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桥｜桂林故事 千家驹：“只讲真话”的经济学泰斗

旧中国时，他是出生于书香门第却向往革命的读书人；抗战时，他是忧国忧民、振臂疾呼的文化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届财经委员会委员，是“只讲真话”的经济学泰斗……

他是千家驹。无论身处哪个年代，他骨子里那股宁折不弯的劲始终如一。

千家驹的一生富于传奇性，有幸的是，在热血激昂的抗战年代，他曾与桂林结缘，在这座美丽的山水之城留下深远的印记。

一次社会调查，北大才子结缘广西

1909年，千家驹出生于浙江省武义县。千家几代书香。12岁那年，喜欢读书的千家驹考进了金华中学。在中学里，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接触到新的世界，汲取着新的知识和价值观。1925年夏天，未满17岁的千家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在金华本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6年秋，千家驹考入北京大学，就读于经济系。求学期间，他增加了中共北京地下党的活动，一度担任北大团支部书记，投身大革命洪流。之后，他又领导北大学生南下示威运动，担任北大非常学生会主席，领导罢课斗争，曾两次被捕入狱，生死悬于一线，后经战友营救才得以脱险。

1932年，千家驹北大毕业，在胡适的推荐下进入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他利用这个机会，更进一步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翻译过《资本论》，主编了《农村周刊》，出版了《中国的外债》等著作，对中国农村经济有着深刻独到的研究。

1933年，一次机缘巧合，让千家驹来到广西，结缘桂林。当时，广西正在搞“三自政策”（即自治、自卫、自给），当局政府请社会调查所派专业人才到广西开展经济调查。在所里的安排下，千家驹成了派驻调查组的一员。调查组于1933年7月到达南宁，分为两个小组开展工作。千家驹带领的小组负责调查广西的工业与商业，他奔波于桂林、柳州、贺县（包括八步）、梧州、玉林、贵县（今贵港市）、桂平、龙州等地开展调查。半年调查结束后，写成了《广西经济概况》一书（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甚得广西各界好评。同时他还应上海《申报》之邀，写了《广西纪行》。

这次广西之行，让千家驹结识了广西党政军界的一些朋友，为他日后在广西的落脚，结下了人缘。

1934年，北平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机构迁往南京。千家驹在南京积极参加救国会的活动，并参与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被捕，即著名的“七君子”事件。此时，千家驹处于危险的境地。之后又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千家驹陷入迷茫中，神州大地到哪儿去躲避？于是，他便想起了曾经工作过的广西。

当时广西教育厅厅长邱昌渭原是北大的政治系教授。早在千家驹在广西调查经济时，邱昌渭就曾邀请过他留在位于桂林的广西大学教书。当千家驹陷入困境时发电报给邱昌渭，表达自己想去广西的愿望，邱昌渭欣然表示欢迎。于是，1937年2月，千家驹来到桂林，任广西大学经济系专职教授。就这样，他在桂林安顿下来，一待就是数年。

从1937年到1944年，千家驹大部分时间在桂林及贺州的黄姚度过，他积极参加桂林、昭平的抗日文化运动，除了在学校任教，撰写政治、经济文章，主编刊物、报纸，还热心桂林、昭平进步的政治、文化活动，为广西抗战时期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

扎根教育，他被誉为“文化之光”

抗战时期，面对家国忧患，千家驹胸怀满腔热情。他用自己的方式激发民众一致抗战的热情，而投身教育是最好的路径。

1937年初，千家驹出任广西大学教授。鉴于千家驹战前曾到过广西进行经济调查并出版、发表有关广西经济的专著、文章，甚得桂系上层欢迎，广西大学校长由省主席黄旭初兼任，有一面之缘，加之广西教育厅厅长邱昌渭原为北大政治系教授，与千家驹关系也颇佳，千家驹初聘到西大任教时，受到较高的礼遇。他与著名学者教授陈望道、邓初民、熊得山一样，是全校待遇最高的教授，颇受重用。任教期间，千家驹热心教学，并向黄旭初推荐李达、钱亦石等知名人士，建议成立经济研究室，兼任室主任，聘请张培刚、陈晖任研究员，分别研究广西粮食和交通问题。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广西粮食问题》和《广西交通问题》二书。不管是在课程上，还是在撰文中，千家驹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直言不讳，严谨分析，得到许多学生和民众的敬佩。后来，由于西大校内右派力量的干扰和重庆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干预，千家驹被迫于1940年下半年辞职离开广西大学。

