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到贞元：唐诗发展相对停滞期的诗坛风貌与艺术嬗变

唐代诗歌的发展，历经初唐的奠基、盛唐的辉煌，至中唐时期进入了一个复杂多变的阶段。从代宗大历初年至德宗贞元中叶（约八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诗坛呈现出相对停滞的状态。这一时期，虽不乏个别杰出诗人，但整体上，诗歌创作失去了盛唐那种蓬勃向上的气象与开阔宏大的格局。活跃于诗坛的，主要是一批曾亲历开元盛世与天宝之乱的诗人，他们对于时代的转折与诗歌使命的变化尚缺乏深刻认识，在艺术上虽承袭盛唐余韵并有所追求，却难以开创一代新风。韦应物、刘长卿、李益及“大历十才子”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创作，既折射出战乱初平后社会的低迷氛围，也体现了诗歌艺术内在的嬗变轨迹。

一、时代背景与诗坛概貌

“安史之乱”（755-763年）的爆发，是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战乱虽平，但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割据加剧，经济凋敝，民生困苦。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至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帝国处于缓慢恢复期，社会矛盾依然尖锐，士人的心态普遍从盛唐的昂扬自信转向内省、感伤乃至消沉。这种时代精神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文学创作。诗歌不再是盛唐时期抒发理想、干预现实的利器，而是更多地成为诗人寄托个人身世之感、排遣内心苦闷的工具。

在这一背景下，诗坛的主力军是那些虽经历过开元盛世和天宝之乱，但对时代的转折和诗歌使命的变化还缺乏深刻认识的诗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如韦应物、刘长卿，其诗作虽不乏清雅淡远之作，但整体气格已不如前。韦应物以山水田园诗见长，风格近于王维、孟浩然，但其《寄全椒山中道士》等名篇，在幽寂中透出的是乱后文人的孤寂与无奈；刘长卿擅长五言，自称“五言长城”，其《逢雪宿芙蓉山主人》等诗，在简淡的笔触中蕴含着深沉的身世之悲。然而，他们的创作未能突破前人窠臼，形成足以引领风尚的新变。

更为典型地代表此期诗风的是“大历十才子”这一诗人群体。他们大多活动于长安、洛阳两京，身居中下层官职，以诗名相交，唱和酬答，构成了一个具有相近审美趣味的流派。他们的创作，集中体现了身处战乱初平、时势不振之世，既无济时之志，其暗淡人生、委琐心态，已不可能再现盛唐气象所赋予诗人的眼界胸襟和骨力，只能在吟咏山水、伤时送别、称道隐逸的狭窄题材中寄托某种低回落寞的身世或时势之感。这种倾向，不仅为当时诗论家如皎然所批评，也为后世研究者所诟病，但同时也应看到，他们在诗歌艺术的精细化、抒情深度等方面，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二、“大历十才子”的群体界定与基本特征

“大历十才子”之名，最早见于姚合所编《极玄集》，指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一作“峒”）、耿湋、夏侯审十人。《新唐书·卢纶传》所载与此相同。尽管宋以后对“十才子”的具体成员有异说，但姚合所列的这十位诗人，因其活动时期、交往关系及诗风相近，被公认为这一流派的核心代表。

“十才子”大多出身进士，在朝中担任拾遗、补阙、员外郎等中下层官职。他们的生活重心围绕长安和洛阳展开，常常“奔走权门，陪从游宴，应酬赋诗”。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其诗歌创作的相当一部分属于社交应酬之作，内容多涉及宴饮、赠别、题咏等，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与批判。例如，钱起的《赠阙下裴舍人》、韩翃的《寒食日即事》等，虽艺术上精工，但思想层面难免流于平庸。

从心态上看，“十才子”身处帝国由盛转衰的节点，亲身经历了战乱带来的动荡与破坏，但他们未能像杜甫那样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兴亡紧密相连，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相反，他们更多地沉溺于个人际遇的感伤，诗中常流露出低回落寞的身世或时势之感。这种心态，与盛唐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那种“功名只向马上取”的豪情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的视野变得狭窄，题材集中于山水、送别、隐逸等传统领域，即使偶有反映战乱残破的作品，也往往停留在表面化的描写，缺乏深层的思考与升华。

