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是第一名，探花是第三，为何古人“宁为探花郎，不做状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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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举制度绵延一千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状元” 始终是寒窗学子们梦寐以求的巅峰，金殿传胪时，状元郎跨马游街，红袍加身，何等风光。

可翻阅明清文人笔记，却屡屡发现有考生放榜后见自己高中状元，竟怅然若失；更有江南才子放言 “宁为探花郎，不做状元公”。

夺得第一，却不如第三名，为什么古人更想考中探花？

很多人以为探花和状元、榜眼一样，是科举制度诞生时就有的名次，实则不然。

唐代科举放榜后，朝廷会挑选同科进士中最年轻俊朗的两人，担任 “探花使”，任务是遍访长安名园，采摘鲜花迎接状元。

直到北宋晚期，探花才被正式定为殿试第三名，可 “择年少貌美者为之” 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

明清笔记《浪迹续谈》记载，乾隆年间有位叫刘凤诰的考生，才华横溢却独眼，殿试本拟为状元，乾隆帝见其相貌后，亲笔将他降为探花。

反观道光年间的探花林鸿年，因 “丰姿秀美，应对得体”，被道光帝破格钦点，其实他的考卷成绩原本只够二甲，这种 “以貌取人” 的传统，让探花在仕途起步时就占尽优势。

翰林院里，探花往往被分配到修撰国史、草拟圣旨的核心岗位，而状元若相貌平平，反而可能被派去外放任职，远离权力中心。

唐代长安城，新科探花游街时，沿途仕女掷果盈车、香囊相赠是常态，宋代汴京的达官显贵，若家中有未婚女儿，必会在放榜后第一时间打听探花的家世。

《宋史・吕蒙正传》记载，吕蒙正考中探花后，宰相薛居正亲自登门为子求婚，这种待遇连状元都未必能得。

明清时期，江南士绅阶层更是将 “娶探花之女，嫁探花之子” 视为家族荣耀，探花的婚姻往往能联结起最顶级的社会资源。

相比之下，状元虽贵为榜首，却常因 “过于庄重” 被视为缺乏情趣，反而不如探花那般受豪门青睐。

状元作为天子门生的代表，一言一行都被各方势力紧盯，稍有不慎便可能卷入党争。

明代万历年间的状元焦竑，因支持东林党人，被万历帝罢官闲赋二十年；而同期的探花董其昌，凭借 “书画双绝” 的名声游走于各派之间，不仅官至礼部尚书，还成为江南文坛领袖。

而探花则第三名的身份既保留了进士的荣耀，又不至于成为众矢之的，反而能在各方势力间游刃有余。

古代文人讲究 “雅俗共赏”，探花因兼具才貌，往往成为诗词歌赋的创作主角。

唐代探花崔液的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流传千古。

宋代探花秦观的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至今仍是情书范本。

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直言：“状元文章如朝廷公报，探花诗词似月下私语”，道出了两者在文化影响力上的差异。

古人常说 “月满则亏”，状元的巅峰开局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期待，一旦后续政绩平平，便会被斥为 “名不副实”，而探花因名次稍逊，反而能在仕途上稳步提升，用时间证明自己。

清代乾隆年间的探花纪昀，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纪晓岚，科举名次虽不及状元，却凭借《四库全书》总纂官的成就名垂青史。

而当年的状元吴其濬，虽官至兵部尚书，如今却少有人知，这种 “厚积薄发” 的可能性，让许多有长远眼光的考生更倾向于选择探花。

儒家讲究 “中庸之道”，探花位居第三，既不似状元那般锋芒毕露，也不像榜眼常被视为 “状元的陪衬那样略显尴尬，恰好处在 “既优秀又不张扬” 的黄金位置。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曾说：“太刚易折，太柔则废”，探花身上那种 “才高而不傲，貌美而不浮” 的气质，完美契合了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追求。

不过在战乱年代或皇权高度集中的时期，状元的实用性远大于探花。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重农抑商，强调 “经世致用”，状元多被直接派往地方担任要职，探花的光环便黯淡许多。

但在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的时期，如唐宋盛世、明清江南，探花的魅力总是能压过状元一头。

如今，科举制度早已成为历史，但探花所代表的那种 “才貌双全、进退有度” 的人生智慧，依然值得我们品味。

或许正是这种超越名次的价值认同，让 “探花” 这个称谓，在千年后的今天听来，依然带着几分令人心动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