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鲁迅小说的讲解

从“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鲁迅是用白话文写小说的第一个人。除了《故事新编》之外，《呐喊》、《彷徨》两集共收小说二十五篇。他开始创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他说：“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或自我表现才创作的，从清末他决定从事文艺活动开始，就是为了文艺可以改变人们的精神，提高人民的觉悟，来推动民族和社会的改革的。经过了辛亥革命的失败，他痛感到革新与守旧之间力量对比的悬殊，经历了“寂寞”感的痛苦和艰苦的探索，才在十月革命以后“五四”当时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抱着摧毁旧中国这个“铁屋”的新希望，开始了他的创作活动。他把在1918—1922年间写的小说集命名《呐喊》，意思就是用这些作品来给革命力量助威作战，“使他们不惮于前驱”。他后来曾把这些作品叫作“遵命文学”，并且说：“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圆和真的指挥刀。”他的自觉地使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革命服务的意图是十分明确的，他努力使他的作品能够“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他开始创作时已接触过许多外国的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品，使他“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因为他的母家是农村，他曾和农民有过许多亲近的机会，“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所以他“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他的小说主要写了两类人物，一类是农民，一类是知识分子。小说的时代背景是从辛亥革命前夕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大约二十年之间的中国社会。第二本小说集《彷徨》写于1924—1925年收小说十一篇，这是新文化内部发生分化，它的右翼投向敌人以后所写的，因此和《呐喊》的热情反抗有所不同，而更多的是冷静的剖析和刻画，特别是着重考察和描写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弱点。但《彷徨》的技巧更为圆熟，刻画更为深切，在艺术上都是典范。它虽不像《呐喊》中的作品在发表的当时就极大地震动了青年人的心，但对后来文艺创作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

鲁迅小说体现了由“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的特点和实绩，它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和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完全一致的。他自觉地使文艺为人民服务，因此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因为他确实是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英勇斗争的。因此“鲁迅的方向”是从“五四”开始的。

“五四”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正如毛主席所分析，一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一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当时的文学革命，也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一是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有了文学革命的倡导，就必须相应地有创作实践。鲁迅就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为革命服务的。他的小说充分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到大革命之前这一时期的历史。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是：辛亥革命失败了；“五四”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一九二一年已经成立了工人阶级政党，但工人阶级还没有跟农民结合起来，农民仍然过着痛苦的生活，农村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鲁迅的小说，就集中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反映了遭受经济剥削和精神压迫的农民的生活和要求，也反映了这时期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这些小说分别收在小说集《呐喊》、《彷徨》里边。鲁迅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扩大了新文学的阵地，同时由于这些小说内容的深刻，表现的新颖，把文学和人民命运联系起来，为新文学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说，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鲁迅对农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一方面非常同情农民的遭遇，一方面又怨恨他们没有革命的觉悟。他除了描写农民的不幸之外，还批判了农民身上的某些缺点。鲁迅写知识分子也和当时一般作家有所不同。他是从革命的角度来考察知识分子的命运，考察他们的优点和弱点的。鲁迅在当时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他跟革命先驱者采取同一的步调，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边，从被压迫人民角度来观察分析问题，进行创作。所以他的小说比当时一般作家的显得深刻，符合无产阶级在这一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和要求。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通过对狂人的描写，暴露了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罪恶，将封建社会的历史概括为“人吃人”的历史，表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这篇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新青年》上有不少批判“吃人的礼教”的文章，就是从这篇小说引出来的。封建社会里也可能产生反封建的思想，但很少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的，只有从“五四”开始才有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思想。《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作品也批判了封建社会，但不彻底，有改良主义色彩。鲁迅的作品则以前所未有的、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开始了文学上的一个新的时代。

《呐喊》中的作品较多地描写了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其中最有名的是《阿Q正传》。这篇小说描写了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农民的典型形象。辛亥革命表面上看是成功了，推翻了清朝的帝制，有一定的功绩，但是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对当时的社会关系没有引起多大的变动。这种情形不仅在《阿Q正传》里有反映，而且在《风波》、《头发的故事》里也有反映。辛亥革命的结果仅是少了一条辫子，别的什么变化也没有，鲁迅在很多地方表现了这一思想。甚至像在《风波》这篇小说里所写的，就连七斤头上少了一条辫子，在张勋复辟的风声中还引起了一场“风波”，可见辛亥革命是如何的不彻底和当时的农民是处于怎样的境遇了。

