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恋的女学霸考上了北大她在车站拦住我说你愿意来北京陪我4年吗

引言

1992年的夏天，空气里弥漫着煤灰和绝望的味道。

我高考落榜，像一艘被戳穿了底的破船，沉在那个北方小城的盛夏里。

而我暗恋了三年的许静，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大。

在绿皮火车即将启动的站台上，她穿着一条崭新的白色连衣裙，拦住了准备南下打工的我。

在嘈杂的人声和刺耳的汽笛中，她清亮的眼睛看着我，轻轻地问：“沈辉，你愿意来北京陪我四年吗？哪怕只是……陪着我。”

01



1992年的夏天，蝉鸣像生了锈的锯子，一遍遍切割着小城烦闷的午后。

我的高考成绩单像一张揉皱的废纸，上面的数字宣告了我与象牙塔的彻底绝缘。

父亲沉默着，将那块擦拭了半辈子的上海牌手表机芯重新装好，一言不发。

母亲的叹息声则像细密的针，扎在我每一个毛孔里。

在撕开成绩单的那一刻，我与许静的人生，被一道无形的深渊彻底隔开。

她是天上的云，纯白，轻盈，飘向了象征着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

而我，是地上的泥，被一场名为"高考"的暴雨，冲刷得狼狈不堪。

我决定南下，去那个据说遍地是黄金的南方电子厂，做一名流水线工人。

这是我能为自己找到的、最体面的一条出路。

临走那天，我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是两件换洗衣物和母亲烙的几张硬邦邦的饼。

在拥挤、嘈杂的火车站，就在我即将踏上那列南下的绿皮火车时，一个清脆的声音穿透了鼎沸的人声。

"沈辉！"

我回过头，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

许静就站在不远处，穿着一条崭新的白色连衣裙，在灰扑扑的人群里，像一朵忽然绽放的栀子花。

她跑得有些急，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胸口微微起伏。

她拦在了我的面前。

周围南来北往的旅客好奇地投来目光，那些目光像探照灯，将我身上的廉价T恤和脚下那双开胶的球鞋照得无处遁形。

我的脸颊发烫，下意识地想把帆布包往身后藏一藏。

"你要去哪？"她问，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广东。"我言简意赅，喉咙里像塞了一块干涩的木头。

"去做什么？"

"打工。"

这两个字我说得很快，仿佛这样就能掩盖住其中的辛酸与不甘。

许静看着我，她那双总是盛满星光的眼睛里，此刻流淌着一种我读不懂的情绪，是同情？

是怜悯？

还是别的什么？

"别去了。"她说。

我愣住了。

火车发出了即将启动的悠长汽笛声，催促着人们离别与启程。

许静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她上前一步，几乎贴近我的身体，用一种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轻轻地说："沈辉，你愿意来北京陪我四年吗？哪怕只是……陪着我。"

那句话像一颗微型炸弹，在我的耳蜗里轰然炸开。

陪她？

以什么身份？

一个高考落榜的失败者，去陪伴一个天之骄女？

这是她不忍看我坠入泥潭的施舍，还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残酷的温柔？

我的第一反应是屈辱。

一种被巨大差距碾压过后，再被轻轻扶起的、带着怜悯的屈辱。

我的骄傲，我那点可怜的、一文不值的自尊，在这一刻被她一句话击得粉碎。

"我……去北京做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而沙哑。

"你可以……找个活干，你在北京，我在北大，我们离得很近。"她急切地解释着，仿佛生怕我拒绝，"我、我每个月都有补助，我可以……"

"不用。"我打断了她，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两个字。

我不能接受她的资助，那是对我作为一个男人最后的尊严的践踏。

可是在她清澈又带着一丝乞求的目光注视下，我心底某个角落却疯狂地滋生出一个卑微的念头：去北京，哪怕只是能在同一个城市呼吸，能偶尔看到她，似乎也比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南方要好。

那是一种饮鸩止渴般的诱惑。

"好。"我听见自己说。

许静的眼睛瞬间亮了，像是被点燃的烟火。

她从随身的小包里飞快地掏出一张崭新的火车票，塞进我的手里，"这是去北京的，比你的那趟晚一个小时。我在北京站等你。"

她没给我任何反悔的机会，说完便转身挤进了送行的人群，那道白色的身影很快就消失不见。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车票，终点站是"北京"。

再看看我原来那张票，终点站是"广州"。

一个向北，一个向南。

一个通往她的世界，一个通含着我既定的命运。

我攥紧了那张去往北京的车票，票根的棱角硌得我手心生疼。

我不知道，我踏上的，究竟是一条通往光明的路，还是一条通往更深沉的、被自卑包裹的深渊。

02

抵达北京的时候，正是黎明前最深沉的黑夜。

巨大的北京站像一头沉睡的钢铁巨兽，吞吐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流。

我背着帆布包，茫然地站在出站口，被首都的宏大与冷漠震慑得有些喘不过气。

很快，我看见了许静。

她换上了一件淡蓝色的衬衫和长裤，更显得干练清爽。

她身边还站着一个高大的男生，戴着金丝边眼镜，气质斯文儒雅，正与她谈笑风生。

看到我出来，许静立刻朝我挥手，脸上的笑容明亮得有些刺眼。

"沈辉，这里！"

我走了过去，脚步有些沉重。

那个男生推了推眼镜，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那是一种审视的、带着优越感的目光，让我很不舒服。

"给你介绍一下，"许静热情地说，"这是我的师兄，梁文博，学生会的干部，今天多亏他开车来接我。"

"师兄好。"我局促地点了点头。

梁文博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随即转向许静，用一种亲昵又带着一丝责备的语气说："静静，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老乡？你可真实在，什么人都往北京带。这年头，一个高中毕业生在北京能做什么？"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

