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说“茶”/杨德盛

《白露说“茶”》

杨德盛

白露含秋，秋始白露。在每年的9月7日——9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白露，也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表示孟秋时节的结束和仲秋时节的开始。白露这天，斗指癸，太阳黄经为165度。故《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白露的解释是：“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故以白形容秋露。白露是热与凉的分水岭，标示着暑热的结束。

白，是特殊指事字。许慎《说文解字》：“白，西方色也。阴用事，物色白。”显然，许慎认为白是物体剥落后的颜色，就是本色、素色的意思，素色就是白色。而看甲骨文白字的写法，好像与此无关。它倒像是一个大拇指，五指中的老大，中间还有手关节。所以，白的本义，应该是强大、最厉害的意思。这就与暑热结束，万物成熟，丰收的秋季带给人们充足的食物有关。

“露”，是形声字，从雨路声。最早见于《说文解字》小篆。雨是指与雨等天气现象有关；路，是指每条足迹。本义是有各自轨迹的“雨滴”。造字者一定是反复观察露水形成过程后所造，相较于“雨”的量级、可视性而言，“露”相对更独立，且有迹可循。

露是“白露”节气后特有的一种自然现象，正如《礼记》中所云的：“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孝纬经》中也云：“处暑后十五日为白露，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古人认为，阳气是在夏至日达到顶峰，阴气也在此时兴起。其实，气象学表明，节气至白露，由于天气逐渐转凉，尽管白昼阳光尚热，然夜间气温便很快下降。夜间空气中的水汽便遇冷凝结成细小的水滴，非常密集地附着在花草树木的绿色茎叶或花瓣上，呈现出白色，尤其是经早晨的太阳光照射，看上去更加晶莹剔透、洁白无瑕，煞是惹人喜爱，因而得了一个“白露”的美名。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唐•杜甫《月夜忆舍弟》）白露之后，天地之间呈现出浓郁的秋色，候鸟迁徙、层林尽染、硕果累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蒹葭》）到了白露时节，很多庄稼吐露白色，棉花吐絮，豌豆灌浆，土豆磨粉，所以民间有吃食龙眼、酒酿等与白色相关的食物，以此来寄托自己美好的祝愿。“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唐•李白《长相思•其三》）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不知用了多少笔墨，或豪迈、或婉约、或思乡、或思亲，让白露充满了浓浓的诗意。

我国民间在白露节气有“收清露”的习俗，《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煎如饴，令人延年不饥。”“百草头上秋露，未唏时收取，愈百病，止消渴，令人身轻不饥，肌肉悦泽。”“百花上露，令人好颜色。”因此，收清露成为白露最特别的一种“仪式”。

说到白露，爱喝茶的人都十分青睐“白露茶”。这种茶产自于江西南昌城郊的名山梅岭，茶质更加鲜爽甘甜，汤感醇滑，在盛唐时期就被列为贡茶。五代毛之锡在《茶谱》中点评它是“洪州西山白露鹤岭茶，号绝品”。白露茶就是在白露时节采摘的茶叶，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此时的茶树经过夏季的酷热，白露前后正是它的另一个生长佳期。白露茶既不像春茶那样鲜嫩，不经泡，也不像夏茶那样干涩味苦，多有一些过火的味道，给人的感觉是刚刚好。

茶起源于中国，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部分，贯穿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名字也是千奇百态、韵味十足。在“茶”字诞生之前，“茶”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和写法。譬如荼、槚（jiǎ）、桡（ráo）、蔎（shè）、茗、荈（chuǎn）等。

南宋魏了翁在《邛州先茶记》中说：“茶之始，其字为荼……惟自陆羽《茶经》、卢仝《茶歌》、赵赞《茶禁》以后，则遂易荼为茶。”“荼”，是古代用得最多的表示茶的字，古时“荼”字是多音多义字，不仅仅代表茶。《说文解字》说：“荼，苦荼也”，《尔雅•释草》说：“荼，苦菜”。由此可知，“荼”字的本义是一种草本植物——苦菜，并进一步引申出“苦”“痛”等义。

此外，茶字的其他代称又有所区别：槚，是从木的古“茶”字，指茶树。荈，从草，是专指晚采的茶叶。蔎，是古时四川西部茶的俗语。茗，据说是云南某地区的“茶”之土音，大约在东汉时始用来表示茶，现在与“茶”字通用，为茶的雅称。

由于茶事的发展，指茶的“荼”字使用越来越多，就有了区别的必要，于是从一字多义的“荼”字中，衍生出“茶”字。“茶”字，首见于唐代《本草》。茶字，由“荼”字演化而来，唐玄宗时期的《开元文字音义》一书将“荼”字减去一笔，定为单一“茶”字。

