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平 齐慧君 | 明至民国沁河流域郭峪村聚落空间变迁

传统村落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变迁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传承，反映了大量历史生产、生活信息，是探索中华文化源头与根基的重要研究对象。前贤学者从聚落地理视角对传统村落历史演变、时空分布、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1]，但对乡村聚落形态的探讨对碑刻等民间文献利用率较低，更多将村落置于低精度“面”开展研究，他们较少将村落内外联系起来进行平面、立体式分析，从而也鲜有关注村落更为重要的空间历史变迁。

坐落于华北传统村落密集分布区南太行山麓、沁水河畔的郭峪村，历史时期分别隶属于泽州、高平郡、泽州府等州府级政区，今属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图1），是典型的山地型、沿河型村落。正所谓“太行南欲尽，万里势犹雄”[2]，泽郡群山环立，“居太行绝，据中州上游”[3]的险要地势造就了其据守沟通南北要道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同时，南太行山耕地相对稀缺，但气候适宜、物产丰盈的资源禀赋塑造了当地农工商并重的社会经济风貌，位于阳城县山岭环绕、沟谷纵横的裹金谷中的郭峪亦然。在郭峪人“率力南亩”的同时，桑蚕、冶铁和商业贸易亦成为其重要的经济发展方式。

图1郭峪村地理位置示意

资料来源：地理遥感生态网科学数据注册与出版系统（www.gisrs.cn）

唐咸通五年（864）所刊“宗绍等造像”碑按语处提及“记中所载村镇有‘裹金谷’之名”[4]，经考证即今郭峪村[5]，由此可知该村其时已具聚落规模。阳城海会寺内的后周《大周泽州阳城县龙泉禅院记》、大定二十七年（1187）《海会禅院重修法堂记》等碑刻均有“郭社”“郭谷村”等信息留载，反映了唐宋时期郭峪聚落持续发展的历史事实。元至正年间，郭峪汤帝庙（图2）创建，该庙为村中目前可考的最早建筑。明清以降，随着郭峪经济、文化发展和防御外敌的需要，村中修建工程迭起，其中大量建筑和碑刻遗存至今，且保存状况良好。

基于上述自然、文献条件，笔者选取郭峪村为研究对象，以空间类型为主要视角并观照外部形态、内部格局，关联内、外社会，复原其明代至民国的村落发展过程，对聚落空间变迁进行深入探究，寻求历史聚落地理研究新路径。

图2明正德年间郭峪村落格局示意

注：1. 里馆；2. 汤帝庙；3. 山神庙；4. 文昌；5. 窦家院；6. 张家院；7. 卢家井；A. 窦氏居住区；B. 卢氏居住区；a-a. 前街；b-b. 后街；c-c. 南沟街；d-d. 庙圪台底；e-e. 窦家胡同；f-f. 馆上胡同；g-g. 卢家圪洞；h-h. 仓圪洞。以阿拉伯数字标示“屋舍、水井等建筑”，以大写英文字母标示“居住区”，以小写英文字母标示“街道起止点”。

资料来源：底图源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晋城古堡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本》（2020年7月）。

一

居西筹东：明洪武至万历朝郭峪空间开拓期

裹金谷平坦开阔的樊河西岸为郭峪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膏壤。至明朝定鼎，随着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推行，乡村社会变化显著，乡民迎来更多发展机遇，聚落空间随即开拓。

（一）居住、迁移、交通空间

明洪武至万历年间，郭峪的居住格局由“偏安河西”发展至“跨河东拓”，时人俗谚“先有南卢北窦，后有张陈二府”可揭示一二。明前期，卢氏一族临潼县丞卢文进等官宦层出，长垣训导卢守信姊妹被封“宣宁王妃”[6]，故正德年间“盖已著姓称云”②，家族宅院、水井等均分布于村中南部；窦氏作为村中早期大族，以其姓氏命名的宅院、胡同坐落于村中北部，正合“南卢北窦”之“偏安河西”居住格局（图2）。明前中期，张氏、陈氏等家族自沁水、泽州等地迁入郭峪（表1），至嘉靖、万历年间，两家族官宦迭现，如景州知州张以渐、顺天巡抚张鹏云、中顺大夫陈天佑等，为明代郭峪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樊河以西陈氏、张氏聚居区的增加，以及樊河以东陈氏宗祠、容山公府等建筑陆续修葺，宅院蜂起，“张陈二府”打破旧有河西界线，渐成居住格局中的新标志（图3）。

表1明洪武至万历年间迁入郭峪村家族统计

资料来源：田野调查；王小圣、卢家俭主编，《古村郭峪碑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古村郭峪碑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刘泽民、李玉明主编，卫伟林分册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阳城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