许静的脸色瞬间有些尴尬，她连忙解释："文博你别这么说，沈辉他……他很聪明的，只是没考好。"

"聪明和学历是两码事。"梁文博不以为意地笑了笑，打开了旁边一辆崭新桑塔纳的后备箱，"先上车吧，找个地方把他安顿下来再说。"

那是我第一次坐小轿车。

车内有着好闻的皮革味道，与外面站台的汗味、尘土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坐在后座，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陌生街景，感觉自己像一个误入高档宴会的流浪汉。

许静和梁文博坐在前面，聊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话题：某个德国哲学家的理论，一场即将举办的古典音乐会，还有学生会的竞选。

我感觉自己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透明的玻璃。

我能看到他们，听到他们，却永远无法融入他们。

梁文博把我们带到了北大附近的一个胡同里。

车子开不进去，我们下了车。

绕过几个弯，他指着一个通往地下的、狭窄的楼梯口说："这儿有个地下室，我跟房东说好了，一个月八十块，条件是差了点，但胜在便宜，离学校也近。"

许静探头看了一眼那黑洞洞的楼梯，皱了皱眉："这也太……太潮了吧？"

"静静，这已经不错了。"梁文博一副"你太天真"的表情，"在北京，八十块钱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谢天谢地了。你那个老乡，总不能让他睡大街吧？"

我没说话，默默地背着包走了下去。

一股混合着霉味和下水道味道的潮湿空气扑面而来。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破旧的桌子，唯一的窗户开在天花板附近，透进来的光线微弱得可怜。

"沈辉，要不……我们再找找别的地方？"许静跟了下来，脸上满是歉意。

"不用了，这里挺好。"我放下帆布包，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一些，"谢谢你，也谢谢你师兄。"

梁文博没有下来，只是站在上面，居高临下地说："行了，那就先这样。静静，我们走吧，待会儿学校还有个迎新会。至于你这位老乡，让他自己先适应适应。对了，"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递给许静，"你先把这个给他，找工作也要时间，总不能饿着肚子。"

许静拿着钱，犹豫地走下来，想塞给我。

我看着她手里的钱，又抬头看了看楼梯口那个模糊的身影，血液瞬间冲上了头顶。

梁文博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像是在进行一场精准的、不动声色的羞辱。

而许静，成了他执行这场羞辱的工具。

"我不要。"我别过头，声音冷得像冰。

"沈辉，你……"

"我说我不要！"我几乎是低吼出声，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我看到许静的眼圈一下子红了，她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手里的钱变得无比烫手。

那一刻，我心底的自卑和愤怒交织在一起，几乎要将我吞噬。

我为什么要来北京？

来接受这样的"恩惠"和"安排"？

我像一个被贴上"失败者"标签的物品，被他们随意地安置和评判。

最终，许静没有再坚持，她把钱收了回去，低声说："那你……先休息，我晚点再来看你。"

她和梁文博走了。

地下室的门被关上，房间里瞬间陷入了昏暗和死寂。

我一屁股坐在冰冷的木板床上，将脸深深地埋进了手掌里。

肩膀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

我不是后悔来了北京，我是后悔，在这一刻，我竟然如此的无能为力。

03



在北京的第一个星期，我像一只无头的苍蝇。

我走遍了附近的劳务市场，得到的答复千篇一律：没学历，没技术，只能干体力活。

搬运工，建筑小工，洗碗工。

我试过去一个餐馆洗碗，油腻的污水和客人的剩饭剩菜让我阵阵作呕。

干了不到半天，我就逃了出来。

不是吃不了苦，而是一种源于内心的抗拒。

我无法接受自己的人生就此定格在洗碗池边。

许静每天晚上都会来看我，给我带一些食堂的饭菜和水果。

她小心翼翼地，绝口不提钱和工作的事，只是跟我聊一些学校里的趣闻，或者给我讲她新读的书。

她越是这样体贴，我心里的焦灼就越是深重。

我们之间的差距，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她谈论的是康德和萨特，我面对的是招聘市场冷冰冰的白眼。

她徜徉在知识的海洋，我挣扎在生存的泥潭。

那天晚上，她又来了，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是几个苹果。

她看我情绪低落，便努力找着话题："沈辉，你别灰心。我问了我们系的一个教授，他说现在很多新兴的领域，学历不是最重要的，技术才是。"

"技术？"我自嘲地笑了笑，"我有什么技术？修手表算吗？"

我的父亲是个钟表匠，从小耳濡目染，我对那些精密的齿轮和零件有着天生的敏感。

我能蒙着眼睛，光凭声音就判断出一块机械表的问题所在。

但这门手艺，在这个时代，似乎已经毫无用处。

"怎么不算！"许静的眼睛亮了一下，"这很厉害啊！这说明你手巧，心细。很多精密仪器，不都需要这样的人吗？"

她的话像一道微弱的光，照进了我昏暗的内心。

但我随即又摇了摇头，苦笑道："那都是理论。谁会相信一个连高中都没毕业的人能修理精密仪器？"

许静沉默了。

她削了一个苹果递给我，气氛有些凝重。

就在这时，地下室的门被敲响了。

我打开门，房东大婶探进头来，满脸焦急："小沈，你……你懂不懂修机器？德国的那种。"

我愣住了："什么机器？"

"哎呀，就是印刷机！我儿子开了个小印刷厂，今天那台德国进口的宝贝疙瘩突然坏了，请了两个师傅都说修不了，德国工程师过来一趟要好几万，这不急死人了吗！"房东大婶拍着大腿，"我刚才听你们说修这修那的，就想问问你，要不……去看看？"

许静立刻推了我一把："去啊，沈辉，去试试！"

我心里没底。

修手表和修巨大的工业印刷机，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但看着房东大今焦急的眼神，和许静鼓励的目光，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房东的儿子叫王建国，三十多岁，满脸愁容。

