这一段远古时期，而“至治”以及“至德之世”是庄子对这一时期的赞誉之词。《货殖列传》的下一段话开头作“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显然，这里的“神农”和“至治”一样，都是出自《庄子·胠箧》，按说司马迁引用的这段话应称作“庄子曰”而不应称作“老子曰”，但称为“老子曰”主要还是因为庄子的这段话大部分还是出自老子。

古人著书时引文多经改动，这种情况在《史记》一书中很常见，司马迁引用《庄子》中“至治”这个词时改作“至治之极”强调的是时间这个概念，这一点多为人所忽视。如李埏对“至治之极”的解释是“理想社会的最高境界”，其他学者的解释也大体相同，但要表达这个意思用“至治”二字就够了，也正因如此，在《庄子》中并没有出现“之极”二字。

四部丛刊本《大广益会玉篇·卷十二木部》

《大广益会玉篇》中释“极”为“极，中也，又至也，尽也，远也，高也。”“至治之极”的“极”应取“远”这个含义，这里的“极”和后面的“近”是相对应的，司马迁在此是用远古和近世作对比。《庄子》中的“至治”和《史记》中的“至治之极”在各自的文中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二个词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认为《货殖列传》中的“至治之极”，应释作“遥远的理想社会”或者“远古的理想社会”才更符合司马迁的本义。

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

“至治之极”是司马迁所言，非庄子所言，更非老子所言。唐代的傅奕以及宋代的范应元将“至治之极”等文字增添到《老子》的原文当中，并且将《老子》中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改为与《货殖列传》引文相同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这属于是画蛇添足、本末倒置了。如果了解司马迁写作“至治之极”的用意，就可以清楚《老子》原文中是不可能出现“至治之极”四个字的。《老子》中的“甘其食”是紧接上面的“民复结绳而用之”，前后不可分，这一点从《庄子》中的引文也可以看出来，即便在《庄子》中出现“至治”二字，也是在引文后作的总结，并不是出现在引文当中，因此有学者如朱谦之、李埏等赞同将“至治之极”等字纳入到《老子》文本当中，这样的做法我认为是失之草率的。

庄子认为“至治”指的是神农以前的远古社会时期，也就是老子所言的“小国寡民”，但是老子所指的“小国寡民”指的是现实的社会还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这一点并不能确定。即便《货殖列传》将“至治”冠之为“老子曰”，但司马迁对此表示“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里体现的是司马迁对远古时期是否存在“至治”持一种怀疑态度，并且认为老子倡导的这一套在近世是行不通的。

“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用远古的理想社会作为标准来引导近世，堵塞民众的耳目，这样做是行不通的。”

“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句话以往的断句基本如中华书局点校本一样，都断作“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样断我认为是错误的。在这种断句中，“輓近世”是当作“晚近世”来读的，这种将“輓”当作“晚”的通假字是源自唐代司马贞的《索隐》：“輓音晚，古字通用。”

清张文虎《舒艺室随笔》

但是清代的张文虎在《舒艺室随笔》中指出：“《说文》，‘輓，引车也’。古书未见借‘輓’为‘晚’者。自小司马有此注，而俗遂书“晚近”字作“輓近”，以为古矣。不知此文若读“輓”为“晚”，于上下文皆不可通。明余有丁云，言用此以挽近世之俗。此解得之。“涂民”者，犹云“如涂涂附”，言近世涂民耳擩目染于声色嗜欲，若必以上古之治挽之，不能行也。”这里张文虎纠正了司马贞对“輓”字的错误解释，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表达了同样的见解，并且书中收录的张守节《正义》佚文亦作“輓与挽同，輓，引也。涂，塞也。言輓引至于近世，求利乃涂民耳目，则无所机其行迹。言不如古无为。”

张守节以及张文虎对“輓”字的解释是正确的，“輓”与“挽”通，作“引”解，因此这句话的前半句应断作“必用此为务輓近世”，而后人多被司马贞的《索隐》所误导，把“輓近”连读，作为“晚近”的古字来看待，显示出一种好古的姿态，即便是梁启超在他的《货殖列传今义》中也未能免俗。这个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司马贞的《索隐》。

南化本《史记》收录的《正义》佚文

虽然说张文虎和张守节对“輓”字的解释是正确的，但二人对“涂民耳目”的解释又都犯了错误，张文虎将“涂民”视作名词，但“涂”不应是修饰词，而应作动词，正如张守节所释，“涂，塞也”，但张守节将塞民耳目的行为视作“近世求利”，反过来歌颂起远古的无为之世，将行为的指向性弄颠倒了，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涂民耳目如梁启超所指出的，正是老子一贯的治世思想。如《今义》中所列举的，“老氏自言：‘法令者将以愚民，非以明民。’正涂民耳目之确诂。”梁氏指出的是老子思想中“去智”的一面，涂民耳目我认为还体现了老子思想中“去欲”的一面，如《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这段话或许就是《货殖列传》中“涂民耳目”的由来。对于如何对待民众的欲望，司马迁和老子的见解是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一点在《货殖列传》后文中司马迁还会反复提到。这种见解上的不同正是《货殖列传》开篇先引用老子语然后再破之的根源。

宋蔡梦弼本《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段话的关键点除了“輓”这个字外，另一个关键点是句首的“必”字，历来都将“必”释作“一定”、“务必”，但是“必”在先秦古籍中还有“假如”、“如果”这样一个意思，这个字义虽然不常用，但确实存在，典型的例子就是《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句义为：“大王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臣愿意捧着和氏璧出使秦国。”

陈鼓应注释《老子》第七十九章

与《货殖列传》引文所出的《老子》第八十篇紧挨着的第七十九篇，有“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一句话，对句中的“必”字，历来均释作“一定”，但这里我认为也应作“如果”解，这句话应释作“和解大怨，如果还有余怨，那怎么能称作善呢？”这样解释与第六十三篇的“大小多少，报怨以德”的思想相吻合。以德行化解所有怨恨，无论其“大小多少”，这才能称得上“善”，至德方能至善。如有余怨，是德行不到，所以不能称善。此句话按照以往释作“化解大怨，一定会存有余怨”，如果这是一种必然，那还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这是解释不通的。为此有学者如陈鼓应将原本六十三章的“报怨以德”移到“安可以为善”之前，视其为错简，将“报怨以德”说成“安可以为善？”，六十三章的原文是“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如果“报怨以德”是错简，那“大小多少”又该附在哪里呢？陈鼓应对文字的这种处理和解释实在是太牵强了。《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必无”和《老子》七十九篇中的“必有”，“必”字的用法我认为是一样的，都是假设之辞。“必用此为务”中的“必”也是同样的用法。

宋麻沙本《老子》第六十三章

《老子》第七十九章为：和大怨，必有馀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

第八十章为：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宋景祐本《史记·货殖列传》

除了第八十章的内容在《货殖列传》中大段被引用，第七十九章的“必”字用法与《货殖列传》中一致，并且七十九章中的“不责于人”四字也同样出现在《货殖列传》中，见后文“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从中可以看出《老子》这两章与《货殖列传》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透过这种联系对于正确理解《货殖列传》我认为是有帮助的。

黄毫金（愙斋）

80后，出生广东雷州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员

广东省舞台美术研究会会员

湛江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雷州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理事

《书法雷州》编委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