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我是经过那十年的，谁再和我谈什么理想，我就啐他一脸！

在文学的江湖里，王朔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存在。长久以来，评论家们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将王朔死死地钉在大众文化的柱子上，把他与精英文化置于水火不容的对立面，仿佛二者之间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他们眼中，王朔就是那个身披反叛战衣，向精英文化堡垒发起冲锋的 “斗士”，大众文化才是他的主场 。

王朔本人，为了让作品在竞争激烈的读者市场中脱颖而出，也有意无意地给自己贴上了反叛、抵抗的标签，摆出一副与传统精英文化对着干的架势；书商和出版社更是 “火上浇油”，出于利益考量，对王朔小说中最具市场卖点的部分进行大肆渲染，将其叛逆形象不断放大。就这样，在王朔、书商和出版社的 “三方合谋” 之下，一个叛逆的王朔形象深入人心 。

时过境迁，如今王朔已然淡出文坛，曾经炙手可热的 “王朔热” 也渐渐冷却，少有人追捧。但在这股热潮退去之后，我们反而有了更冷静的视角，去重新审视王朔创作与精英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或许，当我们抛开市场经济这层迷雾，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有简单的对立，还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可能。

在王朔早期创作的版图中，《等待》无疑是一颗不容忽视的明珠 。1978 年，《等待》发表在《解放军文艺》第 11 期，正值 “伤痕文学” 思潮汹涌澎湃之时，它如同一朵顺应潮流的浪花，与 “伤痕文学” 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

这部小说以青年女孩小丽的独特视角，带我们走进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小丽生活在一个看似普通却又充满压抑的家庭，母亲的约束如同一层层枷锁，紧紧束缚着她追求自由和美好的心灵 。她感到生活苦闷无聊，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小鸟，渴望冲破牢笼，飞向广阔的天空 。于是，她威胁父母说要离家出走，这种看似叛逆的行为，实则是对精神上苦闷单调的强烈反抗 。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小丽和她的青年朋友们的追求被无情地压抑、束缚 。他们有着满腔的热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找不到正当的途径去释放和实现 。就像被压在巨石下的种子，努力挣扎却难以破土而出 。这种被勒紧的 “伤痕”，不仅仅是小丽个人的痛苦，更是那一代青年共同的精神困境 。小说中爸爸的一段话，如同一声沉重的叹息，道出了父母辈对孩子们的理解与无奈：“是的，今天的年轻人，仅仅不愁吃、不愁穿是不能叫他们满足的。你们，年轻人的生活应该是丰富的，有趣的，充满了歌声和笑声的。你们享受不到这些，我们，做父母的同样很难过。尤其是当孩子把这一切归罪于我们的时候 。”

与同时期的 “伤痕文学” 作品相比，《等待》在人物身份、故事结构和主题表达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以卢新华的《伤痕》为例，其中的王晓华是革命干部的子女，出于对革命的忠诚和复杂的情感，毅然与母亲决裂，在革命情与亲情之间做出了艰难的抉择 。而王朔《等待》中的女主人公小丽，同样将母亲的关心误解为管教，产生了退学、离家出走的想法 。在另一篇 “伤痕文学” 的经典之作《班主任》中，《牛虻》推动着情节的曲折发展，而在《等待》中，《安娜・卡列尼娜》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如果说刘心武在《班主任》中发出的是 “救救孩子” 的急切呼告，那么王朔在《等待》中发出的则是 “救救青年” 的深情呐喊 。

“伤痕文学” 的主人公大多是 “知识分子”“老干部” 和 “知识青年”，他们无疑是社会的精英阶层 。从这个角度来看，《等待》不仅是 “伤痕文学” 的一部分，更是精英文学的体现 。它通过对小丽等青年精神困境的细腻描写，反映了那个特殊时代对精英群体的冲击，以及他们内心深处的挣扎与痛苦 。

除了《等待》，王朔早期的另外两篇小说《海鸥的故事》和《长长的鱼线》同样值得深入探究 。这两篇小说都以水兵为描写对象，为我们展现了独特的水兵世界，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精英意识 。

《海鸥的故事》讲述了一群水兵的故事 。他们原本因为贪吃而去打海鸥，与守护海鸥的老人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然而，在与老人的接触过程中，他们被老人爱鸥的精神所深深感化，最终完成了从吃鸥人向护鸥人的转变 。在这个故事中，海鸥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更可以看作是中国水兵的象征 。它们勇敢坚强，在广阔的海洋上自由翱翔，守护着海洋的安宁，就像那些默默奉献的水兵们 。