他的小印刷厂就在胡同的另一头，厂房里，一台巨大的、造型复杂的机器安静地趴窝着，旁边散落着各种工具。

两个穿着工作服的师傅正在抽烟，一脸的无能为力。

"就是它，海德堡四色胶印机。"王建国指着那台机器，声音都快哭了，"刚印了一半的活儿，就卡住了。印出来的东西颜色全对不上，这批货要是交不出去，我得赔死！"

我走到机器旁。

它像一头钢铁巨兽，精密、复杂，充满了工业美感。

那两个师傅瞥了我一眼，看我这么年轻，还穿着一身旧衣服，眼神里充满了不屑。

"小王，你从哪找来这么个毛头小子？他懂个屁！"其中一个师傅吐了个烟圈。

王建国也有些尴尬，但死马当活马医，只能对我说："小兄弟，你……你看看？"

我没有理会旁人的目光，而是绕着机器走了一圈。

我让王建国把机器的电源打开，但不要启动。

我侧耳贴在机器冰冷的外壳上，像小时候听父亲诊断手表一样，静静地听着。

机器内部传来微弱的电流声。

我让王建国手动摇动飞轮，让机器的机械结构以最慢的速度运转。

"嘎……嗒……嘎……嗒……"

齿轮和连杆在缓慢地啮合、运动。

突然，在一个特定的节点，我听到了一声极其轻微的、不和谐的"嘶"声。

那声音非常细小，就像指甲划过毛玻璃，不仔细听根本无法察觉。

就是这里！

"停！"我喊道。

所有人都看着我。

"问题应该在叼牙排的闭合机构上。"我指着机器中段一个被厚重外壳包裹住的部位，"里面的一个传动齿轮可能出现了磨损或者错位，导致叼牙排在交接纸张的瞬间闭合不完全，产生了零点几毫米的误差。所以单色印刷看不出来，一旦进行四色套印，误差就会被放大，导致颜色对不上。"

我的话说完，现场一片寂静。

那两个老师傅面面相觑，眼神从不屑变成了惊疑。

王建国更是张大了嘴，愣愣地看着我。

因为我说的"叼牙排"、"套印"，都是这个行业里最专业的术语。

"你……你怎么知道？"一个师傅忍不住问。

"听出来的。"我平静地回答，"所有的机械，只要运转，就会有自己的‘声音’。正常的声音是和谐的，出了问题，声音里就会有杂音。"

这是父亲教给我的，最朴素也最核心的道理。

万物皆有其"理"，机械之理，在于严丝合缝。

声音，就是判断它是否还在"理"上的最佳途径。

"吹牛吧！听声音就能修机器？"另一个师傅还是不信。

我没再解释，而是对王建国说："老板，把这里的盖子打开，我需要看看里面的结构。"

这一刻，我不再是那个在地下室里自怨自艾的失败者。

当我面对这台复杂的机器时，我找回了一种久违的自信。

那种源于对精密机械的掌控感，让我的脊梁重新挺直了。

04

王建国半信半疑地找来工具，和那两个师傅一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厚重的钢制外壳拆了下来。

复杂的内部结构瞬间暴露在我眼前，密密麻麻的齿轮、连杆、凸轮和气动元件，像人体的内脏一样交错纵横，充满了令人敬畏的秩序感。

许静站在一旁，紧张地看着我，大气都不敢出。

我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迅速扫过整个传动系统。

凭借刚才听到的声音和对机械原理的理解，我很快就锁定了问题区域——一组由蜗杆和涡轮组成的精密减速机构。

"就是这里。"我指着那个部位，"把这个涡轮拆下来。"

"小伙子，你可别乱来啊！"一个老师傅连忙阻止，"这可是核心部件，拆坏了整台机器都得报废！"

王建国也面露难色，额头上全是汗。

这台机器是他的全部家当，万一被我这个来路不明的小子弄坏了，他哭都没地方哭。

我没有急着争辩，而是找来一把长柄螺丝刀，伸进齿轮的缝隙，轻轻拨动了一下那个涡轮。

然后，我让王建国再去手动摇动飞轮。

这一次，当机器运转到刚才那个节点时，那声不和谐的"嘶"声消失了。

"声音没了！"许静第一个反应过来，惊喜地叫道。

王建国和那两个师傅也凑过来，侧耳细听，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这是怎么回事？"王建国结结巴巴地问。

"这个涡轮的固定销出现了微小的松动，导致它在受力的时候会产生零点零五毫米左右的轴向位移。"我抽出螺丝刀，冷静地解释道，"这个位移，就是套印不准的根源。我刚才用螺丝刀把它别了回去，所以声音暂时消失了。但只要机器高速运转，巨大的离心力还是会让它再次错位。必须把它拆下来，重新校准固定。"

我的这番话，彻底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会修"，而是对这台德国机器的原理了如指掌。

那两个老师傅看我的眼神，已经从惊疑变成了敬畏。

"小……小师傅，那……那你说该怎么办？"王建国对我的称呼都变了，语气里充满了尊敬。

"拆。"我只说了一个字。

这一次，再也没有人反对。

在我的指挥下，他们小心翼翼地将那组减速机构拆卸了下来。

当那个铜质的涡轮被放在工作台上时，我用卡尺一量，果然，固定销的凹槽比标准磨损了零点零三毫米。

这是一个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差距，却是导致整台机器瘫痪的罪魁祸首。

问题找到了，但新的难题又来了。

这个固定销是非标准件，国内根本没有配件。

"这可怎么办？"王建国又急了，"难道真要从德国订购？那得等一两个月！"

所有人都沉默了。

我看着那个小小的固定销，脑海里飞速地运转。

父亲修表的场景一幕幕闪过。

小时候，很多进口老表的零件坏了，根本找不到替代品，父亲就用车床、锉刀和砂纸，硬生生把一块钢材打磨成一模一样的零件。

"有车床和铣床吗？"我问王建国。

"有，厂子后面有个小加工间，以前自己做点简单的活儿。"

