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毕业就失业？汪曾祺在求职路上，也曾感到心态崩了……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西南联大即将回迁复校。因故未能及时毕业的汪曾祺，在离开学校后的几年里，经历了艰难困窘的“昆飘”“沪漂”和“北漂”岁月，“穷”成了他这一人生阶段的关键词。最穷的时候，他只剩一床破棉絮、几本旧书，一双皮鞋、两件大褂和一包最爱的香烟成了他对宽裕生活的奢侈想象。其间师友和爱人的相助相伴支撑他度过了贫瘠寂寞的岁月，过往艰辛的求职经历日后化作文字，流动着他有趣的灵魂。

“北上广容不下肉身，三、四线放不下灵魂。”近八十年前的求职青年汪曾祺也和当下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有着同样的人生烦恼。他几度漂泊，历经贫病孤独乃至绝望，好在“我们那时候都年轻，很皮实，不太容易被疾病打倒”。

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进入《北京文艺》担任编辑部负责人，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此后数载，他的职业生涯随着时代浪潮几经起伏，直至花甲之年他重登文坛、大放异彩。而青年时期那段艰辛甚至狼狈的求职经历，屡次被他写起，随性与顽强共生，恰如当年感动他的那个不起眼的芋头。

1947年5月，汪曾祺在上海

1943年夏，毕业季。

在西南联大师生间已颇有文名的汪曾祺，因体育和英语不及格而未能如期毕业。同届的同学多已各奔东西，他却仍需留在学校继续学习，等待来年的补考。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他在给高邮中学同学朱奎元的信中欣喜地透露道：

我们系主任罗先生今天跟我说，先修班有班国文，叫我教。明天正式决定。他说先给我占一个位置，省得明年有问题。这事相当使我高兴。别的都还事小，罗先生对我如此关心惠爱，实在令人感激。联大没有领得文凭就在本校教书的，这恐怕是第一次。

“罗先生”即时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的罗常培，他十分欣赏汪曾祺的文才，因此破了例，在写给先修班班主任的介绍信中这样推荐道：“该生素有创作夙慧。”

自此至1944年1月，汪曾祺一面继续补修学业，一面担任联大先修班国文教师。然而不久之后，他因没有服从联大征调大四男生为随军译员的硬性要求，未能获得毕业证书，求学生涯至此结束，正式入职成为大学教师的梦想也成了泡影。

多年之后，汪曾祺对子女说起过当初不去应征译员的理由：一是自感英语水平欠佳，难以应付翻译工作；二是当时的他已窘迫到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唯一一条短裤破了两个大洞，令其羞于见人，于是就放弃了入伍体检。此外，生性散淡、习惯了昼伏夜出的他，恐怕也自知很难适应军队里各项严苛的规定。这一点，他少年时期的一次经历或可佐证。

1936年夏，汪曾祺入读江阴南菁中学，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江浙一带的高一学生都需在镇江集训。集训结束后，汪曾祺等一些被选拔出来的优秀生坐上铁闷子车赶赴南京，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训话”在中山陵举行，只见蒋介石穿着考究的绿呢军装、佩戴金色马刺缓步走上平台。然而，伫立在骄阳之下的汪曾祺对这次训话却颇有些不以为然，甚至略感滑稽：蒋介石的“训话”实在不精彩，只是把国民党的党歌像讲国文似的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讲一段，就用一个很大的玻璃杯喝一大杯水。有人猜想，这水是参汤。

让他难以忘怀的反倒是那包发放给全体受训学生的快餐美食：“一块榨菜、一块牛肉、两个小圆面包。这一袋东西我是什么时候吃掉的，记不得了。很好吃，以至我一想起南京，就想起榨菜牛肉圆面包。”

这就是年少的汪曾祺感受到的“金陵王气”。

抗日战争已近尾声，解放战争接踵而至。人心惶惶，交通阻隔，家中资助中断。放弃了随军译员的“体制内”选择，又无其他门路，汪曾祺的生活逐渐陷入困顿。曾经被视为身外之物的“钱”凸显为穷愁之中的必需品，他无助地对友人诉说着无钱的举步维艰：

