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次子罗宇，89年携香港女星叛逃出国，晚年在美国黯然离世

1978年12月，一架民航班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机舱后排的中年军官推着轮椅，里面坐着双腿缠满石膏的罗瑞卿。短暂的嘈杂声后，空气安静得几乎能听见呼吸。彼时，谁都没料到，这趟赴西德的“复健之旅”会成为老将军的最后一段旅程，也没有人想到，罗家二儿子罗宇未来的人生将被这次远行彻底改写。

早年的罗家子弟，读书刻苦是家规，清华园里常能看到罗宇抱着专业教材一路小跑。1963年，19岁的他进入清华自动化系，同学们说他脑子转得快，成绩也抢眼。倘若时局平稳，他十有八九会走上科研道路。然而，1966年春风未到，风暴先至。罗瑞卿被打成“反党分子”，双腿粉碎性骨折，罗家顷刻风雨飘摇。

1967年至1972年，罗宇被隔离审查并下放“五七干校”。他在砖窑旁抡锤子，夜里写思想汇报。一次深夜，同监人员听见他低声嘟囔：“到底为了啥？”五个字被闷在喉咙里，像颗石子，日后越滚越大。外界或许难以想象，年轻人最光艳的岁月在囚室与土屋间耗尽，对父辈、对时代的信任出现裂痕，也就在那段时间。

1973年，罗宇获释返京。案件尚未完全平反，但他重新拾起书本，补完学业后入伍，在总参航空管理处任技术员。那几年，国防现代化面临巨大缺口，罗宇跑遍欧洲工厂、实验室谈判购置，他懂技术又懂外语，经常几句行话就能拿下要点，得到了不少上级的赏识。1988年，他佩戴上一颗金黄色的大校军衔，风光一时无两。

罗瑞卿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同年暮春，他在西德手术后突发心梗，终年七十一岁。“孩子，始终要相信党，相信人民。”这是病房里留给罗宇的最后一句话。罗宇点头应是，心里却似被撕开一道口子——十年动乱的阴影、父亲多年沉冤，重重叠在一起，让那句嘱托变得沉甸甸又遥远。

正是在这段哀痛与迷惘交错的空当，一位香港影坛新星闯进罗宇的生活。狄娜，妆容精致，谈吐大胆，社交场合里总能吸引闪光灯。两人初见于一次招待酒会，彼此一句“你好”没说完，罗宇就被现场摄影灯晃得恍惚。狄娜对朋友打趣：“这位军官的眼神像停机坪的信号灯，直勾勾。”一句玩笑让气氛瞬间活泛，也为后续的交往埋下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中期，中外军贸骤然升温，罗宇职位关键，手中掌握大量机密采购文件。大额回扣、境外豪宅、股权期权等诱饵接连抛来，他原本还能保持边界，可当感情与金钱双重刺激叠加时，理智的篱笆明显松动。有人提醒他“慢点走”，他却笑着摆手：“机会只敲一次门。”语气里已听不见昔日清华才子的沉稳。

1989年6月，巴黎布尔歇航展开幕，罗宇率团赴会。会前一天深夜，他留下数页手写辞呈，交代健康原因无法再承担重任，随即与狄娜乘车前往日内瓦，再转机飞往纽约。同行参展人员直到清点房间才发现人去楼空。北京方面第一时间启动追查机制，外交渠道加急发函，但已无可奈何。

同年秋，罗宇公开宣布“请求政治庇护”，并向西方媒体递送了数份所谓“揭露材料”。此举等同自断退路。1992年，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撤销罗宇军籍，开除党籍，注销一切军内待遇。此后，他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徘徊于华盛顿与旧金山之间，偶尔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言论大多带有强烈个人情绪。熟悉他的人说，罗宇脾气愈发乖戾，“喝完酒便一个劲儿地说往事，像深夜空转的发动机，停不下来。”

时间推到2003年，狄娜因病回港就医，两人分道扬镳。罗宇在加州郊外租下一处小屋，日常除了浏览国内新闻，就是翻看年轻时的专业书。安静的傍晚，他常把两条腿搁到阳台栏杆上，望着远处的落日怔神。邻居问候：“How are you doing， sir？”他淡淡答：“Still alive”，声音像被风带走的纸屑。

2016年，有海外中文媒体联系罗宇，希望他回顾父亲参与长征、剿匪以及公安整编的历史。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十几秒，随后吐出一句：“那是他的事，我说不了。”对比年少时的意气风发，这种讳莫如深显得格外落寞。显然，背井离乡的他正一点点告别与生俱来的荣光。

2020年春，新冠疫情在美国蔓延。洛杉矶郊区一所疗养院贴出黄色警示牌，76岁的罗宇因感染离世，身边没有亲人守候。直到其房东通知华人社团，外界才得知这位昔日大校悄然逝去。半个月后，殡仪馆在简短仪式后将骨灰撒向太平洋，来送别的只有三五个早年结识的华裔友人。

回想罗宇的一生，起点之高令人侧目：开国大将之子、清华高材生、总参要员；结局却是孤身异乡、寂寞终了。家国荣辱、时代激流、个人选择交织在一起，写就了一段充满悖论的命运曲线。倘若把时间轴轻轻拨回，他或许还有机会成为另一位罗箭，或者留在部队继续精研航空科技。可人生没有重启键，当年那道“到底为了啥”的追问，最终也没能得到真正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