当时著名的诗僧皎然在《诗式》中尖锐地批评道：“诗道初丧，正在于此。” 这一论断，虽不免苛刻，却准确指出了“十才子”创作在精神高度上的缺失。清代《四库提要》的评论更为平允：“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之职志。” 这意味着，“十才子”的创作标志着唐诗从盛唐的浑厚雄健向中唐的工巧精细转变，他们是这一“升降之关”的关键人物。

三、“大历十才子”的诗歌创作分析

（一）钱起：艺术工巧与思想平庸的典型

钱起（720年？—783年？），字仲文，是天宝九年（750年）进士，官至考功郎中，有《钱仲文集》十卷。他是“十才子”中名声最著者，其诗以精于炼意、工于造句见称。然而，其作品往往在艺术形式上追求完美，却缺乏深厚的思想内涵。

钱起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历来为人所称道：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此诗尤其是末二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曾被历代评家推崇为“诗美的极致”，认为其空灵悠远，余韵无穷。然而，若深入剖析，这二句本质上是一种“圆转活脱”的点题技巧，巧妙地呼应了湘灵鼓瑟的传说，以景结情，避免了直露的说教。正如鲁迅在《题未定草》中所指出的，这种写法虽显匠心，但终究是技巧层面的成功。全诗用典贴切，音韵和谐，描绘了瑟声的凄苦与清越，但整体上并未超出科举试诗的范围，缺乏更深刻的情感体验或社会关怀。

钱起的其他名篇，如《送僧归日本》：

“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浮天沧海远，去世法舟轻。水月通禅观，鱼龙听梵声。惟怜一灯影，万里眼中明。”

以及《赠阙下裴舍人》：

“二月黄鹂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阳和不散穷途恨，霄汉长怀捧日心。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

这些诗作，均可见其欲袭盛唐之境的艺术追求。《送僧归日本》试图营造一种空灵禅意，境界开阔，但较之王维的同类作品，显得气韵不足；《赠阙下裴舍人》在写景抒情中夹杂干谒之意，虽对仗工整，描绘宫廷春色细腻，但结尾的慨叹流露出典型的仕途失意情绪，整体上终乏盛唐之骨。这种差距，非惟才气不逮，首先是由于思想平庸。钱起的诗，代表了“十才子”在艺术上精雕细琢，却在精神气象上难以企及前人的普遍困境。

（二）对战乱现实的有限反映

尽管“十才子”的诗歌主体回避社会矛盾，但他们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及后续的动荡，对战乱造成的社会破坏有一定感受，并在部分诗中作了零星反映。

李端（字正己，大历五年进士，有《李端诗集》）的《宿石涧店闻妇人哭》便是一例：

“山店门前一妇人，哀哀夜哭向秋云。自说夫因征战死，朝来逢着旧将军。”

诗中通过一个寡妇的夜哭，简洁而凄婉地揭示了战争给普通家庭带来的悲剧。妇人向秋云哭诉，其夫战死，次日竟偶遇昔日指挥其夫的将军，这种巧合更添悲怆。全诗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是乱世民生的一个缩影。

同类作品还有耿湋（字洪源，734年？—787年？有《耿湋集》）的《路旁老人》：

“老人独坐倚官树，欲语潸然泪便垂。陌上归心无产业，城边战骨有亲知。余生尚在艰难日，长路多逢轻薄儿。绿水青山虽似旧，如今贫后复何为？”

以及卢纶的《逢病军人》：

“行多有病住无粮，万里还乡未到乡。蓬鬓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

这些诗作，直接描绘了战后流离失所的老人、伤病军士的悲惨境遇，具有一定的写实性。它们继承了杜甫“诗史”精神的某些方面，以白描手法展现社会疮痍。然而，这类作品在“十才子”的创作中占比极少，未能形成主流。它们往往停留在现象的描述，缺乏对战争根源的深刻批判或对民生疾苦的持续关注，反映了诗人们“济时之志”的匮乏。