"带我去。"

王建国立刻带我去了那个堆满油污和铁屑的小加工间。

我找到一根材质相近的合金钢棒，把它固定在车床上。

打开电源，马达轰鸣，我握住车刀，深吸了一口气。

那一刻，周围所有的嘈杂都消失了。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飞速旋转的钢棒、锋利的车刀，和图纸上那精确到百分之一毫米的尺寸。

车、铣、钻、磨……父亲教给我的手艺，那些曾经被我认为是"无用"的、属于旧时代的技术，此刻在我的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

我没有图纸，所有的尺寸和公差都记在我的脑子里。

我的动作行云流水，精准而稳定，仿佛已经做过千百次。

许静和王建国他们站在门口，透过蒙着油污的玻璃窗，震惊地看着我。

在他们眼里，我不再是那个落魄的高中毕业生，而是一个对自己的领域有着绝对掌控力的匠人。

两个小时后，一个崭新的、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固定销，静静地躺在了我的手心。

它的大小、形状、螺纹，与那个磨损的德国原厂件分毫不差。

我把它装回涡轮，重新校准，再指挥着他们将整个机构装回机器。

当所有的外壳都复原后，王建国的手都在抖。

他看着我，像是在等待最后的审判。

"开机，试印。"我平静地说。

王建国按下了启动按钮。

巨大的机器发出一阵低沉的轰鸣，然后平稳地运转起来。

一张白纸被吸入，经过四个色组的飞速印刷，从另一端吐出。

王建国一个箭步冲过去，拿起那张印刷品，对着灯光仔细地看。

下一秒，他发出了狂喜的吼声："准了！套准了！颜色一点都没跑！我的天！好了！真的好了！"

那两个老师傅也凑过去看，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许静冲我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那笑容比厂房里昏黄的灯光要明亮一百倍。

而我，看着那台重新焕发生机的钢铁巨兽，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仿佛吐出了我从高考失利以来，积压在胸口所有的阴霾和不甘。

就在这时，厂房的门口传来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

"静静，我找了你半天，你怎么在这种又脏又乱的地方？"

梁文博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皱着眉头走了进来。

他一眼就看到了和许静站在一起的我，以及我身上那件沾满油污的T恤。

他的目光里，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鄙夷。

"呦，这不是沈辉同学吗？几天不见，改行当修理工了？真是……人尽其才啊。"

他的话语像一盆冰水，浇在我刚刚燃起的火焰上。

05

梁文博的出现，让厂房里刚刚还热烈的气氛瞬间冷却下来。

他仿佛自带一种气场，一种属于精英阶层的、与这里格格不入的气场。

王建国不认识他，但看他那身行头和开到门口的桑塔纳，也知道这人来头不小，一时没敢作声。

许静的脸色有些难看，她快步走到梁文博身边，压低声音说："文博，你怎么来了？别乱说话，沈辉他刚帮了王老板一个大忙。"

"帮忙？"梁文博轻笑一声，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听清楚，"能帮什么忙？拧个螺丝，还是换个灯泡？静静，我跟你说过，人要分三六九等。我们是北大的学生，未来是社会的栋梁，不要总跟这些……底层的人混在一起，会拉低你的层次。"

他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精准地刺向我最敏感的神经。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

刚刚因为修复机器而建立起来的自信和尊严，被他轻飘飘的一句话，践踏得粉碎。

"梁文博！"许静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明显的怒气，"你必须向沈辉道歉！"

"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梁文博摊了摊手，一脸无辜，目光却挑衅地看着我，"难道他不是高考落榜？难道他现在不是在干这种满身油污的活儿？静静，你太善良了，善良到有点天真。你以为你是在帮他，实际上是在害他，给了他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说着，从他那昂贵的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首饰盒，当着我的面打开，递给许静："下周是你生日，这是我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看看喜不喜欢。"

盒子里，是一条熠熠生辉的白金项链。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梁文博的目的。

他不是偶然路过，他是蓄意而来。

他要用这种最直接、最残忍的方式，向我展示我们之间那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他是天之骄子，出入有车，挥金如土；而我，是一个连住处都要靠人施舍，只能靠一身力气和手艺换取微薄收入的失败者。

许静没有接那个首aring链，她气得浑身发抖："梁文博，你太过分了！"

"我过分？"梁文博的笑容变得冰冷，"真正过分的是他。一个失败者，凭什么还妄想留在你身边？他能给你什么？他能带你去音乐厅，能跟你讨论尼采和叔本华吗？不，他不能。他只能带给你一身的机油味和无尽的麻烦！"

"够了！"

一声暴喝打断了梁文博的表演。

不是我，也不是许静，而是王建国。

这个一直唯唯诺诺的小老板，此刻却涨红了脸，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

他一个箭步冲到梁文博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吼道："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你知道这位小沈师傅刚才做了什么吗！"

梁文博被他吼得一愣，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他救了我的厂！救了我全家的命！"王建国指着那台正在平稳运转的海德堡印刷机，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这台德国机器坏了，两个老师傅束手无策，德国专家来一趟要好几万！是小沈师傅，靠耳朵听，靠脑子想，靠这双手，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比德国原厂还牛的零件，把它给修好了！你懂个屁！你除了会动动嘴皮子，你还会干什么？"

王建国越说越激动，指着我继续吼道："你知道什么叫技术吗？这就叫技术！你知道什么叫人才吗？小沈师傅这样的人，就他妈是真正的人才！比你这种只会念几句洋文、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白面书生，强一百倍！"