唉，要是两件事情不纠着我，我多好。像这样一辈子，大概总应有点成绩。第一，钱。你或许奇怪我应当说，第二，钱，你以为我第一要说别的。

汪曾祺（中）与西南联大同学

1944年春，目送同届联大同学各奔前程，学业结束而无职业的汪曾祺继续留在昆明，靠偶尔卖文维生，过着“只堪欣赏”的日子。这一阶段的他睡眠不足，时常断炊，身体孱弱，连嗜烟爱酒的习惯也不得不因囊中羞涩而遭戒断。

他在给高邮中学同学朱奎元的信中形容自己“就像掉在阴沟里一样”。然而即便落魄如此，他依旧保持着写作的“洁癖”——“我如果对一个对象没有足以自信的了解，决无能下笔。”虽不久后受友人之邀到南英中学教书，但薪资微薄，且校方提议升他为训育主任，他却以自己是“名士派”为由推辞，放弃了这个升职加薪的机会。窘迫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固执坚持中加剧，某日深夜，在街上偶遇昔日同学任振邦，对方在聊天中方得知他已因没钱十二小时水米未进……

家中汇款迟迟不到，他梦到父亲来昆明看他。甚至在几近绝望中，他在给朱奎元的信中抒发着对“阔绰”生活的极致想象：

我已经穷出骨头来，这点时候还怕等吗。你只要想我不久就可稍稍阔起来，有两件新大褂，一双皮鞋，一双布鞋，有袜子，有手绢，有纸笔，有书，有烟，有一副不穷的神情，就为我高兴吧。

远离了喧闹的凤翥街和飘着浮萍气味的翠湖，晚翠园曲会上名士闺秀的雅集也已成往事。那个散淡地写着“别人不懂，他自己也不懂”的诗的联大才子在离校几个月后，已落魄到蜗居于一间五平方米的民房，能典当的都已悉数当掉。友人杨毓珉从越南前线归来看他，只见其全部家资只剩一张三抽屉桌、一个方凳、几本旧书，他白天伏在桌上写作，晚上那张桌子则化身为床，供他拥着一床旧棉絮蜷缩入眠。此般处境实在令杨毓珉心酸，于是杨便找到另一同学周大奎，介绍汪曾祺去其筹办的中国建设中学教书。此后的一年多，汪曾祺从城郊的观音寺迁到白马庙，薪资几难糊口，郊外的清幽野趣倒颇合其心意。

观音寺在昆明北郊，当时尚是一个荒村，相当地“野”。名曰“建设中学”，其实所选的校址不过是资源委员会废弃的汽油仓库，房屋简陋，窗上没有玻璃。年轻的教员们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上清桐油。这样的陋室在汪曾祺看来却“亮堂堂的，挺有意境”。

在建设中学教书的日子里，“穷”依旧是汪曾祺生活中的关键词。物价飞涨，学校经常几个月发不出薪水，每日吃着大师傅“毫无创意”的饭菜，一到暑假，钱就更无指望，校长设法筹到一点儿，也只够买些柴米。好在身处草木旺盛的昆明，青年教师们想到了靠“采薇”维生——野菜之中，最好吃的是肥嫩的苋菜，借一点儿油猛火爆炒，再搭配一碗乡间自酿、未经过滤的土酒，不仅可骗过饥饿的肠胃，还可聊以解馋。灰菜也是菜单中的常客，裹面配以葱汁蒜泥亦是一道美味，只可惜面粉常常告急。殷勤能干的校工老鲁熟谙各种野菜，简直就是一部活的《救荒本草》。就这样吃了一暑假的野菜，教员们个个面如菜色。“素菜”如此，“荤菜”亦在老鲁的指引下被发掘出来，那是一种爱吃柏叶的甲虫，名曰豆壳虫，数量很多，烹制后竟有股河虾的清香。熬过三餐，夜晚来临，教员们聚在集资买来的蜡烛旁谈天说地（因拖欠电费，电线已被电灯公司铰断），烛尽则散。日子虽苦，但兴致不减。