汉字的变幻莫测几乎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茶”和“荼”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字。从唐朝以前的文本中对茶的明显提及可以推断，茶叶的词义在汉字“荼”的后面隐藏了很久。在早期中国文献中，用“荼”来表示苦味药草源自医药文献，而这个字符所代表的另一个可能的含义显然是茶。汉代时，出现把蒸好的茶叶压成砖块运输和保存的做法，但在这个时候，茶通常是和葱、姜、薄荷、枣、山茱萸和橘子皮一起调用的。茶叶在四川西部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尤其受欢迎，这些地区在今天被被称为“江南”。

第一个被证实的以“荼”这一统称来专指茶叶的用法，出现在《僮约》中，这是王褒在公元前59年写的一篇和男仆的契约。这份协议草案是由王褒和一个厚颜无耻的男仆在成都订立的，当时王褒从一个想要脱手这名男仆的寡妇手中买下了这名男仆。由于这个难以管束的男孩只会履行合同中明确列出的职责，王褒列出的两项家务就是“烹荼”，以及当客人到达时要男仆去武阳买荼。武阳是当时一个茶叶生产地，位于成都西北约30公里处。

虽然到了汉代，饮茶已经成为士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这种习俗在中国北方几乎还是不为人所知。然而，在这一时期，饮茶的习俗逐渐开始向东传播，并在4世纪开始在南方人中流行起来。茶树在其他树木的阴翳下茁壮成长，而长江以南的森林地区为茶树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说文解字》是一部由许慎（58～147年）编撰的汉代辞书，于121年被上贡给皇帝。该书中包含“茗”一词，可能表示与苦味（“荼”）有关的芽、叶或其他相关植物。尽管“荼”这个词在旧文献中的使用方式模棱两可，但这个特定的字“茗”可能代表了对茶叶的早期称呼，因为今天，“茗”字仍然被用来指代茶叶。

茶在汉代便已为学者和特权贵族所知，但当时的茶绝不是下层人士的用品，甚至也不像今天一样是中国人广泛饮用的饮料。8世纪晚期，陆羽称传说中的周公旦、汉朝文学家司马相如（前179～前127年）和扬雄（前53～18年）是古代茶文化的代表人物，这些说法的历史真实性至今难以评估。这些人物与茶的联系可能就像关于神农等“五帝”的神话一样充满想象。

汉代的证据确实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荼”显然指茶，对于那些知道这种知识并有特权获得这种商品的人来说，“荼”已经被视为药草。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典籍《周礼》中就提到了一位名叫“掌荼”的人，即“荼”的看守官，他的职责是确保皇室的随葬仪式中有“荼”（作为祭品）。在湖州一座东汉时期（25～220年）的陵墓中发现的一个琉璃罐上，刻有看似“荼”的表意象形文字（也有人认为是“茶”字），这显然代表了这种容器中以前盛放的物品。

尽管中国科技史学界著名学者，生物化学家，参与编纂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并独立著第六卷第五分册的黄兴宗曾声称：“据我们所知，没有迹象表明茶曾是中国古代丧葬仪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一些考古发现中却表明了相反的情况。在湖北江陵的汉代陵墓中发现了一处提及“荼”的地方。在1972年发掘的湖南马王堆三座陵墓之一的随葬品清单中也发现了一处提及“槚”的地方，而“槚”是一个现在已经废弃的词汇，可能同样也是指茶。这些来自公元前2世纪的证据似乎表明，至少在贵族圈子里，茶在这个时候已经传播到了湖南。

在最近的考古发现中，位于西安的公元前1世纪的汉阳陵和位于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噶尔县公元2世纪的阿里故如甲木墓地都发现了茶叶，这些茶叶与大麦和其他植物混合，进一步证实了当时中原和西藏的贵族持续广泛地使用药用茶作为祭品。这些发现也表明，此时用于皇家葬礼仪式的“荼”就是茶，而不是其他苦味药草。

最近，有些考古学家声称这些随葬品表明茶叶的种植是为了“迎合西汉的饮酒习惯”。相反，在这些墓地发现的成捆的干枯植物还不能说明茶是以浸泡方式来饮用的，茶叶的浸泡饮用方式只是在后来的历史流变中才开始形成的。检测表明，上述成捆植物中的物质含有咖啡因，然而考古学家的报告却说：“既有的诊断性的形态学特征并不能够将这些部分腐烂的叶子和芽确定为茶。”

人们找不到方法来判断变质的标本是绿茶还是腌茶，但这座坟墓里的茶叶似乎含有很高比例的茶叶尖，它们被认为具有最高的药用价值，正如我们今天所知，它们的咖啡因含量也最高。茶最初是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可食用的腌渍食品，但在成为一种受欢迎的饮料之前很久，它就可做成一种药用羹汤。无论是在中原还是藏地，茶作为祭品的习惯都可能源于原始茶叶的故乡。在那里，佤族人至今仍把腌渍茶放进坟墓里，作为供奉逝者的祭品。

茶在中国北方的一部著作《博物志》中被提及，该书的作者是张华（232～300年）。在一个专门讨论食物禁忌的章节中，作者警告说“饮真荼”会导致失眠。该著作写于275～289年，显示出当时人们对茶叶的不信任，也表明当时中国北方对茶叶这一商品并不熟悉。“饮真荼”的提法提醒我们，“荼”这个字符也可能表示其他药草。这一时期的文献支持了目前的观点，即茶在当时仍然主要用作草药。特权阶层对这种草药的嗜好最终导致了茶从腌渍食品到羹汤和浸泡饮料的转变。