这番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梁文博的脸上。

他的脸色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精彩至极。

他大概从未被一个他眼中的"底层人"如此指着鼻子痛骂过。

而我，站在那里，听着王建国为我出头的怒吼，一股热流从心底涌起，瞬间冲刷掉了所有的屈辱和愤怒。

我看着梁文博那张错愕而难堪的脸，第一次发现，原来他那身光鲜的外壳之下，也不过如此。

王建国骂完，还不解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厚厚的钞票，起码有三四千块，重重地拍在我的手里："小沈师傅！这是三千块钱！我知道这配不上您的手艺，但这只是定金！我王建国今天把话放这儿，我这小厂，一个月给您开一千块的工资，聘请您做我们厂的总工程师！您什么都不用干，就每天来转转，只要机器不出问题就行！"

在1992年，月薪一千，对于一个普通工人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我拿着那沓沉甸甸的钞票，看着王建国真诚而激动的脸，又看了看旁边脸色铁青的梁文博，和一脸震惊的许静。

我走到梁文博面前，把他刚才那句"人尽其才"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

"梁师兄，"我平静地看着他，目光没有丝毫躲闪，"你说得对，人尽其才。你的才华在学生会，在音乐厅。而我的才华，在这堆钢铁里。我们……的确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说完，我不再看他，而是转向许静。

她的眼中情绪复杂，有震惊，有欣喜，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慌乱。

我攥着手里的钱，第一次在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感觉自己脚踏实地。

我还没有赢，但至少，我拿回了属于我的，第一份尊严。

而这场对决，才刚刚开始。

06

梁文博最终是灰溜溜地离开的。

王建国那番粗俗却充满力量的怒吼，以及我手中那沓厚实的钞票，构建起了一道他无法用优越感逾越的壁垒。

他引以为傲的家世、学识，在"解决实际问题"这一最朴素的价值评判标准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当晚，王建国在厂子附近最好的饭店摆了一桌，郑重其事地要拜我为师。

我拒绝了拜师，但接受了他"技术顾问"的聘请。

月薪一千，这在当时对我而言，无异于一笔巨款。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那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搬了出来。

我在离印刷厂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带窗户的小单间。

虽然依旧简陋，但当阳光第一次透过窗户洒在我的书桌上时，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也终于透进了一丝光亮。

许静来帮我搬家。

她看着我崭新的住处，脸上的笑容比阳光还要灿烂。

她一边帮我整理书籍，一边状似无意地问："沈辉，你……还在生梁文博的气吗？"

我正在擦拭桌子，闻言动作顿了一下，随即摇了摇头："谈不上生气。他只是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我和你们之间的距离。"

"什么距离？"许静停下了手中的活，认真地看着我。

"你看的书是《纯粹理性批判》，我看的书是《机械设计手册》；你听的是贝多芬，我听的是发动机的轰鸣。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平静地陈述着一个事实。

许静的眼神黯淡了下去："沈辉，你一定要把我们分得这么清楚吗？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她不觉得，是因为她站在高处。

她可以俯身看我，而我，却需要拼尽全力，才能勉强看到她的脚尖。

这种不平等，只要存在一天，我们之间就永远不可能"一样"。

成为王建国厂里的技术顾问后，我的生活变得规律起来。

我每天上午去厂里巡视一圈，检查机器的运行状况，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则完全属于自己。

我把大部分工资都花在了买书上。

不是文学，不是哲学，而是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机械、电子、材料学的专业书籍。

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

从基础的《理论力学》到深奥的《自动控制原理》，从德语的机械图纸到日语的电子元件说明书。

我买来字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啃。

地下室那段最黑暗的日子，反而磨练出了我钢铁般的专注和毅力。

我的手艺也从单纯的"维修"，开始向"改造"和"创新"转变。

王建国的海德堡印刷机虽然先进，但某些设计并不完全适应国内的纸张和油墨。

我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对它的输纸系统和干燥装置进行了一些小小的改造。

结果，印刷效率提升了百分之十，废品率降低了五个百分点。

这个成果让王建国欣喜若狂。

他开始在圈子里不遗余力地吹捧我这个"神秘高手"。

很快，"王家厂有个能给德国机器动手术的牛人"这个消息，就在北京的印刷圈子里不胫而走。

开始有人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请我去修理他们厂里趴窝的进口设备。

有日本的切纸机，有瑞士的覆膜机，有意大利的烫金机……这些在别人眼中棘手的难题，在我这里，都变成了展现我价值的舞台。

我的名气越来越大，收入也水涨船高。

我不再是那个需要靠别人施舍的穷小子，我靠着自己的手艺，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期间，许静来找过我几次。

她看到我房间里堆积如山的专业书籍和各种外文资料，眼神里充满了惊讶和一丝困惑。

她想跟我聊聊最近看的电影，或是学校里发生的趣事，但我满脑子都是齿轮的传动比和电路的逻辑门。

我们的话题，越来越难以交汇到一起。

有一次，她看到我正在草稿纸上绘制一张复杂的机械图，忍不住问："沈辉，你每天研究这些，不觉得枯燥吗？"

我抬起头，看着她清澈却不解的眼睛，反问道："那你每天读那些几百年前的哲学家的思想，不觉得虚无吗？"

她愣住了，哑口无言。

我这才意识到我的话有些伤人，连忙补救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着迷的东西。你着迷于思想的世界，而我，着迷于这个由齿轮和轴承构成的物理世界。它们……同样迷人。"

许静沉默了很久，最后轻轻地说："也许吧。只是我觉得，我们离得越来越远了。"

