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弦生 | 从《野叟曝言》到《绿野仙踪》:略谈“非经典”作品的研究

清代乾隆年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时期，尽管《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之作光芒四射，但诸如《野叟曝言》《绿野仙踪》等“非经典”作品同样承载着独特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

这些作品既展现了文人创作在题材、结构与思想上的探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潮与文人心态的复杂性。

本文试图从《野叟曝言》《绿野仙踪》的创作背景、文本特征、思想矛盾及研究价值等几个方面，粗略加以分析。

一、创作背景：科举失意与文人理想的投射

夏敬渠与李百川同为科举失意的底层文人，却以不同的方式将个人抱负融入小说创作。

（一）夏敬渠和李百川的生平及创作

《野叟曝言》的作者夏敬渠（1705～1787），《野叟曝言》书前知不足斋主人的《序》中介绍道：

“《野叟曝言》一书，吾乡夏先生所著也。先生邑之名宿，康熙间幕游滇、黔，足迹半天下，抱奇负异，郁郁不得志，乃发之于是书。”

夏先生即夏敬渠。据赵景深先生的《〈野叟曝言〉作者夏二铭年谱》考证：

“夏敬渠字懋修，号二铭，江苏江阴人。诸生。家贫。英敏绩学。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

生平足迹几遍海内。所交尽贤豪。著有《纲目举正》《浣玉轩文集》《唐诗臆解》《医学发蒙》《野叟曝言》等。”

夏敬渠游幕四方，不仅到过滇、黔，还遍游燕、晋、秦、陇，自湘浮汉，循江归家。在苏、皖、浙、闽、赣、鲁、冀等地，也留下他的足迹。

《野叟曝言》一书成于夏敬渠七十五岁左右回到家乡之后。他享年八十三岁。

《野叟曝言》内封

《绿野仙踪》的作者李百川，据王立明先生考证,“原名洪,后改鋐,字百川,号星盘。清朝中前期蔚州大蔡庄人，太学生。

生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卒年不详，当在乾隆四十年（1775）之后”（《李百川，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不被世人所知的蔚州籍大作家》，载蔚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蔚州作家李百川与〈绿野仙踪〉》）。

他家原是名门望族,后来家道中落。据他在《绿野仙踪·自序》所言：

“余家居时，最爱谈鬼”，“广觅稗官野史”。

“未几，叠遭变故……丙寅（1746），又代人借四千余金，累岁破产弥缝，仅偿其半。癸酉，携家存旧物远货扬州”。

但他不善经商，家中这些仅留的古董，遇到骗子设局，结果财货损失一空。

后在盐城、辽州等亲戚做官处一边作幕友，一边“著书自娱”。后四处漂泊，最后在河南写成《绿野仙踪》。

这部小说开笔于乾隆十八年（1753）,时作时辍,历时九年，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完成，共计一百回；初以抄本行世,到道光十年始有经过删改的八十回刻本销行。

夏敬渠与李百川的生活年代相近，又都有游历各地、在社会下层生活的经历，他们的小说创作在假托明代历史背景下，又都反映了清代的现实市井生活情景，长于世俗风情描摹，对那些市井小人尤其写得生动真实，树立了一个个的典型形象。

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创作受到了《金瓶梅》写作风格的影响。

在两部作品中，又都是临界、跨类型的叙事，将历史、传奇、神魔、世情等融合在一起，展开了宏阔的表现空间。

故事结构除了有几回为了炫弄才学而堆砌知识，游离在情节之外，其余尚条理清晰，能收放自如，显示了各自的写作功力。

二者的创作皆以“文人独立创作”为特征，摆脱了早期章回小说的民间叙事传统，转而追求个人表达，标志着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终于从勾栏瓦舍走向文人案头的转型。

《绿野仙踪》影印本（套盒装）

（二）从《野叟曝言》《绿野仙踪》看夏敬渠和李百川的情怀

若从《野叟曝言》《绿野仙踪》的情节内容来看，夏敬渠和李百川两人的旨趣又有着很大的差异。

在《野叟曝言》中，夏敬渠以“文素臣”为自我理想化身，塑造了一个“文武全才、诛邪匡正”的“超人”形象。

书中文素臣的功成名就（白衣拜相、子孙显赫）实为作者对现实挫败的补偿性幻想。夏敬渠借小说博览杂学（天文、历算、医学等），既是对才学的炫耀，也是对社会边缘身份的突围。