桂林雁山园内的汇学堂，这里曾经是广西大学的旧址。千家驹曾在此任教。

离开西大后，千家驹到了昭平县黄姚镇。他获知当地文化教育很落后，连一所初级中学都没有，那里的学生小学毕业后要跋涉百十里地到昭平县城、八步镇继续求学。为扭转这一落后现状，千家驹在当地群众支持下，创办了黄姚中学，出任校长，深受群众欢迎。几年后，当他离开黄姚时，群众放鞭炮热烈欢送，并赠锦旗一面，上面写着“文化之光”，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他的感恩。时任广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黄朴心还写了一封感谢信，衷心感谢千家驹为广西教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投身文化运动，他忙碌而充实

在桂林期间，千家驹热心教育事业之余，还积极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他加入了桂系的广西建设研究会。该会于1937年10月成立，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或者是替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意见的机构。事实上这是一个以反蒋为主要目的的政治组织，也是抗战时期桂林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

千家驹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由于建设研究会骨子里是一个反蒋组织，所以在抗战时期的桂林，起过掩护进步文化运动的积极作用。研究会的会员称研究员，均名誉职，不支薪。对少数无职业、有困难又名气大的专家学者，由广西省政府聘为顾问，发给薪水。有的则安排在文化供应社任编辑，领薪水。这也是新桂系对外省来广西的知识分子的一种优惠政策，让他们能在生计上略有补充。”

当时，千家驹任该会经济部副主任，他热心参加该会组织的专题报告会和座谈会，宣传抗日。1940年，他和研究会部分成员陈劭先、胡愈之、白鹏飞、张志让、陈此生等一起，策动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的开明参议员和各界上层民主人士，成立了研究会的外围组织“广西宪政协进会”，广泛利用报告会、座谈会、电台专题广播、研究会刊物《建设研究》等多种形式，催促蒋介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施民主宪政，推动抗战。同年，他还与李任仁、白鹏飞、司马文森、夏衍、陈此生等一起筹建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并分别任该会和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理事。还参加了由桂林文学创作社主办、田汉主持的主题为“战后中国文艺展望”的座谈会，以及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开幕式暨广西艺术馆新馆落成典礼。在座谈会上，他应邀作了一番目前的经济情况的报告，列举了工业、物价、币制的许多例子，说明现实尚存有不少困难，他指出：“今天不要太强调战后建设，强调了，反而转移目标，将现实的切身苦痛忽略了。”他还建议政府应改善检查制度，积极扶植言论自由，推动文艺运动的发展，更好地为抗战宣传服务。

1944年6月27日，湖南衡阳沦陷，日寇逼近桂北，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发出第一次疏散令。为了号召和组织文化工作者分赴各地扩大抗战宣传，广西省文化界抗敌工作协会成立，千家驹踊跃参与，与李任仁、陈劭先、欧阳予倩、田汉、梁漱溟等当选为工作委员。桂林沦陷前夕，他被迫撤往昭平，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当桂林、荔浦、蒙山相继失守后，昭平形势紧急，他和何香凝、陈劭先、欧阳予倩、陈此生、黎民任、严直芳等发起组成昭平县民众自卫工作委员会，任委员会委员，组织民众自卫工作委员会教导队，准备展开武装抗敌斗争。

