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开国勋贵为什么多集中在一个地域？来看看他们是如何长成的

历朝更替中，开国风云并不会如想象那般波澜壮阔，真实处境时常藏着些意外。不信？随手翻史，秦汉之间的杀伐、隋唐转折，抑或元明更替，荣华与血泪成对出现。可偏巧，每每顶点，扶持皇帝的核心功臣却总是集中在某个具体地域，这难道是运气还是某种规律？谁见过全国英豪齐聚一室？现实可远不是诗里写的那么均衡！

翻看汉初权臣名录，或是唐初晋阳起义旧部，还是明初淮右集团的众将，几乎清一色同乡、老相识。刘邦的丰沛、李渊的陇右、朱元璋的淮西，明眼人都看得出，他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但核心依旧没逃出故土的包围。真是巧吗？不太像。大概也没人真会信，这世界处处等着“伯乐”发掘。

很多人指着这些案例说：“一个县就能挑出治理天下的人才，只是苦于没机遇。”说得倒也不无道理，乱世确实能逼出潜力。但放回具体年代，真要证明这观点，例外其实更多。按照现代标准，谁相信一个小村能包办全国的宰相将军？严格说起来，开国之初的权力集团，总归有一套逻辑，而不单独是“友情”。

这些人的优势从哪儿来？一方面，老乡圈子天生有信任，风雨同舟。早年才能混到一起，除了生存压力，还有共同情感——比如刘邦和萧何，市井出身，身份低微，抱团取暖。遇到机会，他们彼此熟悉，信得过，官腔的“知人善任”，其实来源于老相识的默契，外部人很难插手。谁都清楚，陌生势力进入只会带来不确定和背叛，皇帝不愿意冒这个险。

另一方面，这样的地缘圈子本身也有残酷筛选。《史记》记载，刘邦仅带着三千丰沛子弟起义，最后苦战存活者不过数十人，能混到元勋位置的只有十几个。唐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大半亦来源于陇右旧部。不只汉、唐、明，甚至清朝八旗初建时也离不开旗人之间的团结与信赖。你说这是偶然，更多像历史自有的惯性。

乱世的筛选尤为激烈，说句难听的，根本不关教育、智力、背景多高，没人能保证天才横空出世就能躺赢。比如项羽，江东子弟多才俊，最终折戟沉沙。再想想王世充、窦建德、陈友谅、张士诚，这些人各有本事，可只有朱元璋那班老伙计守住结局。打仗拼的是人心一气，拼的还是死里逃生的坚持。真要说成才率，数据未必比科举高出多少。

别总拿“乱世出英雄”说事。英雄得有舞台，也得有人支持。可惜，机会和命运未必对每个人吝啬，只是绝大部分人赶上了大潮，最后淹没在风浪里。史书只记幸运儿，沉默的才子成千上万没人关心。

同乡圈子能成事，还有很多实际约束。古代缺乏高效信息交流，皇帝要拉新成员进团队极难。刘邦再怎么演讲、再会煽情，好话也难出丰沛县，氛围带不动外地人。明初一样，洪武时的淮西军阀团结却排他，外地人想入局困难重重。朱元璋那么多知己，汤和、徐达、常遇春一个挨着一个，谁都没想过大范围“招新”，还不是地缘使然？

这个现象到了宋元之后依旧反复出现。宋太祖赵匡胤的开封、汴梁班底，元世祖的蒙古宿将，核心骨干往往扎堆自家乡亲。历史事实摆着，不服都难。不过站在现代岗位入口看，又真的这么单一吗？有趣的是，明代宣德以降，随着科举大兴，文臣权重远超武将，人才选拔越发全国化，区域色彩慢慢淡了。

说来，成大事之人是不是天生注定？也许有人不同意。因为冷静想想，乱世大佬之所以能带出班底，或许是幸运、环境、个人特质叠加的结果。换句话说，同样的种子放到平世，恐怕难有什么大风浪——乱世确实制造了人才，但更多的是淘汰！现代中国近14亿人口，真要靠乡情搞治理，怕是早就乱套，一县就挑起全国重担根本不现实。

可是话说回来，也有例外。比如王安石、曾国藩，全无地缘帮派包围，倒是后天合力取胜。江苏、湖南等地人才被誉为“半个中国的宰相库”，与乱世无关，更多是读书与制度推动。体系化选拔避免了开国帮派构成的弊端，多的是新鲜势力，旧势力难保垄断。

也有点迷糊，别的朝代初创时难道全国无才？真不是。只是没抓住机会罢了。你有资源，有平台，有信任感，这三样兼具，才能拼出成绩。说白了，核心圈里的元勋，其实是最早站岗的那波幸运儿。大浪淘沙，绝大多数人压根看不见机会在哪——多的是郡县子弟，真正能进历史的大门，却千里挑一。

乱世刺激下的生存状态，真的和现代没法比。那时候，一个猛子扎进去，是你死我活。每个人都被迫逼到极致，身手能力、心理素质、应变天赋必须同时上线。周勃、樊哙这种肌肉男，混得活灵活现。可惜平时，搁市井也许平庸一辈子。这能算合理人才选拔？有疑虑。

顺着看，这样的团体很容易出现弊端。当势力坐大，地缘集团变成闭环，内部利益固化，排斥外来，无形中导致后继乏力。明初淮西勋贵后期骄横跋扈，朱元璋被迫大开杀戒。唐初陇右集团同样盛极而衰，靠的还是后续人才输入。这队伍，到底是优势还是风险？一时难解。

数据说话，全国人口基数摆在那里。即便乱世时一个县出头，人均能级也就那样。汉初“十八功臣”中，丰沛出身者仅有极少数最终登顶，“三千子弟兵”墙里开花，墙外多少人泯然众人。这概率，哪有那么神奇？

有人不信，还拿民国“学术黄金时代”说事。那会儿乱世下大师辈出，其实与地域、圈子、机遇全都有关系。制度缺陷、教育滞后、交流不畅，靠的是个体突破和时代漂移。换成太平盛世，大浪早没那么强烈。

现代人与古人，生活环境天差地别。不经历生死，靠惯性很难自发大成。和平条件下体制化选人、系统培训、技术分工已经打破地域壁垒。你让现在某地随便挑一个班子治国？怕不是谬论。

不过要说当年并无体制毛病，说不过去，那会儿也有不少人成就归零，对旧部清洗铁腕毫不手软。这群原始股，只不过赶上了时间窗口。这种模式不再复制。

归根结底，历史上开国勋贵地缘密集，是特殊环境造就。时代变了，角落里的才俊何其多，却没有那样的生死搅拌，没有一种天命式的压迫和筛选，谁敢轻言可以凭一地出国士？有点玄，又确实发生过。紧盯数据，关注细节，时代条件大于个人努力。

说来说去，选才这回事，本质上还是受时势、圈子、资源、平台多重影响，局外人很难简单定论。历史总是这样，既有意外，也有必然，有幸存者，也有消失的参赛者。

所以，古代一个县能出一朝的权贵，源头是机缘，更是乱世下的无数生死考验。和平年代下，照搬这些经验已经过时，未来的路不会回头重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