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自述8：六先生所做的慈善事业无数，到处都可以看到“逸夫楼”

年轻导演

在邵氏的那些年，我结识了不少电影导演。通常观众对导演的印象是这样的：他们总是戴着黑眼镜，咬着大雪茄，拿一个麦克风发号施令。实际上，老一辈的导演也许是这样的，但年轻的导演往往穿一条休闲的牛仔裤，从你面前走过时你觉得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动作片崛起后，有许多拍文艺片和黄梅调电影的老一辈导演逐渐失去了工作机会。我记得有一位叫高立(1924-1983）的导演，他曾写过李翰祥导演的《貂蝉》(1958）剧本，得过最佳编剧奖，当了导演后拍过《鱼美人》(1965）等片子。他对我说："我以后怎么办？我们只懂得做这一行，难道要叫我去开白牌？"（非法出租车)

他们当过导演之后，的确是很多事都做不了了。很多导演是摄像师出身，做过导演后再叫他们去扛摄像机，他们死都不肯；编剧出身的导演也是一样，内心无法从至尊无上的位子上走下来。香港电影的数量的确很多，但导演的数量始终更多一些，怎么可能让每个导演都有工开呢？

新一辈的导演中，与我感情最好的是桂治洪（1937-1999)。他来自中国台湾地区，从场记做起，一步一步做到副导演。是我把他推荐给六先生的，让他有机会当导演。他的代表作品有《愤怒青年》(1973)、《成记茶楼》(1974）等。后来，天映公司用数码修复技术发行了多部 DVD （高密度数字视频光盘），桂治洪得到年轻观众的重新识。他们大赞其作品的大胆和创新，认为他的作品是 cult （在小圈子内受欢迎的）类片子的始祖。

谈到桂治洪，我就要提起那些鲜为人知的电影。他在马来西亚拍过多部电影。在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认为邵氏在马来西亚赚取了大量金钱，邵氏必须回馈马来社会。于是，六先生就安排我去制作马来电影。我和桂治洪一同到了吉隆坡，起用当地人才，拍了在票房上大获丰收的《爱·吾爱》( Sayang Anakku Sayang )(1976)。

随后，他又拍了多部影片。在一座小岛上拍一部马来武侠片时，他不幸染上了肝病。他不抽烟不喝酒，除了太太之外没有别的女人，是一个很顾家的男人。他太太先他一步移民去了美国，说要在那里开一家中国餐厅。桂治洪把积蓄了多年的老本寄了过去，然后来到我办公室里，叫我替餐厅题个字。我为他题完后，他高高兴兴地拿上，跟着移民去了美国。

结果他到了美国后，只见人去楼空，他的钱全部被太太拿走了，只打发给他两千美元。他一个人到处流浪，最后落脚于一个墨西哥小镇，在一家墨西哥人开的比萨店里打工。

多年后，墨西哥老板退休，把店卖给了他。桂治洪接手餐厅后，在比萨中加了些味精。不曾想，这招收到了奇效。墨西哥人没有尝过这种味道，大赞甜美。人吃了带味精的比萨后容易口渴，于是店里的可乐跟着大卖，就这样他也赚了不少钱。他每年最大的娱乐就是搭乘邮轮周游世界。

一天，我接到他儿子的电话，说他父亲去世前留有遗言，死后第一件事就是要通知香港的老友。

另一位年轻导演叫蓝乃才。他出生于邵氏影城附近的一个叫大埔仔的村子，十五岁就在影城中当小弟。他身材瘦小，但像老鼠般灵活，在片场中钻来钻去，大家给他取了个花名叫"老鼠仔"。蓝乃才勤奋好学，得到了日本摄像师西本正的赏识，一步步做到了导演，后来拍了《城寨出来者》(1982）一片。这部电影至今还被影评人赞许。后来，我俩在嘉禾和日本的电影公司合作，未开拍已得到大笔资金，成不败之作。我和蓝乃才合作拍了《孔雀王子》(1988）和《阿修罗》(1990)；同时期，他还被外借给日本的电影公司拍日本影片。他在1992年导演的《力王》，成为" CULT 片"的经典，但拍商业片始终并非蓝乃才所好。