她走后，我看着窗外的夜色，心里五味杂陈。

我拼命地往上爬，以为只要爬得足够高，就能缩短和她之间的距离。

可现在我才发现，我们或许从一开始，就走在两条完全不同的登山路径上。

我每向上一米，我们之间的横向距离，就可能被拉开十米。

这种认知，比当初的贫穷和落魄，更让我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

07

真正让我意识到我和许静之间那条鸿沟无法轻易跨越的，是一次意外的事件。

那天，我接了一个大活儿。

一家国营的大型印刷厂，他们从瑞士引进的一条全新的书刊装订联动生产线出了问题。

这条生产线价值几百万美元，是厂里的命根子。

瑞士方面的专家因为签证问题，最快也要一周后才能到。

厂里急着要赶制一批出口的画册，如果延误了交货日期，将面临巨额的违约金。

厂长通过层层关系找到了王建国，王建国又把我推了出去。

当我站在那条长达几十米，由数十个独立单元组成的自动化生产线前时，即便是见惯了各种复杂机器的我，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这条生产线集成了当时最顶尖的机械、电子和气动技术，其复杂程度远超我之前接触过的任何一台设备。

故障出在配页单元和胶装单元的衔接处。

书帖在传送过程中，会周期性地出现卡顿和错位，导致后续的胶装、裁切全部出错。

厂里的技术员和工程师研究了两天，连问题根源都没找到。

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把这条生产线的设计图纸和电路图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然后，我像以往一样，开始"听诊"。

我让工人用最低速度运行机器，我则戴上一个经过改装的、灵敏度极高的听诊器，一寸一寸地沿着传送带移动。

在冰冷的金属和嘈杂的噪音中，我捕捉到了一个极其微弱的、不该存在的"脉冲"信号。

那不是机械故障，更像是某种电子干扰。

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大胆的猜测：问题不在机械结构，而在控制系统。

是某个传感器或者控制器，受到了异常的电磁脉冲干扰，导致它在关键时刻发出了错误的指令。

为了验证我的猜测，我向厂长要来了一台示波器。

当我将探头连接到那个区域的控制总线上时，屏幕上清晰地显示出一个周期性的、尖锐的杂波信号。

罪魁祸首找到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干扰信号从何而来？

我排查了所有的电机、变压器和高压线路，都不是源头。

这就像一个幽灵，无形无踪，却死死地扼住了整条生产线的咽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厂长和工人们的眼神从最初的期待，慢慢变成了焦虑和失望。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汗水浸湿了我的后背。

深夜，所有人都已经疲惫不堪，我一个人坐在冰冷的生产线旁，脑子里一遍遍地回放着所有的细节。

那个脉冲信号的波形，总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突然，一个被我忽略的细节闪过脑海！

厂房的角落里，为了方便夜间施工，临时接了一个大功率的碘钨灯。

会不会是它？

碘钨灯在启动和运行过程中，其镇流器会产生强烈的电磁辐射。

我立刻冲过去，关掉了那盏灯。

然后回到示波器前。

屏幕上那道尖锐的杂波，消失了。

世界瞬间清净了。

我让工人重新开机，生产线发出了流畅而和谐的轰鸣声，书帖像被驯服的士兵，整齐划一地通过了那个曾经的"死亡区域"。

成功了！

整个车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厂长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语无伦次，当场就拍板，除了合同上约定的三万块钱维修费，另外再以个人名义奖励我两万。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拿着那沉甸甸的五万块钱走出工厂大门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从未感觉如此畅快。

这不仅仅是金钱，更是一种依靠知识和智慧，战胜顶级技术难题后获得的巨大成就感。

就在这时，我的传呼机响了。

是许静发来的。

一串简短的数字，翻译过来是："速回电话，急事。"

我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给她宿舍打了过去。

电话一接通，就传来了她带着哭腔的声音："沈辉！你快来一趟！梁文博他……他被派出所的人带走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

"怎么回事？"

"他……他昨晚跟人打架，把人打伤了……"许静的声音充满了慌乱和无助，"对方家里好像有点背景，不肯私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一刻，我拿着电话，听着她在那头六神无主地哭泣，再看看自己手里那沓因为解决了顶级技术难题而挣来的钞票，一种极其荒谬的感觉油然而生。

她遇到了麻烦，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她那些同样优秀的同学，不是她在学生会里人脉广阔的朋友，而是我这个她眼中的"修理工"。

而她遇到的麻烦——打架斗殴，这种在我看来属于街头混混才会干的蠢事，竟然发生在了那位不可一世的、满口尼采和叔本华的北大才子身上。

我突然觉得，我们之间那条由学历和家世构筑的鸿沟，在最原始的现实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别哭。"我对着话筒，用一种连自己都感到意外的冷静语气说，"告诉我地址，我马上过去。"

09



我找到许静时，她正六神无主地站在派出所门口。

初秋的晨风带着凉意，吹得她单薄的身体微微发抖。

她的眼睛红肿，脸上满是泪痕，那副无助的样子，和我初到北京时在地下室里的彷徨如出一辙。

看到我，她像是找到了主心骨，立刻跑过来抓住了我的胳膊："沈辉，怎么办？他们说……说对方伤得很重，要追究文博的刑事责任。"

"先进去了解情况。"我拍了拍她的手，示意她冷静。

在派出所里，我们见到了梁文博。

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学生会干部，而是垂头丧气地坐在一张长椅上，脸上还有几块淤青。

他看到我，眼神复杂，有惊讶，有羞愧，但更多的是一种落魄后的不甘。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也很俗套。

梁文博在校外的一家酒吧里，因为一个女服务员和邻桌的几个社会青年发生了口角。

对方言语粗俗，激怒了这位一向自视甚高的天之骄子。

酒精上头，加上年轻气盛，双方从口角升级为斗殴。

梁文博虽然也受了伤，但他情急之下抄起一个啤酒瓶，把对方一个为首的青年砸得头破血流。

麻烦的是，那个被打的青年，他舅舅是市里某个部门的一个小领导。

对方一口咬定是梁文博先动的手，并且要求严惩，绝不私了。

听完办案民警的叙述，许静的脸都白了。

在九十年代，这种事情可大可小。

如果对方揪着不放，梁文博很可能会被拘留，甚至判刑。

一旦留下案底，他的学业、前途，所有的一切都将化为泡影。

"警察同志，"许静急切地哀求道，"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文博他一直是三好学生，他不可能主动打人的。"

