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谢恩表引发的诗案，苏轼差点被自己的才华“杀”死

元丰二年的七月，湖州府衙暑气蒸腾，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新上任的知州苏东坡正襟危坐，铺开纸墨，准备写一篇官样文章《湖州谢上表》。

这本是例行公事，他习惯性地在末尾夹了几句私货：“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皇帝知道我这个人愚笨，跟不上潮流，难以和新进官员合作；看我年纪大了，兴许还能治理小地方百姓吧。

苏东坡搁下笔，浑然不觉这寥寥数语，即将化为一场滔天风浪的引线。他刚刚结束在杭州通判任上治水修堤、造福一方的岁月，如一位流连湖光山色、沉醉诗词歌赋的倦客，哪里料想得到，自己随手书写的几句牢骚话，竟会引动一场席卷朝野的风暴？御史台的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如同嗅到血腥气的猎犬，立即对苏东坡的《湖州谢上表》展开了逐字逐句的“深度解读”。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新进”、“生事”等敏感词。

李定立刻上书神宗皇帝，指控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其心可诛。舒亶更是急不可耐，在奏疏中痛陈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简直十恶不赦。这些新党骨干深知，仅凭一篇例行公事的谢表难以彻底扳倒这位文坛巨擘。他们立即采取了更狠辣的手段，“掘地三尺”式地查抄苏轼过往的诗文。

一场针对苏轼文字作品的“大搜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李定、舒亶等人如同最勤勉也最苛刻的“差评师”，带着放大镜，一头扎进苏轼海量的诗词歌赋中，开始了极其艰苦的“找茬”工作。任何一句描绘民生疾苦、抒发个人感慨、甚至咏史怀古的文字，都可能被他们赋予“影射”、“讥讽”朝政的“深意”。很快，一份厚厚的“罪证清单”被精心炮制出来。苏轼的众多名篇，在御史们“独具匠心”的解读下，瞬间“面目全非”，充满了“恶意”，比如，

《山村五绝》其四：“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舒亶的解读是：这是在恶毒攻击朝廷的青苗法！农民贷款（青苗钱）拿到手转眼就花光，只在城里学会了几句城市腔调，讽刺新政劳民伤财，毫无益处。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四：“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李定的解读是：这更是明目张胆的诅咒！表面写弄潮儿冒险，实际是借“东海龙王”暗指神宗皇帝。意思是皇帝您要是真英明，就该让大海变成良田，何必让人冒险去弄潮获利?也就是讽刺新政迫使百姓铤而走险？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珪的解读是：皇帝是飞龙在天，苏轼却去求什么“蛰龙”，这岂不是对皇帝不忠？想在地下另寻明主吗？此等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这些解读，牵强附会，断章取义，几乎到了指鹿为马的地步。然而，在政治斗争的白热化阶段，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却足以构成致命的指控。

不久，当朝廷派出的太常博士皇甫遵带着吏卒如狼似虎地闯入湖州府衙时，苏轼正穿着便服处理公务。仓促间他甚至来不及换上官服。皇甫遵气势汹汹，一言不发，场面极其紧张压抑。苏轼心中惶恐，低声问：“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恼烦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皇甫遵这才慢悠悠地说：“不至如此。”随即出示了朝廷的逮捕公文。顷刻间，这位名满天下的文豪，由一州长官沦为阶下囚徒，被押解上船，北上汴京。 途中经过太湖和扬州，苏轼甚至想投水自尽，以求解脱，只因担心连累亲友才作罢。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投入御史台监狱。御史台又称“乌台”，因其院内古柏森森，常有乌鸦栖居其上，这场因诗获罪的惊天大案，因此被史家称为“乌台诗案”。

在阴冷潮湿的乌台监狱里，苏东坡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最黑暗的一百三十个日夜。*审讯的过程漫长而严酷。狱吏们秉承上意，对这位昔日的翰林学士毫不客气。他们反复诘问，逼迫苏轼“交代”每一首“问题诗”的“创作动机”和“影射对象”。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对可能牵连亲友的恐惧，日夜啃噬着苏轼。他曾在给弟弟苏辙的诀别诗中写道：“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心如撞鹿般惊恐不安，命如汤锅边的鸡般危在旦夕。其惶恐绝望，溢于言表。