在《故乡》里，鲁迅更详细地描写了农村社会破产的情形。这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充满了抒情的笔调。少年的闰土，“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似一位小英雄，但眼前的闰土却这样的麻木，对照之下，就写出了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压迫下的巨大变化。闰土的形象有很大概括性。他代表了当时一般农民的形象。他善良、朴实、勤劳，但过多的痛苦和折磨，使他精神变得麻木起来。他叫的一声“老爷！”使作品中的“我”对他幼年的美丽回忆完全破灭了。小说里另外还描写了一个带有小市民习气的杨二嫂，来衬托闰土这个人物的善良性格。小说虽然写的是农民的痛苦生活，但结尾是很乐观的，作者相信下一代的宏儿和水生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痛苦生活，而应该有新的生活。这种新的生活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它既不像当时农民那样麻木，又不像统治阶级那样恣睢，也不像知识分子那样辗转，而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生活，是农民应该有的那种生活。这样的希望表现了“五四”时期鲁迅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改变农民命运的信心。

《彷徨》中的《祝福》写的是一个农村妇女的悲惨遭遇。主人翁祥林嫂，是一个善良、勤劳的农村妇女。她对于生活的要求非常低，只希望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换得一种起码的生活权利。她在鲁四老爷家里，原来由三人做的活儿都由她一个人担当起来，即便这样，她也“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即使这样极为卑微的生活愿望也不能保住，她的遭遇比这要不幸得多，充满了辛酸和血泪。她的丈夫死了，唯一的儿子被狼吃掉了，别人不但不同情，反而嘲笑她，最后还要到土地庙里捐一条门槛赎罪。她的不幸还不仅仅是现实遭遇的悲惨，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痛苦把她压碎了。在四婶最后一次说“你放着罢，祥林嫂”这样的打击下，她的精神便完全被摧毁了。整天就像失掉魂魄似的，见了人就害怕，“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不然就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最后被一步一步逼成一个乞丐，终于在鲁四老爷家“祝福”的毕毕剥剥的鞭炮声中寂寞地死去了。祥林嫂一生悲惨的遭遇，鲜明地表现了毛主席所说的封建社会加在农民身上的“四条绳索”，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对农民的摧残。这四条绳索在祥林嫂身上都有所表现。祥林嫂这个人物并不是没有斗争的，她不断地挣扎，但都不能摆脱悲剧的命运。作品的深刻意义，不仅在于表现了与祥林嫂对立的人，如她的婆婆和鲁四老爷对她的压迫，而且在于写出了周围与她同样地位的人，如柳妈，以及镇上的人，也同样促进了她的不幸，把她的不幸当成娱乐的材料，这些人无意中起了帮凶的作用，促成了祥林嫂的悲剧。

鲁迅笔下的农民，也有斗争性比较强的，如《离婚》里的爱姑。她的性格跟祥林嫂不同，很坚强、泼辣，丈夫不要她，要跟她离婚，为此事她闹了三年，可以说斗争性是相当强的。她看不起像慰老爷这样的小地主，大骂“老畜生”、“小畜生”。然而农村的封建统治势力未变，最后还得让七大人来调解。爱姑的悲剧，就在于她对七大人抱有幻想，所以到七大人把场面一摆开，并没有说什么，只叫了一声“来～～～兮!”，爱姑的精神就全垮了。小说里只写了一个场面和爱姑的心理感受，就写出了农村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精神上的压力，写出了爱姑由原来的优势一下子转为劣势的原因；小说也描绘了土豪劣绅的丑态，批判了小生产者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小说用形象告诉人们：黑暗势力还很强大，要进行更为持久坚韧的斗争。这是鲁迅在许多小说中反复强调的思想。

鲁迅善于从农村的阶级关系中，观察和分析农民的现实生活。在他的作品里，不仅从经济方面来说明农民生活的悲惨，而且从精神世界来说明农民的痛苦，并以更多的笔墨描写了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农民的没有觉悟的精神状态。这就深刻地说明，农民不能不革命，因为农民的生活地位决定了不革命是没有出路的，但同时农民在主观上还缺乏民主革命的起码觉悟，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所以鲁迅对农民的态度是既“哀其不幸”，同时又“怒其不争”，希望他们能够起来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其中心内容是解放农民的问题。在鲁迅以前，还没有一个作家像鲁迅这样关心农民的命运，把农民问题提到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可以说，他的小说提出了与历史要求相一致的重要内容。

《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一九二一年写的。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一个十分闭塞的农村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受严重精神戕害的雇农阿Q的形象。阿Q的生活地位非常悲惨。鲁迅曾说过，古代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极严，“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层层压迫，那最下等的是“台”，台下边是不是就没有被压迫者了呢?鲁迅说，“无须担心的，有比他们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但阿Q连老婆孩子都没有；他无职业，无土地，住在土谷祠里，甚至连姓也失掉了，他的名字中只有一个“阿”字是正确的。他经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失掉了独立生活的依靠，甚至连姓赵都不能说，有一次说了，还被赵太爷打了他一个嘴巴。他是失掉了土地的农民，很能劳动，“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的生活虽然很悲惨，可是在精神上却感到自己了不起，常处优胜，这正是他的可悲的地方。小说以《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两章集中地描写了阿Q这一精神特点，即所谓精神胜利法。