受沟谷纵横的地理环境限制，窦氏、卢氏、陈氏、张氏等集中居住区以及双钱井、井圪洞附近等零散民居多分布于较平坦的阶地之上，兼顾防洪、生活和耕作的便宜。居住格局的形成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村内交通系统，随着新建居住区应运而生的上街、下街等道路勾连起更多乡众，村落拓张略显南北向狭长的特点（图3）。

图3明万历年间郭峪村落格局示意

注：1. 里馆；2. 汤帝庙；3. 白云观；4. 文昌阁；5. 河东庵；6. 北券；7. 山神庙；8. 陈家院；9. 恩进士大院；10. 西都世泽；11. 王重新老宅；12. 窦家院；13. 小狮院；14. 老狮院；15. 姑娘院；16. 厨房院；17. 张家大宅；18. 张家二宅；19. 双钱井；20. 花园井；21. 卢家井；22. 陈氏宗祠；23. 树德院；24. 容山公府；25. 世德居；A. 陈氏居住区；B. 窦氏居住区；C. 张氏居住区；D. 卢氏居住区；a-a. 前街；b-b. 上街；c-c. 下街；d-d. 井圪洞；e-e. 南沟街；f-f. 馆上胡同；g-g. 庙圪台底；h-h. 仓圪洞；i-i. 窦家胡同；j-j. 卢家圪洞。以阿拉伯数字标示“屋舍、水井等建筑”，以大写英文字母标示“居住区”，以小写英文字母标示“街道起止点”。

资料来源：底图源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晋城古堡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本》（2020年7月）。

（二）信仰、文娱空间

伴随人口生息，聚落公共建筑的增设和维修是一种必然。明洪武至万历年间，郭峪的信仰类建筑数次修筑、拓建（表2），在空间上有所开拓（图4），聚落发展日益成熟。汤帝庙、山神庙、文昌阁、白云观等信仰建筑多建在村落的边界和高地，既可居高而峙，少占用民居、耕地等生活、生产用地，又能据边以守，增强乡民心理防线。

表2明代洪武至万历年间郭峪村庙宇修筑统计

资料来源：田野调查；赵振华、赵铁纪主编，郭峪村志编纂委员会编《郭峪村志》，1995年。

图4明代万历年间郭峪村东西向剖面海拔示意

资料来源：实地测量。

乡村社会民众普遍以“建庙祷神”来妥神明、获福报，一则求生存，二则留功名，毕竟乡民对科举入仕的期望从未间断。明嘉靖以前，汤帝庙被“教读者假为学馆”[7]，成为村内文教场所，不料嘉靖二十一年（1542）一时失检，意外走水。后村社严禁“庙内教学”行为，河东文昌阁遂成新的教学地点。每逢重阳佳节，十里金谷便有文人在此阁赏花饮酒、吟诗作赋，十分风雅。[8]此外，海会寺内别院亦为郭峪文人提供就学之所。文昌阁、海会别院的出现为郭峪奠定了坚实的文教基础，当地从“达显无闻”至“文人累累”，相继诞生4位进士、8位举人，有16人在朝为官，是故陈廷敬言“自明以来出而仕者未尝乏人”[9]。张氏、陈氏家族渐趋繁盛，村落官宦辈出，文化底蕴愈加浓厚。

（三）商贸、姻亲空间

裹金谷内的人地矛盾因“开中法”“隆庆议和”契机的出现而缓解，矿产、丝货等成为乡民重要的生产资源，郭峪人得以通过商贸获取更多生存发展空间。明清时期，阳城冶铁为全省翘楚，“铁，平定、吉、朔、潞、泽州……高平、阳城，俱有冶坑，唯阳城尤广”[10]。郭峪亦坐拥矿产，“史山，在县东北三十里，产铁，其西五里有金裹谷堆，堆下亦有铁矿”[11]。沁河流域丝织业自古发达，“绫：太原、平阳二府，潞、泽俱出；帕：平阳、潞、泽州俱出，高平米山尤佳；绸：潞、泽州俱出”⑤。资源富庶为郭峪商贾的兴盛发展提供了沃土，如王氏家族王海“贾于燕、梁”[12]，王重新“贸易天津长芦间”⑦，经商足迹遍及十三省；卢氏家族卢承宗“持筹握算”于晋城、大梁[13]；陈氏家族陈三益在燕、豫间行商，“负资累千余金”[14]。村落的商贸发展可见一斑。

姻亲关系往往是乡村社会交往空间的重要侧面。据统计，明前中期郭峪发生的76次联姻中[15]，村落内部的联姻次数为61次，占总数的80.26%；邻近村落联姻发生次数为10次，占13.16%；沁水、泽州等紧邻州县的联姻次数最少，仅占总数的6.58%。由此可知，郭峪最主要的姻亲关系网络在村落内部，民众多秉持“就近原则”为子女选择婚配对象。在此期间，依靠世居本土和外地迁入群众的共同推动，郭峪聚落格局不再“偏安河西”，而是“跨河东拓”。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商贸空间的开拓，文娱空间的开发与展延为“人文累累”的景象夯实了基础；宗族的显耀携来聚落的振兴，信仰、姻亲空间得到拓展。

