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笔记五则(黄宗江)

我的导师张骏祥

我一生是一个戏剧（包括戏曲、影视）的艺徒、学子，但我不是科班出身，没上过戏剧专科学校，却常在舞台上摸爬滚打以求进取“博士后”。我的艺术人生中有三位最主要的导师：黄佐临、万家宝（曹禺），还有张骏祥，他们都大有学问，学贯古今中西。抗日战争时期，佐临在上海导戏，骏祥在重庆导戏，万家宝在江安的“剧专”授徒；但三位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胜利之日在上海搞一个“黄万张剧院”，进行戏剧各种风格的实验、实践。在仅存的骏祥几篇回忆录中，写佐临的《剧场艺术开拓者》，写家宝的《美好的回忆》，还有《回忆解放前我与党的接触》中都提到了这“黄万张剧院”的憧憬，且得到了当年在白区从事戏剧活动的党领导夏（衍）于（伶）宋（之的）的赞许并支持。我这个后生是追随这已故“黄万张”三位先生的，虽对向往的剧院，师生均未如愿。我一生浪迹江湖，又涉军旅，对三位恩师常是“相忘于江湖”，却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1942年冬，太平洋战争后一年，日本人统治的电影公司找我主演电影《秋海棠》。我的密友劲敌石挥当时主演话剧《秋海棠》红极一时，我放弃了与他做一较量的机会，从地下党拿到旅费奔赴战时陪都也是话剧中心的重庆。我首先要拜见的老师傅就是张先生骏祥。我早在孤岛上海出的刊物《剧场艺术》上拜读过他的《导演术基础》，并常听佐临念叨，乃对张公十分崇敬。

1943年春我抵重庆，张公约我在国泰电影院楼上，时为中华剧艺社临时排演场，他正在排演《石达开》。我候待一侧，只见我景仰的这位大导演，大声呵斥两位当时已是话剧大演员的男女主角耿震与路曦。我过去在北京、在上海历经陈绵、佐临、吴仞之诸大导，还真没见过这么严厉的导演。我后来逐渐了解，作为一个导演，张公不但大有学问，人际关系也特好，他在导演的三大关系中——对演员极其严格，对舞美极其内行，对剧作极其尊重。

我初见张公时尚未及见江安的万公。我问起张：万在写什么？张说万在写岳飞，是诗剧，并说剧作家到晚年都要写诗剧。我似有所领悟。今日说来好笑，那时我才二十郎当岁，我的两位导师也才三十郎当，却说到晚年，更想不到的是我从小到老地就迷于诗剧云云了。水华评点我的《农奴》说了一句：“诗多于剧。”他原义是贬语，我却作为褒语接受，并内心抗问：“为什么不能诗多于剧？”直到自己真的进入晚年，我就陷入诗剧或曰剧诗，不可自拔了。

张骏祥评我的剧作思想甚为具体，他在为我的电影剧本选写的序文中说：“我们都是强调电影的文学价值的。宗江多年来一直力排众议，支持我主张电影应该兼容并蓄，能‘熔史诗、剧诗、抒情诗于一炉’的见解的。”“宗江又是同意我的电影有待于电影的‘莎士比亚’的说法的。”张公对我的剧作的具体的表扬与批评是，“好比一盘子珍珠，璀璨夺目，就总觉缺少一根丝线把这些串起来。”这线是什么呢？他没说得明确。我思索多年，一语以蔽之曰：“剧！”我仍患在“诗多于剧”。我也很想衰年变法，但既年衰也不易变了。我仍寄希望于电影的乃至电视的莎士比亚或曹雪芹出现，但不是我，甚至不是我辈，惟寄希望于来者。

骏祥的艺术视野是多元化的，他自己的主导风格，我姑妄称之为古典现实主义。他和他的爱侣——生活与艺术的终身伴侣周小燕，工作与生活都是极其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的，从不追浪漫，浪漫自生，是有诗又不泛于诗的艺术人生吧。犹忆约十年前，吴祖光和我从京来沪去看骏祥，他正苦于无论起卧血压均难稳定，只是抱怨做不了一点工作。此时小燕又要招呼我们，又要忙于给学生上课，真像燕子似地在书房卧室间穿梭。这无比美好的一对啊！他们的婚姻可称中年晚婚，双方均是大男大女或可说是老男老女了。是我的一位忘年至交常书鸿与他们同赴印度访问归来，告我张周相爱了。我至今在想像中常恍见他俩骑象而来而去，一步一个印，那么大的脚印，结结实实地踏出多少戏剧，又多少诗歌！