《尔雅》是一部从汉代流传下来的词典，收录了公元前3世纪早期的古汉语词汇。在该词典第十三章中提到“荼，苦菜”，这一提法很可能再次表明了“荼”是指苦菜。然而，在第十四章专门讨论木本植物时，该词典又提到了另一种叫作“槚”的植物，称为“苦荼”。正是在后一种情况下，以木为偏旁的茶的表意文字被证实，这是一个罕见的字符。今天，无论是“槚”和“荼”，还是带有木字旁的罕见的茶叶表意文字，都不常用。然而，还有另外两个论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尔雅》中的第二个条目可以解读为对茶的早期论述。

第一个论据是郭璞（276～324年）在对《尔雅》的评注中，把“槚”描述为一种在冬天叶子仍保持绿色的常青树，并把这种植物和栀子做对比。第二个论据是，郭璞继续解释说，“槚”的叶子是煮成饮料或汤饮用的。最早这些采摘的叶子被称为“荼”，而在采摘季后期采集的叶子被称为“茗”。这种植物本身的另一个名字是“荈”，而在当时的蜀国即今天的四川，当地人称这种植物为“苦荼”。几个世纪后，陆羽在《茶经》中对这段重要的文字做了全面彻底的解释。

从郭璞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在东晋（317～420年）时，茶也可以作为饮料来冲泡，而且可以推测其越来越多地作为药草来冲泡饮用。从493年起， 北魏都城洛阳就已经开始喝茶，人们从茶砖上敲下小块捣碎后冲泡饮用。这些茶叶产自中国西南部, 人们将茶叶压成砖并烤成褐色进行存储和运输销售。随着佛教的日益普及，喝茶习俗也传播开来。在这个时期，茶已经和浙江的瓷器联系在一起，因为这种饮料已经被装在精美的陶瓷器皿中饮用。由此，茶作为一种醒脑和有益健康的饮品，成为古老神圣的酒精饮料的替代物。

从一些文献的上下文中，有时候也可了解其所指的草药可能是茶。张揖在《广雅》中记录了一个看似明确的“茶”的早期实例，该书同样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在巴、荆地区，即现代四川和湖北省的部分地区，人们将采摘后的茶叶与米粥混合，然后制成茶饼，并烘烤至黄褐色。在食用的时候，人们会将茶饼捣成粉末，炖成浓稠的热汤，配上葱、姜和橘皮等一起饮用。这种汤喝了能提神醒脑。

其他一些早期提及“荼”的例子也被认为是茶，但有时这一提法并不完全明确。生活在三国时期（220～280）的名医华佗给一个病人开了“荼”的处方，给另一个病人开了“荈”的处方。这一例子显然将“荼”和“荈”进行了区分，但两者本质上的区别以及“荼”的具体指称仍然并不清晰。作为一名古代医生，华佗更大的名望可能在于他发明了麻沸散。

另一个可能涉及茶的文献是成书于公元3世纪的《三国志》。一个名叫韦昭的不幸者进入了东吴孙皓的宫廷，孙皓于公元264年继承了东吴的王位。这位放荡的君主经常举办酒会，每次酒会上他都会强迫每个客人喝七升酒。一个好心人给韦昭倒了一瓶“荼”代替了酒。这种酒精替代品很可能是茶，但也可能是另一种草药汁，这种草药在颜色上和国君的酒接近。这样一来，韦昭就避免了被迫喝太多酒。然而，由于这种无伤大雅的欺骗和其他违法行为，韦昭于273年被孙皓监禁并处死。

西晋学者杜育（？～311年）写了著名的《荈赋》。这篇文采飞扬的茶作被收录在624年由儒家学者欧阳询（557～641年）编篡的唐朝文学选集《艺文类聚》中。在这篇赋文中，杜育描述了采茶的过程，并指出茶是盛在光亮的碗中用长柄勺子来饮用的泡沫状饮料，饮茶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然而，在这首颂歌中，指称茶的词不是“荼”而是“荈”。

东晋（317～420年）时，《华阳国志》中提到了巴地和蜀地进贡给朝廷的“贡茶”。在5世纪下半叶，南朝齐武帝萧赜（440～493年）颁布法令，命令百姓不得再屠宰牲口进行祭礼，而以饼、水果、茶、干饭和酒等来代替。

在杨衒之于公元547年撰写的《洛阳伽蓝记》中，有关于菩提达摩的最早记载，这个来自帕拉瓦王国的刹帝利云游僧及瑜伽修行者，于公元475年从印度来到华南沿海，在490年前后继续北上，渡过长江在（北魏）都城洛阳定居，直到公元528年去世。即使在今天，许多来自印度的瑜伽修行者和传道者仍然设法徒步进入不丹，但是这一传奇人物可能像传说中那样，是从海上到达中国的。