（三）卢纶：十才子中的异彩

卢纶（737年？—798年或799年，字允言，有《卢纶诗集》）是“十才子”中经历较为坎坷、诗风也较为多样的一位。他屡试不第，后因权贵推荐才入仕，又曾陷身藩镇幕府，这种复杂经历使其诗歌题材较其他才子更为广泛。

卢纶的边塞诗尤为出色，部分作品苍凉雄浑，颇有盛唐遗响。其《和张仆射塞下曲》六首（组诗）是代表作，其中两首最为著名：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第一首借用李广射石的典故，在二十字中勾勒出夜间射猎的紧张场景，通过“林暗”、“草惊风”渲染氛围，以“没在石棱中”的结局夸张地表现了将军的神勇。第二首写雪夜追敌，“月黑雁飞高”烘托出单于遁逃的诡秘，“大雪满弓刀”则如一幅剪影，刻画了将士们冒着严寒准备追击的英姿。这两首诗，画面壮阔，气氛紧张，人物形象鲜明，语言凝练有力，确实能让人联想到盛唐边塞诗的气韵。

卢纶的写景抒情诗，因融入了家国身世之感，也显得真切动人。如《晚次鄂州》：

“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三湘衰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

此诗写于诗人避乱南行途中。首联写远见汉阳却行程尚远，暗含羁旅之愁。颔联“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是名句，通过商贾昼眠、舟人夜语这两个细节，敏锐地捕捉到江上行舟的独特体验，以动衬静，体现了观察的细腻。颈联“三湘衰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将自身鬓发斑白与秋色萧瑟相联系，对着明月抒发万里归心，情感深沉。尾联“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将个人家园毁于战火的悲愤，与耳边不绝的战鼓声相连，升华了对时局动荡的忧患。全诗叙事、写景、抒情紧密结合，在“十才子”同类诗中堪称杰出。

（四） 艺术精品的抒情深度与形式美感

尽管“十才子”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存在局限，但由于他们诗艺精熟，重视诗歌的抒情特征和审美追求，创作出了许多艺术精品，长期流传人口。这些作品在抒情的深细、表达的工整精练、风格的淡远清雅以及诗律和诗境的精美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司空曙（720年？—790年？字文明，有《司空曙诗集》）的《喜外弟卢纶见宿》便是一例：

“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以我独沉久，愧君相见频。平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

诗中“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一联，历来备受推崇。诗人以雨中飘零的黄叶树，映衬灯下衰老的白头人，意象精警，情景交融，将两位诗人亲友仕途失意、饱尝世态炎凉的凄苦心境渲染得淋漓尽致。这种通过自然景物隐喻人生境遇的手法，体现了抒情的高度深度与意象经营的成熟。

他的另一首《云阳馆与韩绅宿别》：

“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离杯惜共传。”

此诗写与故人久别重逢、旋即再别的复杂情感。首联言别久，颔联“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真切地写出了乱世中人意外重逢时那种难以置信的惊喜与悲慨。颈联“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以凄冷的景物烘托出客馆夜话的悲凉氛围。尾联预想明日别恨，只得珍惜眼前共传离杯的时刻。全诗将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和离合聚散的深沉感慨，浓缩于尺幅时空场景之内，语言简净而情感容量巨大。

韩翃（字君平，天宝十三年进士，有《韩君平集》三卷）的《寒食日即事》更是脍炙人口：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此诗表面描绘唐代寒食节的风俗画面：京城落花飞舞，东风拂柳，日暮时分，宫中特赐蜡烛给近臣贵戚，轻烟随之散入豪门。诗句明丽省净，意境优美。然而，细究之下，“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寓含着深意。寒食节本应禁火，但皇宫却特许“五侯”（借指宦官或权贵）点烛，这暗讽了特权阶层的骄纵与朝廷恩泽的不均。诗人将贯通古今的时政讽谕和个人幽怨，巧妙融入节令景物的描写之中，举重若轻，显示出不凡的艺术功力。