“家兄”阳翰笙

吾生也晚：1921年；识翰老也晚：1943年。但当时他还未老，未称“公”道“老”，大家称他“阳大哥”，称“公”道“老”（夏公翰老）是后来的事情。当时进步文化人之间都很平等，真叫“自由平等博爱”。我们这些文化人都是“自由职业者”，自由惯了；文化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一级作家”“三级作家”或者“省部级待遇作家”“局级作家”“处级作家”之等级分野。彼此倒是有“称兄道弟”乃至“师兄师妹”“十姊妹”这样博爱的亲密之称。我在上海“孤岛”就是租界演戏卖艺，跟石挥、蓝马等没有争过什么“级别”什么“待遇”地位——实际上都是堂堂一品老百姓、或者美其名曰“一介布衣”、波西米亚流浪汉，只按照年龄“哥哥妹妹”乱叫一气罢了。

20世纪40年代初，我和舍妹（黄宗英）在上海“唱”话剧，呆不下去了。因为太平洋战事爆发后，上海电影界被日本势力占领，他们请我拍电影，薪水高于我原来当话剧演员的三倍。但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强占下，哪有什么“自由平等博爱”可言啊？实在逼得人呆不下去啦！我不能不一走了之。这就跑到“大后方”的重庆来了。当时亏得蔡叔厚老板（是地下工作者）资助，他是阳大哥、夏公（衍）的好友。当时我刚到重庆，就投奔于伶老兄在那儿主持的剧社，初识阳大哥。那时候我才二十郎当岁，阳大哥也就四十郎当岁。我的一贯的感觉，就是阳大哥不愧为说真话、干真事、做真人的老大哥。

我，还有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等，我辈当时都在党外，但是对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非常瞧不起。国民党政府的专政统治，特点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政”是无法无天的一味专政，这“府”是贪赃枉法的腐烂败坏！对于如此虚伪、欺骗的政府，我们这些自由职业者兄弟姐妹都是当然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者，心目中无国民党腐败政府也！不敢“目中无人”，但敢“目中无腐败政府”！我辈当时自命或被命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即革命者）”，但是到头来却成了“党内非布尔什维克反革命者”啦！此为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当时还没有时兴“听党的话”这样的口头禅。当时掌权的是人家国民党，你听哪个“党”的话呀？但我们愿意听兄长的话，具体说来是听夏衍、阳翰笙这些兄长的正确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兄长后头还有“周公”就是周恩来。他当时还不是大官，还不是国务院总理。可是如果他说真话、干真事、做真人，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心悦诚服地愿意听、乐意听。这种关系是没有什么“作领导状”、“作指挥状”的，甚至一点儿“领导状”也看不见。

昨天晚上我跟病中的舍妹（黄宗英）通了电话，黄宗英说她（体力不支）没法出席今天的座谈会了。我说如果我写篇文章就叫做“长兄阳翰笙”吧。为什么要叫“长兄”？“长兄如父”啊！阳大哥在重庆时代，在抗战胜利前后，一直就像是我们的长兄，他对我们嘘寒问暖的慈爱、慈祥，真叫“长兄如父”。但为什么不叫“慈父”？这个慈父的说法有点儿别扭、变味儿：“慈父斯大林”“慈父某某某”，纯粹家长式的作风，不佳不佳。翰老当年绝不是那种高老太爷式的家长，他宽容、忠厚、平易近人的事例，举不尽、道不全，概括起来一句话，确实就像我们大家的长兄。

黄宗英电话中说：“我们不要家长式的领导，我们需要家兄式的领导！”

关于阳大哥的故事，大家讲得很多，我就不多罗嗦了。我只讲一件无言的故事。做一个真正的长兄，实在不容易呀！他肩负着那样沉重的担子，他要承受多少的委屈，往往出力不讨好，甚至担当莫名其妙的罪名，因为他上面还有很难对付的威严的家长。他要照顾那么多的弟妹，而在他自己需要照顾的时候，却往往没有人能照顾他了！

1964年一次戏剧节的大会上，批判翰老《北国江南》是“大毒草”。康生搞了突然袭击，当场宣判“阳翰笙是大叛徒！反革命！”全国展开大批判如火如荼。这年国庆前夕，我带着女儿走到天安门广场，看灯火，落寞的灯火，已经是夜深人静。秋凉了，更深了。我突然看见翰老，孤零零地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久久地，仰望着。