青年汪曾祺

学校地处荒僻，却别有一番野趣。周边大片的胡萝卜农田，细碎的胡萝卜叶子织就一片浓绿，这景象被汪曾祺称为“堆锦积绣”，水渠两侧开满了馨香无比的白色木香花。学校的背后则是一座丘陵，山上清澈的池塘里游动着鲫鱼……昆明湛蓝欲滴的天空下，汪曾祺和同事们带上自制的钓鱼竿，“坐在这样人迹罕到的池边，仰看蓝天白云，俯视钓丝，不知身在何世”。诚如汪曾祺的总结——“这学校上上下下都透着一股相当浓厚的老庄哲学的味道：适性自然。”

就在这三餐不继、海阔天空的日子里，汪曾祺迎来了“最响的炮仗”——抗战胜利了，建设中学也从观音寺的汽油仓库迁到了白马庙的“卡通房子”，青年汪曾祺在这里度过了在昆明的最后岁月。

马车载着我们的行李，载着书，载着小鸡，载着开在石瓶里的一枝花，冯家迷迷在我膝上，孩子抱着她的猫……我们将住到那座孤立在田地里的小小的房子里去，这座房子式样极其别致，像童话插图。

这座童话插图般的房子被汪曾祺他们称为“卡通房子”，其实是战时富人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在近郊修建的临时居所，战争结束了，学校就把这些已经完成使命的房子租了下来。学校的这次选址更合汪曾祺心意，“卡通房子”三面都是农田，不挨人家，极为幽静。汪曾祺上课之余，常伏在窗台上欣赏农人耕田。他那时正在读《庄子》，其高妙的意境与清幽的环境相得益彰。

然而这里并非世外桃源，因地处郊野，白马庙和观音寺一样，治安亦欠佳。窃案时有发生，连一条稍像样些的裤子都难以幸免。不过穷教员们对梁上君子倒十分大度，对失物亦不上心，“我们那时教师都是这样，得、失无所谓，而可失之物亦不多，只要不是真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怎么着也能混得过去”。

白马庙给汪曾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要数一个年轻的哑巴。某日在附近茶馆驻足时，汪曾祺居然发现粉墙上画了一壁茶花，质朴自然的画风尽显民间艺术的可爱，询问堂倌后方得知出自一个哑巴之手。隔日，汪曾祺又在挑粪的粪桶上看到了画风类似的串枝莲，显然也出自这位民间艺人之手。“粪桶上描花，很是少见。”无论身在何处，汪曾祺都能以敏锐的心灵体察动人的艺术与人生。

即便生活困顿，这座四季如春、承载了他无数青春记忆的城市总有让他难以割舍的理由：昆明的天气这样好，有什么理由急于离开呢？

然而，联大多数学生已于1946年初离开昆明，这年5月，校长梅贻琦宣布联大结束，沈从文于7月12日赴沪，闻一多则在三天后倒在了《最后一次讲演》的热血之中……残酷的现实让汪曾祺愈感孤寂、愤懑，也催促着他离开的脚步。

抗战胜利后，联大师生纷纷北上。延宕了一年，汪曾祺才勉强凑齐旅费，告别昆明城郊的中国建设中学，也就此告别了这座熟悉的西南都会。七年前，十九岁的他前往昆明投考西南联大，路线是从上海出发坐船到香港，绕道越南海防。这一次的“归来”，他回溯着当年的“来路”，内心却无比迷茫。这一次到达香港时，他于不经意间在当地的报纸中缝里看到了一则“青年作家汪曾祺近日抵达香港”的新闻。然而，作家的“名气”尚无法变现，此时的他落魄至极。

只身到达上海后，面对眼前的花花世界，生计无着的汪曾祺愈发困顿，他写信给身在北平的老师沈从文，哭诉自己的惨状，甚至生出了弃世的想法。沈从文四处奔走托请，终于在不久后通过在上海的老友李健吾，在其学生高宗靖所办的致远中学为汪曾祺谋得一份教职。

致远中学位于上海市中心的福煦路，是一个只有三个初中班的私立中学，汪曾祺负责教授三个班的国文。单身教员的宿舍位于学校后楼底层，是两间终日不见天日的小房间，楼上的人时而会把废水倾泻而下，汪曾祺由此为自己的宿舍取了个“听水斋”的雅号，似与老师沈从文当年在北京的“窄而霉斋”有异曲同工之妙。就这样白天教学，晚上则到校内的一座铁皮顶木棚里批改学生作文、写小说，直到深夜。这座木棚也是一座“听水斋”，且深得其主人的喜欢，因为“除了我，谁也不来。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