二

三寨鼎峙：明代天启至清代雍正年间郭峪空间延展期

经过明前中期的社会发展积淀，郭峪人文蔚起、商贸荣兴，于明末清初迎来聚落发展高潮。其形态、格局延而展之，管理、姻亲、防御空间等展现出愈加丰富的聚落空间类型。

（一）防御、居住、交通空间

明末清初的战乱对沁河流域村落的重创前所未有。窦庄、坪上、周村、上佛、郭峪等村落的应对各不相同，或躲避，或防御，或攻击（表3）。从结果可知，利用已有窑洞、井洞等躲避虽易，施行却屡试屡败，构堡筑寨耗时、耗材、耗力，却能最大程度搭建防御和安全空间，为数量众多的乡民提供生存保障，最终成为沁河流域乡绅的一致选择。

表3明末清初沁河流域村落战乱应对

资料来源：田野调查；王小圣、卢家俭主编，《古村郭峪碑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古村郭峪碑文集》。

注：本表仅以郭峪村防御建筑主要构建者王重新所录明末清初沁河流域村落战乱应对信息为统计对象。

在“径过窦庄，有城幸免；贼患坪上，无备被抢”[16]的对比下，郭峪防御工程之路经始。崇祯五年正月，陈氏家族文林郎知乐亭县事陈昌言于河东建河山楼（图5），“置弓箭、枪、铳、备火药，积矢石”[17]，以保一族平安。崇祯六年，乡民于河东坡地修寨以应灾祸，陈昌言的“斗筑居”修筑（图5右上）工程亦就绪。崇祯八年，曾亲历战火的官绅大中丞张鹏云将拟筑郭峪城之事上报监司并获准，遂率众乡民于正月开工，围绕河西岸村落主体修建阔一丈六尺、高三丈六尺的城垣筑13座城楼、18座窝铺、556座窑[18]，十一月工程告竣。明廷于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颁布“叙劳疏”以表彰各地绅矜为防匪患而捐资修筑城垣之事，郭峪乡绅张鹏云、陈昌言、卢时升、王重新等24人因“克壮藩篱”之功纷获旌奖。[19]至此，侍郎寨、斗筑居、郭峪城城堞俨然，夹河三寨鼎峙的局面（图5）最终形成。

图5清雍正年间郭峪村落格局示意

注：1. 拱辰门；2. 永安门；3. 景阳门；4. 西水门；5. 金汤门；6. 文庙；7. 汤帝庙；8. 白云观；9. 文昌阁；10. 文峰塔；11. 北券；12. 西山庙；13. 白衣庵；14. 三教堂；15. 河东庵；16. 菩萨阁；17. 观音堂；18. 豫楼；19. 王家商铺；20. 正泰号货栈；21. 申明亭；22. 渔池院；23. 王维时宅院；24. 王启瑞院；25. 陈家院；26. 恩进士大院；27. 西都世泽；28. 王重新宅院；29. 容安斋；30. 王重新老宅；31. 王重新伙计院；32. 张拱辰故居；33. 秦静斋故居；34. 张我生院；35. 窦家院；36. 小狮院；37. 老狮院；38. 王家院；39. 张景星院；40. 王重新管家院；41. 姑娘院；42. 厨房院；43. 张家大宅；44. 张家二宅；45. 张家三宅；46. 张家四宅；47. 柴阴阳宅；48. 双钱井；49. 魏家井；50. 花园井；51. 卢家井；52. 望河亭；53. 春秋阁；54. 文昌阁；55. 陈氏宗祠；56. 河山楼；57. 小姐院；58. 西花园；59. 管家院；60. 大学士第；61. 麒麟院；62. 树德院；63. 容山公府；64. 御史府；65. 世德居；66. 南书院；67. 三大士殿；68. 侍郎府；A. 陈家后居住区；B. 王氏居住区；C. 店院后居住区；D. 张氏居住区；a-a. 前街；b-b. 上街（商业街）；c-c. 下街（商业街）；d-d. 井圪洞；e-e. 南沟街；f-f. 文庙胡同；g-g. 松木圪洞；h-h. 仓圪洞；i-i. 秦家圪洞；j-j. 窦家胡同；k-k. 庙圪台底；l-l. 水门里。以阿拉伯数字标示“屋舍、水井等建筑”，以大写英文字母标示“居住区”，以小写英文字母标示“街道起止点”。

