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追女神，才子的《凤求凰》攻略→

一曲《凤求凰》

司马相如以琴表意

卓文君以心相和

凤兮凤兮，琴韵千年

那冲破礼教的大胆爱恋

与“愿得一心人”的坚定告白

共同谱写了这场

始于才华、忠于勇气的双向奔赴

也为成都种下了

“爱情之城”的浪漫基因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品味这段才子佳人的美谈

......

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字长卿，名犬子，成都人，因慕蔺相如为人，自更名为“相如”。梁孝王死后，相如归蜀，以琴挑临邛（今邛崃）富户卓王孙寡女卓文君，文君夜奔相如，同归成都。家徒四壁立，二人又同返临邛，以卖酒为生，相如涤器，文君当垆，遂成千古佳话。后受卓家钱财，重回成都，买田置宅，成为富户。

——《成都市志·文物志·文学志》

▲2009年7月，民间文学《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图片来源：邛崃文旅

爱情是艺术作品永恒的主题。在中国，汉代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和成都才女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他们大胆冲破封建藩篱，将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佳话流传了上千年，成为四川成都非遗文化的一朵奇葩，至今依然绽放着夺目的光彩。

凤兮凤兮归故乡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一首《凤求凰》，千回百转，将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传唱千年。

▲《相如长歌》演出 图片来源：《非遗里的成都》

司马相如，生于西汉时期的安汉县（今南充市蓬安县境内），后移居成都，为西汉文学家、汉大赋的奠基者，后人称他为“辞宗”“赋圣”。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司马相如作赋29篇。

他从小“好读书，喜击剑”“慕蔺相如之为人”。初入仕，充任汉景帝刘启的武骑常侍，陪同打猎。相如甚爱辞赋，刘启的弟弟梁孝王刘武好招养文士，一次进京朝见皇兄刘启，同去的有邹阳、枚乘、庄忌等辞赋作家，相如与他们意趣相同，便借口有病，随同邹、枚等到了梁国，进了梁园，做了刘武的宾客。梁园文学氛围很浓，相如的文学天赋得到激发，创作了《子虚赋》等多篇赋文，一举成名。

▲纪录片《司马相如》 图片来源：看度时政

梁孝王死后，相如失去依靠，不得不返回成都，此时他已十分贫寒。为了生计，他只得向临邛县令王吉求助，并前往临邛。

卓文君，是临邛富豪卓王孙的女儿，才貌双全，精通音律，且文采出众。据《成都市志·文物志·文学志》记载：其著作尚存《白头吟》一首，《与相如书》二首，《相如讳》一篇。她早年丧夫，成为望门新寡，居住在娘家，受古人礼制约束，郁郁寡欢。她常在月下抚琴，排遣心中的幽怨。

▲卓文君画像 图片来源：醉美邛崃

某日，卓王孙在家中设宴，邀请司马相如参加。席间，酒酣之时，王吉请司马相如弹奏一曲。司马相如以梁孝王所赠的“绿绮”名琴，弹奏了一曲《凤求凰》，琴声婉转而深情，表达了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卓文君隔帘倾听，被琴声深深打动，心生爱慕。随后，两人通过使女传书，互表衷情，决定私奔成都，结为伴侣。

▲司马相如演奏《凤求凰》 图片来源：邛崃文旅

卓王孙得知女儿私奔后，暴跳如雷，拒绝给予任何经济支持。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回到成都后，面对家徒四壁的现状，不得不变卖家产，开了一家酒馆。卓文君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穿着犊鼻裤，在市中洗涤酒器。这段“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传奇故事，不仅培养了他们的爱情，也成为后世文人雅士争相效仿的佳话。