菩提达摩在中国被称为“达摩”（Dharma），在日本被称为“Daruma”。在日本，达摩因与茶提神醒脑的特性相关而备受尊崇。民间围绕着这个传奇人物的许多传说，产生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因为在冥想时无法集中注意力，达摩便割下了自己的眼皮以保持清醒，而他撇下的眼皮落到地上，茶树就从眼皮上生根发芽了。

《洛阳伽蓝记》中还记述了一个名叫王肃的人从南齐逃到北魏都城洛阳的故事。王肃带来了南方人喝茶（茗）的习惯，这在当时的北方仍然被视为一种奇特的外来习俗。当洛阳的绅士们看到新来的南方人王肃能一口气喝完一加仑茶时，给王肃取名为“漏厄”。他还像其他南方人一样吃大量的鱼。此后，王肃融入洛阳的原因是，他逐渐戒掉了这些喝茶和吃鱼的外来习惯，转而适应了北方人喜欢喝马奶酒、发酵马奶、羊奶和吃羊肉的习惯。根据文中叙述，虽然北魏朝廷在某些特定仪式场合的宴会饮用茶，但北方人仍然避免将其作为日常饮料。

另一种可能但更可疑的说法是，茶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在陶弘景（456～536年）编撰的中国古代药典《本草经集注》中提到的“苦菜”可能是茶。据说这种植物在人喝醉时可以用来缓解疲劳和醒酒，捣成糊涂抹在患处可以减轻风湿性疼痛。尽管可以相信这种植物就是茶树，但是至今还没有找到完整的《本草经集注》原稿来加以证实。

后来，随着佛教在隋代（581～618年）短暂地流行，饮茶的习俗开始从贵族和佛教僧侣传播到普通民众。此时，茶已经被佛教僧侣作为纯粹的饮料饮用，但他们的饮料仍然是煮沸的砖茶，其中大部分仍然来自四川部分地区。隋朝第一次贯通了大运河，连接经济中心扬州和洛阳。大运河在历史长河中延伸到北方的北京和南方的杭州，也成为促进茶叶从南向北传播的通道之一。

最后，两个可能涉及茶的有趣的考据资料出现在初唐时期。公元 659年，在苏敬编撰的《新修本草》中提到“茗”是一种寒性草药，无毒、有刺激性、利尿、清热化痰、治痔疮、有良好的消渴祛病作用。在这个文本中，还出现了“茶”的三个新表意文字中的第二个字“梌”，带有“木”字旁，但在字符右上方少了“艹”字头。

公元670年前后，孟洗在《食疗本草》中写到，可以将茶叶煮沸，制成适宜熬粥的食材，具有清热化痰和通便的功效。他在书中还说，“茶”（第一个新表意文字，在“荼”字左边加上“木”字旁）能缓解肠胃胀气、疖子和瘙痒，可见书中使用的是三个新字中的第一个字，带有木字旁，这个字现在已经弃用。如果书中的“茶”指的是山茶属植物，那么该书所描述的止痒作用可能是首次提到茶的抗组胺功效。

公元739年，陈藏器（681～757年）在十卷本的《本草拾遗》中将茗描述为可以治愈许多疾病和不适病症的灵丹妙药。这些唐朝早期的作品和古老文本，有一些如今已散失，但当时它们必定影响了茶圣陆羽，而且也预示了许多世纪后荷兰人将会为赞扬茶的疗效而写下颂词。

古汉字“荼”有两种不同的解读，陆羽（733～804）在《茶经》第一章中解释了新汉字“荼”的结构，这个字明确地指称茶叶。陆羽告诉我们，第一批次入季采摘的茶叶称为“茶”，而一年中后来入季采摘的称为“茗”和“荈”。他还提到了一个现在已经废弃的汉字“蔎”，代表了蜀地人对茶叶的称呼。陆羽在《茶经》中的这段话基本上重复了郭璞（276～324年）在《尔雅》评注中的说法。

根据《茶经》记载，“荼”实际上是指第一批次入季采摘的茶叶，公元4世纪初期的郭璞和8世纪后期的陆羽都认同这样的说法。“入季”一词是什么意思呢？在英语中，一般指的是植物发出新芽（尤其是在春季），比如在“我们的玫瑰丛已开始入季”这样的说法中，将不及物动词“入季”用作对植物发出新芽时的描绘。作为茶术语，“入季”表示茶叶进入最顶端一芽两叶的可采摘期。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入季”则表示茶叶顶端一芽三叶。换句话说，“入季”表示茶叶可以收获或采摘，就像我们所说的“第一季”或“第二季”一样。