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是，他一方面夸耀过去，一方面又幻想将来。比方他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可是他连自己过去姓什么都不清楚；他又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其实他连老婆也没有。他忌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但当无法对付未庄闲人们的玩笑时，却得意地说“你还不配……”。被人打了，他就用自我麻醉的方法，说什么“我总算被儿子打了，……”，闲人们连这点便宜也不让他占，他只好承认别人打自己是“打虫豸”。等到什么办法都用不上的时候，他又能自轻自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打的时候，他感到打的是一个人，被打的又是一个人，胜利的依然是他自己。而且他还以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而骄傲，“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阿Q之不觉悟竟到了这样地步，他对什么样的屈辱都可以忘掉，只要精神上居于优胜就成。阿Q有时也欺侮弱者，当假洋鬼子打了他以后，他就去欺侮小尼姑，实际上这仍然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这种性格的存在，妨碍了他的觉悟，使他不能正视自己被压迫的处境。他的所谓“优胜记略”实际上是充满了屈辱血泪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鲁迅对农民阿Q身上的弱点并不是欣赏而是非常痛心的。首先从阿Q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小说起名《阿Q正传》呢？鲁迅自己说得很清楚，是从旧小说里“闲话休题言归正传”来的。鲁迅曾感慨“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小说在传统的典籍“经史子集”里从来没有地位，它只能算是“闲书”。但即使在地位低下的小说里，也从来没有过以农民作主人公的。鲁迅曾考察过中国小说里的人物，他说：“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在小说里，把农民当作主人公来描写，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人。一个作品的好坏，当然不能只看他写了什么题材，写了什么人，而要看他是怎么写的。但是作家而要看他是怎么写的。但是作家选择什么题材并不是跟写得好坏没有联系的。

中国的小说历来没有以农民做主人公的，《水浒传》就主题性质说是描写了农民起义，可是小说里的人物还是一些脱离了土地的人民，不是在生产中的普通农民。把普通的农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表现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从鲁迅开始的。这是很有时代意义的事情，仅就这一点，也可看出鲁迅的伟大。写的是农民，又题名为《阿Q正传》，就说明鲁迅用心之深了。主人公又为什么叫阿Q呢？据周遐寿回忆，鲁迅喜欢这个名字，觉得大写的Q字上边的小辫很好玩，很像一个不幸农民的脑袋，一个大头，后面吊着一根小辫子，而且认为初版《呐喊》只有三个Q字是合格的。有人写文章说，鲁迅之所以起名阿Q，是用英文的question(问题)的第一个字母，所以用了Q字，说明鲁迅在思考问题。我是比较相信周遐寿的说法的。因为阿Q这样的人没有地位，只有一个名字Q是近似的，鲁迅对农民的命运充满着同情，对阿Q所处的那种屈辱的地位深感痛心，所以他用了Q字做主人公的名字。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鲁迅对农民的态度了。

鲁迅特别同情农民，所以对他们身上的缺点，也特别感到痛心。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要不得的，但阿Q又是农民，这就有了一个问题，阿Q精神是否代表农民的本质？就阿Q的生活地位看来他确实是农民。一九三四年有人根据《阿Q正传》改编成剧本，征求鲁迅意见，鲁迅便在答复中说明了阿Q的性格和样子。他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这说明什么呢？一方面，阿Q是劳动农民，质朴，没有觉悟，因此也很愚蠢，他有农民小生产者守旧的缺点，同时也受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如说父亲比儿子高一等，女人就一定是祸水，革命就是造反，等等。另一方面，他和一般农民不同，他有“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到处流浪，做过小偷，有些瞧不起乡下人，如说乡下人没有见过革命党等等。所以阿Q性格中的大部分是当时一般农民都有的，其中某一些则是一般农民没有的。阿Q精神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矛盾的表现，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无法抵抗，就采取了一种自欺欺人的办法，精神胜利法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病态的表现。因此，不光农民有这种思想，统治阶级这种思想更多。

但是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被压迫阶级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的。不同的阶级，既然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同一民族自然经济环境里，而彼此接触到的社会条件、物质条件，某些又是相同的，于是这种阿Q精神就有了传染的机会。农民是劳动人民，但是农民是小生产者，受私有制社会里经济地位的影响，因此它本身也有孕育阿Q精神胜利法的可能。像阿Q这种人，一方面既有农民的质朴愚蠢，一方面又沾染了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因此在他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就表现得十分突出。

