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甲：一些专家说样板戏无功可录、罪莫大焉，我觉得有失公允！

1907年，江苏武进一个普通家庭诞生了名叫符镇宝的男孩，谁也没想到他会成为改写中国戏曲史的阿甲。这个自幼痴迷书画的年轻人，在1938年奔赴延安时，将本名"符律衡"改为"阿甲"，就像他后来总说的："搞革命文艺，名字也要破旧立新。"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这个戴着圆框眼镜的书生跟着老艺人学唱腔、练身段，硬是把京剧程式化表演嚼碎了咽进肚子里。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亲耳听见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句话成了他后来改编《红灯记》的指南针。

新中国成立后，阿甲带着满脑子的革新念头扎进京剧团。排戏时他常和演员较真："传统戏的'云手'演工人抡铁锤？得改！"在《红灯记》排练场，他让李铁梅的扮演者反复试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直到把西洋歌剧的共鸣腔揉进西皮流水板。有人骂他"糟蹋国粹"，他却指着剧场里满座的工人观众说："老祖宗的玩意儿，不就是为了今天活着的人吗？"

接到改编《红灯记》的任务，阿甲把沪剧剧本摊了满桌。第三页"铁梅哭爹"的唱段旁，他重重划了道线——沪剧用的是江南哭丧调，可京剧的青衣腔太柔，老旦腔又太悲。深夜的排练厅突然传来杜近芳吊嗓子的声音，这个以演闺门旦出名的演员，正用小嗓反复试唱"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阿甲站在阴影里听着，想起"要符合京剧规则"，手里的搪瓷缸子不知不觉捏变了形。

最让他失眠的是鸠山的设计。袁世海揣摩角色时总不自觉带出曹操的架子花脸做派，可阿甲清楚：这个日本军官既不能演成白脸奸臣，又不能像话剧那样完全生活化。某天凌晨，他翻出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在"移步不换形"那章折了页角——或许答案就在这五个字里：让袁世海用传统戏的"阴笑"表现鸠山的狡诈，但念白要用真实的日语发音。这个折中方案，后来成了样板戏里反派塑造的经典范式。

京剧院的小会议室里烟雾缭绕，翁偶虹的剧本草稿在众人手中传阅。这位擅长写才子佳人的老编剧，给"痛说革命家史"那场戏添了段"反二黄慢板"，唱词写得文绉绉的。阿甲盯着"铁马冰河入梦来"这句，钢笔在稿纸上点了又点——李奶奶是东北铁路工人的老伴，哪会拽这种文辞？散会时，他看见翁偶虹把宣纸折扇插进后脖领，那截露出来的扇骨让他突然明白：这位前清秀才笔下的革命者，终究是戏台子上的想象。

阿甲连夜重写时，案头摆着三样东西：延安时期发的党员证、女儿从朝鲜前线寄来的家书、半包皱巴巴的"大生产"香烟。写到李玉和赴刑场前与母亲诀别，他想起1942年在晋绥边区见过的场景：一位农会主任被绑在树上，对哭喊的老娘说"咱穷人要翻身哪能不见血"。钢笔尖突然戳破稿纸，墨水晕开成个血滴似的圆点。第二天排练场，当高玉倩试唱新改的"十七年风雨狂"时，这个总爱说"咱们京剧要讲究程式"的老演员，竟在"闹工潮"三个字上用了河北梆子的嘎调，震得后台的铜锣嗡嗡作响。

音乐设计刘吉典发现个有趣现象：阿甲改的唱词总带着特殊的节奏感。"狱警传似狼嚎"六个字，他非要拆成"狱警——传——似狼嚎"，说是要模仿游击队员夜间联络的停顿。琴师们起初抱怨不合板眼，可当袁世海用这个节奏念白时，鸠山的阴狠突然有了实感——就像真听见了日本宪兵队的皮靴声。最绝的是"提篮小卖"那段，阿甲把市井叫卖声化进西皮流水，连食堂大师傅都能跟着哼"拾煤渣，担水劈柴"。这些带着硝烟味与馒头香的创作，后来成了样板戏里少有的、能让老百姓自发传唱的词曲。

人民剧场的后台，阿甲正用铅笔在剧本上勾画。他要求灯光师把追光调暗些，"李玉和就义那场，要让观众看清他脸上的汗珠子"。这个细节让演李玉和的演员犯了难——传统京剧讲究"远看颜色近看功"，哪有把脸凑到观众眼前的演法？可当大幕拉开，那道昏黄的光柱照在戴着手铐的李玉和身上时，台下突然静得能听见茶碗盖碰杯沿的声响。

媒体记者们挤在化妆间采访，有人问阿甲为什么把"痛说革命家史"放在全剧正中。他抓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口水："你见过东北人唠嗑不？再伤心的事也得等摆好炕桌再说。"这话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可他们没注意到阿甲手背上还沾着墨渍——那是连夜修改"刑场斗争"时蹭上的。这场戏他坚持让李玉和戴着脚镣走圆场，金属拖地的刺啦声混着西皮快板的锣鼓点，竟成了后来各地剧团争相模仿的经典处理。

胡同口的老槐树下，几个孩子正用木棍比划着"临行喝妈一碗酒"。卖冰棍的老头儿突然扯开嗓子唱了句"浑身是胆雄赳赳"，惊得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走。最让人意外的是澡堂子里，常有泡澡的工人突然来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蒸腾的水汽里，那些带着水音的唱腔比剧场里的更活泛。连阿甲自己都没想到，他精心设计的"三级韵"唱法，最后竟是在市井街巷里找到了最生动的诠释。

周恩来总理看完戏后特意到后台，握着阿甲的手说："你们把工人阶级的戏演活了。"这话让阿甲想起二十年前在延安，他给战士们排《三打祝家庄》时，有个小战士说"咱们的戏比地雷阵还带劲"。现在剧场里的掌声依旧像当年一样震得耳膜发疼，只是舞台上的硝烟味变成了炼钢炉的火光，英雄手里的红缨枪换成了信号灯。

剧场里的灯光暗了又亮，掌声响了又响。七十六岁的阿甲坐在观众席里，手指随着锣鼓点在扶手上轻轻叩打。台上正演到"痛说革命家史"，他忽然发现李奶奶的扮演者换了种哭腔——不是他当年设计的那种带着东北腔的硬气哽咽，倒像老戏里的青衣泣诉。他下意识想站起来说戏，膝盖刚离开座位又慢慢坐了回去。

散场时，工作人员搀着他往台上走。过道的灯光很暗，他走得有些踉跄，可当大幕再次拉开时，老人家的背突然挺直了。台下爆发的声浪惊得追光师傅手抖了一下，光柱在阿甲身上晃了晃，照见他藏青呢子外套上别着的那枚旧党徽。前排几个大学生模样的观众举着节目单往前挤，纸页哗啦啦响成一片，像他记忆里延河边的风吹高粱声。

有个戴眼镜的姑娘突然喊了句"我们要听原版刑场戏"，剧场里静了一瞬。阿甲摆摆手，话筒传出的声音有些发颤："戏是大家的了，一些专家说样板戏无功可录、罪莫大焉，我觉得有失公允！"话没说完就被欢呼声淹没。他望着台下那些陌生的年轻面孔，忽然想起二十六年前首演时，有个老工人看完戏拉着他的手说："您这红灯，照得见人心。"此刻剧场顶灯全亮了，照得每个人眼里都亮晶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