在人们心中，陆羽被尊为“茶圣”，但在许多方面，他其实只是所处时代的代名词。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饮茶之风是从唐朝（618～907年）开始兴起的，在陆羽的时代，茶叶的受欢迎程度直线上升，他及时把握住了这一新兴时尚的时代脉搏。陆羽的研究和著作集中体现了他对茶的丰富了解和酷爱，然而在这个时候，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写茶的人。在756年出版的《封氏闻见记》的第六卷中，作者封演和他同时代的陆羽一样，记录了在早期采摘的茶叶称为“茶”，在晚期采摘的茶叶称为“茗”。封演还观察到，喝茶之风已经蔓延到山东和长安，禅宗僧侣为了让自己在冥想时保持清醒，直至深夜都在煮茶喝，全国各地的人都急于到商店买茶，喝茶之风甚至已经蔓延到西藏，回鹘人也逐渐养成了喝茶的习惯。

尽管张华在3世纪下半叶提到“真荼”时，北方人对茶这种陌生的东西还有一种明显的恐惧感，但据封演记载，到了756年，喝茶的习俗已经广泛流行和传播，在唐朝时整个北方也已经流行开来。历史上更为鲜活的记载见于唐朝末期王敷的《茶酒论》，在这场茶与酒的拟人对话中，茶和酒围绕彼此的优缺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水介入，指出其自身的不可或缺性，并主张自己的优越性。水的介入使得茶和酒不再争吵，而是成为最好的朋友。

在唐代，《茶酒论》开启了一种新范式，即从以酒待客逐渐转变为以茶待客。在商代（前16～前11世纪）和周代（前11～前3世纪），中国人奢侈地饮用发酵酒和蒸馏酒。考古记录中存有一整套精致的青铜礼器，供饮酒之用。这些华美的酒器陈列于国内许多博物馆中，考古学家给它们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有觚（烧杯）、壶（酒器）、樽（酒杯）、觯（酒杯）、觥（动物形酒器）、杯（酒碗）、卣（五香小米酒器）、斝（祭奠祖先的容器）、盉（混合酒的容器）、彝（大型酒容器）、罍（酒容器）、角（分酒、温酒器）和爵（分酒、温酒器）等。

这些容器用于储藏、混合、盛放用谷子和黍酿制的发酵酒和蒸馏酒，这些酒不仅对中国人的祖先来说是神圣的，对其他相近语系民族的祖先来说也是神圣的。比如尼伯尔东部的克拉底人和不丹中部的贡都克人。当唐代时的中国人经历了一个从饮烈酒到饮茶的渐进而彻底的转变时，他们在东喜马拉雅的远亲们在宗教仪式和日常典礼中仍然保留了祖先的祭祀传统和察酒仪式。

正如唐代茶开始取代酒一样，许多考古发现也反映了这一重大转变。晚近的发现包括刻在浙江长兴县顾渚山金沙泉石头上的茶叶故事，这些石刻可以追溯到唐代。在福建建瓯，还保存着一段80个字的宋代北苑茶事摩崖石刻。1987年5月，陕西法门寺地宫中发现了一批唐代茶具，其中包括镀银的皇家茶箱、用金丝编织的茶罐、镀银的龟形茶罐、茶碾、勺子、镊子和银茶炉。人们还在辽代（907～1125年）古墓中，发现了茶具和茶事活动的壁画。

茶圣陆羽（733～804年）是茶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他撰写了《茶经》，并告诉了我们关于茶的一切。可以说，陆羽在茶史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也赶上了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的茶文化发展浪潮。众所周知，禅宗在唐朝兴盛一时，而茶则被认为是5世纪在长江流城的佛教寺院院庭园中种植的。据封演从756年开始的记载，在开元年间（713～741年），山东有一位名叫降魔的禅师（这里提及的禅师名“藏”，因降魔而闻名，世称降魔藏禅师。）经常给他的弟子们喝茶，以帮助他们在距离泰山西北约12公里的灵岩寺中进行冥想时保持警醒的状态。

我们知道陆羽也是在寺院里首次习茶的。他的重要性在于，他在世俗世界普及了多样的寺院茶事活动，甚至吸引了皇帝的注意。陆羽既是一位茶叶专家，也是一位唯美主义者。陆羽是孤儿出身，其充满酸甜苦辣四处漂泊的童年是在今天的湖北省度过的，但最终在浙江苕溪边终老。在那里他与文人、书法家和诗人交朋友，并写下了著名的《茶经》。

陆羽还写了一篇《陆文学自传》，于761年完成，因此并未能细述他的生平。关于陆羽生活的其他资料，在欧阳修（1007～1072年）和宋祁（998～1061年）所著的《新唐书》以及辛文房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编撰的《唐才子传》中都有记载。

据通俗说法，陆羽于公元733年被父母遗弃在一座石桥下。他的哭声惊起了大雁，一位路过的禅师在河岸上发现了他。这位名叫智积的禅师住在竟陵龙盖寺，而竟陵是湖北省的一个城市，在1726年时更名为天门。智积禅师查阅了《易经》，占得第53卦渐卦，“渐”是渐进的意思，表示进步或发展，这也与一群大雁飞向陆地的画面形象有关。因此，禅师给男孩取名为“陆羽”，字“鸿渐”，将象征土地和翅膀的字符组合在一起，暗含着一只优雅降落的大雁的形象。