在致远中学的日子，清贫而简单。晚上窝在“听水斋”的一张已经变形的铁丝床上，伙食则由学校的一个工友包办，最常吃的是上海当地的红烧小黄鱼和炒鸡毛菜。除了日常的上课、写作，青年教员汪曾祺“课余或看看电影，或到一位老作家家里坐坐，或陪一个天才画家无尽无休地逛霞飞路，说一些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这里所说的“老作家”正是年长他十六岁、早已成为无数青年偶像的巴金，而那个“天才画家”则是年方二十二岁的黄永玉，彼时正在上海闵行教书。

巴金的寓所在霞飞路，距离致远中学不远。1946年冬日的一天，汪曾祺和一些青年作家受邀到巴金家做客，在座的还有靳以和黄裳。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特别深刻，近半个世纪后，他记忆犹新：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个人喝了三小杯……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

女主人萧珊同是西南联大校友，在校时又同是文学社的活跃分子，因为这层关系，崭露头角的汪曾祺自然与这位乐于扶持后辈的“老作家”多了几分亲近。

然而，在黄裳的记忆中，在巴金家里，汪曾祺实在是非常“老实”、低调的，他只是取一种对前辈尊敬的态度。只有到了咖啡馆里，他才恢复了海阔天空、放言无忌的姿态。的确，那时的汪曾祺只有在同辈好友面前时，才会将恣肆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与黄永玉的相识缘自沈从文。表叔沈从文让黄永玉进城去看望这位爱徒，彼时都是穷教员的二人一见如故。汪曾祺舍友不在时，黄永玉就借宿在“听水斋”。在汪曾祺眼中，二十二岁的黄永玉“长得漂亮，一副聪明样子”，是个“小天才”，并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对其不吝溢美之词：“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多年后回望，这话的确颇有先见之明。

沈从文

汪曾祺与黄裳、黄永玉被称为上海文坛“三剑客”，三个青年才子带着各自的“狂放”逛着上海的马路，无所顾忌地臧否人物。每逢周末，黄永玉从郊区进城来找汪曾祺，二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黄裳是“三剑客”中经济状况最好的，据黄永玉回忆：“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的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

青年黄永玉

就这样，在上海一年多的时间里，三人周末的“娱乐消费”多由相对宽裕的黄裳买单。他们有时也会有激烈的争论，但情绪总是高涨和快活的。致远中学的校长高宗靖为人慷慨，周末闲暇时也会邀请这些年轻教员逛逛兆丰公园、法国公园和城隍庙，带他们去吃热气腾腾的鸡鸭血汤。

纵然有前辈友人的热心相伴，身处上海的汪曾祺仍难掩对这座大都市的不适感。闷热潮湿、绵延不绝的黄梅雨天常令他心情郁闷，连香烟都变得软软的，失却了味道。在集中回忆这段生活的小说《星期天》里，他描绘了华洋杂处的上海的一个侧影，还原了那个时代上海普通教员的业余生活。即使他不善跳舞，也不妨近距离地观摩舞场，在他眼中，这座快节奏的大都市嘈杂、浮华而情感苍白。这让他不禁怀念起昆明质朴自然的恬淡风光。

天气之外，他对上海文艺界亦观感不佳：“上海的所谓文艺界，怎么那么乌烟瘴气！我在旁边稍微听听，已经觉得充满滑稽愚蠢事。”

好在经济上的困窘和精神上的苦闷并未让汪曾祺搁置创作。在“听水斋”里，他常常写作至深夜，并以《鸡鸭名家》《异秉》《昆明草木》等数篇佳作频频亮相上海文坛。在上海这一年多的时间，反而成了他早期创作的一个高峰。在巴金的鼓励之下，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就此诞生。此时经济拮据的汪曾祺很期待靠这笔稿费来“填补填补，为父亲买个皮包，一个刮胡子电剃刀，甚至为他做一身西服”。