因为他结婚早，他与儿子亦父亦友，儿子去到哪里工作他就跟到哪里。2008年，他还在广东北部山区的福利院里当过义工，后来又在哈苏公司当顾问，周游世界，拍下多幅艺术作品。多年不见他，我很怀念这位老友。

在20世纪70年代，在香港尖沙咀有一家出名的沪菜馆，叫"一品香"，位于金巴利街，一进门就能看到一个巨大的铜制火锅，卖的是油豆腐粉丝；在另一个凉菜档口，卖数十样小吃，如玻璃肉、熏鲫鱼、油爆虾、酱鸭、红肠等。其菜品花样之多，是当今上海馆子也比不了的。

"一品香"的熟客里鱼龙混杂，熟客中数量最多的是漂亮的欢场小姐，她们常来吃夜宵。我最爱光顾此店，喜欢听伙计和客人讲故事。这里各种人物都有，都是活生生的，让我萌发了拍此类电影的念头，于是我写了《龙虎武师》这个剧本，后来拍成《香港奇案》(1976）中的一个故事。再后来，这个系列大受欢迎，也启发了后来的奇案片和电视片集。

《香港奇案》启用了多位年轻导演，当然有桂治洪和华山等人。出色的年轻导演里还有孙仲，他拍出了《庙街皇后》(1977)。

孙仲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祖籍山东，脾气火爆。一次，他听到方小姐批评他不懂电影，又在服装和道具的采购中设置诸多阻碍，光起火来，直冲到方小姐的办公室，大声叫骂。

我的办公室就在方小姐的隔壁，我听到了动静即刻出来阻止，说"要打女人先得过我这一关"。孙仲平时和我有说有笑，便也给我三分薄面，此事算是被摆平了。事后有人向方小姐建议，这种人应该"炒他鱿鱼"，但她说千万不可，自己在明对方在暗，万一对方怀恨在心来复仇怎么办？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采购组

在方小姐执掌邵氏时期，员工即便要买一个电灯泡也得先写一张申请单，经方小姐成立的采购组审核后，派人到各家电器行去比价，找到最便宜的，然后替你买来。我们这边急着要用，整组工作人员拼命在催，人家采购组也不管你。

"我们采购组买到的，一定是最便宜的。"

这句话是真的吗？是真的。打个比方，你去东家买，东家给你一个价钱，采购组跑到西家，报出东家的报价，并说给西家长期订单，让西家给他优惠价。当然喽，我是西家的话一定会答应，就算这单生意亏本也要做﹣﹣提高别的商品的售价就能赚回来呀。

我们拍一场市集戏，布景搭成的街上一定要有些菜档。本来剧组采购的那一档白菜五块钱一斤，但采购组就有本领买到四块钱一斤的。同样的白菜，样子一模一样，但便宜的只摆个一两天就坏了，贵一点儿的那些却能摆四五天。对于这一点，采购组不管，只要有数据给六先生看，证明他们买的更便宜一点就可以。

这儿省一点，那儿省一点。这一张单子，等比价，那一张单子，也等价，采购组人手再多，时间也得被拉长。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包括导演、副导演、场记、摄影师、助手、灯光师、服装、道具等，甚至算上倒茶水给人喝的大姐们，小的一组几十人，大的一组上百人﹣﹣这还不算演员和武师等，所有人的薪金加起来是一个大数目。但是，采购组的人不管，只要有减完价的数目给老板看到就好。采购组的势力越来越壮大，简直就像明朝的东厂。

采购组的原则是，买的东西越便宜越好。日子久了，观众就在画面中看到了次等货，影片水准也随之降低了。张曾泽去拍《吉祥赌坊》(1972）时，用采购组买来的布料做的服装难看到极点，他跑来向我诉苦。我年轻气盛，跑去和采购组的人理论，到最后亲自负责起服装设计的工作。我跑到裕华去找布料，又请了当年最好的师傅来做戏服。这样制作出来的影片，票房成绩明显与其他的不同：许多观众去裕华买何莉莉同款的衣服，也帮裕华赚了一大笔钱。后来，邵氏的服装部再去那里买布料，价钱也算得很便宜。

但是，"小数怕长计"的道理总是行得通的。李小龙来谈片酬，以美元结算，显然是很高的。方小姐说，如果这次答应了，今后公司里的大明星都要求加薪，那怎么办？最终，邵氏只得把这个人才放弃了，钱给嘉禾赚去了。