鲁迅说他在《阿Q正传》里是试着要写出“国民的魂灵”。《阿Q正传》出来后，又曾有小官僚和小政客惶恐，以为在讽刺他。这样，阿Q精神就是民族的缺点，各阶级都有的；鲁迅的创作意图也是要批判国民性的弱点，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他还说：“十二年前，鲁迅作过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但文艺作品是要写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的，精神胜利法虽然在当时的各阶级身上的确都有所表现，但我们分析作品人物时则不能把他的性格抽象化，不能脱离他的时代特点和阶级特点。统治阶级所有的阿Q精神与阿Q身上的阿Q精神其表现形式和社会作用，都是不同的。就社会作用说，统治阶级是用来自欺欺人的，而且主要是欺人；阿Q则只能是自欺。统治阶级是为了麻醉人民，欺骗人民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则只是一种痛苦和屈辱的避难所，只能用来自我麻醉。由于社会意义不同，表现形式也就有了不同。阿Q忌讳“癞疮疤”，讳说“灯”、“亮”等；统治阶级也有忌讳，但与此并不相同。如常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个故事说的是宋朝有个州官名叫田登，讳言“登”音，因此正月十五元宵节民间放灯时，为了避“讳”，他的告示上写“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表面上看，这和阿Q的忌讳很相似。但州官这样做是为了显示自己做官的威风，而阿Q则只是为了避免别人对癞疮疤的嘲笑，意义大不相同。就表现在阿Q这一典型人物身上的精神胜利法而言，它只能是辛亥革命前后属于农民身上的缺点。我们不能使它脱离人物的阶级性和时代性。统治者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当然是很多的，鲁迅并不以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是由于它表现在农民身上，才使作者感到同情和痛心。我们分析阿Q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的时候，只能说这种精神胜利法是属于阿Q的。这并不排斥鲁迅所说的写出“国民的魂灵”的意图。

鲁迅创作是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他心目中的阿Q形象非常具体，他曾说过，阿Q这个人只能戴一顶毡帽，“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鲁迅写的是这样一个具体的阿Q，并不是抽象地表述阿Q精神。在鲁迅看来，批判精神胜利法，跟写一个个性化的人物是并不矛盾的。精神胜利法虽然带有很大的普遍性，但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中，体现在具体人物的身上。小说里的典型性格愈写得鲜明具体，愈有个性特征，它就愈带普遍性。鲁迅虽然想写出国民的魂灵，可是他不能抽象地写国民，也不能写各个阶级的国民。鲁迅特别关心农民，他写得越像农民，越带个性特征，他对精神胜利法的批判也就越深刻，越有普遍意义。至于作品发表后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很多人感到自己身上也有阿Q精神，那是因为阿Q形象给人的印象很深，这正说明作品所发生的社会作用。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引用阿Q来形容某种人，这种用法和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有联系，但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在日常生活中的用法不是指形象的全部意义，而且也可以有不同的用法。如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这里的诸葛亮是指智慧的意思，是好的；而有人的绰号叫“二诸葛”，则是指他迷信占卜的意思。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里，用奥勃洛摩夫来比喻那些老是躺在床上订计划的干部，并且说当时还存在着许多奥勃洛摩夫，“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这里列宁只是采取奥勃洛摩夫性格中的“懒惰”一点，来作譬喻，并不是对作品作全面的人物分析，就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说，奥勃洛摩夫当然只能是地主。“阿Q”在日常生活中的被引用，也只能是一种联想意义，它说明作品的社会影响很大，但不能用来代替对作品的分析。因此我们不能对阿Q精神作超阶级超时代的理解，只能就具体的雇农阿Q来分析。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符合于他的阶级地位，他的生活经历和他的个性特点，因此阿Q才给我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才有可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也启发我们正视自己的缺点。

阿Q的精神胜利法中并没有什么积极因素，它是地主阶级思想影响农民的结果。这是阿Q精神产生的主要阶级根源。同时因为农民是小生产者，在私有制度下，眼光狭小，在遭到痛苦和失败时也容易产生落后思想和失败情绪。我们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分析宗教影响的意见中可以得到启发。如斯大林曾说：“千百年来，劳动者数十次数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们每次都遭到失败，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用宗教来欺骗人，麻醉人。但被统治阶级在反抗遭到失败以后，也很容易把自己的委屈和耻辱寄托于宗教。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阿Q精神虽然主要是从统治阶级那里来的，然而在农民经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屡次反抗失败以后，也会产生这种阿Q精神。所以从阶级根源来说，农民也是可能产生这种阿Q精神的。有人不承认这一点，总觉得精神胜利法不好，可耻，说农民身上也会产生这么多不好的东西，似乎很不公道。这确实是不公道的，然而阿Q的经历遭遇不就是十分不公道的吗？在辛亥革命时代，就一般农民来说，阿Q精神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只是阿Q有典型性，在他身上更为集中突出罢了。鲁迅为什么要写农民的缺点呢？他主要是在考察农民和革命的关系问题。他考察妨碍农民觉悟、妨碍他们起来革命的原因。他把农民是否有觉悟，革命是否联系农民，作为考察革命能否成功的标志。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资产阶级不要农民参加革命。这正表现了鲁迅对农民问题理解的深刻性。