他甚至和长子苏迈约定了一个悲怆的暗号：平时送饭只送菜和肉，如果听到不好的消息，就改送鱼。一次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外出筹措，托一亲友代为送饭，却忘了告知暗号。亲友出于好意，特意给苏轼送去熏鱼。苏轼见鱼，大惊失色，以为自己死期将至，悲恸不已，写下了两首流传千古的绝命诗给弟弟苏辙。狱中的煎熬不仅仅是精神上的。阴冷的环境、恶劣的饮食、加上巨大的心理压力，让苏轼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他的政治生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在狭小的囚室之中。他曾形容自己如“待宰之鸡”，听着狱友、前宰相陈希亮之子陈慥在隔壁牢房受刑的惨呼，更添惊惧。

苏轼入狱，如同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朝野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和广泛的同情。弟弟苏辙，这位后来同样名垂青史的文人，甘愿削去自己的所有官职为兄长赎罪，上书恳求：“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其手足情深，令人动容。

更关键的力量来自在金陵的王安石。虽然他与苏轼政见相左，是“新党”领袖，而苏轼批评的矛头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他推行的新法。但王安石深知苏轼的才华与价值，他秉持公心，以国家为重，以斯文为重，不计前嫌，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派人快马加鞭送信给神宗皇帝，信中掷地有声地写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就是说，太平盛世，岂能杀害有才华的士人？这句话，无疑具有极大的分量，成为扭转乾坤的关键砝码。就连深居宫中的太后在病重之际，也劝诫皇帝勿因诗文言语轻易加罪名臣。神宗的内心其实也充满矛盾。他欣赏苏轼的才华，读其文常感“奇才”，但又对其“讥讽”新法、动摇新政根基感到恼怒。

朝野巨大的营救声浪，尤其是王安石和太后的意见，促使他最终做出了倾向于宽宥的裁决。经过数月的反复审讯、核查，期间神宗还曾派宦官夜间潜入监狱观察苏轼的动静，回报说苏轼鼾声如雷，睡得安稳，皇帝认为这表示他问心无愧，

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年关将近之际，最终的判决终于下达：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其他被牵连的数十位亲友，如王诜、苏辙、王巩、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贬谪或罚铜处分。当沉重的枷锁终于卸下，当走出乌台那阴森的大门，呼吸到汴京寒冷的自由空气时，苏轼恍如隔世。他挥笔写下了《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二首，其中有“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之句。元丰三年正月初一，京城还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苏东坡已带着长子苏迈，踏上了前往贬所黄州的漫漫旅程。

由汴京的繁华坠入黄州的萧索，由庙堂之高跌入江湖之远，巨大的落差考验着这位刚经历生死劫难的文人。黄州团练副使，一个无实权、近乎被监管的虚职，俸禄微薄，难以养家。他不得不放下文人的清高，在友人帮助下求得城东一片废弃的坡地，亲自带领家人开荒种田，自号“东坡居士”。躬耕的辛劳、物质的匮乏、亲友的离散、政治前途的晦暗，构成了他谪居生活的主调。初到黄州，他写下“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其孤寂悲凉的心境表露无遗。然而，“乌台诗案”这场淬炼灵魂的烈火，在烧毁他仕途坦途的同时，也意外地熔炼出了一块文学与思想史上的真金。*巨大的痛苦迫使苏轼重新审视人生、政治、得失。他开始更深入地研习佛老思想，寻求精神上的解脱。黄州的山川风物，赤壁的浩渺江波，成为他寄托情怀、感悟哲理的绝佳载体。于是，在黄州困顿的岁月里，中国文学史上最璀璨夺目的明珠相继诞生：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雄浑感慨；那探讨“变”与“不变”宇宙哲理、寻求超脱的《前赤壁赋》；

那“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旷达通透的《定风波》。

那“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洒脱向往的《临江仙·夜归临皋》；

还有那脍炙人口、书写人生况味的《猪肉颂》……这些不朽篇章，字字珠玑，无不浸润着“乌台”的惊惧、贬谪的苦楚，更闪耀着经过磨难洗礼后升华出的深邃智慧与豁达情怀。

乌台诗案，这场由文字罗织的荒唐冤狱，其初衷是要扼杀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枷锁的阴影竟意外地拓印出精神自由的轮廓，牢狱的围困却最终释放了文学最磅礴的能量。当苏轼在黄州城东的坡地上挥汗如雨，当他在赤壁矶头对着亘古奔流的长江发出“逝者如斯”的浩叹，那个曾经意气风发、言辞犀利的苏子瞻，正在苦难的熔炉中涅槃重生为光耀千秋的苏东坡。枷锁锁住的是人身，却锁不住那“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飞扬神思。中国文学何其有幸，在北宋的这场政治风暴里，没有失去一位才子，反而于劫灰深处，淬炼出了一位光耀万世的大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