同样，本来邵氏自己培养出来的明星，如《大军阀》(1972）的主演许冠文，也因片酬谈不拢而被放弃，转投嘉禾。嘉禾的崛起，真是拜方小姐所赐。

之前我也提过，电影是一种"烧银纸给观众看"的行业，样样节省，影片质量当然下降。再加上当年新艺城、德宝等新电影公司的崛起，邵氏在票房上节节败退。

一天，六先生皱着眉头问我："再这样下去怎么办？再下去怎么办？"

聪明的六先生不会不知道症结所在，我说什么也是多余的，方小姐的势力已稳固。六先生知道邵氏在电影界的地盘已保不住了，就转向电视方面发展。他一早就是TVB（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大股东，那时候方小姐还没有把魔掌伸过去。电视台是一个巨大的赚钱工具，不过当年我心里也在想：如果六先生用同样的方式管理电视台， TVB 终有一天会步邵氏的后尘。

有一天，六先生也和我谈及如何阻止别家公司的发展。我大胆建议："香港的戏院也只有那么几家，把戏院全部买下，他们往哪里跑？而且香港的地皮也只会一天比一天贵，这笔投资是可以做的。"

六先生听后笑着说："你讲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地产这一行很另类。一碰地产，人对金钱的价值观就会完全改变，一切都以百万、千万来算。这一行不是我们这种一块钱一块钱赚起的人做得来的。"方小姐在省钱这方面有她的一套，但我从来不知道她赚过什么钱。当她的势力越来越大时，她曾经夸下海口："我代表了观众，深知观众要看些什么。"

她拍的第一部电影叫《妙妙女郎》，用了歌星老友仙杜拉做女主角。我记得片子于1975年12月24日上映，戏院里面只有阿猫阿狗三四只。六先生做事也够狠，只上映一天就把片子撤下来了。

有一个叫周胖子的，做水饺最出名，因欠了债从中国台湾地区逃到香港来。方小姐获知此事后，就叫他来片场的餐厅里卖水饺。因为水饺口味出色，他的档口开张第一天便排起了长龙。方小姐去巡视后跟周胖子说："就这么一碗碗现做怎么赚得到钱？先煮好一大堆，客人叫到就加汤卖才行呀！"

周胖子大爆粗口："你他妈的什么都会！难道别人都是傻瓜？"说完他拍拍屁股走人了。

兄弟反目

邵氏片场被方小姐接管后，邵氏电影的质量越来越低，票房也越来越差。三先生知道后，一直劝六先生别让方小姐插手，但六先生就是不听。

两兄弟原本是什么事都有商有量的，最终却变成六先生让三先生别再过问。再加上三先生的大儿子邵维锦本来是被派来片场接班的，也被方小姐逼走了，兄弟俩的分歧不断扩大。

我一向是个守时的人。通常，中午一点到两点的吃饭时间，我会在餐厅里随便吃些，如果被朱旭华先生叫到他家里吃，也大多扒了三两口就放下饭碗，争取休息个十分钟，再赶回办公室，多年来都是如此。我这样做是因为每天下午两点有一个制片会议，起初参加的人是以主任陈翼青为主，再加上木工组、泥工组、漆工组、铁工组、布景师、道具和服装主任等十数个组的主管，一起开会讨论各个厂棚搭布景的进度和拍摄的日期。后来，会议室内加入了采购组和方小姐，情境有了大转变。

两点到了，大家都坐在那里等。等什么？等方小姐呀！她明明知道要开会，但是每天都一定要大家都等她。她自己开私人会议，我们就要等，等上一小时算客气，有时一等就两个小时。这么多的主管，人工费用加起来也不算少。时间就那么白白地浪费了，对于我这种最守时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很不愉快的体验。

有一段时期，片场的人都说我的工作被架空了，只能天天在办公室中练毛笔字。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我是真的在学习书法。我一向对篆刻很感兴趣，由世伯刘作筹先生介绍，拜冯康侯老师学习。冯老师说，要学篆刻一定要由书法开始，不可以一下跳到刻图章那一步。我乖乖地练字，练个不停，但都是在放工后的私人时间练字，不像别人说的已被"炖冬菇"。