阿Q这个人物的性格是有发展的。阿Q在三十多岁时搞了一次恋爱的悲剧，于是就发生了生计问题；由于生活的逼迫，他活不下去了，就跑到城里去做小偷，经历了“从中兴到末路”；正值阿Q处于末路时，恰恰来了辛亥革命。随着人物性格的发展，故事情节的发展，鲁迅把这样一个农民摆在革命高潮的典型环境里，来考察农民和革命的关系，描写了阿Q当革命到来以后在性格上发生的变化。从第七章之后，就写阿Q参加革命的过程。阿Q由欢迎革命，到别人不准革命，最后竟不得不“大团圆”了。这就说明，阿Q不只有阿Q精神，而且还有革命性。特别是当辛亥革命进入高潮时，阿Q的革命性就充分地表现出来了。鲁迅对阿Q革命性的描写紧紧扣住阿Q性格的特点。他先是憎恶革命，认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跟他为难，所以一向“深恶而痛绝之”。但当他看到连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也害怕革命时，他对革命也有些“神往”起来了。他的参加革命是从他被压迫的阶级地位出发的。

阿Q身上虽然有很多正统观念，很多精神胜利法，但他还是有革命性的。当辛亥革命到来时，鲁迅真实地、正确地勾画出了各种不同阶级，不同的人对待革命的态度，以及他们的感情变化。地主赵太爷对革命惧怕，而阿Q对革命则是高兴的。这是根据史实和生活逻辑写出来的，是符合阿Q性格的逻辑发展，符合他的阶级特点的。阿Q是从被剥削、被压迫者的直感要求参加革命，而且为了革命“牺牲”了性命，所以不能忽视他的这种革命性。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夸大这种革命性，因为他参加革命时，也还是带有很多的精神胜利法的。有些人因为阿Q是农民，就夸大他的革命性，甚至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革命性的扭曲表现，连“龙虎斗”偷东西也说成革命性，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鲁迅既没有忽视阿Q的革命性，也没有夸大阿Q的革命性；阿Q式的革命性既符合他的阶级地位，也符合他的带有阿Q精神的性格特点。阿Q对革命的设想，确实十分幼稚和糊涂，他认为革命是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革命以后可以把赵太爷箱子里的元宝、洋钱、洋纱衫，和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搬到土谷祠里，想到该死的是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和小D。这些设想确实是阿Q式的，认识很幼稚，很糊涂，但它也表现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和报复情绪。阿Q确实认识到革命是暴力，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而且只有革命才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变好。鲁迅确实看到阿Q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的地位，不管他有多少缺点，多么不觉悟，终究是会要求参加革命的。鲁迅正确地看到农民是革命的阶级，阿Q是向往革命的，不管阿Q怎么落后，还没有落后到成为一个驯服的奴才，不想改变自己悲惨的生活地位。所以阿Q的悲剧根本上是他要革命而资产阶级不准他革命的悲剧。鲁迅之所以写了阿Q的那么多缺点，正是因为要发扬他的革命性，而精神胜利法是妨碍他的觉悟的，所以一定要加以批判。

鲁迅采取讽刺的手法，即喜剧的手法批判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特别是在前三章。所谓喜剧，按照鲁迅的说法，就是把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讽刺是比较简单的喜剧手法。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的使我们感到可笑，但阿Q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因此鲁迅的许多批判引起我们的不是笑，而是同情。对阿Q的缺点要笑时，一想到阿Q的阶级地位、悲惨的生活，就使我们笑不起来了。当阿Q最后被缚去法场游街的时候，鲁迅就不能再用喜剧手法来写了，其中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的：“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子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这种非常严肃含意深刻的描写，充分显示出鲁迅对阿Q悲惨命运的同情，在这里讽刺的笔调就不见了。

《阿Q正传》的伟大意义之一，在于它用形象力量说明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资产阶级没有力量来领导中国革命，它不要农民起来革命，所以失败了。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毛主席把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没有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不但没有这个变动，而且给阿Q带来“大团圆”的结局。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能反映农民要求，不要农民，相反地却和地主勾结起来，扼杀了农民的革命要求；他们赶跑了皇帝，却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利益。《阿Q正传》对这种情形作了极为深刻的描写。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假洋鬼子也与赵秀才勾结，戴起了“柿油党”的银桃子，而真正要革命的阿Q却得了个“大团圆”的结局。小说的结尾具体地描写了阿Q的死，而周围的人并不了解这一悲剧。阿Q的悲剧实际上也就是辛亥革命的悲剧。枪毙阿Q的枪声一响，也就宣布了辛亥革命的死刑。辛亥革命的命运和阿Q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辛亥革命的深刻批判。鲁迅写这小说是一九二一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当时中国工人运动还没有和农民结合，一般作家对农民还缺乏了解，鲁迅以他亲身的经历，长期以来的观察思索，丰富的艺术修养，重新表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这就是：由五四开始的新的革命要得到成功，就必须把农民当作革命的主要力量；就必须解决他们的问题。

《阿Q正传》是中篇小说，比较长，不仅阿Q的性格有发展，而且广阔地写出了社会矛盾，写出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小说为了写阿Q，就要写他与其他人物的关系。如写了未庄的赵太爷、假洋鬼子，写了小D、吴妈，等等。通过这些人物关系的描写，写出了当时农村的阶级矛盾与阶级关系，从而表现了农民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必须起来革命的主题思想。