但小说的核心思想并非仅仅停留在对海鸥的象征意义上 。当海鸥 “杨杨” 因为感染快要死去的时候，主人公的一段内心思考从未被重视过，却恰恰揭示了小说的深层内涵 。窗外，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主人公的思绪飘回到了十年前的那个晴朗夏夜 。他不禁自问：“这十年，我早把那个晚上忘得一干二净。这十年，我自扪还算个好孩子，没有像有的同龄人那样变成不可救药的小坏蛋 。可是，是不是人就一定越长大越失去童年的真挚呢？要没十年，我能不能比现在好点呢？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叫人后悔的事太多了 。” 这段思考，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小说核心思想的大门 。它反映了那个特殊时代对人们心灵的冲击，以及主人公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迷茫 。

无独有偶，《长长的鱼线》表面上讲述的是解放军小战士与钓鱼的小孩之间短暂的友情 。小战士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远离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内心充满了苦闷 。他与小孩之间的互动，虽然简单却充满了温情 。小孩的纯真和快乐，与小战士的苦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对比，不仅仅是人物情感的对比，更是两种生活状态的对比 。小战士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弃了正常的生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种奉献精神同样体现了精英意识 。他的苦闷，是对责任的担当，是对使命的坚守 。

随着创作的深入，王朔的作品逐渐从对 “伤痕” 的执着描写转向了对青年最关心的 “情爱” 的叙述 。《空中小姐》《浮出海面》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作品，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这些作品中的情爱叙述，看似与前期创作是断裂的，但其实质仍是 “伤痕” 的延续，是写作 “伤痕” 的精英们对新时期巨变的环境做出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应对 。

以《空中小姐》为例，这部小说讲述了退伍海军 “我” 同空姐阿眉之间的爱情故事 。带着淡淡的浪漫主义基调，十三岁的少女阿眉同二十岁正在海军部队的 “我” 相遇了，阿眉从那次邂逅开始就带着梦幻般的崇拜爱上了 “我” 。后来，“我” 退伍以后，阿眉成了一名空中小姐，我们再次相遇并坠入爱河 。然而，退伍海军在社会上开始处处碰壁，难以遂心，阿眉却用少女的纯真和爱包容着 “我” 。但终抵不住阿眉同事朋友的流言蜚语和 “我” 内心的矛盾挣扎，“我” 和阿眉最终分手了 。两年后，“我” 在报纸上看到了民航飞机坠毁的消息，而阿眉正在那架飞机上面 。

而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王朔的描写则更加大胆和直接 。在上篇中，他对张明、亚红、方方等人的生活做了细致描写。然而，在下篇中，剧情却发生了反转 。张明成为了一个正人君子，不仅对胡亦主动投怀送抱无动于衷，而且希望把她引上正道 。虽然结果依然是悲剧，但张明本人却得到了救赎 。

一方面，具有精英意识的作家身份使得王朔向往《红楼梦》《西厢记》那样的古典爱情、“才子佳人” 式的纯情爱恋 。在他的笔下，爱而不得的状态成为了精英意识爱情观的代表特征，因此才会出现《空中小姐》《浮出海面》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下篇中的道德圣人形象 。这些人物在爱情中坚守着道德底线，追求着真爱的纯粹 。

另一方面，王朔又不满足于让笔下的人物只做道德圣人 。他的这种创作方式，给精英文学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也招致了很多的非议 。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仍旧可以看做王朔在主动向精英文化群体靠近的一种表征 。他试图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打破传统精英文化的禁忌，展现人性的真实与复杂 。

随着创作生涯的推进，王朔的作品风格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 “痞子” 形象的崛起 。在《顽主》《你不是一个俗人》《一点正经没有》等作品中，王朔塑造了一系列极具个性的 “痞子” 形象，如《顽主》中的于观、马青、杨重，他们成立的 “三 T 公司”，以 “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 为宗旨，看似荒诞不经，却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问题 。这些 “痞子” 们玩世不恭，对世俗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不屑一顾，他们的言行举止充满了对传统的挑战 。