总体而言，“十才子”的诗歌确实表现出回避现实生活矛盾、偏重追求形式美的创作倾向。他们的作品，缺乏杜甫式的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也缺少李白式的狂放不羁的自由精神。但是，他们通过精研诗艺，在诗歌的抒情性、语言的精炼度、意境的营造上做出了积极探索，形成了淡远清雅的总体风格，这与盛唐的雄浑豪放、元白的浅切通俗、韩孟的奇崛险怪均有所不同，显示出独特的时代风貌。

四、批评视野下的“大历十才子”

对于“大历十才子”的创作，历代评论家多有臧否。中唐诗僧皎然在《诗式》中直言“诗道初丧，正在于此”，其批评的焦点在于诗歌精神层面的失落。在皎然看来，诗歌应当承载更崇高的道义与更深刻的情感，而“十才子”沉溺于个人琐碎感伤与形式技巧，导致了诗道的衰微。这一观点，虽带有一定的时代偏见和宗派色彩（皎然推崇的是以谢灵运为代表的自然清丽诗风），却确实指出了“十才子”创作在思想高度上的不足。

清代《四库提要》的评论则更具历史眼光：“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之职志。” 这段评语准确地把握了“十才子”在唐诗流变中的历史地位。所谓“开宝浑厚之气”，指的是盛唐开元、天宝年间以李、杜、王、孟为代表的雄浑博大、自然天成的诗歌气象。大历以后，这种气象逐渐消散，诗风开始转变，“十才子”正是这一转变的关键（“职志”）。他们追求“风调相高”，即在风神格调上争胜，结果却“稍趋浮响”，意指诗歌内容趋于空泛，过于注重声律辞藻等外在形式。

这种“浮响”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题材的狭窄化，大量作品集中于应酬、山水、隐逸，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广泛关注；二是情感的浅层化，即使是抒写个人不幸，也往往陷入模式化的感伤，缺乏撼人心魄的力量；三是技巧的刻意化，虽然诗艺精熟，但有时不免显出斧凿之痕，失去了盛唐诗歌那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十才子”的积极贡献。他们身处盛唐诗歌高峰之后，面临着艺术上的巨大压力。在难以超越前人的情况下，他们将创作重心转向内心世界的深细开掘和诗歌形式的精益求精，这本身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他们的作品，标志着唐诗从外在世界的宏大叙事向内心情感的细腻描摹的转向，预示着中唐以后诗歌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他们的“淡远清雅”风格，对后世文人诗，尤其是宋代一些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艺术精品，如前述司空曙、韩翃、卢纶的诗作，以其永恒的艺术魅力，至今仍为读者所传诵。

五、李益：卓然特立的边塞诗大家

在李益（748年—829年？，字君虞，陇西姑臧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大历诗坛的另一种可能性。他虽然也曾被列入“十才子”的名单，但其生平经历与诗歌成就远非那些诗风平庸的“才子”们所能比拟。李益是大历四年（769年）进士，建中元年（780年）以后，曾“从军十八载，五在兵间”，长期体验过边塞军旅生活。晚年以礼部尚书致仕。有《李益集》二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二卷。丰富的边塞经历和“为文多军旅之思”的自觉追求，使之成为中唐时期最杰出的边塞诗人，其创作显得更有创造性。

（一）边塞诗的主要内容

李益的边塞诗，内容充实，情感复杂，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抒发自己和广大将士的报国情怀。李益自称“关西将家子”（《边思》），“束发即言兵”（《赴邠宁留别》），少年时代即怀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其《塞下曲》充分体现了这种豪情：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

诗中连用三个典故：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马革裹尸”、定远侯班超的“生入玉门关”、唐初薛仁贵的“三箭定天山”。前两句表达了对马援、班超等前贤的仰慕与效仿之意，后两句则抒发了全歼敌人、永固边防的坚定信念。全诗格调高昂，充满悲壮的献身精神与豪迈的灭敌自信，继承了盛唐边塞诗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

