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辈子都在等一个值得自己死去的机会！

文/胡铁瓜

有人说中国人怕死，因为我们都没有在街头呵斥小偷的勇气，所以说什么梧桐蛙岛、复仇倭国、对抗老美都是我们中国人在口嗨，到了见真章的时候我们会一个个跑的比兔子都快！

只能说这种想法应该是这些魑魅魍魉们最后给自己壮胆的手段了，因为真到这个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战斗民族的我们全面爆发的时候，老祖宗用了四个字形容过那个场面——犁庭扫闾！

而我看三国原著，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一句话，城虽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死，名可垂于竹帛也，又何惧哉！如果读懂了这句话，那么就会知道，中国人从没有怕过死，而是怕没有死得其所！而无惧死亡的一幕幕更是在华夏的历史上频频上演！

公元1644年，岁在甲申。三月十九日的拂晓，北京城火光冲天，杀声震地。崇祯皇帝朱由检独自一人，走上了紫禁城北面的煤山。这位十七年来夙夜忧勤、刚愎多疑的君王，此刻褪去了天子的光环，更像是个穷途末路的普通人。他最终停在一棵老槐树下，解下腰间玉带，换上了早已准备的绳索。

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咬破食指，在明黄色的龙袍内襟上，颤巍巍地写下了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留言：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这十二个字，重逾千钧。一个输光了家业的皇帝，在自认为被臣子辜负、被上天抛弃之后，却没有怨恨诅咒，而是用自己残破的躯体，为子民争取最后一丝怜悯。这一刻，个人的生死、王朝的兴废，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守住了“君王死社稷”的气节，完成了对“天子”职责的最后诠释。

李自成看到这份血书时，默然良久。他下令以平民礼仪厚葬崇祯。清军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更是亲自祭奠，称其为“亡国之正君”。

历史是残酷的，它记录下了崇祯在位期间的种种失误，历史又是有情的，它最终因这决绝的赴死、这殷红的十二字，给予了他一份复杂的尊重。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时钟再往回拨365年。公元1279年，农历二月初六，广东崖山海域。这是南宋王朝最后的时刻。左丞相陆秀夫，一位文弱的书生，此刻却展现出钢铁般的意志。他先仗剑驱赶自己的妻儿跳海，随后走进幼主赵昺的船舱。

八岁的孩子，身着龙袍，惊恐地看着他。陆秀夫整肃衣冠，行三跪九叩之大礼，然后平静而决绝地说道：“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指此前被俘的宋恭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

史载，“帝昺号哭，从之”。

陆秀夫将传国玉玺缚在腰间，用素白的绸带将年仅八岁的小皇帝紧紧背负在自己身上，然后，一步一步，走向船舷，纵身跃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目睹此景，在场的十数万军民、官员、宫眷，爆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哭声。这哭声不是乞求，而是诀别。随后，海上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后宫及百官吏士从死者数万，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

《宋史》冰冷地记载了这场集体殉国。杨太后在听闻帝昺死讯后，亦抚膺大恸：“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言毕，投海而亡。

宰相陈宜中本想劝阻，但当他看到海面上漂浮的冠冕、妇孺的绣鞋、书生的方巾，以及那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边的尸身时，他知道，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一个文明，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宣告了它的陨落。

文天祥此时正被拘禁在元军的船上，被迫目睹了这场浩劫。他后来在《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中，泣血写道：“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宋虽弱，但他最后没有软！不像某些认贼作父，甘当侵略者傀儡的野猪皮后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进入二十世纪。中华大地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沿海港口尽数沦陷。1938年，偏居西南的国民政府，于云南的崇山峻岭之中，抢修出了一条维系抗战命脉的“滇缅公路”。路修好了，却极度缺乏技术娴熟的司机与机修人员。

消息传至南洋，侨领陈嘉庚先生振臂一呼。顷刻间，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地的三千两百余名华侨青年响应号召。他们中有富商之子，有高级工程师，有大学生。他们放弃了优渥的生活，瞒过了家人的泪水，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九批奔赴祖国。

这是一条比战场前线更为残酷的“死亡公路”。全长1146公里，要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怒山、高黎贡山，横跨澜沧江、怒江，沿途悬崖、峭壁、急弯、瘴疠、疟疾，以及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生命。

机工队第四大队的副队长，来自新加坡的李文宏，技术顶尖。在一次运输中，他的车队遭遇日机扫射，油箱起火。他知道车上满载汽油，一旦爆炸，将危及后方整个车队。他没有跳车逃命，而是猛踩油门，驾驶着这辆“火车”，冲向了路边的深谷。

队友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封写给未婚妻的信，信中写道：“淑芬，见字如面。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大概已化作青山的一抔土了。莫要悲伤，我自愿归来，早已将此身许国。祖国若亡，我辈华侨便是无根之萍，受人欺侮。今日之牺牲，是为他日你我的孩子，能堂堂正正做人。”

据统计，超过一千名南侨机工牺牲在了这条公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位机工献出生命。他们用血肉之躯，撑起了这条“抗战输血管”，直至胜利。他们中的许多人，连一块墓碑都未曾留下。

这种赴死的精神，并非只存在于帝王将相或民族危亡的宏大叙事中，它更深植于中国文人的血脉里，成为一种“道统”的守护。

1650年，清军围攻广州。时任南明兵部尚书的邝露，是一位名满天下的诗人、古琴家。城破之时，他从容端坐于家中“海雪堂”上，身旁环列着他一生珍藏的书籍、琴瑟、古董。他将历代珍藏书印一一擦拭，将古琴调试到最佳音色，然后抚琴一曲。

清兵破门而入，他焚香正衣冠，怀抱心爱的古琴“南风”，以及宋徽宗御赐的“天籁”琴，慷慨就义。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他所钟爱的华夏文化，殉葬。

比邝露更早，1645年，清军下达“剃发令”。儒学大师刘宗周，时居绍兴。听闻此令，他深知“衣冠”不仅是服饰，更是文明的道统象征。他毅然决定绝食殉国。

门生弟子纷纷跪求：“先生且慢死，以待后学。”他淡然回答：“胸中有一部《纲目》（指《资治通鉴纲目》），无容赘也。食人之食，死人之事，分也。”绝食二十三日而后逝。

在他之后，“江南四才子”之一的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师徒，相继起兵抗清，事败后或自沉，或就义。夏完淳就义时，年仅十七岁，其《狱中上母书》字字血泪：“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贵得死所耳”——这五个字，道尽了所有。他们等待的，就是这样一个“得死所”的机会，为了心中的道义，为了文化的延续，从容赴死。

从崖山的十万碧波，到煤山的一根衣带；从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到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从陆秀夫的负帝蹈海，到南侨机工的驱车赴死……历史的场景在不断变换，但核心的精神脉络，却清晰如一。

所以说为什么有的王朝虽然覆灭依旧被后人怀念和称颂，而有的王朝哪怕到了今天，虽然被各种美化洗白，强封盛世，可是人们提起它的名字都要吐一口唾沫！原因就在于在华夏历史上，就这一个王朝的末代皇帝甘愿给倭寇这样的异族侵略者当狗！中国人一辈子都在等一个值得自己死去的机会，但是如果你满清了，那么必将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