在《阿Q正传》里，鲁迅着重写了农民落后的一面，这是为了启发农民的革命觉悟，客观上是有重大意义的。虽然鲁迅当时还不能明确指出农民究竟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解放自己，但他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站在农民一边来观察问题，认为农民有权利过一种合理的生活，并且要为此起来革命。鲁迅后来说过，“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这就是说，中国如果发生革命，农民一定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革命一定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这里表现了鲁迅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和对中国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阿Q是鲁迅作品中最有典型意义的形象。自从在鲁迅笔下出现以后，就为大家所熟悉；现在已有二十八种外文的译本，在外国也有很多人写文章来评论和赞扬这一作品。这说明阿Q这个形象，有着极深刻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

鲁迅小说中的另外一类重要的人物是知识分子形象。《呐喊》中知识分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觉醒的先驱者，如《狂人日记》里的狂人，《药》里的夏瑜；一类是受封建社会摧残毒害的知识分子，如《孔乙己》里的孔乙己、《白光》里的陈士成，这时候鲁迅还是把他们当做社会的受害者来描写的。到了五四运动高潮以后，即在《彷徨》里，鲁迅就把知识分子当作一种革命力量，从革命的角度来考察他们的优点和弱点。

大体上讲，《彷徨》里描写的知识分子也有两类，第一类如《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主人公魏连殳。他们都是在辛亥革命前就接受了进步思想，有了一些觉悟，可是到辛亥革命后，他们就消沉下去了。鲁迅写了他们沉沦的过程和当时彷徨孤寂的心情。以吕纬甫来说，他本来是个很敏捷精悍的人，青年时候为了破除迷信，曾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辛亥革命以后，他经过多年地辗转流离，生活的打击，意志便慢慢地消沉下来。青年时代的理想消逝了，现在生活里一点目标也没有，只是“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过日子。他原来提倡科学，反对封建文化，后来竟教起“子曰诗云”之类的封建的东西。生活逼得他走投无路，只能做些无聊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也不满，但又无力自拔，鲁迅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种生活，像苍蝇飞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经历了这种苍蝇似的悲剧。小说里写了两个细节，一个是吕纬甫给三岁上死掉的小兄弟迁葬；一个是他给一个叫阿顺的女孩子送去两朵剪绒花。这两个细节选择得非常精当，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然而他都做了，深刻地表现了他只做了些无聊的事，等于什么也没有做的那种空虚的精神世界。鲁迅写他们在酒楼上喝酒的情景非常凄凉。作者对吕纬甫的态度有同情的一面，也有批判的一面。小说的结尾写他们一同走出店门，然后朝相反的方向各自走去了。这是一种批判。为什么鲁迅对他表同情呢？这是因为吕纬甫的消沉，虽然主观上要负很大责任，但是也有客观的社会原因。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统治阶级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很沉重，不是他们个人奋斗所能解决的。鲁迅自己就曾经历过抄古碑的生活。

这种情绪在《孤独者》中表现得更为鲜明。鲁迅对魏连殳的批判是更明显的，小说的题目叫《孤独者》就有批判的意义。魏连殳比起吕纬甫来又进了一步，他不仅消沉，而且非常忧郁、冷漠，他有理想，看不惯庸俗的一般的人，不愿同流合污，然而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怎么办呢？他于是亲手造了一个独头茧，把自己包在里边，想与现实隔离开来，但是事实上是隔离不开的。人怎么能离开社会呢？于是各种打击都来了，流言蜚语威胁着他，最后失业了；到生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便抛弃自己的理想，做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自此以后，别人不再造谣言了，生活也阔起来了，周围的人都来奉承他。看来他好像胜利了，而实际上他是失败了。他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有很大的伤痕，在周围一片胜利声中，独自咀嚼着失败的悲哀，最后终于孤独地死去了。

这两篇小说里的知识分子都是不满现实的，有改革社会现实的愿望，有美好的理想，但是这种愿望和理想跟现实有严重的冲突，这里尖锐地写出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革新要求与守旧力量的尖锐矛盾。小说里令人窒息的空气，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气氛的反映。这样的性格在辛亥革命以后的知识分子中很有典型意义。鲁迅原来对辛亥革命很热情，很积极，但革命之后，他便觉得先前是做人家的奴隶，革命成功之后新贵上台，他又做了他们的奴隶，他很失望。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才重新起来战斗。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因失败而消沉下去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彷徨》中另一类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伤逝》写的是“五四”以后的青年知识分子。子君和涓生的时代，大体上比吕纬甫、魏连殳要晚十年的样子。他们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他们的思想带有时代的特色。鲁迅写他们不是用知识分子观点考察知识分子，而是用革命的观点，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力量来考察他们的命运的。《伤逝》写的是五四时代，当时最流行的思想是个性解放，婚姻自由。这一点在五四时有进步意义。但仅仅以此为奋斗目标则有很大的局限性。五四时期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很多。大多写青年人对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要求。但鲁迅却说明了这些要求不能脱离对社会现实的斗争。不这样就不能成功，就会是悲剧。