桂林在抗战时期曾以文化名城蜚声中外，其一突出表现则是进步报刊杂志猛增，出版业繁荣。其中也有千家驹的功劳。他除了经常抽闲为桂林各进步报刊杂志撰稿，积极支持桂林抗战新闻出版事业，而且还亲自主编了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农村》（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办），同胡愈之等合编全国知名刊物《国民公论》（救国会主办），任《广西日报》（昭平版）的编委兼主笔。还同广西建设研究会主要成员集资兴办桂林进步文化人的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不仅以出版园地养活了许多文化人，出版了许多好书，而且又给他们开展革命进步活动以隐蔽的场所。

抗战时的进步文化人的出版机构——桂林文化供应社。千家驹曾参与集资，积极推动桂林文化供应社的成立。

写文章，做报告，参加座谈会，还要在广西大学上课……千家驹在桂林成了“大忙人”。他全身心投入自己热爱的事业中，内心充满了执着和坚定。千家驹在社会上的活跃，引起了广西当局的注意。因此，周恩来1938年12月经过桂林时，特地约了千家驹和胡愈之谈话，恳切地告诫千家驹：“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保全实力，作长期打算。”

和其他进步文化人一样，千家驹在桂林一家七八口人的生活十分拮据，尤其是被广西大学解聘后和从香港返桂后，只能靠菲薄的稿费维生，被迫卖掉自己心爱的藏书。作家曾敏之于1942年9月在题为《桂林作家群》文中就曾如此描述千家驹的困境：

“在大家认为社会的风气对什么事倾向于依存经济性能才有办法的今天，中国的名经济专家千家驹也束手无策，蛰居于七星岩下。当我拜访他的时候，他那清瘦的面容颇使我茫然，不禁产生了疑问：他为什么没有经济上的出路呢？他目前的生活，已从研究国家经济到计算柴米油盐的阶段了。不久以前，他曾打算写一部在经济学术史上有相当价值的《财政学》，可是第一、二章就在审查机关困了觉，待醒来时，已给打上禁忌的符号而使他就此搁笔了。不著作能生活，倒是舒适的享受，只要借贷不成问题。过去远走香港，剩下一部分书籍留在桂林，在研究工作受到难堪的阻碍而又无法支持时，它将成个人经济上最后的资本！我劝他去当教授，他摇头说不可能。我进一步劝他不妨运用他的经济之才去从商，他却凄然一笑送我走了。”

桂林雁山园。千家驹曾扎根于此，致力于教育事业。

当时，还有人在桂林《大公晚报》上发表题为《奉劝千家驹》的文章，认为如今空谈经济理论没用，劝千家驹改行做生意。千家驹理直气壮地回答：“即使书籍卖光吃光了，我也决不出卖灵魂，而且我也决不至于饿死，我还要更坚强地活下去，我还要不断地写文章，叫希望把我们饿死听不到我们声音的人们继续的不大舒服，这是我从周树人先生那里学习来的韧的战斗精神，这一点我是敢于自信的。”（《作家生活自述》，1944年《当代文艺》第1卷第4期）

1944年5月底，湘桂撤退前夕，桂林文化界为柳亚子58岁诞辰举行盛大祝寿会，千家驹代表桂林文化界在会上向柳亚子表示衷心祝贺，高度赞扬其敢于坚持正气、坚持真理的崇高品德，号召大家学习柳亚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团结一致，勇敢地起来保卫桂林，抗战到底。柳亚子也十分珍重他们的深厚友谊，特写诗《赠千家驹》，以示纪念。诗曰：“香岛年时记过从，深谈款款慰余衷。重逢此日漓江畔，依旧飘零类转蓬。”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千家驹决定去香港办报。在香港，千家驹除了办报之外，还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事而忙碌，延续着他未竟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之后，千家驹又致力于我国的经济建设领域。他先后任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委员。他大胆为新中国的建设出谋划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他以敢言著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鞠躬尽瘁。

综观千家驹一生，少年起奔走革命救亡，中年后致力新中国建设，晚年以一腔爱国热诚，关心国事，建言献策。在他的身上，承载着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良知——“以天下为己任，以民瘼为己怀，念兹在兹，知之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