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边缘人，开启300年乱世

嘉平三年，北风早晚吹得人发冷，邓艾隔着数千里塞垣，盯上了并州的动静。匈奴五部在冰冷的夜里躁动，右贤王刘豹趁着内外混乱，把族裔捏成了一大团。谁都能看出来，一旦这团火苗失控，肯定不只是边地的事情。可朝中多事，邓艾没法直接抽刀，只能悄悄给出了分化拉拢的主意。剥开表面的盛世，司马父子手伸得正快，一切风雨欲来的气息，仿佛连照壁后的仆人都能嗅到。历史就是这样，总有那么几人能提前嗅到裂隙，至于高层究竟听没听进去？谁记得呢？

南匈奴依附中原，已成惯例。自汉末曹操“以部为伍”后，匈奴内迁的脚步没停过。他们分散、寄居，既是削弱也是利用。单于贵族们住进洛阳，身份尊贵，骨子却冷。身边的护卫比邻居还多，衣食无忧不自由。外面的族群互不服气，可惜“君子一言”，每遇兵荒马乱，还是要为朝廷卖命。大家都知道，所谓“华夷分界”，其实脆得像纸糊的墙。

随着时间过去，并州匈奴和汉人越来越分不清。家里孩子读孔孟，院外照常骑射。来往的商贾说胡话也说汉话，现在一杯酒下肚，到底谁是外谁是内？没人太在意。到了西晋，江统又站出来喊话，提议一刀切，把胡人都迁出去。但人和土地早拧在一块，想拉开，根本没可能。那些担忧其实只是堵在心口，谁都迟早得面对。

那年秋天，刘渊来到了洛阳。他来头不小，名义是刘豹的儿子，匈奴王族，实则身份老有争议。有说他纯粹胡人，有考证他是屠各杂胡。反正家里祖先肯定在草原游荡过，母亲葬在并州，父亲留在贵族名单上。这类人物，血统说得再清楚都没用，归根到底，看他身上担了什么责任、卷进了什么洪流。汉化的生活早让他习惯了内府的调调，读兵书习礼法，弯弓马上传兵令。身上既有胡气，也有文气，说一不二那种劲。

你看他年轻时，“每读书鄙随何、陆贾无武，周勃、灌婴无文”，这话既狂也真。他想成为那种大写的名臣，毫无羞耻地追求“文武双全”，可惜摆在他面前的圈子就那么大，出不了头。洛阳的胡人其实并不稀罕，权贵们对胡婢胡奴、胡物胡服都是热衷的。奴仆生活无非是个商品，贵族们端坐饮酒时，一句俏皮话，说得是优越、也是疏离。好像谁都明白，内心深处一层隔膜，却不时拿来当消遣。

那时的刘渊，混迹于并州士大夫圈，和太原王氏李氏结下了渊源。友情背后其实是现实盘算——谁都知道，拉拢并州胡人将来有用。朝廷里举荐再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的声音天天冒出来。王浑等人能为他美言几句，可体制不认可就是无用功。但事情又绕了个圈：刘渊自己也没真的死心想翻身。每有机会，家乡的朋友递来的不过是一张人情债。

几年后，洛阳局势陡变。八王之乱来得比谁想象得都快。宫廷成了血腥大戏，皇帝还在，但谁都当他不存在。司马伦自立，禁军乱，兵不知何处听号。权贵们轮流上位，像杀鸡换锅，想要稳一时，变取死之道。刘渊在这混乱中终得机会。不知是不是天意，或是轮到他了，司马颖信任，再三重用，终于让他看到了伸手可及的藩王权力。

这里却起了矛盾。你说刘渊真的想造反？一开始他没那么想。他的算盘很明白，只想辅佐司马颖固守邺城，抵挡异族。但刘宣等左贤王却念着昔日荣光，鼓舞五部起来争气。这时的大乱给了匈奴贵族们一个借口，说晋朝把胡人都当牛马使，事实其实没那么简单。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由不得他反悔。

刘渊接受推戴，本想守诺北上助战，可一见天下已去，立即转向，“英伟人杰自当为高祖魏武”，他的抱负开始膨胀。不再满足于单于，甚至连呼韩邪那一套都不要。**他要的是帝王之位，要的是天下归心。**