资料来源：底图源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晋城古堡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本》（2020年7月）。

崇祯末年，蝗灾大行，以商贾发迹的“布衣鼎富”[20]王重新毅然决定筑豫楼（图5），以“佣工养育饥民数百”[21]。由此，构筑住、防空间的豫楼、斗筑居等或高八丈，或有三丈……成为村内海拔最高的建筑群，大大拓展了村落立体空间（图6）。立体式住、防空间延伸，“石樵、菅茅、木炭、麻脂、米、铁、井灶，藏积其中，无忧不足”[22]，使“登高瞭望”的目的进一步实现，“居高防守”得到优化发展，“岩谷栈隅，了若指掌；盗异薮遁，无以为所”⑦。

图6清代雍正年间郭峪村东西向剖面海拔示意

资料来源：实地测量。

防御工程构建过程中，修筑、维护之功亦不容忽视。统计发现（表4），郭峪防御建筑的修护在战乱频仍的崇祯、顺治年间最为频繁，而修筑内容主要涉及添器械、凿城壕、补城垣等方面。村中家户以“出工”形式广泛参与其中，王氏、张氏等主要承担了修城的大部分费用。在制度管理上，《城窑公约》提出锁钥看护之责精确至个人、“许住人、放物，不许喂牲口作践”[23]、“以租佐修”等约定……凡此种种，有效推动防御建筑保护、利用、维修工作的体系化。雍正五年（1727） “盗警”侵袭，陈氏一族离开中道庄，迁至能够持续发挥防御功能的郭峪城以避难。[24]可见，防御工事的卫戍效果得到了时人的认可。

表4明天启至清雍正年间郭峪修筑、维护防御建筑概况

资料来源：田野调查；李秋香、陈志华撰文，楼庆西摄影《郭峪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郭峪村现存传统民居基本为明末至民国所筑，郭峪城外形成中道庄陈氏、侍郎寨张氏聚居区，城内形成4处集中居住区，民谚“前街西为陈，前街东为王，南沟住张家”大致反映其分布信息，还有魏家井附近等小姓杂居区。城内交通网络亦更新迭代，除“馆上胡同”更名“文庙胡同”外，新增松木圪洞、秦家圪洞等。相较前期的分散居住，巍峨的城、楼构筑起了一片安全空间，民居开始向堡墙内部集中分布，“聚堡而居”团栖相保、“三寨鼎峙”互依而存的局面成为这一时期村落格局的突出特征（图5）。

（二）文娱、信仰、管理空间

崇祯末年，文庙成为“阖镇读书人肄业之所”[25]，为明末清初“郭峪三庄上下伏，进士举人两千五，如若不够数，侍郎寨上尽管补”的人文盛况打下了基础，文峰塔的修造可谓锦上添花。这一时期郭峪出现12位进士、14位举人，多位监生、贡士，其中在朝为官者64人，获朝廷封赠者10人，共29部作品流传于世，其中张氏、陈氏家族尤为繁荣，村落科举文化氛围浓郁。

郭峪信仰建筑立体空间得到大幅扩张。除新增白衣庵、三教堂等外，随着防御类建筑拔地而起，堡墙之上菩萨阁、春秋阁等建筑也促进了聚落信仰空间的立体式拓展（图5）。对已有信仰建筑的修葺、扩建以汤帝庙最为典型：顺治九年（1652），重修汤帝庙，增设舞楼[26]；顺治十二年，添地基一处[27]；康熙十一至二十八年，补修两殿并砌中院[28]；康熙十三年（1674），庙内高禖祠后壁重修、油饰暖阁[29]。就庙宇管理而言，顺治十年（1653）阖社议定汤帝庙公约，提出 “在内开学作践者，罚银叁两”[30]等条款以规范其使用。就庙宇规模而言，汤帝庙“正殿九间”[31]的规模为域内之最。就村落管理而言，汤帝庙则是处理晓示官府通告、规范城窑使用、究处行业积弊等公共事务的重要场所[32]。由此可以推断，这一时期汤帝庙作为郭峪信仰中心的地位依旧稳固。

位于郭峪城内三条主干道交叉口、地理中心的申明亭（图5）是重要的公共管理场所，承担着教化民众、申明告示的功能。但因其地方狭小，告示不便多贴，且所贴告示日久容易漂没，无凭可依进而促使旧弊复炽的问题时有发生，村民遂将申明亭与早期即为村中公共管理空间的汤帝庙构结为“联合管理空间”，为郭峪有序的管理与发展提供保障。康熙十七年（1678）阳城县晓谕“白米、杂粮斗行积弊相沿”[33]一案裁定即采取了张告于申明亭、刊碑于汤帝庙的方式[34]。