"炖冬菇"是"工作被架空"的意思。是的，一切事务不管大小，方小姐都要插手，我在制片方面的工作当然是越来越少了。但我还是每天一早起床接听六先生的电话，陪他去看电影，看导演提交的毛片，剪接过长的电影等，工作还是繁忙的。

东家不如意打西家，我当然也想过辞职不干了，于是我向家父提起自己的打算，家父又把这件事告诉了三先生。三先生叫我一定得忍，没有他的许可不准离开。我几次想要走，都想起了三先生这番话。

我欠三先生的实在太多。新加坡有强制的兵役制度，我虽人在海外，但也接到了征兵的来信，心想这下子完了。我绝对是一个不会乖乖服从命令的人，竟然叫我去当兵！我那刻想到《乱世忠魂》( From Here to Eternity )(1953）这部电影中，列兵安吉洛马乔被军官用警棍打死的场面。在担心了好久之后，我接到新加坡军方的通知，说我已免除兵役，于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怎么会那么幸运？家父来信告诉我，是三先生动用了他的关系把我给拉了出来。当年，三先生已担任了新加坡旅游局的局长，帮我做了疏通。可是，这不是没有代价的，不久就有人检举他私下滥用职权。这时，三先生大方地把他的小儿子邵维锋送去当兵。他说，如果要滥用职权的话，怎么不将自己的儿子的兵役免了？此事这才告一段落。

所以，我一想到辞职，就想到三先生对我的这段恩情，便坚持留了下来，就算我再看不惯方小姐的横行霸道。

我在宿舍生活时，家父和家母也时常从新加坡来香港小住几星期，两人都喜欢我妻子张琼文烧的一手好菜。在最后来香港的那次，父亲告诉了我一个秘密：三先生叫他陪着一同去了东京，下机后直接来到银行，打开了那个由邵氏两兄弟共同保管的保险箱后，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所有值钱的地契、股票及金币，都被六先生拿走了。

我听到这件事后能做些什么？三先生对我有救命之恩，六先生这些年来对我的培养和教导，也是我不能忘记的。

事后，我向六先生请假，回了一趟新加坡。在新加坡见到三先生时，素来温文尔雅的他，气得整张脸都涨红了。他说："如果我身上还有一把手枪，一定一枪把他打死！"

在家族成员遭遇过几次绑架事件后，当地的警方给三先生配了手枪以防身，后来天下太平了，防身用的手枪才被警方收回。

我不禁想起新加坡罗敏申路的邵氏老办公室里，楼梯旁他们兄弟合抱的那张黑白照片。不承想，如今兄弟二人的关系竟会走到这种地步，令人唏嘘。

我跟三先生说，我对在的一切都无能为力，在片场的工作也不如意，不知可否辞职？

三先生听了黯然，点点头。

有一次家父来香港，六先生特意把他叫到办公室里，跟家父说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说，他要把钱一亿一亿地捐给中国内地，帮着建学校和图书馆。六先生一向精明，连捐钱也精明。他捐钱有个条件，当地相关机构也必须拿出相同数目的款项，这么一来，一亿变两亿。

其实，六先生如何处理那些钱也不必向家父交代些什么，但是说出来，也许他心里会好过一点儿，我想。

三先生中风的消息传来，他在医院里躺了好几年，人不能动，头发却不停地生长。临终前，六先生去看了他一次，至于两人之间有没有说些什么，三先生听不听得到，这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事了。

最后

六先生由新加坡返港后，我跟他提出要离去的事。

他笑笑，摇摇头，说，别走好不好？你若走了，一大早谁和我聊天？

他看我没什么反应，知道我去意已决，就提出："不如这样吧，我给你一亿，你拿去在外面当独立制片人，拍好的片子交给我发行。"

当年的一亿港元，算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了。我听了之后也学着他笑了笑："这笔制作费，我怎么用，你不过问吗？"

六先生点头："不过问。"

我说："方小姐也不过问？她肯吗？"

这次轮到他笑了。

"那么一来，只会逼着您和她争吵，增加了您的烦恼。我不忍心，还是让我走吧。"我黯然地说。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算是你自己辞职，我不必依照《劳工法》发辞退金给你的？"他说。