巴金

实际上，早在昆明求学期间，汪曾祺就以其独异的创作引起了上海文坛的注意——小说《灯下》是沈从文课上的作业，刊登于上海《国文月刊》第一卷第十期，当期编者特别介绍：“本期《灯下》一篇，由沈从文先生交览，是西南联大各体文习作班佳卷，作者汪曾祺先生是联大文学院二年级学生。”到上海后，他的作品又频现于《文艺复兴》《文学杂志》等大型文艺期刊，上海《大公报》《文汇报》发布的消息亦对其推崇备至。

汪曾祺自称是一个“旧式的人”，十里洋场的喧哗常令他感到手足无措，为其介绍工作的李健吾也间接得知了汪曾祺的寂寞，他了解到这个不爱跳舞的青年对京剧情有独钟，便主动买了名角的戏票，在卡尔登剧院门口等候。李健吾当时的样子，深深地印刻在了青年汪曾祺的脑海中。

“李先生，我时常怀念您，怀念您在上海对我的帮助，怀念您流利峭拔的文风。”汪曾祺写下这封信时，已是1982年初春。纵使漂泊上海的岁月有万般不如意，那个曾只身闯荡上海滩、执教于致远中学的青年，几十年来一直感念着曾给予他无私帮助的师长。

顶烦心的是如何安排施小姐……她极想来上海，或北平，可是我无能已极，毫无路径可走！她自己又不会活动。（若稍会活动，早可以像许多女人一样的出国了，也不会欣赏我这么一个既穷且怪的人！）她在外文系是高材生，英文法文都极好……

这是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写给沈从文长信中的一段，情真且意切。“施小姐”即日后成为他妻子的联大同学施松卿。“既穷且怪”的汪曾祺此时身在光怪陆离的上海滩，生活捉襟见肘，前路一片迷茫。

青年施松卿

两人的相知、相恋还要从两年前说起。1945年7月，施松卿自联大外文系毕业后，也进入中国建设中学教书。此前，汪、施二人在大学期间并无太多交集，更谈不上一见钟情。这位眉清目秀的女子祖籍福建，出身于殷实的南洋华侨家庭。因常年患有肺病，别有一种弱柳扶风、惹人怜爱的温婉之美，在联大同学间被称为“林黛玉”。她的同系同学之中，不乏杨振宁、邓稼先这样的青年才俊，身边亦有不少追求者，为何她会唯独青睐汪曾祺这个头发长长的又略有些含胸、自我定位“穷且怪”的文人？

多年后，和子女们聊起联大往事时，她给出了答案：“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

在建设中学教书的那段日子里，放学后，他们常在一起聊天、散步、讨论文学。施松卿很欣赏他平淡又韵味悠长的文风，也从他的现代作品中看出他深厚的古文功力。汪曾祺颇有得到知音之感，也惊讶于这位非中文系出身的女生对文学的独到见地。只可惜一聊到英语，汪曾祺就面露窘态。两人的话题就这样逐渐多了起来，自然而然地从相知走到相恋。

1946年8月的一天，汪曾祺送施松卿踏上回福建家乡的轮船，他自己则决心只身赴上海寻找就业机会。临别之际，施松卿眼含热泪地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着一张纸条：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到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

汪曾祺一生饱受牙疼困扰，此时又无稳定职业，可谓贫病交加。面对即将成为“沪漂”的恋人，这一纸“切中要害”的“情书”，虽无海誓山盟的惊人之语，却充满了贴心的温暖，饱含着恋人的不舍与心疼。这不离不弃的真挚情感偏偏发生在人生落魄之际，自然令汪曾祺感激又惭愧。

回到福州教会中学教书的施松卿因不满保守的校风，过得并不如意。她写信向恋人倾诉心中的苦闷，并希望能到京沪谋得一份职业。汪曾祺虽身在上海，却只是从事着收入微薄的教职，且自顾不暇，哪来的能力帮女友“活动”？于是，他只得向恩师求助。怎奈沈从文此时身陷文艺界批判的旋涡，有心而无力。

所幸不久之后，施松卿接到联大老师的信，说北大西语系有一助教职位，询问她是否愿意接受。她决意束装北上，在途经上海时与汪曾祺重聚并订婚。此时的汪曾祺正因无法提供上海市要求的教员检定合格证书而头痛，面临再次失业的风险。几个月后，在未婚妻的召唤下，他辞别了那个令他水土不服的十里洋场，来到北平寻找他职业生涯的下一站。