（三）迁移、姻亲、商贸空间

明末，郭峪已形成“聚庐而处者千余家”[35]的景况，虽因战乱给村落发展带来沉重打击，但郭峪堡寨的建立为这一时期大批避乱移民的填入奠定了基础。移民来源较上一时期空间范围有所拓展，除马氏、钟氏、刘氏等来自晋东南一带的凤台县、泽郡外，更有范氏、于氏等山东、河南的难民来此安家落户。[36]迁入人口为村庄注入了新鲜血液。

官宦大族张氏、陈氏以及商业大族王氏推动着这一时期郭峪的兴旺发展。经统计发现，114次联姻之中[37]，于村落内部、邻近村落、紧邻州县（沁水县、泽州、沁县等）以及省外缔结姻亲关系的次数分别为103次、6次、4次、1次，村落内部依旧是最为活跃的姻亲圈，占总数的90.35%；邻近村落为第二选择，占比5.26%；官宦世家的发展促进郭峪姻亲圈的拓展，紧邻州县姻亲发生次数占总数3.51%；仅有的一例省外姻亲关系为沧州，占总数的0.88%。综观，村内姻亲关系缔结次数较明前中期提高10%，而邻近村落、紧邻州县等缔结次数降低，郭峪村姻亲关系网络越加内聚。

村内、村外商贸空间的拓展推动郭峪经济的繁荣。顺治十二年，阳城县四镇商税总额二百三十两，“章训都郭谷镇分税银肆拾两”[38]占全县总额的近六分之一。郭峪商贸繁荣的最佳体现为商业街（图5）。明崇祯八年郭峪城建成后，入景阳门至申明亭为宽三至四米的商业一条街，杂货铺、饭铺、货栈等各类店铺充列其间。[39]据郭峪村村民[40]叙述，下街街北靠近城墙的商铺即历史上著名的“正泰号货栈”所在，街南住宅区被当地人惯称“店院后”，商业遗留痕迹十分突出；另经田野调查发现，在历史时期，郭峪村的四条大街，南沟街紧邻东、西水门间的排水通道，前街虽有王家商铺等遗存，但街道狭窄不宜买卖交通，汤帝庙至申明亭间街道地势起伏大且狭窄，唯有景阳门至申明亭的一条大街平坦、宽阔，且门铺为对街设计，最符合古商业街的选址、规划格局。由此推测嘉靖四十四年（1565）已称“巨镇”的郭峪村在明中期或已有一条商业街，明末郭峪城修建后，商业街被固定于上、下街，至清康熙年间已颇具规模。

明末清初的战乱改变了郭峪的发展轨迹，聚落空间发生重大改变。具体来说，新增防御建筑延展了立体空间，聚落空间发展改变重大，管理空间演进为“联合管理空间”，村内商贸空间更为明确，人口迁移空间进一步扩大，以文庙建立为代表的文娱空间扩展，推动了“甲第连云”的出现，也助推了姻亲空间的持续内聚。

三

聚堡而居：清中后期至民国郭峪空间充盈期

明末以降的郭峪虽因战乱而风貌大改，却仍呈稳步发展态势。至清中后期，受制于自然环境的聚落空间在已有基础上渐趋充盈，形态、格局、空间类型发展更显复杂。

（一）迁移、居住、交通、管理空间

清中后期至民国，来自凤台县、高平县及河南等地的郭氏、翟氏、郑氏等移民于郭峪定居。[41]郭峪生齿日繁，卢、蔡、翟等氏取代陈、张、王氏陆续加入村庄事务管理中，大姓家族的更迭为这一时期村落居住格局演变奠定了基础。较之先前，郭峪居住空间继续拓展，城内新增卫氏家祠、谭家院等，标志着由申家后居住区、卫氏居住区、圪垯上杂姓聚居区等组成的新居住格局正在形成，城外则新增刘家院、樊家院、蔡家院等。交通系统中，乡民对于街巷惯称的更迭亦为“大族更迭”的标志之一，除卢家圪洞更名为郭家圪洞外，又新增上范家胡同、郑家圪洞、申家后街、李宅巷等，郭峪城内的交通系统愈发完善（图7）。总体而言，小姓杂居特征越加突出，堡墙内部居住密度有所提升，堡墙外部居住空间虽有拓展，但多限于堡墙附近，“聚堡而居”村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

汤帝庙与申明亭所构筑的“联合管理空间”在这一时期继续成为平靖地方、安良善事的重要场所。乾隆二十年（1755），郭峪镇生员张国模、范均等上告官府，本镇土工一行在为居民丧葬之事做工时自立规矩，“各据一坊，凡遇有事之家，各坊止许觅各坊土工、轿夫，不许越坊……若有丰余之家遇见丧事，开口工银动云三十、五十两不等；即小户之家有事，亦得三千、二千”[42]，常发勒索之事，乡民为此叫苦不迭。阳城县为裁处此案，特发《邑侯杨老爷剔弊安民示》张告于申明亭，并“立石公所，以便永远凛遵”⑤，以达到良好管理、规训效果。