子君开始时非常勇敢，力争婚姻自由，不顾人们的一切非难，脱离了自己的家庭，大胆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当时确实是不容易的。就以脱离家庭来说，不仅有经济上的问题，而且还有感情上的联系，看来子君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是非常坚决的。但个性解放是不能离开社会的解放而孤立追求的，子君的悲剧就在于她原来的理想太狭小了；她所以有那么大的勇气，主要动力就是爱情。这个理想本身就决定了她的悲剧。就她的理想的最终目的来看，这个理想是达到了的，和自己心爱的人组织起了一个小家庭，斗争已经告一段落，已经胜利了。但是恰好在胜利的时候，正是她的悲剧的开始。这正是鲁迅思想深刻的地方。子君原来很苍白，同居以后，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并且全心用于家庭的生活。她的目的很渺小，这是“五四”以后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悲剧。她开始还能向家庭斗争，但到涓生失业，她就经不住打击了。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是五四时代知识青年的普遍呼声。

“五四”后根据《孔雀东南飞》改编的剧本就有好几种。易卜生的《傀儡家庭》“五四”时很流行。鲁迅有一篇杂文《娜拉走后怎样》，说娜拉走后有两种可能：一是回去；一是堕落或死掉。社会经济制度不改变，所谓个性解放是不可能不落空的。在鲁迅看来，要追求个性的解放，就必须跟变革经济制度联系起来；如果经济制度不改变，即使争取到个人幸福也是没有保障的。他把人物的命运同历史规定的时代任务结合起来。“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也就是这个意思。在五四时代的一般知识分子中，子君这样的人物有很大代表性。她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很勇敢，经历过斗争，但斗争之后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的产生。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这类问题。如胡适在“五四”时写过一个剧本《终身大事》，里面那个小姐最后跟爱人坐汽车走了，没有发生生活问题，但也没有个性解放，不过由一个笼子钻进了另一个笼子，谈不到甚么自由。而子君呢，她以为是奋斗的成果，实际上恰恰是悲剧的开始。

涓生这个人物跟子君有些不同，他在开始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中没有子君那么勇敢，对社会压力有些畏难情绪；但是当家庭建立以后，他也不像子君那样一下子解除了武装。他比子君现实一些，有更进一步的觉悟，对社会的残酷性有些了解；当不幸来临的时候，多少有点精神准备，就是说还保持着一定的清醒，考虑过比家庭更多一些的问题。他失业以后，比子君经得起打击，坚强一些。在家庭发生裂痕之后，他曾每天跑图书馆，独自坐着想，他想到“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肯定了奋斗者的道路。他认为自己翅膀还未麻痹，没有失去飞的能力，但是究竟怎样飞，自己也很茫然。他看到了“人生要义”，比子君只看到小家庭要广一些。但他究竟比子君清醒多少，看来也很有限，而且并无行动。他认为“人必须要真实”，不能虚伪，认为没有勇气说真话的人，就不能开辟一条新生的道路。但他对生活的真实的第一步，就是他要对子君说，“我已经不爱你了”。涓生不愿意回忆过去两人的感情，而这正是子君借以维持生命的最重要的一点。他也知道说出不爱子君的话以后会发生很大变故，但是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勇气说出真实的话。然而在那个社会里，说真话和说假话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这也正说明了当时社会的虚伪性和残酷性。

涓生对现实生活还有点勇气，想找一条道路奋斗一番，但是这条道路很渺茫，他既不能与子君携手同行，又不愿同子君一块死，于是就只好独自走去。实际上他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社会的黑暗与压力，他把不幸归因于和子君的结合上，急于摆脱而走自己的路，这正是他的悲剧。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他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要向新的生活跨出第一步，便写下他的“手记”，即他的“悔恨和悲哀”。他控诉了社会的不合理，决心要找一条新的道路。小说通过二人的悲剧，把爱情跟生活尖锐地对立起来。这个道理好像很简单，但是就涓生和子君来说，能够认识到生活是第一位的，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如果退一步，放弃了理想和追求，马马虎虎地过下去将是什么样子呢？《幸福的家庭》里的青年作家夫妇就做了一个回答。鲁迅在《幸福的家庭》里，写一个作家想在作品里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什么地方都不合适，在北京，死气沉沉，江苏、浙江天天要防打仗，四川、广东正在打，山东、河南要绑票，上海、天津房租贵，云南、贵州交通不便，在当时的中国，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最后只能把这个地点假定为A。他和爱人也是五年前自由结合的，他的爱人原来是“笑眯眯”的，现在却变成“阴凄凄”的了。《幸福的家庭》里人物的精神境界比子君、涓生低得多。这个“作家”是个空想的中庸主义者，而涓生、子君是革命青年。青年作家想放门帘来和外边隔开，这样既不是“闭关自守”，也不是“门户开放”，就是他性格中的中庸之道的表现。他所想的只是个人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觉悟或对现实要求变革的思想，也没有演成悲剧。因此鲁迅用了讽刺的笔调，对他毫无同情，而《伤逝》则用了抒情的笔调。