陆羽九岁就开始在寺院里学习佛经，也在那里习茶。他公开宣称对儒家等非佛教的经文感兴趣，这显然违背了智积禅师的意愿。作为对此的惩戒，禅师让他做一些繁重的杂务，比如清扫厕所、粉刷墙壁和照料牲畜，在他12岁的时候，他离开寺院，成为巡游杂戏班的一名伶人。

公元746年，在一出名为《假官》的戏剧演出时，陆羽的才华受到了竟陵太守李齐物的注意，李齐物收养了陆羽，并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中。随后，李齐物把少年陆羽送到火门山上的隐士邹夫子那里学习儒家经典。随着邹夫子，陆羽用在寺庙里学会的茶艺为这位隐士泡茶。公元752年，经过几年的学徒生活后陆羽决定回到太守李齐物家里。然而回到竟陵后，他却发现他的老朋友李齐物已经在746年被贬职离任，太守由一个名叫崔国辅的人接任。

新任太守也对陆羽很感兴趣。尽管年龄不同，他们发现彼此对茶和诗歌有着共同的爱好，并成为亲密的朋友。两年后，即754年，在崔国辅的资助下，陆羽考察了四川巴山峡川的茶区。在这一山川纵横的地区，陆羽采集茶叶样品，对不同水源进行取样。与此同时，陆羽也开始熟悉茶叶生产制作的方法，这是一个他将持续从事几十年的研究项目。

755年夏天，陆羽回到了湖北。公元755年10月，安禄山，一位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的将军，发动了对唐王朝的叛乱。起初，玄宗皇帝逃到了成都，在那里他和他的宫室以及军队从756年待到了757年。在这场持续到763 年的叛乱中，许多北方人逃难到了南方。

756年，陆羽搬到了太湖南岸的湖州，在杼山妙喜寺与诗人皎然（720～804年）成为朋友。年轻的陆羽留在年长的皎然身边，皎然成了他的良师益友，在茶和其他学问上给予他指导。两年后，即758年，陆羽和皎然一起前往升州，这个小镇今天归入了南京辖域。在这里，他们一起居住在栖霞山上的栖霞寺。

和皎然一起生活和云游了四年后，陆羽开始了更加隐居的生活。公元760年，他在顾渚山定居，这是一座位于湖州以西可以俯瞰太湖的小山。据说他在此写下了《茶经》的初稿。后来，他在764年和775年两次修改了这部作品，最终扩展和提炼成他著名的《茶经》。

最初，陆羽搬进了成熟、睿智、高产的士者吴筠的家里，他由此可以进入一个大型的私人图书馆。人们经常在森林里看到陆羽，在这段时光里，他过着无忧无虑、异想天开的生活。与此同时，陆羽继续保持着他和皎然的亲密友谊，经常与皎然一起喝茶和探访新的水源。陆羽还考察了许多地方的茶园并维续他的研究。作为一个茶（艺）大师，他还经常接受人们的专业咨询，并作为一个文士、学者、编撰者和茶（艺）专家而受到官府招募。

陆羽在湖州结识了许多诗人和文人，其中包括著名的书法家怀素（725～785年）和书法家颜真卿（709～785年）。公元778年，颜真卿推荐陆羽到长安朝廷任职，为唐代宗（762～779年在位）效力。然而，陆羽断然拒绝了这个报酬丰厚的职位。因为他虽然在童年时就离开了佛寺，但仍然保持着僧侣出世的人生价值观。陆羽一生未婚，也没有留下任何后代。他从不饮酒，也不贪慕名利。相反，他选择了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由和隐居的生活。人们认为陆羽传播了茶的泡饮法，使得饮用茶汤成为习惯，而不是把茶作为调料加入羹汤来食用。

在陆羽的时代，茶叶的制作流程仍然是蒸青、捣碎、压入铁模（具）成形、低温烘干，再将茶饼挂起来进一步晾干，然后用竹叶或纸包装，最后用篾丝或芦苇捆起来。唐代宗时征召贡茶，其中既包括皇室专贡茶，也包括官焙茶。“官焙茶”的字面意思是“官府烘焙”，是指来自官府种植园被烤成茶砖的茶。阳羡紫笋茶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贡茶，于早春时节从江苏采摘，而到3月下旬即清明节前后，新茶会进贡都城长安以供品尝。唐代宗还专门下诏指示湖州和常州的地方官监督贡茶的采摘和加工。

直到公元779年，唐代宗的长子李适继位成为德宗（779～805年在位）之后，陆羽才最终完成了他的《茶经》，而此时距离他的第一稿已经20年。该书于公元780年由皎然资助出版。在《茶经》问世的同一年，德宗皇帝颁布了对茶叶的第一次征税法令，随后在公元784年唐德宗对茶叶贸易实行了政府垄断。当欧洲陷入黑暗时代的时候，唐朝时的中国迎来了一个文化繁荣期。