他是一个人独立着，他只是一个人！

我远远地看着他的身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一种又凄凉又悲壮的感受。同时我也很赞赏，我赞赏阳翰老——阳大哥孤零零一个人站着、昂然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形象。我耳畔突然响起我演过的易卜生《国民公敌》一剧中的名言：

“那最孤独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

我还要替我的妹夫赵丹同志发几句无言之言。

1980年10月初，住进北京医院“临终关怀”病房的阿丹已经病危，是他这一生演员生命的最后一场。络绎不断地、朋友们都来看望他。阿丹是频频谢幕，对所有的来访者报以衷心的微笑。不简单哪！某权威也来看他，并作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舍妹在侧。某权威出了一个话题，他自己讲了很多“党不要管得太多”之类很“右”的话，引导阿丹打开话匣子，阿丹仍然“童言无忌”，在临终关怀之下，也对讲了一番。对话整理后拿到《人民日报》发表，标题就用某权威的话曰《管得太具体，文艺要完蛋》。文艺部主任袁鹰同志为了缓和一下，稍作改动《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这本来完全是肺腑之言，是大家心里最想说而在当时不容易说的真话，顷刻间纷纷响应。巴金曾在他的《随想录》中赞扬阿丹的勇敢，说他是敢于第一个出来说真话的人！但是枪打出头鸟，炮打出头人，也就是那位权威，故伎重演，翻脸不认，下令批判“自由化”，由阿丹临终直言为由头，点了巴金、夏衍、陈荒煤……

阿丹病逝前夕，阳大哥来到病床前面探望他。阿丹已经不能出声了，但他撑着坐了起来，紧紧地握着翰老的双手，以闪亮的孩子气的目光深情地望着翰老这位家兄，默然彼此注视良久。舍妹递上纸笔，阿丹的手哆嗦着、挣扎着，用最后的力气写下了一行字：

“翰老保重，为我们大伙！”

这是对家兄的期望，也是对所有领导者或自以为是领导者的期望。

我们期望家兄式的领导，但我们不要家长式的领导！作为家兄，要坚持人格独立，不怕地位孤立。只要为了大伙，就不会孤立无助。家兄首先要说真话、干真事、做真人！对于一切“面带三分笑”的伪善者，要像鲁迅那样揭破他们的假面，坚决反对“瞒和骗”，坚决维护和创造真善美！我在此要为阿丹说说，说说他临终所受的关怀，对家兄的感激和期望。

（2002年12月6日黄宗江在阳翰笙百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陈明远记录整理）

甘来苦尽吴祖光

祖光去也，我难志一辞。有传媒电话采访，我张口就说：“祖光是我最最喜欢的人，因为他最说真话。读者和观众喜欢他，因为他说真话。领导人，喜欢听真话的人喜欢他，不喜欢听真话的人不喜欢他。”未见刊载，或又是说真话之故耳。至于我听祖光说过些什么真话，我这里仍不敢说，可见我只有拜倒了。仅挽一联“霞光流芳：前世甘来金童玉女，今生苦尽才子佳人。宗江即来也”。通做苦尽甘来，倒置之，是双双至死，其苦方尽，或尚未尽也。高龄九旬的苗子大兄见此联说：宗江且慢去也，我写悼词不及。当遵命尽力延迟。我字丑，不附原书，却找出近三十年前，贺祖光花甲寿，请苗子为我代书的贺词，共尚飨。

当年注释如下：

“玩儿不厌”一语出自一张年画标题，是当年张正宇在地摊上购得几张民间佳制，分赠友好，后被“上纲”为“二流堂”堂徽。原版木刻恐已在世间难觅了，我是在批判文章上见过缩制印刷的，绘一玩儿戴盔披甲，身挎十八般玩具，兴高采烈，天真无邪。祖光昔称神童，百艺集一身，可谓得此真髓。今“玩儿”亦老，兴尤不衰。祖光贵在如今识得愁滋味，仍说难休，难休，尤胜稼轩也。

人活一世 精彩万分

——新凤霞七十年

腊月多佳日，新凤霞召宴，说是聚聚，没名堂。小丁嫂电话透露，是凤霞寿辰。

席上，凤霞开场：“就算我七十吧，我也该七十了……”

