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逆袭：唐朝考生竟能“保送”？揭秘唐朝科举教育的修罗场

公元800年早春的长安城，新科进士白居易发疯般在朱雀大街上狂奔！绯色官袍的下摆被风掀起，他顾不得文人仪态，一路冲到大雁塔下，颤抖着在斑驳的塔壁刻下自己的名字。当墨迹渗入砖石，这个来自太原的寒门子弟终于完成命运的惊天逆转。

可曾想过，唐朝科举，竟是一场可以“保送”、能带“小抄”、甚至允许“枪手”代考的奇幻考试？

颠覆认知：唐朝考场竟无“闭卷”？

唐朝科举的考场，与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些科目中，这里没有森严的隔离，没有统一的考题，甚至没有绝对的闭卷考试。最令人震惊的是“行卷”制度，考生们可以提前将自己的得意之作装订成册，像投递简历一样呈送给权贵名流或主考官。

这绝不是小打小闹，而是一场关乎命运的豪赌。杜牧为了打动太学博士吴武陵，献上了那篇后来震惊天下的《阿房宫赋》。吴武陵读罢拍案叫绝，竟直接找到主考官崔郾：“今年状元，非此《阿房宫赋》作者莫属！”

虽然状元另有其人，但杜牧仍轻松跻身第五名进士。当其他举子还在考场绞尽脑汁，杜牧的名字早已在考官心中生根发芽。更令人咋舌的是“公卷”制度。考生们可以将自己平日的诗文创作汇编提交给礼部，这些作品在最终录取时占据重要参考权重。这就像是一场持续数年的“积分赛”，考场上的临场发挥，不过是最后一道关卡。

朱庆馀那句著名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正是呈卷后忐忑等待“评委”反馈的生动写照，他哪里是在问眉毛画得如何？分明在试探自己的文章是否合考官口味！

唐朝科举的放榜日，堪称举国狂欢。寅时刚过，礼部南院外墙已被人潮围得水泄不通。当胥吏踩着木梯将黄麻纸榜单贴上墙面时，人群爆发出海啸般的声浪。有人喜极而泣瘫倒在地，有人面如死灰踉跄离去。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份决定无数人命运的榜单，背后是复杂的人情网络和精密的权力博弈。主考官被称为“座主”，新科进士则自称“门生”，这种关系网在官场中盘根错节。晚唐宰相裴坦之子裴勋参加考试时，裴坦竟提前向主考官高湜“打招呼”：“我儿文章粗疏，但求榜上有名足矣。”高湜心领神会，将裴勋的名字稳妥地放在榜单中游。放榜那日，裴勋的名字像钉子般楔在榜单中央，不高不低，恰到好处地保全了相府颜面。才子温庭筠的遭遇则更显残酷。他文思敏捷，却因恃才傲物得罪权贵，被主考官刻意打压。这位考场“枪手”常帮邻座答卷，自己却屡试不第。大中九年（855年）那场考试，考官沈洵严防死守，专门将他安排在自己眼皮底下。烛火摇曳中，温庭筠看着邻座考生抓耳挠腮的窘态，愤然掷笔提前交卷，在空白的答卷上题下“积毁能销骨，微瑕惧掩瑜”的绝句。墨迹未干的诗行，道尽才情与体制碰撞的凄凉。

落第，是唐代科举场上最常见的结局。每年数千举子涌入长安，最终能金榜题名者不过二三十人。那些失意者，却在历史长河中迸发出更耀眼的光芒。寒门子弟韦述的故事像一盏穿透时光的孤灯。幼年随叔父进京，因家贫寄居长安寺庙，油灯熏黑了佛像也浑然不觉。僧人嗔怪时，少年仰头答：“佛若知我志，必当欢喜。”开元五年，他高中进士，最终成为史馆核心，以《两京新记》名垂青史。他的书房被时人称为“书城”，藏书两万卷皆亲手校订。这个寺庙里走出的少年，用知识为自己筑起最坚固的城池。更令人动容的是那些屡败屡战的灵魂。韩愈三试礼部落第，蜗居长安萧瑟的客舍。冬日炭火将尽时，他在《殿中少监马君墓志》中自嘲：“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然而正是这“四举三落”的淬炼，磨砺出他“文起八代之衰”的雄浑笔力。当他在吏部考试再度落选后挥毫写下《马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呐喊，何尝不是对科举牢笼的悲愤控诉？晚唐诗人黄滔在落第二十余年后终于登第，白发苍苍的老举子提笔泣血：“故里仙才若相问，一春攀折两重名。”

那些被科举碾碎的青春，最终在诗行里获得不朽的救赎。曲江池畔的琼林宴上，新科进士的锦袍映着春光，而长安酒肆里，落第举子以诗换酒的身影同样成为盛唐最动人的剪影。

当曲江宴饮的喧嚣散去，雁塔题名的墨迹风干，唐朝科举留给我们最深的回响，远不止于考场输赢。它是一场关于如何在规则与人情、才华与门第、理想与现实间寻求生存的预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