图7民国郭峪村落格局示意

注：1. 拱辰门；2. 永安门；3. 景阳门；4. 上水门；5. 金汤门；6. 文庙；7. 汤帝庙；8. 白云观；9. 文昌阁；10. 文峰塔；11. 北券；12. 西山庙；13. 白衣庵；14. 三教堂；15. 河东庵；16. 魁星阁；17. 菩萨阁；18. 河塔；19. 豫楼；20. 常家院；21. 正泰号货栈；22. 申明亭；23. 卫氏家祠；24. 渔池院；25. 上范家院；26. 谭家院；27. 恩进士大院；28. 西都世泽；29. 常家院；30. 郑家院；31. 孙家院；32. 容安斋；33. 王重新老宅；34. 王重新伙计院；35. 王启瑞院；36. 张拱辰故居；37. 秦静斋故居；38. 张我生院；39. 窦家院；40. 小狮院；41. 下范家院；42. 老狮院；43. 王家院；44. 张景星院；45. 王重新管家院；46. 姑娘院；47. 厨房院；48. 张家大宅；49. 张家二宅；50. 徐家院；51. 张家三宅；52. 李宅院；53. 柴阴阳宅；54. 槐庄；55. 张家院；56. 郭钟秀宅；57. 双钱井；58. 魏家井；59. 花园井；60. 卢家井；61. 望河亭；62. 春秋阁；63. 文昌阁；64. 陈氏宗祠；65. 河山楼；66. 小姐院；67. 西花园；68. 管家院；69. 大学士第；70. 樊家院；71. 麒麟院；72. 树德院；73. 容山公府；74. 御史府；75. 世德居；76. 南书院；77. 刘家院；78. 三大士殿；79. 侍郎府；80. 蔡家院；A. 陈家后居住区；B. 圪垯上居住区；C. 申家后居住区；D. 店院后居住区；E. 张氏居住区；F. 卫氏居住区；a-a. 前街；b-b. 上街（商业街）；c-c. 下街（商业街）；d-d. 井圪洞；e-e. 南沟街；f-f. 上范家胡同；g-g. 郑家圪洞；h-h. 文庙胡同；i-i. 松木圪洞；j-j. 申家后街；k-k. 仓圪洞；l-l-l. 下范家圪洞；m-m. 秦家圪洞；n-n. 窦家胡同；o-o-o. 槐圪垯上；p-p. 庙圪台底；q-q. 李宅巷；r-r. 水门里；s-s-s. 郭家圪洞；t-t. 卫家圪洞。以阿拉伯数字标示“屋舍、水井等建筑”，以大写英文字母标示“居住区”，以小写英文字母标示“街道起止点”。据村民张江水所述，民国时期郭峪城内仍有 20 余口水井，但现可考具体位置并尚可使用的水井仅剩图中所示12口；乾隆二十九年碑刻中所述 4处煤矿因未知民国时期尚存与否，故未标示。

资料来源：底图源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晋城古堡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本》（2020年7月）。

（二）防御空间

郭峪防御建筑保、修亦非一时之功。统计发现（表5），这一时期郭峪村对城基、城门等进行9次维修，维修频次较明末清初有所降低，但维修间隔最长不逾80年；商号、村众通过捐施、募化、做工等方式依然广泛参与其中；两次防患保护工程中，村社对乾隆二十九年（1764）堡城西门外“有碍居民庐舍”[43]、严重威胁城垣的四座煤窑采取封窑措施。此外，面对道光二十二年（1842）豫楼有被拆毁的危机，乡民最终订立公约，进而达成一致，“永远不许拆毁，后日倘有异言，亦要通知阖镇社首商确妥当，不得擅自专主”[44]。可见，郭峪城、豫楼等防御建筑无论其财产归属，但其兴废之议已为公事。历史时期防御建筑的屡次维修、保护工程是郭峪建筑群能维持城堡完整形制的重要原因，成为聚落空间演变过程中重要一环。

表5清中后期至民国郭峪维修、保护防御建筑概况

资料来源：田野调查。

（三）商贸、信仰、生产空间

清中后期，郭峪商业发展虽已走过巅峰，但仍较繁荣。如乾隆四十二年补修郭峪城北门、水门、城根三处时，恒泰号、丰泰号、晋兴号等诸多商号纷纷解囊以襄盛举。据《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载，于郭峪进行贸易的商号来自临清、道口、汉阳、清化、新乡、开封等地，近1/3的郭峪人家外出山西榆次、平阳，河南洛阳、周口，山东济南、枣庄，安徽涡阳、蒙城，江苏南京，浙江杭州等地经商。[45]相较上一时期，郭峪商贸网络进一步发展。民国以降，随着商道[46]的废弛，郭峪商贸迅速衰败，商业重镇地位不再。