又如《度破讷沙》其二：

“破讷沙头雁正飞，䴙鹈泉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

这首诗描绘了战士夜战晨归的壮丽场景。前两句点明地点（破讷沙、䴙鹈泉）和事件（战初归），后两句聚焦于日出时分，整个沙漠（碛）反射着日光，战士们的铁甲寒光闪烁。诗人没有直接描写战斗的激烈或胜利的喜悦，而是通过“满碛寒光生铁衣”这一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巧妙地烘托出战士们凯旋的豪情与军容的整肃，笔法含蓄而有力。

其次，是对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的生动描写。李益以壮美阔大的诗笔，展现了边塞特有的自然景观和戍边生活。如《暖川》：

“胡风冻合鹈泉，牧马千群逐暖川。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胡地寒风凛冽、鹈泉冻结，而牧马千群为避寒追逐温暖川流的景象，后两句则揭示了征人戍卒在如此恶劣环境下“年年移帐雪中天”的无尽艰辛。这种对边地气候与游牧、戍守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新唐书·李益传》记载，他的一些诗，“天下皆施之图绘”，可见其写景状物之生动传神。

除了单纯的写景，李益更善于在写景中融入自己丰富生动的从军和出塞体验。如《盐州过胡儿饮马泉》：

“绿杨着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从来冻合关山路，今日分流汉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

盐州（今宁夏盐池）是唐与吐蕃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诗的首句“绿杨着水草如烟”以明丽的色彩描绘了饮马泉春意盎然的景色，与“旧是胡儿饮马泉”形成今昔对比，暗含失土收复的欣喜。颔联“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是千古名句：月夜笳声四起，渲染了边地不靖的氛围；“何人倚剑白云天”则化用宋玉《大言赋》“长剑耿耿倚天外”之意，既表达了对卫国猛士的呼唤与崇敬，也隐含着对当前边防无人、局势堪忧的隐忧。颈联通过关山路从前冻合、今日冰消雪融的对比，进一步抒发了对国土光复的感慨。尾联“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笔锋一转，由景及人，流露出远行出塞的诗人对自身容颜憔悴、年华老去的悲凉之感。全诗将叙事、写景、抒情自然融合，情感跌宕起伏，基调积极中蕴含悲凉，深刻反映了边塞生活的复杂体验。

第三，是对边防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映。“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国力衰退，边患日益严重。朝廷守边无策，边将往往“生事邀功，窃取官赏”（《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边兵则“更番往来，疲于戍役”（《旧唐书·陆贽传》）。李益的边塞诗真实地揭示了这些复杂矛盾。他在《夜发军中》写道：“今日边庭战，缘赏不缘名。” 直言边战有时只为邀赏，而非为了卫国正名。在《五城道中》更是发出深沉慨叹：“寝兴倦弓甲，勤役伤风露。来远赏不行，锋交勋乃茂。未知朔方道，何年罢兵赋？” 表达了对无休止戍役的厌倦和对和平的渴望。

李益尤其善于从戍卒普遍的心理情绪变化来揭露边塞的严峻现实。其《从军北征》：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明看。”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雪后天山、寒风刺骨的环境，以及横笛吹奏《行路难》这首悲苦曲调的场景。后两句“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明看”，以夸张而又真实的笔法，写出了三十万征人在同一时刻，因笛声触动乡愁，不约而同地回首望月的震撼画面。这种集体的望乡行为，极其有力地揭示了军中普遍存在的厌战思乡情绪和低落的士气。

又如《回军行》：

“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沙云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士卒哭龙荒。”

诗中描绘了关城秋色萧瑟、日暮沙云笼罩古战场的凄凉景象，后两句代将士请命，请求朝廷下令回师，收拾阵亡者的尸骨，不要让士卒们再在这荒远之地（龙荒）悲泣。这种悲凉感伤的情调，与盛唐边塞诗中那种“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乐观形成了鲜明对比，折射出中唐国势衰微、边防不振的时代折光。

（二）艺术成就与基本风格

李益以七言绝句著称于世。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卷二十中评价道：“七言绝句，中唐以李庶子（益）、刘宾客（禹锡）为最，音节神韵，可追逐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 这一评价将李益的七绝置于中唐顶尖地位，认为其音节和谐、神韵悠远，足以媲美盛唐的七绝圣手王昌龄和李白。