▲东汉酿酒画像砖 图片来源：四川博物院

两人在成都时，相传曾于锦水之畔的住宅旁建筑琴台，多为后人仰慕。

据唐代卢求《成都记》载，梁武帝之侄萧渊藻镇蜀，乃“增建楼台，以备游观……隋蜀王秀更增五台，并旧台为六焉”，足可见琴台在梁代已成为名胜。

据《成都市青羊区志（1991—2005）》记载：“两人的爱情故事传为千古佳话，相如宅（或琴台）也成为成都的一大名胜。又据《太平寰宇记》：‘相如宅在州西四里，笮桥下有百步许。’据考，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住宅（或琴台）在此街南端东侧而得名。”

▲琴台路 图片来源：四川博物院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自西汉以来，便以地名、广场名、街名、雕塑、影视、戏剧、小说、诗词、字画等多种形式传播于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亚洲各国流传甚广。

▲成都抚琴街景 图片来源：成都文明网

据《成都乡镇简志》记载：“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的基本框架最早见于《史记》，在南北朝时期得以最终成型。后世文人以此为基础，将其运用到诗词、讲史、变文、小说、戏曲等领域。”2009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入选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司马相如研究会名誉会长谭继和看来，从那时开始，成都的爱情，是君子与淑女之爱，是才子与才女之爱。而成都永陵博物馆的“抚琴台”（实为王建之墓，而非真正的琴台），便是“爱情之都”最原始的地标，也是天府文化中爱情文化的符号。

斯人已去，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写下的诗词歌赋，以及留下的动人故事，无不成为人们雨露心灵的精神食粮。

▲被老成都人称为“抚琴台”的王建墓 图片来源：成都永陵博物馆

在他们走过的地方，人们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用一种民族独有的基因密码，加以文化传承。比如成都市还保存着驷马桥、琴台路、文君井等遗址或纪念地，就是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当我们漫步其中，仿佛穿越了时空，亲历了千年前的那段爱恋传说。

▲驷马桥站用驷马高车主题装饰纪念司马相如 图片来源：成都地铁

“反封建”的旷世爱恋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绵延传唱2000余年，不仅因为他们的浪漫与传奇色彩，更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敢于蔑视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典范。

郭沫若先生为四川邛崃的“文君井”的题词即这样说：“文君当垆时，相如涤器处。反抗封建是前驱，佳话传千古。会当一凭吊，酌取井中水，用以烹茶涤尘思，清逸凉无比。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实系千秋佳话，故井犹存，令人向往。”

▲郭沫若的题词 图片来源：方志四川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婚姻制度受到多重束缚。婚姻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结合，更是两个家族之间的政治、经济联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为长期的教条，个人情感被置于次要地位。同时，婚姻还受到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社会地位的限制，门当户对成为婚姻中择偶的重要标准。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婚姻之所以被称为“反封建”的典范，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按传统习俗接受“包办婚姻”，而是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

▲纪录片《司马相如》 图片来源：成华社科

其次，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结合打破了门第之见的束缚。卓文君出身富商家庭，而司马相如则家境贫寒。在封建社会中，这样的结合往往被视为大不敬。然而，卓文君却不顾家族反对，坚持与司马相如在一起。这一行为不仅体现了她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也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挑战。

不仅如此，封建礼教还强调女性的贞洁和顺从，女性在婚姻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一旦结婚，女性便需遵守严格的道德规范，如“从一而终”“守贞洁”等。这些礼教规范不仅限制了女性的个人自由，也剥夺了她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卓文君却敢于冲破这一束缚，追求自己的幸福。她的这一行为不仅体现了对个人情感的尊重、坚守与捍卫，同时也彰显了女性对自我命运的掌控。而她私奔后所表现出的坚韧和独立更是对封建礼教的有力回击。

▲文君井遗址 图片来源：醉美邛崃、《非遗里的成都》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往往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缺乏独立和自主的能力。然而，卓文君却能够在生活窘迫时当垆卖酒以维持生计，并在丈夫变心时以才情和智慧挽回爱情。她的这些行为不仅彰显了女性的独立和自主能力，也为后世蜀地女性追求自由树立了榜样。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体现出的“反封建”特性，为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增添了深刻的文化和思想意蕴。两人对爱情的追求同时也是对自由、独立和个性的追求，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当时，两人的思想与行为可谓是开创了历史的先河。而哺育两人爱情故事的温床与土壤，正是成都。