《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悲剧也有时代的原因，但与魏连殳不同；他们处于“五四”以后，是有更大可能来找到新的道路的。这些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都是个人奋斗的悲剧，个人奋斗一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开始觉悟的起点，但如果不与社会斗争结合起来，不在实践中改变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必然要以悲剧结束。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有理想的，敏感、正直、值得同情；然而又是孤独和软弱的，充满了空想，脱离实际。他们的觉醒和反抗仅仅是新的道路的开始，前面还有更长的路需要坚韧地走下去。这篇小说虽然写的是悲剧的故事，但并不给人低沉的感觉，主要是由于它肯定了涓生还有追求新理想新道路的勇气。虽然新的是什么还不明确，但他决定要追求下去，首先对过去作一总结，非常严肃、沉痛，这使人相信他可以找到一条新的道路。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为青年人指出一条新路，它主要在控诉社会的黑暗，肯定找寻改革的道路的勇气和希望。结尾涓生说，他得“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这里“遗忘”和“说谎”是反语，如同杂文篇名“为了忘却的记念”和“我要骗人”的用法，是对旧社会的控诉。涓生找路的力量就在于这种对现实社会的痛恨，而控诉则是他的第一步。这篇小说是用抒情的笔调写的。作品里赞扬了子君的勇敢，赞扬了涓生的正直，同时又深刻地批判了他们的软弱和目光短浅，指出了他们认识上的局限。这里表现了鲁迅对生活理解的深刻程度。

这篇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用的是手记的体裁，这种写法比较适宜于抒写内心的感受。可以一边叙述，一边评论，一边控诉，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小说中具体细节的描写很少，对话也不多，没有铺叙细节和过程，而只把心理描写、情节发展、人物行动和具体感受结合起来，通过涓生第一人称的回忆抒写出来，因此抒情性很浓，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像研究和表现农民一样，鲁迅是从寻求中国革命的力量的角度来研究和表现知识分子的。在充满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中国现实社会里，知识分子由于有文化知识，比较敏感，因此往往是首先觉悟的人物，但在其未下决心为民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鲁迅在《伤逝》、《在酒楼上》等小说里，就如实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描写了他们的优点和致命的弱点。

总的说来，鲁迅的小说真实地表现了辛亥革命前后到大革命以前这一历史阶段的时代特点，思想性很强，远远超过当时一般作家的成就。小说的形式和艺术构思也新颖多样，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曾说写人物要善于画眼睛；又说他的小说只要能够将意思传达给别人就够了，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这些话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要着重写出人物的精神面貌；第二，他非常注意农民的艺术趣味。旧戏和年画都是农民十分喜爱的艺术，鲁迅研究了这些艺术的风格特点，并运用于自己的艺术创造上，这就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深厚的民族特色。当然，民族风格和欣赏习惯也会有发展和改变，不能机械理解。他的作品里同样有写景很好的，如《社戏》；有用对话开头的，如《明天》；也有注重场面描写的，如《示众》；这些都受了外国的一些影响，但总的说来他还是非常注重中国人民的美学爱好，特别是农民的艺术趣味；所以他的作品既吸取了外国文学的某些特长，又显示出深厚的民族风格。

他的成功是有原因的。他经历了辛亥革命，研究了现实生活，读了许多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学的书籍，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作过深刻的观察，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同时又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彻底推翻旧社会的强烈要求，这就保证了他的小说能够达到这样高度的成就。鲁迅写《狂人日记》时已经三十八岁了，在思想上，生活上，艺术上，对写作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他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读鲁迅小说时会有一种“重压之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这里反映了作家在思想上探索道路的痕迹。第二，更重要的，这是那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的时代气氛的反映。

鲁迅的小说反映了这样一个时代，当时人民生活在苦难当中，农民尚未普遍觉醒，知识分子的追求又往往陷于悲剧的结局，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一次成功的革命，而封建势力仍然统治着整个社会，这是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之间的时代特点，它们都在鲁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虽然他没有写中国工人阶级，但就他所写的看来，就他对各种革命力量的考察说来，那结论是：资产阶级无力领导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必须克服弱点，改变个人奋斗的方向，追求新的生活道路。农民身上则蕴藏着很大的革命力量。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以上这些革命力量是必须有一个更其坚强的领导力量的；鲁迅当时正在探索和追求这种力量。他的作品不仅有巨大的现实主义深度，而且富有理想主义的光彩，因此能在民主革命时代发挥巨大的战斗作用。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