这一时期村落信仰空间并无较大改变。除乾隆三十四年郭峪城垣之上修建奎星阁（图7）外，多是对原有文庙等信仰建筑进行修护、补葺（表6）。其中仍以汤帝庙最为典型，共经历7次修葺，占庙宇修建总次数的一半，远远多于其他庙宇。村落中处理公共事务的相关碑刻仍刊立于此[47]，继而可知汤帝大庙依旧是域内信仰中心。

表6清中后期至民国郭峪村庙宇修建概况

资料来源：田野调查；王小圣、卢家俭主编，《古村郭峪碑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古村郭峪碑文集》；赵振华、赵铁纪主编，郭峪村志编纂委员会编《郭峪村志》，1995年。

煤窑所呈现的郭峪生产空间，与当地丰饶的“煤炭”生产资源密不可分。乾隆二十九年，郭峪堡城西门外十步处有卫姓煤窑一座，堡城西北方向二十步、三十步分别有卫姓旧窑口一座、卫姓新窑口以及南窑一座。[48]四口煤窑的位置，是对这一时期生产空间的直接呈现。

文娱、商贸、交通空间收缩，反映出村落“文商并茂”的繁荣不再。虽然历史发展的高点已然走过，但聚落却迎来了人口巅峰和次一级信仰空间的新增。“聚堡而居”的格局中，当地居住密度明显提升；不曾间断的防御建筑修、护活动维持了防御空间的稳定局面；生产空间的局部呈现则展示了村落演变的更多细节。

四

郭峪村聚落空间变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郭峪村历史空间演变过程中，空间类型、形态、格局呈现出阶段特色鲜明的发展特征。其中，稳定性、突发性因素分别发挥渗透式、牵引式影响，分述如下。

（一）郭峪村历史地理演变特征

明至民国，郭峪村经历明洪武至万历年间“居西筹东”、明天启至清雍正年间“三寨鼎峙”、清中后期至民国“聚堡而居”的空间演变，空间类型、形态、格局于多维度上呈现出开拓、延展、充盈的阶段式变迁特征，聚落空间进程嬗递展现出空间类型多样、复杂的整体性特征。就聚落形态、格局看，平面维度上，地处樊河河谷的自然环境为郭峪发展划定了无形之界。随着人口繁衍、形态扩张，村落由团块状趋向于南北狭长，总体由西而东开拓、南北双向延展，内部格局也越加密集。立体维度上，村落应发展需要由靠近河流的平坦阶地逐渐向海拔更高的西、东山麓地带伸延。整体来看，聚落呈北高南低态势；具体来看，郭峪城呈现西高东低，中道庄、侍郎寨则为东高西低。聚落形态、格局立体化表达日趋丰富。

郭峪村历史地理发展细节通过居住、防御、信仰、文娱、管理、交通、贸易、姻亲、人口迁移等空间类型演变得到较为全面的反映，多样的空间类型间又有其自身复杂性。平面视野中，每一空间类型既含聚落内、外联系，同一空间类型内亦有层级大小之别，如信仰空间等。立体视野中，各空间类型间海拔相异，居住、交通、管理、商贸、姻亲等空间类型海拔较低，汤帝庙、白云观、西山庙、文昌阁所构信仰空间海拔居中，豫楼、河山楼等住、防空间则占据最高位置。多样、复杂的空间类型叠加、汇合，呈现出更为细致的历史聚落空间模样。

（二）郭峪村聚落空间变迁影响因素

影响郭峪村聚落空间变迁的因素可分为稳定性因素和突发性因素两类。其中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作为稳定性因素发挥渗透式影响，政策、战争作为突发性因素发挥牵引式影响。

1. 稳定性因素对聚落空间发展的渗透式影响

自然环境潜移默化影响着聚落空间发展。裹金谷内的郭峪，因樊河流经、山坡呈阶梯状，其空间类型、形态、格局都受到限制。河西平坦开阔，为郭峪在明中期以前的居住、信仰等空间构筑提供了便利；河东地区虽稍显狭窄陡急，却也为明中期后居住、信仰、生产、防御等空间的拓展预留了方向。依山定形、沿河就势而建的郭峪城、中道庄、侍郎寨随地形不规则呈现，使郭峪村越发南北狭长。多山少雨的自然条件一方面催发山神、汤帝等信仰的长期兴盛；另一方面，耕地贫瘠，富庶的煤、铁资源等助推桑蚕、冶铁成为当地重要的生产方式。人文环境浸润了村落文娱、姻亲、信仰等空间的进展。仰赖文昌阁等文教场所的郭峪亦曾有“金谷十里长，才子出郭峪”的科举盛况，官宦群体的登场大大展延了郭峪人的社会交往空间。作为官绅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和平时期修构信仰之所、维持乡里秩序，战争时期则团结义勇、修堡御敌，为乡里建设、管理、发展做贡献。因商汤祷雨于析城山，沁河流域汤帝信仰盛行。[49]郭峪汤帝庙正殿设九间，元代至民国近六百年间屡次增修、重修，管理日趋体制化，未处村落地理中心却仍是村内最大公共管理空间，也是裹金谷内的信仰中心。

