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荣宪 ‖ 费县“史官”王有瑞

王有瑞对费县历史文化的执着与热爱，使他成为费县当之无愧的“史官”。他用文字记录费县的过去，为后人了解家乡历史打开了一扇窗，让费县的历史文化得以代代相传、熠熠生辉。他就像沂蒙山上的石头，沉默不语，却撑起了整座山的骨架。在他的著作里，藏着费县人的喜怒哀乐，也藏着这片土地的精神密码。

欲知详情，请看由马荣宪采写的费县人物专访:

费县“史官”王有瑞

笔绘历史长卷 传承乡土记忆

历史从来都不是宏大叙事，很多细节都是藏在街巷的烟火里，藏在老人们的皱纹里，藏在那些被小心呵护的乡土记忆里。

在梳理费县的文化脉络时，你就会发现，王有瑞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以笔为刃，挖掘历史，传承乡土文化，几十年如一日，成为了费县历史文化传承的深情书写者。

在费县的历史长河里，总有人鞠身打捞着时光的碎片，而王有瑞便是其中最勤奋、最痴迷的一个。

他在《费县历史百人传》的自序里说：“同侪中或官或商，得意洋洋威风凛凛者不乏其人，而愚独冷清笔耕于县之文史，风风雨雨，几十年矣！”

在这几十年里，他“京访尊贵，村询耆老，时奔波于齐鲁乡间，时奋书于窄室灯前”，这么多年来，他在史料堆里、古村落间、老人们的口中默默打捞着乡土记忆。

他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一支笔、一颗心，将散落在时光里的费县故事串联成篇，铸就了费县历史深处最动人的底色。

王有瑞和共和国同龄，1949年出生于兰山区汪沟镇王家沟村，拥有大学学历，退休前是费县史志办编审 。

在史志领域，他是一位深耕者，多年来致力于挖掘、整理费县的历史文化。从1983年他踏入史志工作开始，便注定要为这片土地的过去留下一些最为详实的注脚。

参与志书编纂是王有瑞史志工作的重要部分。他参编省、市、县及有关镇、村的志书十几部，兢兢业业，讳功隐名，每一部志书都凝聚着他对费县历史的深刻理解与辛勤付出。在编纂过程中，他秉持严谨态度，对每一个历史事件、人物、风俗等内容都进行细致考证。在编写《幅军兴灭纪》时，为准确追溯事件和人物，他实地走访300多个村庄，与当地老人交流近千人次，查阅大量古籍文献，才让一个个藏在历史褶皱里的故事得以重现。

在众多作品中，《费县历史百人传》和《幅军兴灭纪》尤为瞩目，称得上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

《费县历史百人传》记录了费县历史上百位重要人物，通过生动笔触，展现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历与贡献，才让后人了解了这些历史人物最为真实的风貌。而他的这些历史人物传记作品，由于成书早、学术权威性强、又最为真实和准确，才成了众多文献的母版，或被引用、摘抄，或被研究探讨，无一不是他的心血凝聚。

而《幅军兴灭纪》的创作更是王有瑞史志工作的高光时刻。幅军农民起义在费县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相关资料稀缺。为还原这段历史，王有瑞发愤调查研究，自1982年以来的40多年间，采访老人数百名，做笔记30余本。他直接受教于清史专家江地、郭豫明、王道瑞等，在调查过程中，还得到苏北、鲁南各地史志同僚帮助，最终让幅军兴衰史清晰呈现，填补了费县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空白。

他在后记里说:我钟情于家乡这块土地，我屡为劳作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祖祖辈辈饱经那样的战乱和劫难，唏嘘不已，感慨万千！于是我立志挖掘这段历史，记述他们的斗争和命运，还原这段历史。君子居安思危，让我们的生活多些担忧和警惧，这是历史“史官”的责任。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跌宕的情节，《费县历史百人传》里写的不是王侯将相，而是乡贤、工匠、医者，是那些在本地做过实事、被乡亲念叨的普通人。

《费县巾帼志》里记录的，是田间劳作的妇女、办学堂的先生、支援前线的红嫂，她们的故事没有载入正史，却在王有瑞的笔下有了温度，成为了一个个鲜活的身边人。

就连大青山突围纪念馆的解说词，也是他一遍遍核对史料、走访幸存者家属后写就的，字里行间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每一个参观者都能感受到当年的悲壮，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英勇无畏，因为那些文字里，有着真实的血与泪。

除专业志书编写，王有瑞还参与编辑了《梁邱春秋》《费县英烈传》《费县巾帼志》《银光志》《费县革命回忆录》等书籍，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费县的历史文化。