民警看了她一眼，摇了摇头："姑娘，现在不是讨论谁先动手的问题。事实是，人是他打伤的，而且伤情鉴定是轻伤，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我们也是按章办事。"

许静还要再说什么，我拉住了她。

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跟办案人员讲道理是没用的，关键在于受害方。

我把许静拉到一边，低声问："对方的联系方式有吗？"

"有……但是他们不接电话。"

"住院的地址知道吗？"

"知道。"

"走，我们去医院。"

在去医院的路上，许静一直沉默不语，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我开着从王建国那里借来的面包车，心里也百感交集。

曾几何几时，梁文博是我眼中高不可攀的存在，我做梦都想把他踩在脚下。

可当他真的落难时，我心里却没有一丝快意，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荒诞感。

我们都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年轻人，看似走在不同的河道，却随时可能因为一个意外的漩涡，而交换彼此的位置。

在医院的病房里，我们见到了那个被打的青年，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旁边坐着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想必就是他那个当官的舅舅。

"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一看到我们，那个中年男人就站了起来，一脸的警惕和敌意。

许静上前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叔叔，对不起。我同学他是一时冲动，我们愿意承担所有的医药费，并且做出赔偿，求求您……给他一个机会。"

"机会？"中年男人冷笑一声，"我外甥躺在这里，头上缝了十几针，你跟我说给机会？晚了！这事必须公事公办！让他在牢里好好反省反省，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许静的脸瞬间血色尽失。

我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在默默地观察。

我注意到那个中年男人虽然态度强硬，但他的目光，却不时地瞟向我放在墙角的一个黑色工具箱。

那是我刚从印刷厂直接带过来的，里面装着一些精密的测量和维修工具。

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对许静说："你先出去一下，我跟这位先生单独聊几句。"

许静犹豫地看了我一眼，但还是听话地走了出去。

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

我走到那个中年男人面前，不卑不亢地说："先生，我知道您在气头上。但把一个北大的高材生送进监狱，对他来说是毁了一辈子，对您来说，除了出了一口气，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冤家宜解不宜结，不如我们谈个条件。"

"条件？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中年男人轻蔑地看着我。

我没有理会他的态度，而是指了指那个躺在床上的青年，说："我看他的脸色发黄，眼白浑浊，这应该不是外伤造成的。如果我没猜错，他应该有慢性的肝脏问题，而且最近喝酒熬夜，特别频繁。"

我的话一出口，中年男人和那个青年的脸色同时一变。

我继续说道："您是工商局的吧？"

中年男人眼神一凛："你怎么知道？"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听到您打电话，提到了‘年检’和‘红盾’。而且您的手指关节有长期书写留下的印痕，但食指和中指之间没有烟熏的黄色，说明您不抽烟，有很好的自制力。这样的人，在执法部门很常见。"我平静地分析着，这些都是我长期跟各种工厂老板打交道，察言观色练出来的本事。

中年男人的表情从轻蔑，变成了凝重。

我终于抛出了我的筹码："我是一个机械工程师。我知道最近市里有一批从德国进口的、用于商品质检的精密计量设备，因为水土不服，故障率很高。德国专家过来一次，费用惊人。如果……"

我顿了顿，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如果我能帮您把这批设备的问题解决了，您能不能，给那个年轻人一个机会？"

中年男人彻底愣住了，他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

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来为打人者求情的毛头小子，竟然能看穿他的职业，点破他外甥的隐疾，甚至知道他单位里最头疼的技术难题。

这个难题，正是他最近被领导敲打，焦头烂-额的根源。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吐出两个字："当真？"

我知道，我赌对了。

09

"当真。"我回答得斩钉截铁，没有丝毫犹豫。

中年男人，也就是工商局的马科长，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

他的眼神像X光一样，试图把我从里到外看穿。

最终，他挥了挥手，让他那个还在装模作样的外甥先出去。

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小伙子，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马科长的语气缓和了许多，但怀疑仍在，"那批德国设备，我们请了好几个大学教授来看，都说设计有缺陷，束手无策。你……凭什么？"

"就凭我能让一台报废的海德堡印刷机起死回生，就凭我能不看图纸，给瑞士的生产线排除幽灵故障。"我没有夸大，只是在陈述事实。

我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本工作手册，翻开其中几页，上面是我亲手绘制的、对某些进口设备进行改造的图纸和数据记录。

那些复杂的图样、精密的计算和德文标注，对于外行来说如同天书，但对于马科长这种跟设备打过交道的人来说，他能看懂其中蕴含的技术含量。

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态度彻底变了："你想要什么？"

"很简单。"我合上手册，"第一，让你的外甥去派出所，承认是双方斗殴，是他先挑衅的。第二，接受私下和解，赔偿金额我们来出。第三，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许再追究梁文博的任何责任，更不能影响到他的学籍。"

马科长眯起了眼睛，手指在床沿上轻轻敲击着。

他在权衡。

一边是给外甥出口恶气，但得罪一个前途无量的北大学生，还可能因为滥用职权留下话柄；另一边，是解决掉自己工作上天大的难题，获得领导的赏识。

这道选择题，并不难做。

"我怎么相信你能修好？"他做了最后的试探。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别无选择。"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德国专家来不了，大学教授搞不定。你的前途，现在就压在那堆废铁上。而我，是你唯一的赌注。"

这句话，彻底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

"好！"他一拍大腿，"我答应你！只要你能解决那批设备的问题，别说放那小子一马，我亲自去学校给他解释，保证不留任何污点！但是，你要是敢耍我……"