陆羽在《茶经》中对越窑十分推崇，这种青瓷像玉一样带有翡翠绿的色调，以展现茶的真实自然之色。他将喝茶描述为一种由美主导的审美体验。“玉液”和“琼浆”这两个现在已经有点儿老套的表达方式所包含的液态美玉的比喻无疑给陆羽带来了灵感，这些词语有时在中国早期诗人作品中以“琼浆玉液”的结合形式出现，在过去这些词语搭配描述的不仅仅是茶。一千多年后，冈仓（OkakuraKakuzo.1863～1913年，日本近代著名的美学评论家、思想家，曾撰写《茶之书》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茶道文化。）也在西方普及了这个比喻。

《茶经》涉及茶的传说起源、茶园种植、采摘、蒸煮、干燥和压制茶叶的工具、茶叶的适当储存方法以及压制茶饼等制作工序。该书还接着讨论了备茶的茶器茶具，并详细介绍了冲泡和品饮的方法。

陆羽喜欢野生茶树的口感，而不喜欢喝种植园的栽培茶。相对而言，他更推崇喝新茶。他还主张在晴天采茶，因为此时树叶上仍有晨露，而不是在阴天或下雨时采茶。

在陆羽所处的时代，人们仍然视来自巴蜀的茶为最上等，而喝茶的习俗也是在那里发端的。然而，《茶经》第八章也充分说明，到唐朝时，茶叶生产已经向东扩散到江南地区。在陆羽的时代，东部沿海省份已经开始在茶叶的产量和质量上超过原来西部的茶叶之乡。

此外，在陆羽时代，茶叶是绿色的而不是黑色的，但也大多被压缩成砖块形状。唐朝时，茶叶往往蒸过后又压成茶砖，用于储存和贸易。陆羽描述了采摘的茶叶是如何在陶器或木制蒸笼中蒸煮，然后在灰浆中捣碎，随后用模具压缩成形的。成形茶饼会被搁置在坑上方的架子上进行干燥。有时候，人们也会把茶饼穿孔后挂在竹竿上，或者用纸包装茶饼。这些茶饼是经过烘烤干燥的，喝茶的时候会先敲下一小块茶饼，将茶叶碾碎成粉，然后将由此得到的茶粉煎制饮用。当然，有时人们也会在煮茶时加入一撮盐，这也是陆羽推荐的煎茶方法。

公元783年，陆羽迁至江西上饶，789年从洪州前往广州游历。794年，陆羽去了苏州，在虎丘山的北坡上他建造了一间简陋的小屋，并凿石挖井成泉，人们今天仍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之为陆羽泉。799年，陆羽回到了他深爱的湖州，在他名为“青塘别业”的居所里快乐而平静地生活。804年，陆羽去世，享年71岁。陆羽去世后被埋在杼山，这是他23岁时初遇皎然并相识相交之处。

陆羽死后名声大振，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标杆之一。在唐朝，他就已经被称为“茶神”。尽管他在各个领域都是有名的学者，但他主要以对茶的研究而闻名。《茶经》有三卷，全书只有7000多个字，其原版已散佚。现存最古老的版本收录在明朝后期编撰的《百川学海》中，该选集最初由左圭在1273年编篡完成。《茶经》虽然篇幅不长，但包含了大量有关茶叶、土壤和茶叶种植的翔实材料。陆羽还就他几十年来游访以及居住过的各地的土壤特质进行了论述。

陆羽的《茶经》常被誉为与儒释道精神融为一体。尽管这三家传统在茶文化中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老子、佛祖（释迦牟尼）或孔子（他们都生活在陆羽之前的一千多年）不太可能尝过茶，甚至不知道茶是什么。一些学者被诱导去做关于茶和早期道教的哗众取宠的推断，然而这样的推断是不符合史实的。陆羽《茶经》中确实提到了一位名叫丹丘子的道教茶道大师，陆羽视他为古代的仙人，但是这个道教人物似乎主要在唐朝被提及。而在唐朝，道教享有皇室的庇护。由此，茶文化引入古老的道教哲学内容后，饮茶这一新兴生活方式才得以在唐朝时发展起来。在一千多年后的1905年，冈仓天心认为日本茶道代表了历经几个世纪流传下来的哲学思想的累积，他由此写道：“茶道曾经是伪装的道教”。

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老子撰写了一部八十一章的《道德经》。这部著作与公元前3世纪庄子的著作《庄子》一起成为道教的基础性文本。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的鲁国，鲁国是周王朝的诸侯国。历史上的佛陀，也就是迦毗罗卫的释迦牟尼，来自一个今天位于蓝毗尼地区的村庄。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5世纪初，释迦牟尼在印度北部传教。传说公元5世纪时，达摩将禅宗引入中国，但是佛教的教义实际上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传入中国。