在《费县英烈传》中，他挖掘整理费县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让后人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

《费县巾帼志》则聚焦费县女性，展现她们在不同时期的贡献，丰富了费县历史文化内涵。

2025年4月4日，费县举办“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纪念费城战役活动，王有瑞受邀讲解费城战役。他凭借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对本地历史的深入研究，生动还原了当年战役场景，让在场听众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退休后的王有瑞并未远离史志工作，他与妻子武善爱，伉俪情深，在文史写作的道路上，互相鼓励，携手并进，探讨、采访、写作，成了一种家庭生活常态，他幸福地说：自结婚落于费县后，工作之暇，讨论大道，除多揽家务，又常切磋文句，得益之处，功不可没。

他们的工作，常常与“寂寞”相伴。枯坐斗室，一坐就是一天，外出采访，一去就是上百公里，有时徒步，有时骑着那辆身经百战的自行车，吃干粮，喝泉水，打听到一点信息，就不管路途的远近，总要追根究底。整理地方史不像写小说那样可以挥洒想象，每一个日期、每一个人名、每一段事件，都要像侦探破案一样较真。

王有瑞认为，经得起考验和推敲，是每一个历史观点被固定的前提。

为了考证幅军起义的细节，他骑着自行车，沿着当年起义军活动的路线走了一遍又一遍。

在苏北、鲁南的那些山村，他敲开了一扇扇木门，寻访了一位又一位的老人，捧着搪瓷缸听老人回忆祖辈的经历，生怕漏掉一个关键信息。水笔用干了一支又一支，笔记本记了一本又一本。

那些泛黄的县志、残缺的家谱、蒙尘的碑刻，在旁人看来枯燥无味，而在他眼里却全都是宝贝，因为在这些斑驳陆离的字里行间藏着费县人的喜怒哀乐，藏着这片土地的精神密码。

退而不休笔未停，夕阳西下更深耕。持续为费县的历史文化传承贡献力量，就成了王有瑞一生的追求。

王有瑞对费县历史文化的执着与热爱，使他成为了费县当之无愧的“史官”。他用文字记录费县的过去，为后人了解家乡历史打开了一扇窗，让费县的历史文化得以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他的作品给费县保留了珍贵的地方记忆，成了费县文化认同的重要来源，也增强了费县人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他的创作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更重要的是挖掘其中的文化价值。幅军起义作为费县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如反抗精神、团结协作精神等。他通过作品将这些文化价值展现出来，为的就是当地的文化传承和发展。

他说：我修志几十年，采访数百人，所得材料甚丰，长惧不传而湮没，湮没，史官之责也！

好一个“史官之责”，透露的却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操守、气节担当和社会良心。

王有瑞是土生土长的费县人，做过乡村教师、机关干部，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这片沂蒙山的土地。退休前在县志办伏案多年，退休后仍带着老花镜翻古籍、访村落，为了弄清一块古碑的来历，能顶着烈日在荒草丛里蹲半天，听村里老人慢悠悠地讲那些“爷爷辈的老故事”。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有地名的变迁、民俗的细节，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还有走访时偶然听到的俚语歌谣——这些琐碎的记录，后来都成了那些志书里鲜活的注脚。

王有瑞，秉承着传统文人认真执着的性情，不借助网络、也不使用电脑，一直利用手中的秃笔，一个字一个字、一页纸一页纸的书写着，用他的步子一个小村一个小村的丈量着。虽然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热搜上，作品也不会成为畅销书，但费县的历史却因他的执着书写而清晰，他就像沂蒙山上的石头，沉默不语，却撑起了整座山的骨架。

王有瑞几十年如一日，深耕着费县的历史，长期致力于地方文史研究，在挖掘、保存和传承地方文化等方面贡献突出。

时任费县教委主任王光俊评价说：一本荟萃人物县情的书，对教育学生热爱家乡是有用的乡土教材。

他先后主编的志书有十几部。

每一部著作，都是他心血的结晶，每一部著作，都是费县历史的恢宏再现。

他历时30余年创作的《幅军兴灭纪》，更是为清末鲁南、苏北幅军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丰富了地方文献资料。