"我没那么闲。"我打断了他。

事情的后续发展，比我想象的还要顺利。

马科长一个电话打过去，他外甥立刻改了口风。

派出所那边有了台阶下，很快就将事件定性为"互殴"，梁文博在交了一笔罚款后，当天下午就被放了出来。

当梁文博走出派出所，看到站在门口等他的我和许静时，他的表情极其复杂。

他走到我面前，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低下了头，沙哑地说了一句："谢谢。"

这一声"谢谢"，标志着我们之间那场持续了近两年的、无形的战争，终于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我没有赢，他也没有输，我们只是都被现实，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第二天，我跟着马科长去了工商局的设备检测中心。

那批所谓的"精密计量设备"，是一套用于检测商品净含量和包装密封性的自动化流水线。

故障现象是误差率奇高，明明足量的商品，经常被误判为不合格。

我只花了半天时间，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不是设计缺陷，而是电源。

德国的工业用电标准和中国的标准有细微的差别，尤其是在电网的"纯净度"上。

国内电网中存在的大量高次谐波，干扰了设备内部极其敏感的传感器。

解决方案简单到令人发指——给整条生产线加装一套大功率的工业级电源滤波器。

当我把这个方案和原理跟马科长和中心的工程师们讲明白后，他们目瞪口呆。

这个困扰了他们几个月的难题，竟然只是因为一个他们从未考虑过的基础问题。

马科长当场拍板，立刻采购滤波器。

三天后，设备安装完毕，开机测试，故障率降到了万分之一以下，完全符合设计标准。

马科长在领导面前挣足了面子，对我更是感激涕零。

他不仅当场兑现了五万元的酬金，还当着所有人的面，递给我一张名片，郑重地说："沈师傅，以后在北京，有任何解决不了的麻烦，随时找我！只要不犯法，我马某人一定给你办到！"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名片，心里清楚，它的分量，比那五万块钱要重得多。

我用知识和技术，不仅换来了金钱，还换来了在这个权力交错的巨大都市里，一张宝贵的"通行证"。

10

1996年，夏天。

北京的天空格外蓝。

我站在北大美丽的未名湖畔，手里拿着一份红色的聘书。

聘书上写着："兹聘请沈辉先生为我校机械工程学院客座讲师，讲授《现代工业设备诊断与维修实务》。"

四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

我没有走进大学的校门，却以另一种方式，站上了大学的讲台。

这四年里，我成立了自己的"精工技术咨询工作室"。

我的客户，从最初的小印刷厂，发展到后来的大型国企，甚至是一些外资在华的工厂。

我不再是那个只能修理机器的"匠人"，我开始为他们提供整套的技术解决方案，进行设备改造和生产线优化。

我的名字，在京津冀的工业圈子里，成了一块金字招牌。

我买了车，在三环边上买了房。

我不再是那个住在阴暗地下室，需要别人施舍的穷小子。

我用我的双手和大脑，为自己赢得了想要的一切。

而梁文博，那次事件后，他收敛了所有的锋芒，变得沉默而踏实。

毕业后，他通过家里的关系，进入了一家部委工作，走上了一条安稳的仕途。

我们后来见过几次，相逢一笑，当年的恩怨早已烟消云散。

今天，是我作为客座讲师的第一堂课。

讲台下，坐着一张张年轻而朝气的脸，他们就像四年前的许静和梁文博，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在第一排，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许静。

她穿着一条淡黄色的连衣裙，静静地坐在那里，微笑着看着我。

她已经是研二的学生了，即将毕业。

岁月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只是让她的眼神，比四年前多了一丝从容和沉静。

下课后，我们在湖边并肩散步。

"你的课，讲得真好。"她轻声说，"很多我听不懂，但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世界。"

"你的世界也很精彩。"我笑了笑。

我们沉默地走着，柳树的枝条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沈辉，"她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目光清澈如昔，"四年前，在火车站，你是不是觉得……我让你来北京，是对你的一种施舍？"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曾让我自卑、让我挣扎、也让我燃起斗志的眼睛。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诚实地点了点头："是。"

她的眼圈瞬间红了，但她没有哭，而是努力地挤出一个笑容："对不起。那时候我太年轻，太自以为是了。我以为我是在帮你，却没有想过，那可能会伤害到你的自尊。"

"都过去了。"我轻声说。

"不，没有过去。"她摇了摇头，认真地看着我，"这四年，我看着你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我才明白，我当初那个幼稚的决定，是多么的幸运。它没有把你拉进我的世界，而是让你，创造了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比我的世界更广阔的世界。"

她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沈辉，毕业后，我想……去你的工作室，可以吗？我可以做你的助理，帮你翻译德文资料，整理文件……做什么都可以。"

我看着她，心底最深处某个尘封已久的角落，似乎被轻轻触动了。

四年前，在那个嘈杂的站台，她问我，愿不愿意来北京陪她四年。

四年后，在静谧的未名湖畔，她问我，愿不愿意让她来我的世界，陪着我。

这是一个轮回，一个跨越了四年光阴，跨越了阶层与认知的轮回。

我看着她充满期待的眼神，想起了那个在地下室里啃着硬饼、看着德文字典的夜晚，想起了那个在油污和噪音中，为了一丝不和谐的杂音而彻夜不眠的自己。

我慢慢地伸出手，却不是去拥抱她，而是轻轻地，拂去了她肩上的一片落叶。

"许静，"我看着她的眼睛，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语气说，"谢谢你当年的那张车票。它把我带到了北京，也让我看清了……去往北京的另一条路。"

我的路，是一条用齿轮、汗水和智慧铺成的路。

这条路，是我一个人走过来的。

至于未来，我们是否还能走到同一条路上？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今往后，我的人生，再也不需要任何人的"陪伴"和"施舍"。

我可以，也只会，做我自己世界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