李益的七绝，确实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它们富于形象感和音乐美，语言流畅自然，意境明朗开阔而又含蕴深厚。其代表作《夜上受降城闻笛》被誉为中唐绝句的压卷之作之一：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诗的前两句对仗工整，以“沙似雪”、“月如霜”的比喻，勾勒出边塞夜景的静谧与荒寒，色彩清冷，氛围悲凉。第三句“不知何处吹芦管”，笔锋一转，引入不知从何而来的芦管（胡笳）声，这声音打破了夜的寂静，也触动了征人最敏感的神经。结句“一夜征人尽望乡”，以夸张而又真实的笔法，道出了这芦管声所引发的无边无际、彻夜难眠的思乡之情。全诗将色彩、声音、情感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前三句的写景均为末句的抒情做了层层铺垫，意境浑成，悲壮婉转。据说此诗当时即被“教坊乐人取为声乐度曲”（《唐诗纪事》），广为传唱，可见其情韵兼美，感人至深。

李益诗歌的基本风格可以概括为“悲壮婉转”。他的诗，既有边塞题材固有的雄浑悲壮之气，又融入了中唐特有的感伤婉转之情。无论是抒发报国壮志，还是描写边地风光，抑或反映戍卒愁怨，都渗透着这种复杂的情感基调。这使得他的边塞诗，既继承了盛唐的传统，又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六、结论：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从代宗大历初至德宗贞元中的近三十年，是唐诗发展史上一个相对停滞而又暗流涌动的时期。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大部分诗人，身处时代巨变之后，心态趋于内敛、感伤，其创作在思想内容上回避社会主要矛盾，题材狭窄，情感力度不足，确实难以再现盛唐诗歌的辉煌气象与磅礴骨力。皎然“诗道初丧”的批评与《四库提要》“稍趋浮响”的论断，都精准地指出了他们创作的局限性。他们的诗歌，在精神气格上，确实与盛唐“开宝浑厚之气”渐行渐远。

然而，历史的评价需要辩证的眼光。“大历十才子”及其同时代诗人，并非一无是处。他们“诗艺精熟，重视诗歌的抒情特征和审美追求”，在盛唐诗歌的艺术高峰之后，转而向诗歌的内部规律进行深入探索。他们在抒情的深细入微、语言的工整精练、意境的淡远清雅以及诗律形式的精美化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韩翃的“春城无处不飞花”，卢纶的“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等，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无不体现了他们在艺术上的匠心独运。他们的创作，标志着唐诗从侧重于外部世界的反映与理想精神的抒发，开始转向对内心情感的细腻品味与艺术形式的刻意讲求。这种转变，固然有气格转弱的弊端，但也为后来中唐元和时期韩愈、孟郊的奇崛险怪，元稹、白居易的平易通俗，以及李贺的诡丽凄艳等多元诗风的出现，做了某种程度上的铺垫和过渡。

在这一时期的诗人中，李益无疑是一个卓然特立的存在。他以其丰富的边塞经历和“慷慨意气”，突破了“十才子”大多平庸的诗风局限，将边塞诗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诗，既有报国情怀的抒写，边塞风光的描绘，更有对边防现实矛盾的深刻揭示，尤其是对戍卒普遍心理情绪的把握，极具时代特色。在艺术上，他的七绝音节神韵，逼近盛唐名家，其“悲壮婉转”的独特风格，成为中唐诗歌园地中一朵耀眼的奇葩。李益的成就表明，即使是在相对停滞的时期，真正的诗人依然能够凭借其独特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才华，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综上所述，大历至贞元中的唐诗，虽整体上处于盛唐之音的回响与中唐新变的酝酿之间，呈现出相对停滞的状态，但它并非一片荒漠。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诗人群体的艺术探索，以及像李益这样杰出诗人的个性化创造，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复杂而丰富的诗坛景观。他们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他们对诗歌抒情性与形式美的深化追求，都值得我们在今天以严谨、专业的态度，给予全面而完整的审视与评价。这段诗歌史，以其特有的风貌，在光辉灿烂的唐诗长廊中，依然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