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达恩顿 | 诗歌与警察：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

罗伯特•达恩顿，著名新文化史专家、书籍史权威，哈佛大学图书馆荣誉馆长、哈佛大学Carl H. Pforzheimer荣誉教授。1939年生于纽约，196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64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968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99年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07年任哈佛大学教授，兼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代表著作有《屠猫狂欢》（获美国历史学会Leo Gershoy奖）、《启蒙运动的⽣意》《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获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等。

当代社会，大多数人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交流信息上，其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发短信、发推文、上传下载文件、加密解码或者打电话。交流已成为现代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它决定着政治、经济以及日常娱乐。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它似乎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认为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和时代都是崭新的，是前所未有的，并将之称为“信息社会”，仿佛在暗指此前的社会不怎么关注信息。那么请想象一下，在前信息社会，当男人在田间劳作了一天之后，或者，当女人偶尔在镇上的取水处聚会时，他们会交流些什么呢？

显然，认为前信息社会没有信息流动只是一种幻想。自从人类学会交换信号以来，每一个社会阶段都会有信息交流。现代通信技术的奇迹让人们对过去产生了误解，甚至让我们误以为交流是没有历史的，或者说，在没有电视和网络的时代，除非我们将银版摄影法和电报时代也纳入交流的历史谱系之中，否则思考交流就毫无意义。

确实，没有人会轻视活字印刷术的重要性。自古登堡时代以来，印刷术不断展现其影响力，学者们对此已有了解。书籍史现在被认为是“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人文和社科重叠的领域）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然而，古登堡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大多数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女人）仍然不识字。虽然他们经常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交流，但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口语是交流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如果我们不能将这一缺失的元素找回，那么交流的完整历史将无法呈现。

本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少数情况下，口头交流会留下存在证据，因为它们具有冒犯性。这些话语要么侮辱了要人名流，要么听起来像是异端邪说，要么暗中威胁到了君主的权威。更少见的情况是，国家或教会甚至会对这种冒犯行为进行全面的调查，并将大量与之相关的卷宗保存在档案馆中。本书附录部分的档案材料便是来自一次警察行动，此次行动涉及的范围是我在文献研究中见到的最广的一次。1749年，警察们试图在巴黎全境追查六首诗的下落。彼时正值政治危机，人们朗诵着、背诵着、修改着、吟唱着，并在纸上潦草地写下这六首诗，其中夹杂的各种书面或口头信息也纷呈而来。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十四人事件”（L’Affaire des Quatorze）开始的标志是警察逮捕了一名医学院的学生，罪名是他背诵了一首抨击路易十五的诗。在巴士底狱接受审讯期间，这名学生交代了他是从谁手中获得这首诗的。被他供出的人随即被捕。第二个人被捕后也招供了他获得这首诗的来源。逮捕仍在继续，直到警察往巴士底狱的牢房里塞了十四名同谋者，罪名是背诵了未经官方许可的诗歌。镇压恶言非议政府的人是警察的职责所在。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逮捕这十四个人呢？这十四个巴黎人不仅十分普通、毫无威胁，而且还远离凡尔赛的权力斗争。由此警察的调查行动引起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凡尔赛和巴黎的当权者那么热衷于追缴这些诗歌？这个问题也引出了许多其他疑惑。通过追问这些问题，并沿着警方在逮捕一个又一个人时所追寻的线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复杂的信息交流网络，研究信息在半文盲社会中传播的方式。

这当中涉及的信息传播方式有好几种。这十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法官助理和教士，他们精通书面文字，在碎纸片上誊抄了上述的诗歌。多亏警察在搜身时没收了它们，其中一些纸片才得以保存在巴士底狱的档案中。审讯过程中，这十四个人中有人透露，他们还互相朗诵并背诵了这些诗。比如，一位巴黎大学的教授便凭借记忆背出了其中一首80 行之长的诗。记忆的艺术在旧制度的信息传播系统中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而最有效的记忆方法则是音乐。“十四人事件”涉及的六首诗中，有两首被谱成了曲，可以按照人们熟悉的曲调演唱。在当时的歌曲收藏著作（通常被称为“歌集”[chansonniers]）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两首诗歌的踪迹。此外，歌集中还有另外一些歌曲和其他形式的口头交流，比如笑话、谜语、谣言和俏皮话（bons mots）。

巴黎人一直在给老曲子撰写新歌词。诗歌经常谈及时事，随着事件的发展，匿名的“才子”又写出了新的歌词。因此，这些歌曲同时也是对公共事务的实时评论，而且数量非常之多。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十四人事件”如何融入音乐歌词，并通过传唱将消息传遍巴黎的大街小巷。我们甚至能够听到这些音乐，至少能听到现代人用当时可能存在的曲调唱出来。虽然歌集和没收的诗句中只包含了歌曲的歌词，但它们给出了曲调的标题或第一行歌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音乐部（Département de musique）的“解码书”以及类似的音乐注释文献中查阅这些标题，我们便可将歌词与旋律联系起来。埃莱娜·德拉沃（Hélène Delavault）是巴黎一位颇有才华的卡巴莱（cabaret）艺术家，她亲切地同意录制12 首最重要的歌曲。作为电子补充材料，这12 首录音提供了一条通路，尽管相对简略，但人们可以借此了解信息如何受音乐影响，如何在街巷间传播，以及如何进入两百多年前巴黎人的大脑。

从档案调查到“电子音乐”，此类历史研究会得出不同种类的观点和不同层次的结论。在处理声音和感觉时，精确地证明某个问题似乎是不可能的。处理这些虽然有风险，但是也会有很多收获，因而值得冒险一试。如果能够重温过去的声音，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就会更加丰富。但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可以奢望聆听过去世界的声音，而是说，任何恢复口语经验的尝试都要求在使用材料时格外小心。因此，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提供了几份关键的文献材料，读者可以借此来评估我的解释。埃莱娜·德拉沃的电子音乐“表演”在本书最后。它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证明材料，既可用作研究，也可听来欣赏。本书大致内容便是如此。让我们从一个侦探故事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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