《野叟曝言》一书充斥着猥辞亵语、荒诞不经，反映了清代一位不得志的道学先生的灰暗心理。

夏敬渠在此书中的笔墨大量游走在下体的淫欲龌龊之事以及此类“民风”“民俗”的描写中，同时又饰以道貌岸然的面目、满口圣哲的理论、治病救人的手段、韬晦隐世的权变来辩解，暴露了作者人格的矛盾。

这也是封建道德中，狂妄自大、专制独裁、矫饰虚伪、阴暗卑鄙一面的暴露。

在《绿野仙踪》中，李百川则通过冷于冰带领六位徒众的修道成仙之路，构建了一个融合神魔、世情与历史的多元世界，也显示出了作者崇道修行，希望能够像成为“冷于冰”那样，实现惩恶扬善、得道成仙的幻想。

冷于冰救世济民的修成正果的经历，折射出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对道德救赎的期待。作品对官场腐败、世态炎凉的批判，透露出文人阶层对儒家理想与现实的深刻反思。

《夏敬渠与野叟曝言考论》 王琼玲 著 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二、文本特征：结构实验与叙事杂糅

（一）《野叟曝言》的“百科全书式”书写

题材杂糅：融合才子佳人、神魔斗法、历史演义、艳情侠义于一体，堪称“小说中的庞然大物”。

如书中既有文素臣与璇姑的伦理纠葛，又有诛妖除怪的奇幻情节，甚至穿插长篇论辩与学术考据。

语言张力：白话口语与文言典故交织，市井对话生动鲜活（如张老实夫妇的贪婪算计），但过度炫学导致文本冗赘。

例如第八回以整回篇幅讲解历算，第七十三至七十八回评点百戏，均游离于主线之外。

矛盾性：一面标榜“崇正辟邪”的道德说教，一面大肆渲染性事（如李又全采补阳精的秽乱描写），暴露了道学面具下的隐秘欲望。

（二）《绿野仙踪》的多元叙事探索

类型融合：将历史（严嵩乱政）、世情（温如玉堕落）、神魔（冷于冰修道）与英雄传奇（平叛抗倭）熔铸一书，四线交织却脉络清晰。

例如朱文炜家事引出师尚诏叛乱，再以冷于冰助战勾连神魔元素。

人物塑造：突破传统仙凡界限，狐精、大盗、浪子皆可成道，暗含对等级观念的挑战。如连城璧从绿林豪杰到修仙者的蜕变，金不换从市侩到悟道的转变，均体现出对人性复杂性的关注。

现实批判：揭露忠奸斗争的本质（徐阶与严嵩的权谋互斗），讽刺伦常崩坏（何氏被父卖婚、朱文魁谋占家产），直指社会黑暗。书中对贪官污吏的描绘（如赵文华谎报军功）极具历史真实感。

《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思想矛盾：儒家理想与现实的撕裂

两部作品均以“文以载道”自居，却深刻暴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

（一）《野叟曝言》的悖论：

文素臣被塑造成“德如圣贤”的完人，但其功业依赖神魔之力（如衣物辟邪、精液疗伤等），实为对儒家“修身齐家”逻辑的消解。

作者借水夫人之口宣扬纲常，却以艳情描写满足猎奇心理，形成道德训诫与感官刺激的畸形共存。

（二）《绿野仙踪》的幻灭：

冷于冰的救世努力最终归于仙界超脱，暗示现实改良的无力。温如玉的华胥国梦境（功高震主、鸟尽弓藏）更是对君臣关系的辛辣反讽，揭示封建权力结构的残酷本质。

二者均试图通过小说重建儒家伦理秩序，却在不自觉中暴露了纲常名教的空洞与文人精神的困境。

四、研究价值：对非经典文本的再审视

（一）社会心态史镜像

两部作品记录了康乾盛世下表层的繁荣与底层的溃烂。如《野叟曝言》对市井百态的细腻描摹（田有谋的吝啬书房）、《绿野仙踪》对灾荒与贪腐的揭露，为研究清代经济史、官僚制度提供了鲜活素材。