在人们的记忆中，陆羽是一位完美的茶学大师，他毕生致力于有关茶学的事业。陆羽的茶文化遗产激发了日本茶道大师们的灵感，他们的茶道体现了一种叫作“侘寂”（wabi sabi）的彰显自然秩序和瞬息万变的美学，据说这种唯美主义起源于《茶经》。唐德宗称陆羽为茶医、茶博士，他很快就被尊为茶圣，被誉为茶界第一人。在他去世1个世纪后，一些茶商会向小型的陆羽塑像献祭拜酒，以求生意兴隆。来自陕西扶风的考古发现似乎为那些倾向于主张陆羽茶道的人提供了证据，其最基本的饮茶形式可能在唐代时就已经被采用了。

陆羽笃定地认为，制茶所用水的质量、纯度和口感非常重要。在阿姆斯特丹的罗洛夫•哈斯特拉特（Roelof Hartstraat）有一家水商店，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矿泉水外，什么也不卖。许多买家被来自太平洋岛屿或极地冰川等异国他乡的昂贵瓶装水吸引。然而，许多非常有趣的水无需来自遥远的地方，仅仅是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天然泉水在口 味和质地上的差异，就已经让真正的品水师们忙不过来了。

尼泊尔和不丹最下层的农民也是名副其实的鉴水大师，因为他们的水是来自喜马拉雅山脉的天然泉水，他们还热衷于讨论和分享不同来源地的水的口感和品鉴经验。尼泊尔人和不丹人在水质如此优良的环境中长大，他们经常对美国一些城市的水质表示惊讶和恐惧，因为从水龙头里流出的氯化液体对他们来说是不可饮用的，尽管大多数当地人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难闻的味道。

显然，水的质地和味道是决定茶汤质量的主要因素。水的质量因国而异、因城而异，甚至在纽约这样的地方，据说水质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天，许多荷兰茶艺鉴赏家都足够精细，用瓶装的泉水来沏茶，而这种泉水不像荷兰的自来水那么硬。与此同时，世界上有些地方天然就有着优质的水源。

《煎茶水记》是张又新在陆羽死后十年于814年撰写的。这一文献记录了一个关于陆羽独特的品水能力的传说。同样的传说在后来的《三百六十行祖师爷传奇》中被再次提及。

据说湖州刺史李季卿和30位州府长官曾向陆羽请教如何挑选煮茶用水。陆羽说，煮茶用最好的水是扬子江旁南零山的泉水。李季卿于是命令他最能干的两个军士去打水。两名军士便去江边之地取清凉的山泉水，但两人从南零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把半桶水打泼掉了。为了弥补损失，他们在途中从一些流动的溪流中又加了些水。

在李季卿的注视下，陆羽尝了一瓢水桶里的水，然后突然宣称：“这不是南零水，而是加了附近的河水。”两名军士都惊慌失措，立即说：“我们都是从南零凉爽的山泉中取水的，有百余人能够证实这一点。”陆羽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倒掉了半桶水，然后说：“现在桶里只剩下南零水了。”两名军士被责问到底怎么回事。听说了前后缘由，李季卿惊呼道：“各位，这个人是个真正的大师啊!”

这则轶事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上，水的味道对茶的味道而言至关重要，只是也许有些人的味蕾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敏感罢了。一部名为《泉品》的著作，有时也被认为是陆羽所作，尽管该作品的实际出处和作者身份令人怀疑，该书列举了20处最清澈和最甘甜的制茶水源。这张最佳水源的名单今天肯定已经过时了，因为水源的质量随时间而变化，而水质名单则更适合作为对直接从河流中所取之水的即时性考察。

一部中国茶史，不仅是一部中国历史的缩影，也是一场关于全球化的传奇。可以说，茶叶贸易与纸币、鸦片战争和香港关系深远。茶叶也是多部航海法案、数次英荷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茶业经济曾左右了中国唐宋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军事防备，并推动了中国艺术和文化的演进。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也播下了中国现代变革的种子：它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导致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以及后来取得全面胜利的毛泽东率领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茶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全球茶叶产量每年都远远超过了400万吨，除了水之外，茶已经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喝得最多的饮料。地球表面多达350万公顷的土地被茶园覆盖，茶叶贸易在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昼夜不停、持续不断。

茶在手中是风景，茶在口中是人生。茶何尝不是一季生命，或是成长在春风得意里，或许在烈日焦灼下急忙长大，亦或是被一场猝不可及的一场春雪压住了葱郁的步伐。白露时节，茶汤清和，一颗品饮的心，由此清白、冷静、醇和、淡定，渐不为外物所扰。浅斟慢饮间，眼渐明，心渐安，回首时，始觉天地宽。

【作者简介】

杨德盛，男，出生于1962年8月。198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散见于多家报刊及网络平台。诗歌入选《中国现代千家短诗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宝鸡文学60年》（诗歌卷）（长江文艺出版社）、《世界华人诗选》（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散文入选《百年散文名家》（第一、二、四卷）（作家出版社），故事入选《故事会中长篇精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获得“炎黄杯”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时代散文先锋金奖和第四届华夏映像杯全国摄影大赛特等奖等多项奖项，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有个人诗集《与生俱来》。现为陕西省老年书画学会副主席，关中书院汉字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小学生汉字书写规范》团体标准执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