《幅军兴灭纪》采用纪实体笔法，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作了细致真实的描摹，记事细致，能让读者了解到清末基层民众的社会风貌，对于研究当地历史变迁、社会风俗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幅军兴灭纪》后记里，王有瑞道出了写作此书时的痴迷和艰辛，他说:有蒙山东麓琅琊王氏者，生于建国，少小留心乡间传闻，长大无什么建树。一日读山西大学江地教授著作，遂吃迷魂药，舍弃常人生活，登岐山、攀云谷、涉运河，跋涉鲁南山水，东西南北数百里，历尽艰辛，统计死灵魂。人有讥之，不能醒悟，以其中毒甚深也。毒状如何？30年来，凡事不能记忆，而唯此为大，为人乐道时，如数家珍。

这就是王有瑞，一个拼了性命痴迷于写史的文人。

王有瑞围绕幅军及刘淑愈史事，在费县及周边地区广泛搜集民间口述和文献材料，写作了《幅军军师刘淑愈传略》，留存了完整的访谈记录手稿。

为了写作《山东进士刘淑愈》，他的资料积累了40年，为了搜集刘淑愈《砚山堂制艺》存世文稿，他历经千辛万苦，在集市的地摊搜寻，在泛黄的族谱里查找，在斑驳陆离的墓碑上考证，从族人的只言片语里追寻，即使是一页残缺不全的废纸，他也会如获至宝。对于所有资料的来源，他说：所有人物或睹其碑，或见其谱，或闻其传，或见其亲友，栩栩如生，感慨良多。

获得第一手资料的过程虽然辛苦，却避免了闭门造车。等所有历史事件得到了考证和串联，甩一把汗水，才知道辛苦背后的欣慰有多美，有多甜！

在他的辛苦努力下，截止到目前，他已发布幅军和刘淑愈研究专著2部，研究论文22篇。

在他的书房里，40年前的笔记有，30年前的查找记录也有，20年前的采访本也还有。每一次的记录，都是那样的清晰工整，获得的每一份资料，他都能做到精心保存，精准查找。最终，这本被当时的富家子弟视为科举考试必备的《砚山堂制艺》文集，被他搜集到了40多篇文稿。有刻板的，有手抄的，也有口口相传的。他说，如果不是被人们视为至宝，刘淑愈这个山东第一才子、道光年进士、清政府的反叛人物，怎么会有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来珍藏他的文稿，就连他的死对头家里也偷偷藏着他的《砚山堂制艺》刻本。

而他的书房，简单而又朴素，没有气派的书橱，也没有高档的办公设施，走进他的书房，让你感受到的，却是一股文人的气息，一种学术的味道。这里的每一本书，都陈旧泛黄，每一本笔记本，都被翻阅无数。书房里虽然书多，资料多，却都分门别类，摆放齐整，取拿方便，查找有序。

都说王有瑞是一个既严谨又有心的文人，由此可见一斑。

读过了他写的书，结识了他这样的一个人，才知道，不管是为人，还是为文，他仍坚守着最初秉承的那一颗初心。

我为县域写史记，只求本真慰我心，就成了他的座右铭。

一个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把一样工作贯穿于生活当中，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看过了他写的书，你会有一个发现，那就是每本书的前言后记，都出自他一个人的手笔，没有名人，也没有大领导助阵，不沽名钓誉，也不敷衍趋势，我想，这就是一个文人最倔强的本色吧！

不过，他的前言或者后记，写得实在是相当精彩，有文有白，张弛有度，收放自然，很是彰显他的文字功底，读起来有品头，更有嚼头，不仅不呆板，不生涩，风趣幽默，还不失那种老私塾的底蕴。迷恋他的史书，更迷恋他的前言或后记那样的写作风格。

为了丰富地方文献馆藏，促进地方文化传播，他还向临沂市图书馆捐赠了自己创作的所有书籍。

王有瑞的文史工作成果，为后续学者深入研究费县乃至临沂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积累的宝贵经验，也为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与活化利用，提供了新思路，推动了地方文史研究工作不断发展。

当地学校借助他的文史工作成果，开展了相关教育活动，让学生深入了解了家乡文化，增强了对家乡的热爱和文化认同感，培养了学生的乡土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这种乡土文化对国民潜移默化的浸染是无价的，也是长远的！更是有着莫大的功德。

难怪有专家说:像这种乡土书籍，就是一个县域最优质的文化读本，是能够代代相传的，因为它彰显了这一方水土几千年的文化年轮和文化底蕴。

文学博士宋赫评价他是:全国幅军研究第一人。刘淑愈八股文文章搜集研究第一人。

这样的评价，他当之无愧！

默默无闻，却又文史著作不断，费县“史官”王有瑞“笔绘历史长卷，传承乡土记忆”就成了他最痴迷的初心。

2025年7月20日采访写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