1948年3月，汪曾祺抵达北平。因暂无职业，借住在北大沙滩红楼的一个同学宿舍里，作品偶在京津报纸上发表，有限的收入难以应付开销，生活仍有赖于未婚妻接济。心情的苦闷自然在所难免，他在给唐湜的信中流露道，北方不接受他，正如南方。黄裳见状，写信鼓励道：“北平甚可爱，望不给这个城市所吞没。事实上有很多人到北平只剩下晒太阳听鸽子哨声的闲情了。”

汪曾祺偶尔会去同在北平的老师沈从文家吃饭，张兆和亲手做的八宝糯米鸭和十香菜给他的味蕾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两个月后，他在沈从文的介绍下，进入位于午门的历史博物馆担任办事员，负责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暂时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栖身之所。

午门据说原是明朝锦衣卫值宿的地方。阒静无人的深夜，尤显阴气森森。汪曾祺宿在右掖门的一间房内，独守着为数不多的展品。夜幕降临，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全部上锁之后，苍穹之下，万籁俱寂，只剩他一人站在午门下宽大的石坪上，别有一番人生况味。他自述道：“我平生所住过的房屋，以这一处最为特别。”并在写给黄永玉的信中如此描述着这种“特别”的感受：“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孰料这寂寞清冷的生活陡然在1948年秋迎来了一次意外的“惊喜”。这还要归功于当时国民政府发放的金圆券，一元可兑换法币三百万元，以至在短期之内，汪曾祺的工资膨胀了十倍。骤然间空前“阔绰”起来的穷教员和职员们，几乎每晚都到东安市场吃老北京的苏造肉和爆肚。长期恪守清规戒律的肠胃终于在此番大快朵颐下得到安慰，只可惜好景不长，币值的虚高很快被打回原形，汪曾祺他们也只得在欣喜地“阔”了一个月之后，又回到北大红楼附近吃炒合菜。

1949年春，汪曾祺与施松卿结婚。结婚当日，二人共游北海公园并去沈从文家报喜。不久之后，汪曾祺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访问团，赴武汉担任汉口二女中副教导主任，妻子因此享受军属待遇。沈从文在当年写给黄永玉的信中说道：“以曾祺的性格，一入南下团，即只想永远从军。”不过这一次他未能说准爱徒的“职业规划”，1950年夏，汪曾祺返回北京，在联大同学的介绍下，进入北京市文联，担任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编辑部主任及《北京文艺》总集稿人，两份刊物的主编赵树理和老舍都很看重汪曾祺的才华，这样“专业对口”的工作可谓实现了爱好和职业选择的统一。1951年6月，长子汪朗出生，他们的生活步入正轨，逐渐有了起色。1955年，汪曾祺被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一次赴河南林县采风临行前，当他发现拿到手中的是一张软卧车票时，方知自己已享受高干待遇……

1948年，汪曾祺与施松卿在北平

回顾汪曾祺青年时代的求职之旅，几经辗转，无尽辛酸。他拒绝过父亲托乡贤为他安排的当地银行职员的稳定工作，不想将灵魂禁锢于乡里，甘愿带着未知的渺茫前往前路未卜的上海。在上海找不到归属感，只得继续北上。其间师友和爱人的相助相伴支撑他度过贫瘠寂寞的岁月，过往艰辛的求职经历日后化作文字，流动着他有趣的灵魂。

无论是各具名士风采的先生，还是意气风发的联大学子，乃至各色物美价廉的当地美食、丰沛茂盛的植物，皆已成为青春的剪影；他难以适应十里洋场的嘈杂繁华，却对曾经在困顿之际施以援手的师长念念不忘；他在北平结婚生子，对民俗和京剧的爱好与职业选择正相契合。晚年，他还曾应从事翻译工作的妻子要求，兴致盎然地写就了那篇对外介绍北京文化的《北京人遛鸟》，无意间达成了一次夫妻间的职业合作……

（原文《青年汪曾祺的求职之旅》刊于《名人传记》2025年第7期 文/李玉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