"这一点我倒没有想过。辞职是我自己的决定，您不必替我担心。"我说。

我们就那么和平地解决了所有问题。之后，我收到了六先生的支票，比《劳工法》规定的金额还要多。这真的是我想都没有想到的。

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说我若想找他聊天时，随便去好了，也不必经过什么人。我知道他说的是方小姐，大家都心照不宣。

之后，六先生也曾邀请我陪他回内地，所到之处，有很多人来向他表示钦佩和敬意。

六先生所做的慈善事业无数，在香港到处都可以看到"逸夫楼"。在内地，有官方记录的来自他的捐款有七十四亿五千万港元，建设项目有六千零十三个。

但六先生的私人财产远超过此数。他告诉我，在他死去之前他要全部捐出。估计，他一共有二百亿的身家。到了晚年，他身体已虚弱，很多事都处理不了了。

我离开邵氏后，旅行了一阵子。人也不能一直无所事事，就在独立制片公司拍了几部片，但越来越发现电影业是一个团体合作的行业，除了大亨，绝对不会是某某人的作品。我也越来越知道我喜欢的是看电影，而不是制作电影。我要的是百分之百的个人创作，所以就慢慢转向写作了。一张稿纸要不了几个钱，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完全不受别人的影响，这才是我一直向往的。写专栏的日子渐多，曾经有一个时期，我在颇具声誉的《明报》和香港销量最高的《东方日报》同时写专栏，更向数不清的周刊杂志投过稿，在这方面发展得如鱼得水。

一天，嘉禾的何冠昌先生来找我，邀我进他的公司做事。他知道我喜欢旅行，并能用多种语言与人沟通，嘉禾和日本的电影公司的合作多，需要我这种人。我们一拍即合。

刚好，那时是香港电影"最黑暗的时代"，各地的恶势力见电影可以到处发行，版权可以经销到世界各国，一些歹徒便来抢生意。更有甚者，向成龙伸出了魔掌。邹文怀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说："你即刻带成龙走。"

"去哪里？"我问。

"能去哪里，就去哪里。有多远，走多远！"

"什么时候？"

"今晚。"

我一听，这话正中下怀。这世界，我最喜欢的都市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那里有毕加索、米罗、达利，还有我最崇拜的建筑家高迪的作品。当然，那里还有数不尽的美食。

我们在那里又写剧本又拍摄，住了整整一年。我也享尽了这一年的美好时光。接着，我们又去了前南斯拉夫和日本等地方。余暇中，我记下了我所有的经历，也为我自己今后的旅游事业打下了基础。我看准了高级旅行团的生意，认为这里是有很大商机的。

六先生偶尔也来电话，打听一下外面的制片情况。聪明的他已从电影转到电视方面去了，但还是每天看电影，一直问我有什么值得看的片子。

有时，六先生会叫我带一两位女明星和他一起吃顿饭。记得有次临时决定去半岛酒店吃牛排，我说我来不及回家换西装了，身上穿的是一套长衫，他说："不要紧，你来好了。"等我到了门口，侍应生见我没穿西装打领带，面有难色，六先生大发脾气："那是中国的礼服，你们不让穿中国礼服的人进去？"经理连忙走出来道歉，大声说"欢迎，欢迎"。

再后来，方小姐以六先生的健康为理由，逐渐不让六先生见任何人。我看过一些友人和传记中的人物的经历，那些从情妇辛辛苦苦爬上位的女人，到了最后总要把男人据为己有。

最后一次，在一个星期天，我心血来潮想去见六先生。片场中没有人，我从办公室的门缝中望进去，那么一间巨大的办公室，里面的情景像银幕上的一个远景镜头。六先生从家里抱来了一只猫，将猫放在桌上，和猫对话。我忽然感到一阵悲哀，打消了走进去的念头。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六先生。

【蔡澜（1941年8月18日—2025年6月25日），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后来定居香港。中国作家、美食家、电影监制、主持人，与金庸、倪匡、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新周刊》年度生活家，《开讲啦》特邀讲师，《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总顾问。吃喝玩乐无不在行，文学、电影、书法、金石样样精通，被无数人奉为人生典范。著有《我喜欢人生快活的样子》《学做妙人》《人间好玩》《人间清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