▲邛崃市文君井公园里面的“琴台” 图片来源：《非遗里的成都》

成都的开放并包容纳了极富个性的两人，也容纳与承接住了这份轰轰烈烈的爱情，而两人的故事又反之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浪漫与传奇色彩，从侧面证明成都自古以来便是浪漫、多情的城市。不仅如此，这一爱情故事也由此成为一张文学和历史的名片，亦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彰显出成都的宽厚与多元。

蜀地自古多才子佳人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不断被后世重新阐释与演绎，这不仅体现出文学与爱情的生命价值，其中也透露出深层的文化内涵。

故事的主人公司马相如，不仅是“辞赋之祖”，也是“以诗书而儒”的“通儒”，他所作的《子虚赋》，让汉武帝刘彻拍案叫绝。他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蜀学比于齐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纪录片《司马相如》 图片来源：看度时政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之所以能够传唱两千年，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甚至入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这与蜀地自古以来浓厚的文风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也正因为此，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并非蜀地才子佳人的孤例。纵观历史，蜀地多才子与佳人，这已经成了公认的事实。

宋代，“天府之国”孕育出了中国古代极具知名度的大文豪——苏轼。苏轼是集儒、释、道于一身，医学、饮食、天文、地理皆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全能的文学大家，他与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王弗也是当世公认的继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后的另一对蜀中才子佳人，两人相识于“唤鱼池”畔，结下了堪比“凤求凰”的“唤鱼姻缘”。

▲唤鱼池 图片来源：史志眉山

苏轼常常夜读，王弗则灯下陪伴，苏轼偶有忘记的诗句，王弗则出言对上；苏轼好结交朋友，性格豪爽，酒喝多了难免会语出轻狂，王弗则在一旁提醒苏轼低调；苏轼为人豁达，心无城府，王弗则会识人辨人，谁是需要远离的小人，谁是可以结交的君子，王弗常常一语中的。

苏轼进京赶考，也不忘妻子王弗，写下了《一斛珠·洛城春晚》，用“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记录下了心中的爱情。至于这段“唤鱼姻缘”，最令人动容的，则是在王弗去世十年后，苏轼写下的《江城子》，词中无论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抑或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字句，都令人潸然泪下。

除此之外，明代成都才子杨慎与妻子黄峨，是蜀地又一对堪称家喻户晓的才子佳人。

▲遂宁黄峨古镇 图片来源：川观新闻

杨慎是明代四川地区唯一的一位状元，并解缙、徐渭被后世称为“明代三才子”。而杨慎的妻子黄峨则与卓文君、薛涛、花蕊夫人并称“蜀中四大才女”。

更重要的是，杨慎与黄峨并非只是在文学才华上极为卓越，在个人操守上也令后世敬佩。杨慎始终坚守古人对“士”的操守以及对“礼”的坚持，为此不惜在“大礼议”事件中触怒嘉靖皇帝，被发配云南数十载。黄峨也对丈夫不离不弃，一路陪伴丈夫流放到江陵后，二人分别，杨慎写下了《临江仙·戍云南江陵别内》，黄峨则以《罗江怨·其一》唱对，从此这对才子佳人天各一方。

杨慎在云南致力于学问研究和教育普及，黄峨在新都杨家，孝顺长辈，照顾晚辈，为杨慎扫除了后顾之忧。杨慎死后，年近花甲的黄峨亲赴云南办理丧事，将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寡居十年后，黄峨最终实现了与丈夫“生同心，死同穴”的誓言。

翻开史书，蜀地的才子佳人层出不穷，成都自古以来便是一座风流而浪漫、开放而包容、繁荣又多元的城市。在这片巴蜀大地上，文学与艺术的兴盛、精神与思想的自由与多元，无不证明着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