以《顽主》为例，于观等人在面对生活的种种困境时，没有选择循规蹈矩地去应对，而是以一种玩闹、戏谑的方式来逃避和反抗 。他们为宝康设立 “咸菜缸子” 的颁奖节目，这一行为看似是对文学和权威的亵渎，实则是对当时文学界某些不良现象的辛辣讽刺 。他们不甘于平庸，却又找不到真正的人生方向，只能在无聊和荒诞中寻求刺激 。在《你不是一个俗人》中，“三好协会” 的成立，专事捧人，这种行为反映了社会中人们对虚假赞美和虚荣的追求 。这些 “痞子” 形象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文学中正面人物的固有形象，对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文化构成了强烈的冲击 。他们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揭示了社会现实中的虚伪、无聊和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 。

王朔的小说看似玩世不恭，充满调侃与戏谑，但在其深处，却蕴含着对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这与精英文化的精神内核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对人性复杂多面的细腻展现 。比如在《动物凶猛》中，通过对少年们在特殊时代的青春躁动和迷茫的描写，揭示了人性中的欲望、虚荣与纯真 。他们在荷尔蒙的驱使下，肆意挥洒着青春，在幻想与现实之间徘徊 。这种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并非简单的表面呈现，而是如同精英文化所追求的那样，试图探寻人性的本质和深层奥秘 。

王朔对社会问题的批判也毫不留情 。他以独特的视角，将社会的阴暗面、虚伪性和种种不合理现象暴露在读者面前 。在《顽主》中，通过 “三 T 公司” 的荒诞行为，讽刺了社会中人们对虚名、功利的盲目追求，以及精神世界的空虚 。这种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精英文化中关注社会、引领思想的精神内核相契合 。

在语言和叙事方面，王朔的作品既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展现出独特的创新精神 。他巧妙地运用北京方言和口语，将传统文化中的幽默、诙谐发挥到极致 。他的语言充满了生活气息，简洁明快、生动形象 。比如 “我是流氓我怕谁” 这句经典台词，以一种直白而又极具冲击力的方式，展现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 。这种语言的运用，既贴近大众，又不失文化底蕴，是对传统语言表达的一种创新 。

在叙事上，王朔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叙事模式，采用了更加自由、灵活的叙事方式 。他的作品常常以第一人称叙述，让读者仿佛置身于故事之中，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和代入感 。同时，他善于运用碎片化的叙事手法，将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经历进行巧妙的拼接，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叙事节奏 。这种叙事方式，既继承了传统文学中注重情节和人物塑造的特点，又融入了现代文学的创新元素，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展现出深厚的精英文化素养 。

王朔，这位在中国当代文学与影视领域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以其独特的言辞与创作风格，在大众视野中独树一帜。他曾直言：“我嘲笑一切崇高的价值，把理想主义视为最可笑的东西！” 这话乍听之下，颇有些离经叛道，然而深入探究王朔的创作历程与思想脉络，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对时代、对传统观念的深刻反思。

王朔成长于特定的时代背景，部队大院的生活经历赋予他一种自由不羁、敢于打破常规的气质。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始终贯穿着对传统 “崇高” 观念的挑战。在以往的文学与社会语境中，崇高往往被视为一种值得追求的精神境界，是文学作品用以教化民众、弘扬正能量的重要主题。但王朔却看到了其中被过度拔高甚至虚伪的一面。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时期，崇高被滥用，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人们被要求去遵循那些脱离实际的崇高标准，内心的真实感受却被忽视。王朔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矛盾，他以自己的作品为武器，对这种伪崇高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讽。

王朔写道：“我是经过那十年的，谁再和我谈什么理想，我就啐他一脸！”王朔把理想主义视为可笑之物，并非是他本身没有追求，而是他看到了理想主义在现实中被扭曲的现象。在传统的理想主义叙事中，人们被鼓励为了宏大的目标而奋斗，个人的欲望与情感常常被压抑。而王朔笔下的人物，更关注自身的感受与欲望，他们不再愿意为了那些遥不可及、甚至可能是虚假的理想而牺牲自己的当下。例如在《动物凶猛》里，主人公们在青春岁月里，充满了荷尔蒙的冲动，他们追求的是最原始、最真实的情感与体验，而非被理想主义所束缚。这种对个人真实欲望的强调，与传统理想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王朔对理想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体现。

王朔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文学与社会环境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一些人认为他的作品过于低俗、消极，完全否定了崇高与理想主义的积极意义，是对传统价值观的亵渎。但也有不少人从中看到了一种真实与坦率，他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对崇高与理想主义的盲目崇拜，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些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正价值。王朔的创作，其实是一种对时代的回应，他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唤醒人们对真实生活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