2. 突发性因素对聚落空间发展的牵引式影响

政策会引动村落社会商贸空间演进。“开中制”调动了民间商人运送粮草等实物到北部边疆地带的积极性，“隆庆议和”则为泽帕、煤、铁资源的外销提供了绝佳契机，经营跨区域贸易的大小商人迅速增加，肩挑负贩、俯拾仰取间积累巨额财富。时人沈思孝评价“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50]，富裕程度可见一斑。政策推动下的商贸发展不仅为沁河中游民众指引了发展的方向，成为村落经济发展主要的推动力之一，也增进了村落与社会外部的交往。

战争导引村落居住、防御等空间变化。明清易代之际的战乱波及沁河流域，为保全乡民于水火，窦庄堡、砥洎城、同阁、郭峪城、斗筑居等“先住后防、住防结合、以住为主、以防为辅”[51]的防御建筑应战而生，为乡民抵御侵略、应急居住提供了依仗。明末清初战争成了堡寨修筑的契机，村落“因战筑堡”也成了堡寨村落。清中后期至民国年间，不时出现的盗警促使郭峪防御建筑维修活动从未终止，村落“备战修堡”堡寨色彩未褪。受“战争”牵引式影响的沁河流域窦庄、润城、屯城等村落建筑之规划、构建、维修工程，孕育出区域特征鲜明的“沁河东西皆战垒”[52]的局面。

郭峪村作为中国传统山地型、商贸型、堡寨型村落的代表，其聚落空间变迁又是沁河、汾河流域，太行山区，山西商人故里类型村落演变的缩影。在郭峪开拓、延展、充盈的阶段性空间发展特征及多样、复杂的“空间类型”演变过程中，显露出山地文化、流域文化、官宦文化、商贸文化、防御文化等丰富的历史内涵，并展现出沁河流域、太行山乡村社会的繁复肌理。

五

余论

在讨论聚落形态和格局时应该注意到，每个村落都非孤岛，它与区域社会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向村落外部的探索将单体村落与区域村落群、单体村落社会与区域社会联系起来。将婚姻圈、商业圈、祭祀圈等与村落社会联系[53]可以丰富乡村聚落地理研究的视角，但现有研究少打破村落内、外界限，将村内、村际空间合并讨论，对村落空间类型的关注亦不全面。由于村落居住、防御、信仰、文娱、管理、交通、姻亲、贸易、迁移等都涉及不同的空间类型，故而研究的类型越丰富，传统村落的面貌、文化底蕴便展示得更细致、透彻，村落与中国社会的联系也呈现得更为全面、准确、客观。在全面探讨郭峪文化底蕴的基础上析出沁河流域堡寨文化这一颇具代表太行山传统村落特色的区域文化内涵，对丰富中国乡村区域文化、厘清乡村振兴战略中村落的发展定位大有裨益。

现代地理学认为“聚落形态，主要指的是农村聚落的平面形态，也指聚落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结构”[54]。历史学者大多关注平面空间中聚落的历史演变，但近年来建筑学、地理学等都已将立体要素纳入聚落研究范围。“就聚落层面来说，建筑性空间是一个立体空间，在建筑物比较复杂的区域，聚落就具有脱离地面形成多层活动空间的可能。”[55]聚落立体空间观念的提出为历史聚落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郭峪村就可作为一处典型案例。地平面以下，三条地下通道是郭峪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56]地平面以上，平面空间范围由小及大的社会空间分布多为住、防空间，管理、信仰、文娱空间，交通、商贸、姻亲、迁移空间；立体空间则由低及高分布为居住、管理、交通、商贸、姻亲、迁移、文娱空间，防御、信仰空间。平面聚落研究往往不记三维尺度的表达，立体聚落研究常常忽略聚落在区域社会中的延展。“平面+立体”模式在聚落空间类型、形态、格局等多方面的应用，有助于最大限度还原聚落全貌，有机结合村落的“广度”与“厚度”，以反映山地、高原、沿河等类型村落地理环境与聚落的相互作用关系，聚落中各构成要素的功用、地位，地上、地下空间的功能关联。受近现代科技发展影响，城市、乡村社会多维度发展等论题也可得到更充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