但就这样，边地的五部人力并不占优势。要跨过民族、语言的壕沟，汉才是最有操作性的旗号。于是你看他假冒刘氏，仿佛真是汉家后裔。开国称汉王，不急称帝，都是在做局。这种装扮并不光彩，但不得不说非常有效。许多人跑出来响应，毕竟“汉国”的名号在那年月还有很强的号召力。石勒、王弥、鲜卑等都陆续纳头，不问真假，问有机会。

皇帝终归是要做的，永嘉年间，他登基。所有制度照搬西晋，丞相御史郡守，一溜烟冒充汉人。甚至宫中门名都学洛阳，不留胡族痕迹。可长安和洛阳不易得，他一病不起，只能交给李氏子妮高的刘聪善后。刘聪上台后动作生猛，直奔洛阳而去。

这个时期，北地局势充满各种乱流。王弥、石勒各起山头，打着汉国旗号，实际各为其主。攻陷洛阳的方法算不上光采，烧杀淫掠不停，晋怀帝被俘，王公大臣尽皆鱼肉。刘聪处理晋帝时的冷酷残忍，让人不由得发怵。帝王的面子已经一文不值，晋人泣声震天，刘聪却索性弃之如履。

后来长安也守不住，晋愍帝投降，西晋王朝灭顶。可别以为匈奴就此稳坐中原，这样的胜利不过是短暂喘息。军力优势不再，胡族人口太稀。刘聪、刘曜这些皇帝，越到后来，越像是泥足巨人。刘聪只顾后院享乐，三后并立的事情，大概也是“北国无皇帝气度”的讥笑。靳准政变后，刘家只剩刘曜孤身支撑。想靠改国号赵来撇清胡汉之争，但石勒的后赵很快吞了前赵。

这里得反一反，不全是胡人灭晋就是民族团结的问题。大族里头部落竞争，利益交易，远比外人想得复杂。甚至可以说，史书上所谓矛盾，半真半假。刘曜换国号，石勒争霸，实为争地盘。胡人政权就像长江里的浮萍，长雨一来，根本抓不牢。

有时想想，十六国这些君主，个个都读过墨经诗书，一个比一个“才子范”。刘渊懂史籍，刘聪精书法作诗，刘曜也能吟能书。再说神迹，哪个没有？生前母亲必梦日入其怀，多少诞生故事能对上刘邦、刘备的“模板”？说白了，史家是照着前朝写今朝——只不过希望后人记住，这类乱世也归在中华正统里。不然，你怎么解释，纪传中君主性格样板化？有些是编，有些是抄，但真假已搅成一团。

其实这类描述，留下太多盲点。比如你说，刘渊一生有没有动过回草原之心？也许有，但决策落在光鲜的帝号、郡印、门阀盘算。汉化与否其实都不重要，能不能收拢人心，解自己眼前的饥荒大乱，才是根本。反过来说，又有哪个草原王爷真能坐稳中原江山？就拿刘聪来说，他后宫佳丽三千，国祚一断，一家子说杀就杀。所谓的胡汉分界，最后不过一场权力轮替，族裔之间的“合作—背叛—再联合”无休无止。

打个比方，史官仿佛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模板”上。只要胡人称帝，不断强调“华夏血统”，神奇经历也写得天花乱坠， 拿过来一对比，十有九假，来龙去脉全混淆了。其实，他们不过是用笔头守护一种想象。把乱世写进帝国正史里，其实怕的不是胡人称帝，而是怕天崩地裂，无人收拾残局。敢说？不想承认也得承认。

**北方的乱，归根结底是军事与人口的此消彼长，胡族再强，终归是少数。内耗起来，没一个政权能撑太久。**

等到石勒饮马黄河，刘曜死于马下，胡人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倒，整个北方像烧熟的烟田，到处冒烟，却总有新苞生起，再期而终，周而复始。讲到这里是否有真正的解决方法？说不清。只怕下一个敲鼓的人又要披上“中原皇帝”的袍子，继续演这没完没了的老戏。

历史留下的，不只是争雄逐鹿的豪情，更多是一地鸡毛。当天的史官把过去和未来都编辑进一张稿纸里，是真是假根本分不清。刘渊、刘聪、刘曜这些名字被涂抹进各种传说里，像旧木头一样沾了油漆，还能用。可到底是谁在背后操控这些说辞？以后的人还真不好讲。

这些人、这些事，像极了那些只在乱世中轰轰烈烈，散去后又只剩一段流水账的命运。谁又不是其中一个随波逐流的碎片？

这就是那段时光留下的真实印迹，值得琢磨的地方，比表面看见的事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