（二）小说文体演进的见证

《野叟曝言》的炫学倾向与《绿野仙踪》的类型杂糅，反映了长篇小说从“说书体”向“文人化”叙事的过渡。其探索虽不成熟，却为后世《镜花缘》《老残游记》等“才学小说”开辟了道路。

（三）文化批判的现代启示

书中对性别权力（如女性被物化）、宗教冲突（文素臣灭佛毁道）及夷夏观念（妖魔化少数民族）的描写，可为后殖民、女性主义等理论提供分析样本。而道学理想的破产，亦警示当代文化重建需摒弃封建糟粕。

（四）挣脱“经典中心主义”的束缚

乾隆时期小说的星空，不应只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璀璨夺目。

《野叟曝言》这样的“非经典”，恰似棱镜的暗面，折射出时代精神更为复杂、暧昧，有时甚至略显不堪的光谱。

正视其艺术得失，剖析其道学困境下的文人心理，在批判其糟粕的同时，珍视其作为社会史、心灵史标本的独特价值，或许能为古代文学研究开辟更为开阔的视野。

清代乾隆年间长篇小说创作的学术探讨必须脉络清晰、视角多元。深入这片曾被忽视的文本旷野，方能真正领略乾隆小说乃至整个古代小说宇宙的浩瀚与深邃。

（五）《野叟曝言》曾被周信芳以《文素臣》为名改编为京剧连台本戏。

1966年香港邵氏电影公司还有一部也是名为《文素臣》的电影上映，其中贯穿了中国传统侠义精神，层出不穷的机关设计与爆炸场面，极尽视觉刺激，受到观众的欢迎。

1970年，台湾电视公司推出由《野叟曝言》改编的布袋戏《云州大儒侠》，也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收视率。

这与《野叟曝言》一书故事情节的曲折新奇、想象的丰富夸张、高超绝伦的武功动作不无关系。而这些戏曲元素，在《绿野仙踪》的小说故事中也十分丰富。

所以，《绿野仙踪》的影视、戏曲改编素材也极其富赡，希望能引起相关创作者的青睐。

布袋戏海报

五、结语：超越经典的文学意义

《野叟曝言》与《绿野仙踪》虽艺术成就逊于《红楼梦》，但其庞杂的文本形态与矛盾的思想张力，恰成为清代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标本。

它们揭示了文人阶层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的挣扎，以及小说文体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嬗变轨迹。

当代研究需跳出“经典—非经典”的二元框架，以更开放的视角挖掘这些作品的多元价值——不仅是文学史的“边缘注脚”，更是理解一个时代的“棱镜”。

作者对科举制度的矛盾态度（既批判又迷恋）映射出传统文人面临现代性冲击前的精神困境。

这种“创造性怀旧”（Svetlana Boym语）在《野叟曝言》《绿野仙踪》中各有不同表现，共同构成前现代中国的最后一曲士大夫挽歌。

《野叟曝言》《绿野仙踪》虽非文学经典，但其百科全书式的书写也为研究18世纪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提供了鲜活样本。

书中融合经史子集、历算医学乃至房中术的书写，折射出乾嘉时期文人“通儒”理想的实践路径,也反映了道教在民间的影响和传播。

这种杂学特征可与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的知识整合意识形成对照，展现考据学背景下文人知识体系的复杂性；折射了清代康乾时期社会意识形态在理学、道教等方面呈现出的复杂性。

《野叟曝言》《绿野仙踪》将神魔、世情、英雄传奇熔为一炉的创作实践，反映了章回小说体制的晚期嬗变。

其“文备众体”的创作特征可与《镜花缘》形成互文，两者共同呈现出文人小说从“拟话本”向“学者小说”转型的轨迹。

尤其是对《金瓶梅》语言风格的隐性继承与批判性扬弃，构成了世情小说发展的特殊支脉。

所以，还应提及的是，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文人小说”谱系构建（比如，从《燕山外史》到《老残游记》）十分有必要。

（2025年7月29日星期二改毕）

本文作者 张弦生 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