祖光夫君接过话来：“这个人准岁数、准生日都没有；还是老舍先生说，那你就跟我一天过吧。”

你说，一个人连个生辰八字都没有，她这个命怎么算？她这个命苦不苦？

她这个命也是算不出来的，是她自个儿挣出来的，在这世上，在各种世道中挣出来的。

我初见新凤霞还在解放初，是她初演《艺海深仇》和《牛郎织女》。不论这“艺海深仇”里有多少艺人自叙，我总把它当成凤霞艺传的一部分，她是个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孩子。我从小看过多少老牌“牛郎织女”即《天河配》，我敢说凤霞这出最好，最动我心。我至今还记得织女手执拂尘，那一大段哀怨的歌声。凤霞常说起，这是她们戏班排戏第一次有导演，还是大导演张骏祥排的，才排得那么好。我看得如醉如痴，感到这舞台上，这人间真有仙女在。

我曾称凤霞为荷仙姑。总导演上帝这戏不知怎么排的，忽降下天兵天将将凤姑拿下，迫害致残，仅存活命，成了个铁拐李，拄杖人间。

俗云“人残志不残”。心不残，手不残，铁拐仙姑变化成了个当世的大作家、大画家。

我也是写写文章的，总想转那么一下文，说她个什么“文章憎命达”，一想也不妥。如此命不达，不如无文章。连命都没有了，何文章之有？又想说“文章天成”。凤霞文字，返朴归真，说是天成，确也恰当，又深想：哪天成得了哇？那都是费了多大的人劲，真叫铁杵磨成针哪！我又想改说“文章人成”！这人可是个所谓大写的人，可那些迫害她致残几至于死的人不也还是人，人五人六的，还自以为是人么！

别转文啦，让凤霞笑话！说的单纯点吧，凤霞文章是一片纯情。当年的刘巧儿是一片纯情，如今的新凤霞仍是一片纯情。戏曲中每称尊敬的老太太为太君，凤霞年逾古稀可称太君。昔日里纯情少女，如今晚还是纯情太君。

我老伴准备了70朵红玫瑰，让我写个贺词，我提笔就来了个四言四句：仙姑铁拐，生正逢辰。人活一世，精彩万分！

席前众文友艺友均称精彩，不是指我这歪批八字，而是均认为这青春永在的老寿星，纯情太君活得真叫精彩！！！

笔者按：凤霞其人其曲其文其绘，源于天津，原籍苏州，日前拙笔为凤霞写一祝寿文，尚未及广发，伊人已匆去，寿文成祭文也，曾忽发此文于苏津两地以代馨香顶礼。没几年祖光亦去，乃重发同发贺祖光花甲又贺凤霞古稀双文，共寄追思。

快乐王子颂

——我的老师李尧林

李尧林是1935年我14岁上天津南开中学时的英语老师，巴金叫他三哥（依大排行。实为亲二哥）。我那时看过《家》，就总想在他身上寻觅二哥觉民的身影。巴金在文革后写的《随想录》中，有一篇《我的哥哥李尧林》。开头写道：

“前些时候我接到《大公园》编者的信，说香港有读者希望我谈谈我哥哥李尧林的事情。在上海、在北京，也有人向我表示过类似的愿望，他们都是我哥哥的学生。我哥哥去世三十七年了，可是今天他们谈论他，还仿佛他活在他们的中间，那些简单、朴素的语言给我唤起许多忘却了的往事……”

巴金在结尾写道：“我终于离开了‘牛棚’，我要去给三哥扫墓，才发现连虹桥公墓也不存在了。那么我到哪里去找这个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好教师的遗骨呢？得不到回答，我将不停地追问自己。”

又二十年过去了。日前巴金的大哥的儿子李致自成都打电话给我，又说起希望他三爸的学生写写。我答：“当然要写，一直想写。”我坐定再想：多年来我已经三次写到老师，大致相同，又略有不同，翻找旧文抄录：

“多少年来，我总想好好写篇文章来纪念他却难著墨，因为他是那样的平易而又深情，很像其弟巴老对待我辈后生。我们从他们那里学习到的非仅语言文字，且是做人与做学问道理。仅说他的英文课，就把我们领入了一种可和古人洋人通人，如莎士比亚、马克·吐温等等先贤精神交流的境界。”（引自《我的英语老师》，写于1986年，又快2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